第8章 流动性盛宴下的产业迷思(2)

钢贸商需要将钢材存货质押给银行以获取贷款。可这些质押物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在上百起诉讼案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牵涉到通过重复质押来骗贷，甚至是伪造仓单来骗贷。这里自然有钢贸老板的违法行为，可是银行对于抵押物流于形式的合规审核与监管也为此埋下了隐患。甚至银行的客户经理自己也知道抵押物的“猫腻”，可为了完成业绩，照样睁一眼闭一眼，以此来确保业务指标的完成。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银行都没有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抵押物进行监管，顶多就是银行抽查一下，钢贸老板们应付一下。据有关报道称，钢材的重复质押总和最高时超过库存近3倍！

有意思的是，在传统抵押物当铺式信贷方法的基础上，部分商业银行推出了一个“联保互保”的创新融资模式。该模式在2009年达到鼎盛，并将诸多参与其中的企业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联保互保源于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模式”，是为了解决农民获取小额贷款而设计的。该模式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在经济狂热的信贷浪潮中，参与联保互保的各位企业、担保公司乃至银行，都被表面经济的繁荣冲昏了头脑，而忽略了背后的风险；更没有花时间去思考在没有抵押物的基础上，在中国整个信用缺失的大环境里，如何谨慎地对待风险。当银行还在把这种模式当成创新的信贷模式，将之奉为打破了过去抵押物崇拜的静态产品设计理念的时候，大家都忘了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一旦经济下行，失去了企业的商业信用、抵押物的支撑，以及银行的资金支持，必然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坍塌风险。而其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惊人的。这也是信贷危机持续发酵的根本原因之一。

那究竟是谁害死了钢贸商？

是4万亿的宏观经济调控吗？也许是。因为它是整个信贷热潮的触发点。

是钢贸商自己吗？也没错。如果钢贸商在经济过热的环境里，在银行拼命塞钱的狂热里能不为所动，坚守本业，稳步发展，而不是拿着大笔贷款去炒楼、买矿、高消费、盲目地多元化发展，就不会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出现资金链断裂。但这对于这些钢贸商而言似乎要求太高了。

是银行吗？也许很多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银行对业绩的贪婪。这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在一个原本应该有着强烈的操作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业里，银行家却一心想着如何快赚钱！而当风险出现后，首先想的却是如何用最快速度抽回资金、保全自己。这是资本家还是银行家？抑或是银行家和资本家从来就是两位一体的？

是联保互保这样的信贷模式吗？如同我之前讲述的，该模式本身并无问题，关键在于采用这种模式的机构是否真的对风险有足够的识别力，从而善用这样的工具。在我看来，这样的担保机制在很多时候不仅不是万能药，甚至是毒药！

那还有谁呢？银行的员工？在银行考核奖惩机制的推动下，银行的员工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完成业务，以此换取高额的激励与奖金。其背后同样是对风险的漠视、甚至参与到企业的欺诈骗贷过程中！

这是一个资本疯狂的时代。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里，企业、金融机构、企业家、银行员工，都在用各种方式疯狂地掠夺财富。在easy money面前，人们考虑的是如何能够一夜暴富，而不是想着如何诚信经营，打造一个百年老店。

退潮之后，裸泳者自现。

这个充满狗血情节的钢贸信贷危机，留给我们的，无疑是巨大的思考。

第二节　民间担保借贷的癫狂与失落

浙江经济之繁荣是有目共睹的，第一是源于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上海的打工文化不同，浙江到处是老板，而且很会赚钱；第二就是有着非常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是传统银行市场的发达，还有非常活跃的民间金融。

然而，2012年7月末，一场巨大的信用危机使得一大批民营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一份由600家民营企业老板共同签字的请求信放在了浙江省金融办的办公桌上。信中提出两点恳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抽贷引发的民营企业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系统化处置；二是希望省政府出面与银行协调暂停抽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的贷款暂时发还给相关企业，给企业喘息和处理的时间，争取今后3年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

是什么使得浙江这个昔日金融异常发达的地区变成如今这样一个危机四伏、水深火热的状态呢？

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联保互保这种曾经被誉为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型融资方式。而我却不这么认为。联保互保只是一个浮于表面的融资工具，本身并无对错。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顾风险，为达到融资目的不择手段，那么再好的工具都会出现问题。我觉得造成浙江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浙江企业家的过度投机，造成实业空心化。

二是过度发达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浙江金融与企业的畸形发展。我们都知道浙江的经济是非常活跃发达的，其总量在全国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位列第四。然而在大好的形势之下，10多年来并没有涌现出很多成功的大型企业，像娃哈哈、万向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相反，倒是出了很多轰然倒下的浙江大型企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反面案例。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浙江的金融机构数目之多，在国内数一数二。

基本上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在浙江都有分支机构。据称，2009年金融危机前，在浙江的金融机构基本没有亏钱的，都赚得盆满钵满。在许多大银行内部的系统排名中，浙江省分行的规模与盈利能力在行内多排名前三，有的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更有甚者，其分行规模甚至达到整个银行的1/4。这也是为什么杭州的金融机构数目之多堪比金店米店，只多不少。

繁荣的浙江经济带来了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随之也带来了极为惨烈的行业竞争。对于较好的企业，银行为了将贷款放出去，不断放松条件，甚至忽视基本的风险控制原则，例如对贷款用途的审核，对资金使用周期的审核，对企业负债率的控制等，都被放在一边。一家上规模的贸易流通性企业，其资产负债率往往都超过85％，远远在50％的警戒线以上。而以资产抵押为例，别的地区同样的资产也许要打对折，在浙江至少是七折。

是什么造成浙江的信贷政策如此灵活呢？

这几年，浙江经济发展迅猛，浙江企业盈利能力强，因此贷款质量一直很高，几无坏账。这样好的条件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在浙江扎堆进驻。由于彼此的目标均是大型优质企业，竞争极为激烈，不断挤压银行的底线，也是造成信贷政策极其宽松的原因之一。

从银行那里获取资金变得如此容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不由得让人们联想起上文提到的钢贸商信贷大跃进的故事。

浙江企业家从来就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商机的天然敏感性和赌性。浙江老板似乎总能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早发现能赚钱的事情。而一旦发现，只要有1％赚大钱的机会，就会甩开手去搏，先干了再说。抢在别人之前把能赚的钱赚了，甚至不惜把行业做死。这种特性是浙江人闯荡天下的看家本领，也令很多地区的企业家对浙江老板的精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而这样的属性与浙江过于发达的金融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它们的结合又是如何造成浙江今天这样的局面呢？简单来说，根本原因就在于浙江的企业家借助轻松获得的信贷资源去做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而造成实业空心化。

我们举个例子吧：

一位浙江民企老板开了一家纺织厂，一年辛辛苦苦勤勉干实业，仅仅赚了几百万元的利润。然而当初买来用于盖厂房的土地却在几年时间内不断增值，使他轻而易举地赚到了几个亿。同样，一个温州商人，四五年通过实业赚来的钱，给太太拿去炒房，先是在温州老家买一套房改善生活，后来又去北上广深投资房地产，两三年不到这些房产的增值就让他们收到两三个亿的回报。于是太太嘲笑老公，说你辛苦做实业也没赚到什么钱，反而落下一身病根，还不如用赚来的钱去炒房地产。

这样的故事在浙江非常普遍。

自2000年以来，依靠固定资产升值而一夜暴富的人比实业发家的人要多得多。由此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陷入一个怪圈：那就是踏实干事业的人并没有好结果，而大量“不专心”做实业，不断通过实业套钱用来做投机的企业却一个个暴富，使得其他企业都以之为榜样，走上了投机生涯。在这个资本狂热、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土地升值或投资而得来的利润要远高于实业经营，而实业则沦落为企业向银行融资的载体而已。

这是一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浙江由此演变成了一个全民投资乃至全民投机的狂欢盛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上升阶段，这样的盛宴将持续笙歌艳舞；一旦经济形势逆转，噩梦的到来也就为期不远了。

浙江的企业其实大多都不缺钱。不缺钱为什么要贷款呢？这是因为大部分贷款基本都被挪用到生产以外的投资投机上了。因此，他们不是缺钱做生意，而是缺钱去投资、去投机。很多浙江老板都会说，他们融钱是买房、拿地、套利，因为钱好赚，要抓紧时间干一干。

而银行真的不知道他们用贷款来的钱去做买房拿地套利吗？显然不是。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银行明明知道浙江企业并不缺生产所需资金，仍然一个劲地给他们贷款。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浙江企业家有赚钱的能力。他们的精明使得他们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机会，能赚钱自然还得起钱。更何况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浙江企业盈利能力强，浙江企业家信誉高，违约屈指可数。与之对照，其他地区如此情况并不多见。也就是说，相对全国大多地区而言，浙江的整体风险度还是很低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银行会将全国信贷额度的近一半都投在浙江市场上的原因。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大量投资投机行业的萎缩，房地产行业泡沫的破灭，那些利用银行的短期贷款资金从事投机的企业必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现状。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银行发现企业资金紧张，面临贷款逾期的窘境时，必然会收紧信贷，而这往往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贷款极其宽松的情况下浙江企业的负债率是很高的，而且资金并不都在实体经济中流转，而是很多都投在了别的项目中去。这些项目通常流通性又很差，一旦银行紧缩信贷抽贷款，必然会导致企业崩盘。

一个有理性的、踏实做实业的企业其实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个理性的企业不会借入超过自己经营需求的资金，即使需要大笔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入或重大并购，有理性的企业也多在确保长期资金的借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启动项目，更不会通过短期的拆借、通过期限的错配来用于长期项目，甚至挪用资金来进行与之毫不相关的投机业务。

很多浙江企业家在面对质疑时往往回答：我们不这么干，企业无法得到快速发展。事实证明，那些对资金来者不拒、不坚守本业的企业，最后都是死路一条。

一夜暴富源于资金来得容易，一夜暴亡也正是因为资金来得过于容易。

如果说资产的快速增值是让企业沉醉于投资套利，进而在经济下滑期因资金枯竭而崩盘的罪魁祸首，那浙江金融机构的过度宽松和放纵，则是使这一问题火上浇油的幕后推手。

这里有三个典型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面对资质较好的企业，浙江的商业银行为了放出贷款，其手段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不断放松银行风控的底线外，还用各种方式不断鼓励浙江企业多拿钱。这一点和发生在钢贸商身上的融资信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典型特征，也可谓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奇葩。那就是用贷款来创造存款。银行在监管要求的贷存比的压力下，在银行内部存款考核指标的约束下，几乎都要求企业在办理贷款的同时，需要配套存款。如银行为一家企业贷款1000万元，会要求这家企业同时给银行创造1000万元的存款，你可以找有钱的企业来存这1000万元，或用你贷款来的钱在银行存一段时间。

这其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企业如果有能力存款，为什么还要贷款呢？但这样的现象在浙江的金融行业非常普遍，甚至已成为一个惯例。

在高峰的时候，很多银行甚至要求1∶2的配套，就是贷给你1000万元，要求你创造2000万元的存款。在温州、绍兴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企业为了能获得贷款，就去找那些资金充裕的大企业，请它们出面将钱存在贷款银行以创造存款。当然代价是你需要给提供存款的企业足够的资金回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变相推高了企业的贷款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其实是最大的高利贷主。因为如果你按照1∶1的贷款与存款配套算下来，贷款利率基本达到了12％以上，这还不算其他的各种费用。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实业更加空心化，因为经营实业一年到头的毛利润也就10％左右。企业哪来那么高的利润支付利息？

由此，这迫使了企业贷款之后必然投入到比自身实业更赚钱的行业中去，例如房地产。或是采取另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贷来的钱再借出去。12％从银行借来，20％甚至更高借给别人，借给愿意出更高利息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小额贷款在浙江如此火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