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工业化和产业革命

一、工业化

工业化是指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的建立和推广并对一国社会经济发生有力作用的过程。

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不同于古代的工业。例如，古代也有采矿和冶炼工业，在某些国家还曾达到一定规模。但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的特点在于它是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为工业开辟了如此宏伟的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已经变得愈来愈明显了。”从经济的角度看，固定资产的内容也在变化，“在现代工业出现以前，建筑物和运输工具（特别是船舶）是已在使用的唯一的固定资本货物”，设备不是主要的投资对象。即使是建筑物，当时主要是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至于运输工具，就算是生产者货物，也不附属于制造业而附属于商业”。因此，在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出现以前，根本谈不上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也就谈不上工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工业化，作为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的建立和推广的过程，是一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经阶段。很难说西欧国家的工业化是按照某一个经济学派或某一位经济学家预先设计的模式实施的。某种经济学说可能对工业化的进程发生过影响，但仅仅是影响而已。西欧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企业家和政府根据自身的利益而推行的，尤其是在前期，几乎可以说是“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走到哪一步再策划下一步”。正如熊彼特所说，在西欧，“‘重商主义’的著者们没有发觉，经济学家除建议各种措施并为之奋斗之外，还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指18世纪大部分时间而言，那么，进入19世纪以后呢？“‘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情况最初也不见得好多少，尽管他们终于发现原理与建议并不是一回事。”也许到了20世纪中叶，由于西欧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越积越多或越来越严重，经济学家的作用才逐渐增大，但这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了。

要知道，虽说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本国经济中的一项重大事件，但它不可避免地同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虽说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本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必经的阶段，但它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相当大的相互依存性，它既可能受到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还可能受到其他国家前工业化时期或后工业化时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当然，它可能同样施加影响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而且，工业化的开始也决不是突如其来的。从英国的历史来看，很可能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工业化以前的工业化阶段”，或称为“原始工业化阶段”，这是指农村工业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为工业化的开始准备了条件。工业化以前农村工业的发展并不等于工业化，因为工业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深远影响决不是农村工业发展所能比拟的，但仍应当承认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工业化的开始作了准备。

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总具有本国的特色，总要尽可能符合本国的国情，但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一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一方面，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出现相类似的问题，其中可能存在某种规律；另一方面，各国在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时，对策也许不尽相同，但其中也可能包含某些普遍适用的内容。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因素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工业化一旦开始，只要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工业化的趋势将是不可阻挡的。据都留重人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拥有的资本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它的基本属性就是继续不断地扩张其本身”。怎样扩张资本自身？首先是利润的转化：“在私人资本的控制下，利润一经实现，通常注定被用于投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是有活力的并能继续发展的，增长就是这一制度的内在特征”。

进一步说，一国的工业化作为该国经济中的重大事件，必然对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的影响。工业化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后果具有累积性，工业化进行时间越长，后果的表现就越明显。比如说，工业化会使工人的收入增加，但决不是工业化一开始工人收入就增加的。“18世纪工业的变化，主要收获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而是阻止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工人阶级收入的下降。”以英国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一些农民涌入城市，能够找到工作就是幸事，所以“男人和女人只要被雇用就高兴得要命，不会去询问他们的工资是不是比他们之前的人多一点”。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工会的建立和工会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起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和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而导致工人收入上升等等），工人的收入才有较明显的增长。

工业化还带来了社会方面的后果。工业化初期的研究者们只是隐隐约约地预见到会有这方面的后果，但将来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却没有被预测到，这是因为，“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工业化进程的内在趋势不可能完全被认识到”。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制造出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正是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的重大区别。工业化以后，“社会总是处于变迁流动当中。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作用，社会不断地在重新安排人们的生活：靠什么谋生，在哪里工作，又在哪里居住，赚的钱怎么花，等等”。

具体地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已习以为常的居民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人际关系，都相继受到冲击，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又如，在传统社会中已存在多年的城乡关系、城乡沟通方式和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在工业化过程中也陆续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新的城乡沟通方式和新的生产要素流动渠道。不管人们适应也好，不适应也好，迟早都得与之相适应。

20世纪20—30年代，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所著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它们的起因被认为是：商业资本主义起因于市场的扩充，工业资本主义起因于工艺或技术，金融资本主义则起因于信用制度的盛行。在康芒斯看来，商业资本主义时期流行的是血汗工场制度，商人—包工者—工匠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的主要关系。工业化是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前期开始的（因不同的国家而异），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血汗工场发展为近代工厂，包工者则变成了工头。工业化使商业资本主义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康芒斯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家致力于摆脱商业资本家的束缚，建立他自己的市场，尽可能一路到底直达最终消费者，并且力求自己握有原料的来源。”他把这种情况称做“工业的纵的综合”。显然，康芒斯看到了工业化开始后所造成的市场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变化。

拉什和厄里（S.Lash and J.Urry）在1987年出版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和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他们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希法亭。他们还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在西欧主要国家开始于19世纪后期，其主要特征除了工业化推动经济有较大增长和市场不断规范化之外，还反映于工会势力的壮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及技术和管理阶层的发展等等。在他们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开始转向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被认为是白领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人数的持续增长以及新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等）的发展，而这些运动却是远离阶级政治的；此外，政党的阶级属性也减弱了。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划分阶段的方法可供我们参考。但工业化开始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被普遍承认的显著变化，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新型的中产阶级，即不同于过去的小业主类型的中产阶级。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虽然在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社会里，甚至在工业化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始终存在，而处于富人这一端和穷人这一端之间的中间阶级也是存在的，但当时的中间阶级主要是小业主类型的，他们不可能起到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是工业化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有深刻影响的作用。

工业化不是凭空出现的。没有一定的制度上的变迁作为前提，就不可能发生工业化。再进一步探讨，没有一定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制度变迁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讨论工业化的开始，不能不从17—18世纪发生于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谈起。可以说，“任何运动都没有像启蒙运动那样强有力地驱散了笼罩着西方世界的迷信和不合常理的束缚人们的浓雾”。正因为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制度的变迁等等，才能陆续成为事实，因为启蒙运动给予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没有什么原罪。人们天生并不是堕落的……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遵循理性和本能的指导，无限完美的人性和因此产生的无限完美的社会就很容易实现。”

当然，在我们强调启蒙运动是工业化前提之一的同时，“不能把这一时代的一切社会进步都归之于思想的影响”。在西欧，17—18世纪的经济变化也是处处可见的。正如经济史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工业化到来之前，西欧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场“商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新产品（如咖啡、巧克力、瓷器、茶叶、土豆、西红柿、玉米等）引入欧洲；从美洲输入大量白银，这极大地增进了国际间的流通，导致国际贸易大为发展；造船工业和金属制造工业相应地有了显著发展。“商业革命”这一术语最适宜于用来概述1550—1700年间的荷兰与英国，但对于法国、德国、北欧国家也是适用的。“商业革命”的后果是巨大的：“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它使得财富大量积聚起来，它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它刺激了扩张与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培育了一个与传统及保守的学派相对抗的企业家经营的学派……”由此看来，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商业领域内的变化，二者对于西欧工业化的开始是同等重要的。“许多社会进步的根源是由于商业革命中贸易的扩展所引起的不断增长的繁荣。但是，在清除古代偏见的积尘和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和更加人道的社会方面，哲学和科学所起的作用不是偶然的。”

西欧的工业化终于开始了。在西欧，而且不仅仅在西欧，工业化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必经的阶段，实际上具有三层意思：

第一个层次是就一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三次产业的序列变化而言的。传统社会中，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都很小，经济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从工业化开始，该国经济中三次产业的比重就逐渐发生变化：工业的比重首先迅速上升，服务业的比重接着也不断上升，而农业的比重则逐渐下降。这一变动的趋势在整个工业化时期都是明显的。因此，工业化是一国摆脱传统社会的产业序列，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产业序列所必经的阶段。

第二个层次是就一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展而言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城市人口的比重很小。工业化开始后，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即农村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则不断上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尤其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的萎缩。通常的情况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农村人均收入也在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是一国从传统社会的城乡结构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城乡结构所必经的阶段。

第三个层次是就一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变化而言的。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分层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所有制结构而形成。工业化开始以后，社会分层逐渐发生变化，经过制度调整而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分层。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如此，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到了工业化后期，耐用消费品的大量供应和价格下降导致了消费大众化，并使社会发生持续的变化，对传统的“身份—习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消费同等级、身份的联系淡化了，由于消费品的普及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已经难以再用“谁拥有汽车”、“谁开车去度假”之类的标准来判断人的社会地位了。可见，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而使得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渐渐失去了作用。相形之下，“族群性”这个概念也许更加符合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是一国从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层所必经的阶段。

传统社会的产业序列、城乡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产业序列、城乡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形成，都是渐进的，变化的速度在工业化开始后相当缓慢，但越到后来越加快。熊彼特曾指出：“要掌握的实质性要点是，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发展过程。”在西欧国家，从工业化初期起社会经济的变化就开始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工业化在继续，经济在增长，变化就不会间断。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在社会经济变化的环境中进行调整。关键在于制度调整的时间是否合适，在于制度调整是否遭到巨大阻力，进行是否顺利。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制度调整以前，变化相对缓慢，变化加快总是在制度调整以后。制度调整实际上总是在一系列小调整、中调整、大调整的过程中实现的。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变化，熊彼特写道：“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在熊彼特看来，外来的因素（如战争、革命等）可以推动变化，引起变化；内生的因素（如人口增长、资本增加等）也会起着促进变化的作用；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生变化，原因仍在于市场制度本身。他写道：“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这些也就是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内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在制度方面的一种创新，只是熊彼特本人并没有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区分开来。把制度创新单列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主要是熊彼特去世（1950年）以后若干经济学家的贡献。

以上有关工业化的说明，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有较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