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20世纪70年代是城市研究（尤其是在社会学范畴）发生重大突破的时期。曾经作为城市研究主流理论框架的芝加哥学派，未能响应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美社会陆续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引起学界的反思与批评。尤为明显的是，当时欧美社会爆发各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令之前很多社会观察家所预言的“工业冲突的自行消亡”, “意识形态的终结”统统未能兑现。对于当时城市的状况，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将关注点局限于人口的流动及其地理分布，又或者因城市小区的形成而忽略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要进一步了解城市发展的形态，更不能将分析抽离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资本的支配作用和国家干预的内在矛盾，成为新的讨论和分析焦点。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逐渐打破了芝加哥学派的垄断地位，而发展及推动新兴社会理论的中心，也由美国转移到欧洲。当年的新兴社会理论为城市研究注入了两大重要元素：一是对社会、城市结构中的社会经济矛盾的性质进行深入讨论。人口分布、城市结构的变化等均属于城市转变的表征和变动所带来的后果，而需要分析和揭示的，是在深层次产生着支配力量的经济社会动力——资本累积的作用和国家机器在调解矛盾中的角色。例如市区重建便并非只是新旧更替，而是资本如何从中取利和政府怎样通过规划的方式来“特别照顾”资本的利益的一个过程。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将城市发展嵌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二是城市矛盾导致社会冲突，而这些新兴的城市社会运动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工人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是有其独特的要求和发展路径。经70年代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冲击之后，城市研究对城市生活、发展有了全新的了解。

在众多新的了解之中，权力是核心问题。夏循祥博士的《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正好针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一本既有理论创新，同时又建立于扎实的田野工作之上的著作。他以香港利东街（亦称为“喜帖街”）为案例，深入小区，以民族志的方法来了解和呈现当中复杂的过程。这个案例在香港有其特殊意义：它不只是一个由下而上、扎根于小区的文化保育和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揭示市区重建过程中不同利益、权力的互动的抗争。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当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重要问题——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力量、政府角色对资本利益的倾斜、市民在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等——统统呈现在大众的眼前。城市发展所隐藏的矛盾，是这个个案的背景。

夏循祥博士的研究的更大贡献，在于对市民在参与社会动员后对整个局面所起的作用的分析。他的理论贡献是突显了权力的生成——权力并不是静态的，因为若然如此，则一般无权无势的街坊、市民将无法争取改变，扭转形势。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正好有助于认识整个市民参与的过程，并从过程中看见权力的生成，令一个本来可能是完全一面倒的形势，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夏循祥博士动态的分析，为城市社会运动和城市政治研究补上了重要的一笔。他对权力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结构性矛盾与社会动员、行动之间找到中介，将两者串联起来，并透过分析过程的发展来了解原来的权力关系如何产生变化。

多年前初认识循祥的时候，他刚来香港读博士班。虽然才刚来不久，却有勇气踏足陌生的小区，进行观察、访谈，这令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我想，他在进行田野考察时，一定比其他本地学生更为困难。但很明显，他能将弱点（不熟悉香港）转化为强项（对区内发生的大小事情特别好奇，并会查根究底），成功地完成他的研究，并发表了这本甚有学术价值的专书。

吕大乐教授

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