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卦四十九）

〔卦画〕离下兑上

〔经文〕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辞解〕《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译释〕本卦象征变革，到了可以变革的日子就会得到信任。大为通顺，守正有利，不会有悔恨。

《象传》说：湖泽里有火，象征变革。依照卦意，君子编制历法明确时令。

〔义悟〕事物的发展，总是通过不断的变革向前推进。而每一次变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的。所以，一方面，要坚持变革以推动发展，另一方面，要审时度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才可能顺利实现变革，达到预期目的。

北宋自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改变了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原大地，给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稳定、和平的基础。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经营，北宋国力有了丰厚的积累，“天下皆足，百姓盈实”。然而在真宗时期，先后发生的“澶渊之盟”、“封山祭祀”等变故，劳民伤财，几乎使国库为之一空，极大地损害了北宋的国力。这时，由于升平日久，腐败渐生，滚雪球一般膨胀的冗官冗兵不仅耗费绝大多数的国库开支，还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军队战力孱弱。另外，由于北宋不立田制，不制止兼并，大官富族占地无数，贫苦农民却无所依靠。不仅如此，掌握了大量土地的官绅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到了宋仁宗时期，全国土地“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北宋神宗年间时，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根据史载，神宗继位之后得到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就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立国百年以来的积累，到现在只剩下一本空簿子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对登基时年方20岁、血气方刚又雄心勃勃宋神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为此宋神宗先后求教于前宰相富弼和一代名士司马光，然而富弼的回答却是“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安内为先”，司马光的回答也仅仅是“官人、信赏、必罚”六字。对这样空泛的言词，神宗大为失望，对朝廷旧臣也失去了信心。其实，自宋仁宗庆历、嘉祐年间以来，许多当世名士都抱有“常患法之不变”的变革思想，如文彦博、韩琦、苏轼以及王安石等有识之士，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间断过。这些要求变革的名士中，王安石是一个主要代表。早在嘉祐年间，王安石还任度支判官时，他就是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过一次“万言书”，在万言书当中王安石所构想的一些变法思想已经初露端倪，只可惜最终万言书没有受到仁宗皇帝的青睐，但这已经奠定了王安石作为变革派领袖人物的地位。到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30年，而舆论都认为“介甫（王安石的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神宗皇帝早就知道王安石的名望，所以即位之初就召他进京，出任翰林学士。神宗对王安石青睐有加，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望，还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神宗自身对变革的需求不谋而合。北宋神宗熙宁二年，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共主其事，策划和制订新的法规和政策，这就正式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熙宁变法主要划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客观地说，熙宁变法虽是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那些根深蒂固的弊病。变法的着重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的明显好转，但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贫苦百姓来说，这次变法反而加深了他们的苦难。

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但变法中主要的财政收入增长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取得的，而是通过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变法不仅没能切实地减轻民众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加赋”，其实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连神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至此”。

从王安石的个人表现来说，虽然其用心是出于忧国忧民，但在变法的实行过程中操之过急。目标虽然没有错误，但王安石试图在短短几年间将十余项新法全面铺开，同时，他过于拘泥于条文，不知顺势应时，用人方面也多有不当，这就使变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轻率地以变法派和非变法派的硬性区分引发朝野朋党之争，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敌人，甚至将许多原本对变法抱有同情心的朝臣都逼向了反对变法的一派。

熙宁变法对北宋国势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此次变法暂时改变了真宗年间的国家财政空虚的局面，但它却是通过杀鸡取卵的方式获得的，动摇了北宋国家的根基。而熙宁变法时的两派对立演变成了后世的朋党之争，对北宋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神宗去世后，王安石很快就被罢黜，变法的举措被悉数废止。但是，损害已经造成，北宋的国势从此积弱。最终在熙宁变法后58年，北宋国运止于“靖康之变”。

正确的目标、不正确的行动方式却导致了始料未及、适得其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