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
三伏天赶稿，苦差事也。
鲁迅的文章里抱怨热天的段落很是不少，“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树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朝花夕拾·小引》）
偏偏这时候国忠电话打进来，称先把手头的活儿放放，帮我一忙，赶紧给我这书写个序。我问过书名，国忠答“现代文学断片”，我说不如改为“新文学谈屑”似乎更符合你的“工作性质”。国忠说，鲁迅《祝福》有云：“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只需将“祥林嫂”改作“现代文学”，断片便自归自地圆了。听了他的解释，我这才觉得“断片”是项伟大的工作，我不尽了解国忠到底在写些什么，虽然我和他认识已二十年。
二十年了，应该说是互相非常之熟悉了吧，亦不尽然，接到写序任务的前一天，我给国忠电话，问大热天干什么呢，他说看电视呢，我问看什么电视，他说看羽毛球呢。于是，我揶揄了一大篇，——你是不是还看女排、女足呀。二十年前，一九九五年春，我们在地坛体育场的书摊认识，怎么认识的？抢书认识的。国忠家离地坛很近，我则极远。偌大的空场，十几个摊，十分钟都用不了就全转遍了。有好几次，摊主告诉我刚刚什么什么好书被谁谁买走了，然后用手一指，每次都指向一个移动的瘦削的身影，——赵国忠。那一天，我们几个经常明争暗抢的淘书客，三巡过后，估计今日不会有啥好书漏网，便凑在一起闲聊，聊得起劲，“书”味相投，互通姓名，互留电话。我问国忠你怎么老来那么早呀，他说我就住北新桥骑车五分钟。
地坛的淘书岁月，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虽短，书友之间的脾气禀性，买哪类书大致有了概念。国忠一直记得我干的一件“冲动消费”的傻事。那天好像淘书一无所获，刚要离场，看见地摊上有一台收录机，很喜欢，六百块钱没还价就买了，国忠说你买它干吗还那么贵。挺大挺沉的一台机子好不容易捆在自行车后架骑回家，好像没听几首曲子就吱吱，五十块钱卖了废品。国忠一提这事就说买音响能在地摊买么，这不明摆着扔钱么。国忠从不干冲动消费的傻事，就算再喜欢的旧书，只要价格太超行市，或明摆着宰人，他便拂袖而去，甚至会骂上一两句，如果我们伸着脑袋情愿挨宰，他连我们一起骂。论经济条件，我们几个相差不多，惟国忠的爱书是有底线的，我们几个则一见好书便忘了家有妻儿老小。
姜德明先生说“赵君不是大款，访书是他的业余爱好，凡有书价高得离谱者，他是避而远之的。”（《聚书脞谈录》序）
还有一件在地坛留下的遗憾之事，某天我俩一起看到了一大摞民国画报，也许都是残本，外表散乱却不破烂，摊主开价二百元不算贵。现在回想，至少应该翻翻呀，看看是啥品种或许“形散神不散”呢，越是破烂越可能藏匿珍宝，废纸堆里翻出名家手迹乃常有之事，可惜当时我俩都抱着“谁买谁傻”的心理。
地坛书摊取消之后，我们就转战潘家园，报国寺，海淀镇，琉璃厂，隆福寺等京城大小书肆，几乎没有一处没留下我们战斗的、游荡的身影。每逢周末必相约逛摊，逛到中午找个小馆子吃饭，吃完饭再约下一周。这么既规律且逍遥的时光，维持了十四五年，如今忆及，我们都很怀念那段“小苦而微甜”（周作人语）的日子。
梅曾亮（1786—1856），清代有名的文人，喜好搜书，缺钱了就卖书给友人（见拙文《梅曾亮卖书帖》），梅曾亮写有《买书四友歌》，此诗把梅曾亮的几位书友（含梅自个儿）描画得与今人不爽毫厘。
晋鱼见书口流涎，到手恐有他人先。
索价不畏高如天，归来障簏倾铜钱。
明叔爱好不求全，索难得巧意气鲜。
细寻脱简抽闲编，默丹细字书盈额。
张子游肆如林泉，瓦南街东可忘年。
客无床坐书相连，不破一钱听管弦。
自笑买书如买田，循其四角及种边。
重装自钉端不偏，未得一读手为胼。
我念给书友听，笑谈谁像“晋鱼”、谁像“明叔”、谁像“张子”、谁像“梅曾亮”。我认定，国忠理应对号入座“客无床坐书相连”之张子，至于“见书口流涎”，应是人人有份。
我们几个若论“书运”的话，谁也不如国忠，他往往能付出极小的代价猎取高品质的珍本。周作人的《药味集》比较难找，他竟于冷摊淘到过两本。林纾《剑腥录》极稀见，他以五十元贱价得之，而且是在我眼皮底下。隆福寺旧书店内室摆过一堆晚清民初之旧画报，我先过了一遍筛子，不料几天后国忠竟然翻检出整份之《春明画报》，也是贱价得之。说来奇怪，某些店家或摊主还真是愿意卖书给国忠，不管他骂没骂过他们。“俞家故物”是国忠最大的一笔“书运+书福”，所费区区数百元，书运眷顾，神仙也拦不住。姜德明先生不止一次对国忠说“你真会买书”。
我与国忠的交往，如果只限于淘书一件事恐怕也维持不到现在，好几位书友当年过从甚密，如今杳无音讯，就是因为淘书话题之外便无话可聊了。从一开始认识，我们即达成一个“潜共识”，——买书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将心得写出来——发表成文章——出成书。在我，更是有将“购书之成本”靠稿费写回来的谋划。在国忠，却不乏往专业研究发展的热情和干劲。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互相介绍投稿的报刊，还是要回到“运气”上来，某些报纸很愿意要国忠的稿子而不大理睬我，我问他有何奥妙，他大声说“不难登呀！”有一家很大的报纸，离我住的小区只隔着一条小马路，奇怪的是，国忠的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只用了我两三篇，再投，就给你个不理睬。综合了买书与投稿的诸多碰壁，我还是有所醒悟，凡事皆往运气上推诿是徒劳的，检查自身的毛病吧，我待人接物远远不如国忠热情和爽快，按老话讲，我这人天生一副“整脸子”。再说得彻底些，即国忠交得住朋友，我交不住。一向所说的“做什么先做人”，虽非普世之真理，却常常被它说中。
国忠所擅长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我较为陌生，我的许多关于这个领域的常识还是与他闲聊中得来的，“鲁郭茅巴老曹”这个顺口溜式的大师排名，我是打国忠那第一次听来的，颇觉有趣。国忠对于现代文学作家的熟悉程度，多次令我惊诧。有一回在潘家园地摊，我两块钱买到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一会儿碰到国忠和柯卫东，习惯性地问“买什么了？”我刚说出“什么冲出什么”，国忠应声而出：“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的，多少钱？”“两块！”“太值了，傻帽儿卖书的不懂！”
作为业余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国忠不很服气某些专业研究者的水平和态度，他用力最勤的两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名家佚文的发现”，譬如《全集怎能这样编？》，简直近乎面对面质疑了；《错谬甚多的〈唐藏书〉》等文亦怒气冲冲。国忠的怨气不无道理，某些个专业研究者有着大把的时间，拿着公家的俸禄，挣着体面的名声，却生产不合格产品。最近，我对国忠说了一个看法，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还是你我之流写作的东西具有较长久的价值。一百年以后的读者，就像现在你我对待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一样，钩沉史料就像考古猎奇，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拥有历史癖者。倒是那些忽左忽右的议论风生之雄文，只供一时赏乐，仅此而已。
我这话不是凭空乱说。海豚出版社近年出了一个“海豚书馆”系列，其中一个分支专门出版不在世的文化人遗作，这个分支的领导者是陈子善先生。陈子善的研究领域、研究趣味想必读者都很清楚，所以凡是在这个分支出版的书，必须是一九四九年之后未出版过的纯粹古董级“出土文物”。国忠为此分支贡献了三册（熊佛西，傅芸子，范烟桥），我也是三册（朱省斋，何挹彭，瞿兑之），此外我俩共同的老友赵龙江一本（毕树棠）。这几本书如果我们仨不利用民国报刊来编纂，这几位作者的文章或许永无出头之日。我跟国忠说，忆往昔，我们仨二十年前初面之时，即对这几位现代文学边缘人物强烈关注，没想到二十年后还是由咱仨完成这个专家们不屑一顾的课题，抢救下几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中国没人了么。
三伏天赶稿，也不知道胡说了些什么话，忽然看到一九三五年七月，老向（王向辰）说的这段话，于我心戚戚然也——“这几天恰巧陶亢德先生也来信催索这篇文章，使我正在为难。和伏园先生太熟了，认真的记，绝不是三五千字的事；在这么老热天儿，不是闹着玩的。要是潦潦草草地写一篇，又大失钦敬孙先生之道。”（《孙伏园先生》）
时间紧，任务急，天老热，只好请国忠和亲爱的读者们见谅。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于都门城西老虎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