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战舰在新加坡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列强竞相侵夺东方，变东方各国为自己的殖民地抗争的时代。沙皇俄国为了分享列强在东方的权益，于是在海上积极参与对东方的掠夺战。1852年，它从波罗的海派出一支舰队，以巡视俄国在美洲的领土为名，实际任务是打破日本的锁国政策，窥探中国虚实，以便插手东方事务。“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了东方。

当时，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Ivan Alexandrovich Goncharov 1812～1891）是该舰队司令的随航秘书。冈察洛夫在1852年10月乘“巴拉达号”由喀琅施塔得出发，途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到过许多国家，最后在鄂霍次克海阿扬港登陆，横跨西伯利亚，于1855年初回到彼得堡。在这历时二年有余的旅行过程中，他把沿途见闻，积累成书，并于1858年正式出版，书名为《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该书出版后，备受赞誉，以后连续再版达六次之多。在1965年至1980年，这部游记又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日文、英文及保加利亚文。至于中文译本，则迟至1982年4月，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按译者为叶予）。

“巴拉达号”到过新加坡，并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旅新期间，冈察洛夫在书中对十九世纪中叶新加坡的社会风貌，有很精彩的描绘。他见过胡亚基（即黄埔，书中译为万宝，实误），说胡亚基“活像一尊弥勒佛像”，也游览过胡亚基的别墅——当年闻名的“南生花园”。奇怪的是，这些有关新加坡方面的记载，英译本（N. W. Wilson编译，1965年由The Folio Society出版）却删而不译，以至于有很少学者知道这段珍贵的史料。现在我们通过中文译本而得以涉及俄文方面有关本地历史的原始资料，不能不算是一大发现。

根据冈察洛夫的记载，“巴拉达号”是在1853年5月23日夜晚抵达新加坡的。当战舰到新加坡停泊场时，就有三名马来人驾着小船前来给他们引水。那些马来人还带着几只菠萝作为见面礼。次日（5月24日）上午十一时许，战舰正式入港。当时恰逢大雨，并有飓风，气温降至二十九摄氏度左右。在舰上的马来人，虽然一身盛装——头裹棉布头巾，下身着花布裙，上身是一件短小衬衫，冈察洛夫觉得很奇怪。的确，二十九摄氏度对我们而言是不胜其寒的，可是对一个长居北国寒冷天气的作家来说，“在近三十度的高温下还怕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巴拉达号”是停泊在距岸边约三公里远的海面上。从记载上看，当年的新加坡已是一个繁忙的通商口岸。战舰一停泊，就有一大批人涌进船舱，招揽生意。“他们都是些持有各国海船许可的印度人、马来人和中国人：有裁缝，有洗衣人，有掮客。兵舰甲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市场，不同种族的商贩在那里摆开地摊，大声叫卖，有布匹、贝壳、猴子、禽鸟和珊瑚石”。“向舷外望去，小船云集，满载杂品。其他最多的是水果”。“港中，桅杆如林。船桅过后，岗峦上都市建筑隐约可见。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划艇，往来如梭，奔忙于陆岸和海船之间”。冈察洛夫认为，“作为欧、亚、澳、印度群岛之间的货物中转站，新加坡永远不会衰落”。

冈察洛夫对停泊在港中的中国帆船（见图1）极感兴趣，他参观了中国帆船并写道：“中国帆船全是用木板、竹竿、苇席造成，连船帆也是席子的。船舵粗大笨重，奇形怪状。”“船头和船尾高高翘起……船身涂着蓝红黄三色，船头两侧各画一只大鱼眼睛”。“帆船满载运往中国的各种园材，有红木，檀香木等。木质坚硬光滑”,“站在上面要小心滑倒”。帆船尾舱内“设有佛龛，供着偶像”，这或许拜的是天妃，她是保佑航海者旅途平安的神祇。

旅新期间，冈察洛夫是住在“伦敦旅馆”（London Hotel）。伦敦旅馆位于海滨广场（Esplanade Square）与谐街（High Street）交接处，是当年首屈一指的高级旅馆。旅馆内部设备齐全，有悬扇，这是“挂在天棚上的横幅夏布，边缘饰有流苏，有绳通往门际，人站在门旁，拉动绳索，悬扇习习生风”。有餐厅，“位于庭园内一座宽大的凉亭里……餐厅的全部陈设是：一张长长的餐桌，一挂纵贯餐桌上方的悬扇，角落里两只弹力很小又难看的沙发”。有游戏室，“在餐厅隔壁”。在餐厅内可自由地饮用核列斯、波尔特温葡萄酒和淡色啤酒。尽管伦敦旅馆设备一流，可是在“头顶天棚上，四面墙壁上、角落里，到处都有七八公分长的大蜥蜴（壁虎）”！

在冈察洛夫的笔下，早年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聚居的地方。“全岛欧洲人共有四百，中国人四万，印度人、马来人和其他亚洲部族近二万”。他走遍市区内各个住宅区——马来区、印度区、华人区，许多地方不仅“有碍观瞻，而且浊气扑鼻”，这大概是由于当年卫生设备奇差的缘故。“马来人的住房一律用竹竿搭成，覆以椰叶，是一种四面透风的笼子……房下立有防潮和防虫的支柱”;“印度人住的是土房”; “华人住宅区较为富裕，有成排的两层楼房，底层开设店铺或作坊，上层住人，并且装有百叶窗”；而欧洲人则是住在沿海滨大道的精致漂亮的寓所里，四周有繁茂的棕榈。

对于各民族的装束，冈察洛夫记载道：马来人多数是“半裸着身子”; “印度人半身全裸，上面涂着一层脂膏，可能是椰子油，否则皮肤受不住烈日的暴晒。下身裹着红色或蓝色布裙。耳际必悬耳环，有人一只耳朵戴着一对：上下各一。有的人耳朵上横穿一支银簪。还有的右鼻孔挂着一只耳坠”; “华人上身是白褂子（很像女人的睡衣），下身是黑色或蓝色灯笼布袜，富人穿的是绸袜。他们的脑盖剃得锃亮，一根辫子还拖到地。辫子有的是天然生长，有的是假造的”。“要想见到欧洲女人，必须到她们的家里，或者在下午五点到七点时之间的滨海大路上。这时，她们华服轻舆，驰骋畅游，一个个斜倚在弹力靠背上，身着薄纱，头飘烟罗，很像鲜艳的蝴蝶在迎风飞舞”。

当年新加坡还没有石铺道路，只有碾平的沙路。马车是市区内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马车十分轻巧，只套一匹小马”, “马车没有弹簧，但是坐上去一样地平稳舒适。车厢里只有两人座位，不过挤一挤，四个人也可容纳得下。靠背和车厢两旁一律裹着凉席”。“车夫没有卸座，只能手牵马绳，徒步奔跑”。

除马车外，牛车也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我（作者）看见过怎样运猪。两头水牛拉着一辆大车，每一只猪都单放在大小适宜的竹篓里，这样，牛车走动时，猪就绝不会发出那种刺耳的尖叫声了”。

早年新加坡的夜晚，“街上漆黑一团”，因为“煤气灯还没有传到这里”。在夜晚遛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草丛里，夜虫嘶鸣，声音高得近似鸟语”。

“沿着新加坡河向前驶去。这条河纵贯全城，流向城外……它很窄，水却很深”。“沿河排列着土房和竹舍。时而有印度人，时而有马来人向街上探头张望。……水牛钻出水面，探头窥视着。一个面容不修的中国穷汉，戴着草帽，大汗淋漓地负重而行。还有一些中国人，三三两两，有的围坐在流动摊床四周，有的围坐在自己的店铺里进餐。”这便是早年新加坡河的景观。当年这里也有不少的鸦片烟馆。“在一些店铺门前看到有英文招牌，大意是：特许出售鸦片”。在“一间暗黑的后屋”“一张腌臜的草席上，躺着一个鸦片吸食者。他用一根小杆子不停地把鸦片拨弄到大圆烟斗的孔洞里”，室内闷热恶臭。

郊区的景色又是怎样的呢？冈察洛夫记载道“郊区槟榔树、椰子树密密麻麻，种庄稼的耕地很小，咖啡园和甘蔗园倒是有一些，但也为数不多。到处都是沼泽和密林”。这里是虎、象、毒蛇的乐园。

冈察洛夫对十九世纪中叶新加坡社会风貌的记载，当然不止这些，譬如他对新加坡河岸商铺及当年市场营业的情形，也有很详细的描绘。他参观过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华人佛庙）及崇奉梵天的印度婆罗门神庙，也看过当年华人的殡葬队伍。

“巴拉达号”在1853年7月初离开新加坡。冈察洛夫写道，“我到过新加坡，这使我高兴”。但他对新加坡酷热的天气，始终难以忘怀。所以，能“逃避炎热的白昼和闷热的夜晚”，并不觉得惋惜。

这段俄文方面有关本地历史的资料，弥足珍贵。它比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中所记载的，还早三十四年。

（原载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第95～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