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解题引书方式及其原则
——以“琴曲歌辞”为例
摘要：《乐府诗集》解题主要有四种方式：直引、隐引、转引、概引。《乐府诗集》根据实际情况交叉使用这些引书方式。其引书有时间性、集中性、从优性、专门性等四种原则。《乐府诗集》引书情况十分复杂，梳理其引书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乐府诗集》文献来源，从而还原其成书过程。
关键词：《乐府诗集》 解题 引书方式 引书原则
作者简介：何江波，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乐府学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中津滨涉统计《乐府诗集》引书种类，喻意志分析《乐府诗集》引书情况，以直接出现的引用书目为依据，分析其种类、数量、频率等，清晰地展现《乐府诗集》引书情况。虽然喻意志指出26种文献为《乐府诗集》转引，但依旧是基于注明出处者，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乐府诗集》引书具有多样化特征，故而很有必要梳理其引书方式及引文关系。
一 引书方式
《乐府诗集》解题主要有四种引书方式：直引、隐引、转引、概引。直引者，书名、引文俱全；隐引者，引文全而无书名；转引者，引自他书；概引者，概括其文。直引式、隐引式，就其是否注明出处而言；转引式，就其引书层次而言；概引式，就其引文与原文关系而言。
《乐府诗集》具体乐曲解题，多为直引。而在十二类歌辞总解题中，这几种引书方式可能会交叉出现，同一段文献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引书方式。下文以《乐府诗集》“琴曲歌辞”解题为例，说明四种引书方式具体使用情况。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唐书·乐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农所造。”《广雅》曰：“伏羲造琴，长七尺二寸而有五弦。”扬雄《琴清英》曰：“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尊卑象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古今乐录》曰：“今称二弦为文武弦是也。”应劭《风俗通》曰：“七弦法七星也。”《三礼图》曰：“琴第一弦为宫，次弦为商，次为角，次为羽，次为徴，次为少宫，次为少商。”桓谭《新论》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为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黄帝之琴也。鸣鹿、循况、滥协、号钟、自鸣、空中，皆齐桓公琴也。绕梁，楚庄王琴也。绿绮，司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凤凰，赵飞燕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后，有瓠巴、师文、师襄、成连、伯牙、方子春、钟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畅，有操，有引，有弄。”《琴论》曰：“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其后西汉时有庆安世者，为成帝侍郎，善为《双凤》《离鸾》之曲，齐人刘道强能作《单凫》《寡鹤》之弄，赵飞燕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皆妙绝当时，见称后世。若夫心意感发，声调谐应，大弦宽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乱，攫之深，醳之愉，斯为尽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贞女引》，四曰《思归引》，五曰《霹雳引》，六曰《走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将归操》，二曰《猗兰操》，三曰《龟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飞操》，九曰《别鹤操》，十曰《残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已后，作者相继，而其义与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复备论。《乐府解题》曰：“《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存之者以广异闻也。”
由于文献关系较为复杂，故逐句逐段分析。
1．“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源自《初学记》。《初学记》引《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又引《风俗通》曰：“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禁邪防淫”源自《初学记》“防心”引《琴操》: “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可见《乐府诗集》整合《初学记》所引文献，重新梳理文句。引书方式较为复杂，《初学记》不注明出处，为隐引式。《琴操》《风俗通》等源自《初学记》，故《琴操》《风俗通》为隐引式、转引式，又《乐府诗集》整合《风俗通》原文而重新表述，故《风俗通》亦为概引式。
2．解题引《旧唐书·音乐志》《世本》《广雅》《琴清英》等解释“琴”之起源，《旧唐书·音乐志》为直引式，《世本》《广雅》《琴清英》等源自《通典》: “琴，《世本》云：‘神农所造’……《广雅》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大弦为君，宽和而温，小弦为臣，清廉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扬雄《琴清英》曰：‘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其中《广雅》所述内容，《乐府诗集》解题引《史记》及裴骃集解，故别引《广雅》。解题所引扬雄《琴清英》源自《通典》，《史记·乐书》作“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 《太平御览》引扬雄《琴清英》作“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可见原文作“天下治”，而《通典》避唐高宗讳，改作“天下化”，《乐府诗集》从《通典》。故解题中《通典》《广雅》为隐引，《世本》《琴清英》转引自《通典》。
3．解题引《琴操》详细说明“琴”之形制、特点，又引《古今乐录》、应劭《风俗通》、《三礼图》、桓谭《新论》、崔豹《古今注》补充相关信息。又引梁元帝《纂要》列举“琴名”“琴工”，看似各种文献均为直引，实则基本源自《初学记》：
《琴操》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广六寸象六合，文上曰池池者，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者，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风俗通曰》: “琴长四尺五寸者，法四时五行。七弦以法七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释智匠《乐录》曰：“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称二弦为文武弦。”《三礼图》曰：“琴第一弦为宫，次弦为商，次为角，次为羽，次为徵，次为少宫，次为少商。”……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黄帝之琴、鸣廉、修况、蓝胁、号钟、自鸣、空中号钟，齐桓公琴、绕梁楚庄王琴、绿绮司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凤皇赵飞燕琴。古之善鼓琴者有瓠巴、师文、师襄并见《列子》，师襄亦见《家语》，孔子师之，《韩诗》为师堂子、成连、伯牙、方子春、钟子期并见《琴操》。汉有渤海赵定、梁国龙德见刘向《别录》。”《风俗通》曰：“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曰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犹不敢自安，忧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穷迫，犹不失其操。”
对比可知，《乐府诗集》不仅抄录《初学记》正文，而且有选择地收录注文。如《琴操》《纂要》，正文、注文一并收入解题，而《初学记》注文所引《古今乐录》《风俗通》等，则选取部分文字以作补充说明。《初学记》未引桓谭《新论》及崔豹《古今注》，二书乃《乐府诗集》所增补。从征引先后顺序可看出，《乐府诗集》解题对《初学记》原文有所调整，如《初学记》引《风俗通》“琴长四尺五寸者，法四时五行。七弦以法七星”以解释《琴操》“五弦象五行”，引释智匠《古今乐录》“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称二弦为文武弦”以解释《琴操》“文武二弦”，以《琴操》为主，注文为辅。而《乐府诗集》遵循两项原则：底本文献优先，符合逻辑关系。由于编辑方式转变，《乐府诗集》一并收录《初学记》原文、注文，故以底本优先原则，全文征引《琴操》。又因《风俗通》“琴长四尺五寸者，法四时五行”源自桓谭《新论》，属增补文献，故此部分内容置后，而只取“七弦以法七星”一句。《风俗通》与《古今乐录》，无论时间顺序还是《初学记》征引顺序，都应该《风俗通》在前，而《乐府诗集》先引《古今乐录》，因从文字内在逻辑来看，《琴操》称“文武加二弦”，《古今乐录》解释为“今称二弦为文武弦”更加紧密，《风俗通》之“七弦以法七星”乃进一步解释。又《乐府诗集》所增《新论》，从内容来看紧接《古今乐录》《风俗通》，为何置于《三礼图》之后？因《琴操》《古今乐录》《风俗通》《三礼图》均源自《初学记》，出于文献完整性，先征引《初学记》所引内容，而《乐府诗集》所补内容均置后。《初学记》引书方式为隐引式，《琴操》《风俗通》《古今乐录》等为转引式，桓谭《新论》、崔豹《古今注》为直引式。
4．《乐府诗集》引《琴论》解释“畅”“操”“引”“弄”，《初学记》引《风俗通》解释“畅”“操”，然不如《琴论》完善，故直引《琴论》。
5．“其后西汉时有庆安世者，为成帝侍郎，善为《双凤》《离鸾》之曲，齐人刘道强能作《单凫》《寡鹤》之弄，赵飞燕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均源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赵后淫乱”条：“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琴弹《单鹄》《寡凫》”条：“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鹄》《寡凫》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赵后宝琴”条：“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其中“《单鹄》《寡凫》”有异文，《太平广记》引《西京杂记》曰：“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凫》《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由此可知，庆安世、刘道强、赵飞燕善弹琴之事，均出《西京杂记》，引书方式为隐引式。
6．“若夫心意感发，声调谐应，大弦宽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乱，攫之深，醳之愉，斯为尽善矣”源自《史记》正文及裴骃集解，《史记》卷四十六：“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裴骃集解引《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乐府诗集》将《史记》原文与注解所引《琴操》合并一处，说明其文献来源为《史记》，引书方式为隐引式。《琴操》为隐引式、转引式。
7．《乐府诗集》解题作“五曲……九引……十二操”, 《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引《琴操》作“五曲……十二操……九引”，第十二《襄陵操》，解题引《古今乐录》《琴历》《琴集》曰“夏禹作”, 《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引《琴操》作《怀陵操》或《坏陵操》, “伯牙所作”。从收录情况来看，《乐府诗集》录《襄陵操》，而无《怀陵操》或《坏陵操》。由此可知，《乐府诗集》将《琴操》“五曲、十二操、九引”调整为“五曲、九引、十二操”，按琴曲数量多寡排列，又因字形相近，将《怀陵操》改为《襄陵操》。或直引《琴操》，或转引自《初学记》。
8．解题引《乐府解题》说明琴曲解题多为附会，引书方式为直引式。
“琴曲歌辞”解题集中以《初学记》为文献来源，因一种乐器成为一种乐类，有其特殊性。故追寻“琴”之起源及形制特点，详细说明琴名、乐工、曲名，尽可能梳理琴曲演变史。引书方式以直引式、隐引式、转引式为主。具体引书方式详见表1。
表1
由表1可知，这几种引书方式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直引式与隐引式是两种不可兼容的引书方式，而转引式是就引书层次而言，所以可以与直引式、隐引式并行，如表中《风俗通》，转引自《初学记》。而《初学记》为隐引式，故《风俗通》是在隐引式基础上的转引。不理解这一层关系，就会将其看作直引，无法得知《乐府诗集》真实成书过程。转引式也可以与直引式相结合，如“杂歌谣辞”解题：“《宋书·乐志》曰……《尔雅》曰：‘徒歌谓之谣。'”此处《尔雅》即转引自《宋书·乐志》，而宋志为直引。《风俗通》还涉及概引式，《风俗通》曰：“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而《乐府诗集》概括其意：“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由引书方式可以看出，《乐府诗集》引书情况十分复杂，梳理其引书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乐府诗集》文献来源。
二 引书原则
《乐府诗集》十二类总解题引书方式为何如此复杂？是否有其潜在逻辑？通过分析其引书方式可以发现，隐引式使用较为广泛。这说明《乐府诗集》解题有意隐去部分文献来源，以求文意通顺。在撰写解题时，有时需要剪裁拼合部分引文，才能上下贯通，文从字顺。转引式多以隐引式为前提，概引式多为节略原文以简单描述。通过分析其引书方式可以发现，《乐府诗集》解题引书主要有四大原则：“早”“全”“优”“专”。具体来说就是时间性、集中性、从优性、专门性。
1．时间性
《乐府诗集》各类解题多以“溯源”为开始。如“郊庙歌辞”引《礼记·乐记》《诗经·周颂》解释“郊祀”“庙祠”用乐传统。“燕射歌辞”引《周礼》《仪礼》《礼记》等解释“燕飨之乐”“大射之乐”“食举之乐”起源。因其渊源有自，故而征引最早文献追溯之，以明源辨流。因所引以经学文献为主，且时间较早，故多为直引式。
各类解题多叙述历代沿革情况，同样以时间先后为序。如“鼓吹曲辞”解题，“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及魏受命，使缪袭改其十二曲……吴亦使韦昭改制十二曲……晋武帝受禅，命傅玄制二十二曲……宋齐并用汉曲……北齐二十曲，皆改古名……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隋制，列鼓吹为四部，唐则又增为五部”，以时间为线索，详细梳理各代鼓吹曲制作改造情况，其承袭演变过程十分清晰。又如“清商曲辞”解题，“清商乐……并汉魏已来旧曲……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及隋平陈得之……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长安已后……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乐章讹失……以问歌工李郎子……后郎子亡去，清乐之歌遂阙”。详细地说明清商曲自汉魏乃至隋唐之演变流传情况，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各种音乐文献。其中涉及文献，以相关正史乐志为主。因其连贯性，故采用隐引式引书方式；因其详略安排，或采用概引式引书方式。
2．集中性
类书如《初学记》等，已经对相关问题有集中考察，征引文献具有集中性特征，自成体系，故《乐府诗集》以类书为直接来源。如上文“琴曲歌辞”集中征引《初学记》“琴·叙事”部分，相当于琴类总解题。又如，“杂歌谣辞”解题：“《广雅》曰……《韩诗章句》曰……梁元帝《纂要》曰……故歌曲有《阳陵》《白露》……《下里》《巴人》。又有《长歌》……《劳歌》等 ‘行’”基本源自《初学记》: “《尔雅》曰：‘声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谣，亦谓之咢。'《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缓歌、长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劳歌。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谈、韩娥、王豹、绵驹、瓠梁、鲁人虞公、李延年。古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辨》《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八阕》《唐歌》《南风》《卿云》《晨露》。汉歌曲有《大风》《芝房》《白麟》《朱雁》《交门》《天马》《房中》《盛唐》《枞阳》《瓠子》《玄云》《步云》。古乐府有《燕歌行》《艳歌行》《长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缓声歌行》《棹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短歌行》《蔡歌行》《陈歌行》。”其中《广雅》当从《初学记》作《尔雅》, “杂歌谣辞”解题所引《宋书·乐志》已转引《尔雅》，故此处略去重复部分，保留《初学记》所引《尔雅》之前半句。《初学记》总结“古之善歌者”“古歌曲”“汉歌曲”“古乐府”，成为《乐府诗集》解题之直接来源。《初学记》“古之善歌者”，《乐府诗集》已援引更加详细之《宋书·乐志》，故略。《初学记》“古歌曲”，《乐府诗集》节引，止于“《下里》《巴人》”。《初学记》之“汉歌曲”，多为郊祀歌，不属此类，《乐府诗集》略而不用。解题所谓“又有《长歌》……《劳歌》等 ‘行’”，乃梁元帝《纂要》“又有清歌”等歌曲类型及《初学记》“古乐府”歌曲合并而成，如《纂要》:“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缓歌、长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劳歌。”《初学记》: “古乐府有《燕歌行》《艳歌行》《长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缓声歌行》《棹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短歌行》《蔡歌行》《陈歌行》。”二者有重复者：“长歌”与《长歌行》、“怨歌”与《怨歌行》、“缓歌”与《前缓声歌行》。而《乐府诗集》一概名之曰“行”，乃概言之，非确指。如《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收录《劳歌》，而无“劳歌行”。由此可知《尔雅》《纂要》、“古歌曲”“又有《长歌》”这种总体框架是《初学记》已经具有的集中性表述，《乐府诗集》在引用过程中基本沿用，根据实际需要，采用隐引式、转引式或概引式引书方式。
3．从优性
几种文献同时论述某一问题，则取其最优者，或综合群书，呈现最佳面貌。如解释琴曲名称，《初学记》引《风俗通》解释“畅”“操”两种题名，《乐府诗集》引《琴论》解释“畅”“操”“引”“弄”四种题名，《琴论》明显优于《风俗通》。又如“燕射歌辞”解题引《隋书·乐志》曰：“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则《孝经》所谓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则《诗》所谓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虽然指明引自隋志，实则有所不同。《隋书·音乐志》:“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则《孝经》所谓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则《诗》所谓 ‘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未引《礼记》。隋志源自《后汉书·礼仪志》: “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辟雍、飨射，《孝经》所谓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礼记》源出《后汉书·礼仪志》，《乐府诗集》乃糅合二书而成，在《隋书·音乐志》基础上又有所完善。所以引书方式为直引式、隐引式、转引式并用。
4．专门性
对某一问题有专门性论述，《乐府诗集》则优先引用。从乐类来看，“琴曲歌辞”解题多引琴学著作，如《琴操》《琴清英》《琴论》等。在具体乐曲解题中，仍有《琴集》《琴历》《琴谱》《琴书》《琴议》《琴说》《广陵止息谱》等。因其专就琴曲而言，故《乐府诗集》在琴曲歌辞中大量引用。从具体问题来看，“鼓吹曲辞”解题引刘
《定军礼》，因其专门论述鼓吹起源，故置于最前。“舞曲歌辞”解题引《周礼》之“乐师”“舞师”解释舞曲渊源。《晋书·乐志》首次专门梳理“横吹”概念，故“横吹曲辞”解题首引之。
从《乐府诗集》解题四种引书原则可以看出，解题文献的安排有其内在逻辑顺序。十二类解题基本遵循“乐类起源”——“历代沿革”——“特殊说明”这样的叙述模式。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合理利用引书方式，以期全方位地展示乐府诗发展演变的过程。
结论
四种引书方式表明《乐府诗集》解题来源广泛，征引文献具有隐藏属性。只有深度挖掘纷繁复杂的引书关系，才能真正明白其文献来源及其整合改造。梳理《乐府诗集》解题引书原则，可以进一步探究其引书过程中呈现出的共性及特性，有助于深入理解其类目成因及歌辞收录标准。《乐府诗集》引书情况十分复杂，梳理其引书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乐府诗集》文献来源，从而还原其成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