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整体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内各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间的差异却显著扩大。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内各地区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人文积淀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凭借对外贸易方面的地理优势、配套的优惠政策和较好的工业基础，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化程度、贸易开放度高于内地，并积聚着大部分经济活动。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决定了一个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是否能占据先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开放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两者相互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正反馈效应。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如何相互影响，对外开放影响地区差距的机制和原理，贸易开放相对程度的高低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研究》（11&ZD008）的阶段性成果，经过两年的时间，逐步完成了文献整理、理论综述、理论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提炼结论等各阶段的任务，形成了本书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从整理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差距的理论基础入手，总结归纳已有研究使用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针对中国的实际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并使用经验数据来检验我们的理论和想法，从而为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过程中减小地区差距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作为本书的导言，这一部分主要说明本书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明确本书的研究目标，阐述本书研究的思路、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并对本书的主要创新进行介绍。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对外开放与地区差异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贸易中的地理优势在地区差异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中国的地区差距呈缩小的趋势，而90年代之后地区发展差异却逐渐扩大，与之相伴的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的加速对外开放。因此在贸易开放条件下，认识和把握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对于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从理论意义来看，本书的研究能够深化对于对外贸易和地区差距问题的理解。以往有很多文献探讨对外贸易与中国地区差距的问题，这些文献分别从国际技术溢出、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等方面来考察该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东中西部各省区之间对外贸易和经济绩效的表现差异如此巨大呢？或许我们会说是地理位置造成的。如图1所示，左图是各省1979年人均GDP与省会城市距离中国最大的5个港口最近距离的散点图，右图是2010年的散点图，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两者的关系，对2010年的两个变量分别取对数。从图中可以看出，1979年的人均产出与地理位置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在2010年人均产出与地理位置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地理位置并不是导致中国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地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各省区积极地从事对外贸易和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通过影响要素积累、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制度创新等渠道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除了直接的资本效应之外，还通过竞争效应、学习模仿效应、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等溢出效应正向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并且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表现是互相促进的：外商投资企业青睐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制造或生产工序迁移到中国，临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土地、税收优惠等）使得最初的外商直接投资落户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三来一补”的模式从事对外贸易；后来者为了减小学习效应的成本以及受东部沿海地区较好的产业配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逐渐积聚于东部沿海省区。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惠，积极从事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拉开了和内地中西部省份的差距。本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于贸易开放、增长和地区差距规律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而且有利于对区域发展理论做出一定的创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

其次，从现实意义来看，地区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各界共识，但如何有效地缩小地区差距却是一个现实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战略相继实施，目的就是缩小地区差距、协调区域发展。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关于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一方面能够对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地区差距的争论给出解释和经验证据，另一方面本书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提出缩小地区差距、协调地区发展的政策建议。这将对促进我国合理利用外资，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关于贸易和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分支：一支是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关注贸易影响收入或增长的需求驱动角色；另一支是使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考察贸易对产出或增长的影响是否来源于生产率和其他供给方面的因素。

国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我们对此进行梳理，将有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文献列于表1。

本书通过对有代表性实证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有如下特点（见表1）。第一，横截面和面板实证研究多于时间序列，这种特点和计量方法本身的特质是相关的。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研究只能发现关于这个国家的某种经济规律，而不能推广到大多数国家。并且，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时间序列如果过短，会面临数据量较少的缺陷；而时间序列太长，则可能会由于政策的变化导致时间序列发生结构突变。第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只关注贸易和增长之间的非因果相关关系，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内生性，开始寻找工具变量探寻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第三，在关于贸易和增长的文献中，关于开放的度量和开放的代理变量的使用都是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如Rodriguez和Rodrik（2000）在对一系列关于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文章评述后认为，大多数得到预期结论的文章要么来自模型误设，要么是对开放度使用了错误的代理变量，而这些代理变量往往是衡量其他政策或制度的变量。因此，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都在寻找度量贸易开放或贸易政策的指标，如Dollar（1992）、Edwards（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Wacziarg（2001）、Squalli和Wilson（2011）等。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差距的实证研究

国外有关贸易开放与经济体内部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针对欧盟、美国、墨西哥、印度、巴西等国家和地区。Silva和Leichenko（2004）研究了国际贸易对于美国乡村制造业经济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城镇地区所受影响进行了比较。Rivas（2007）利用墨西哥1940～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开放使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区域获益更大，有利于减少区域发展不平等；然而，对外贸易又使那些有较高收入水平及较好基础设施的地区获益更大，增加了区域发展不平等。Alokesh Barua和Pavel Chakraborty（2010）认为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由Herfindahl指数衡量的制造业集中度不断增加，是造成印度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

有关贸易开放与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Kanbur和Zhang（2005）的研究发现，中国省级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36上升到1999年的0.303，而有效关税率和以进出口额/GDP计算的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区域间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Fujita和Hu（2001）认为中国近年来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飞速增长以及明显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可能是中国近年来产业集聚和区域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对于贸易开放与地区差距也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何璋、覃东海（2003）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凹形关系。万广华等（2005）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占GDP的比重作为全球化的代理变量，发现全球化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而加强。李斌和陈开军（2007）利用变异系数度量了1981～2003年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地区经济差距及出口、进口贸易差异程度，描述了改革开放至今三者的变动趋势。就不同区域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包群，2008）。魏浩（2010）同样是关注贸易开放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他选择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通过计算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指数，对中国30个省（市区）对外贸易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分别进行了测量，他发现1978～2007年，中国30个省市的对外贸易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从空间集聚效应来看，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刘瑞明（2011）利用中国29个省区1985～2008年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后发现，初始的国有比重越高，则后续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越低，国有比重的下降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三）简要的评述

关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Rodriguez和Rodrik（2000）在对一系列关于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文章评述后认为，大多数得到预期结论的文章要么来自模型误设，要么是对开放度使用了错误的代理变量，而这些代理变量往往是衡量其他政策或制度的变量，这些变量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具有独立的效应；并且很多模型的估计系数对控制变量敏感，即模型的估计系数并不稳健（Robustness）。

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也给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内生性问题不仅无法甄别因果关系，还会使得经典OLS回归的结果有偏和非一致。寻找到一个好的外部工具变量能够解决双向因果、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三个问题，然而寻找工具变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面板数据的情况下，现在大量的研究者青睐动态面板的GMM估计方法，该方法使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通过外生的变化能够甄别因果关系，并能够显示由因及果的作用渠道。倍差法自然实验提供了一种外生的变化或冲击，这种外生的变动可以解决双向因果关系，但倍差法需要满足处理效应可忽略性的假设，以及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事件发生前后具有相同的趋势。工具变量和自然实验都是依靠外生的变化或冲击来解决联立性问题的，而配对法是忽略“效应的原因”而直接考察某种处理效应的结果大小。配对法常被用于微观计量，在研究宏观问题时，可能会面临样本量不够大的问题。

以往很多学者注意到贸易开放和地区差距之间的同步性，但对于贸易开放条件下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却缺乏深入分析。有很多学者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本书认为我国地区发展差距形成的关键在于对外贸易引致的产业非均衡分布和产业集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差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要素流动的日趋自由化，我国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分散产业分布模式变为集中，特别是向沿海地区的集中，而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这种产业分布的不平衡更趋恶化，从而导致了中国地区差距难以缩小。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的第二产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省区呢？本书认为：地区偏向政策和地理位置在贸易开放的背景下引发第二产业在东部沿海省区的集聚。从需求的角度看，沿海省区有着更大的国外市场，“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导致厂商向沿海省区集聚，使得沿海省区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即“生活成本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相互加强，形成累积因果循环。中国的FDI主要分布在沿海省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从2001年开始占全国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FDI和进出口贸易相互促进，因此引发了第二产业集聚在东部沿海省区而导致的地区差距。

有鉴于此，本书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经济地理学和内生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考察在贸易开放背景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演进过程和形成机制，重点是从不同维度定量考察对外贸易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考察在贸易开放水平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

三 研究思路和结构

本书将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我们认为，并非单纯的地理位置能够解释中国地区间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惠，积极从事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使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中西部省份的差距逐渐扩大。首先，构造一个贸易开放背景下的“两国三地区”模型，来阐述由地理位置差异引起的厂商集聚而导致的地区差距。其次，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描述和分析；通过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剥离贸易政策的影响，单独从贸易流量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模型设置和工具变量策略来考察贸易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对外贸易引致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非均衡分布也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运用经验分析从外部性和贸易开放两个主要方面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重点关注贸易开放在吸引FDI方面的内生性问题。再次，分别运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从贸易开放的视角来考察和度量中国地区差距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中国地区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相关研究思路见图2。

全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七章。

第一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理论基础。该章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两个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些理论和研究将成为本书后续研究的基础。

第二章，对外贸易开放背景下的厂商区位选择和地区差距模型分析。该章将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构造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三地区”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贸易开放条件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地理的分布。

第三章，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分析。首先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等多指标来分别刻画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总体情况，然后利用空间统计分析工具考察各省区对外贸易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

第四章，关于对外贸易与外商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相互影响，该章首先描述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然后从对外贸易和外部性两个主要方面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重点关注贸易开放在吸引FDI方面的内生性问题，即贸易开放和FDI是相互促进的。

第五章，关于贸易流量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该章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剥离贸易政策和贸易流量，集中考察贸易流量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策略，来实证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稳健性。

第六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分析。该章首先对中国1980～2009年地区差距总体演变和发展过程进行描述；其次从全国时间序列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失衡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最后，利用分省的面板数据，运用配对法直接定量度量由贸易开放度相对高低而造成的各省区人均收入的差距。

第七章，结论及政策建议。在对本书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四 研究方法

本书不仅要分析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绩效差距的大小及其演变趋势，而且要分析对外贸易引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机制、途径和影响大小。为此，本书将从多角度采用多种方法研究对外贸易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书第二章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三地区”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来刻画贸易开放背景下地区差距的形成机理和动态演变。然后，在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的相关数据分别实证考察了贸易流量与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贸易开放度相对高低对各省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等问题，努力做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辅相成。

（二）参数分析与非参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回归分析方法，回归分析是一种参数分析方法。第三章对贸易流量与省区经济增长的研究使用了面板固定效应、动态面板GMM等实证分析方法。第六章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失衡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使用了单位根检验、协整，关于贸易开放度相对高低对各省区人均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使用了微观计量领域用于政策评估的配对法（Matching）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第五章关于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经验研究部分，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DEA），这是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用来测算各省区的研究开发效率。

（三）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在本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贸易流量与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贸易开放度相对高低对各省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第七章提出了关于我国深化对外开放与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五 创新点

中国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创新。

首先，在传统的从对外贸易角度探究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惠，积极从事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拉开了和内地中西部省份的差距。单纯的地理位置并不决定各省区经济增长的绩效。

其次，关于贸易政策或贸易流量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经常出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贸易政策和贸易流量相互影响，无法剥离开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容易遗漏制度变量，特别是在横截面研究中。本书使用中国的各省面板数据，能够剥离贸易政策的影响，而重点考察贸易流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各省几乎享受相同的贸易政策，各省的对外贸易更主要的是与各省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有关，因此，在控制住了时间虚拟变量之后，各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由各省区的贸易流量产生的。同时，时间虚拟变量也能够捕捉外部需求变化对各省贸易流量的影响。另外，中国各省之间的制度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大，遗漏变量的偏误会小很多。

再次，已有文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本书则从本地技术溢出的角度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追溯到马歇尔时代，其《经济学原理》中已经提到了技术外部性的作用。本书考虑了从本地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角度来探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最后，在传统的新古典Barro和Sala－i－Martin的收敛框架下，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处理棘手的贸易开放的内生性问题，而寻找一个好的工具变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此框架下度量的是在其他因素不变时贸易开放指标对人均增长率的影响。本书将采用微观计量领域用于政策评估的配对法（Matching）定量考察贸易开放度的相对高低对各省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配对法不是考察“效应的原因”（Causes of Effects），而是转而获取某种“原因的效应”（Effects of Causes），所以不需要去寻找工具变量。在控制一些可观测因素后，利用尽可能相似的处理对象和控制对象可以减小估计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