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不党主义论

荪

其一

▲不党主义之前提

▲相对之不党

▲实质上之不党

▲渐成之不党

凶逆未灭，凡吾国人孰不应投身疆场，以当前敌。记者乃从容作政谈，拊心自问，愧怍奚如。虽然，政治之为事也大难，非有极大之觉悟与充足之预备，不可贸然行之。且革命之真价，不在其自身，而实在其后施设与运用之得当与否耳。以此之故，记者仍请以政论与国人相切磋焉。

夫于制度方面，记者亦曾追随当世诸贤之后，主张恢复约法（即俗称旧约法），恢复国会，恢复省会，多为海内哲匠所已论，兹不复赘。今于运用方面，试提出不党主义以就正于社会。

余之今兹提出不党主义者，决非出于感情，生于反动，基于好奇，乃吾之冷静理性。既诏示于前，而吾之干燥经验更证明于后。致吾之思想，虽欲外此以行，而竟不可能也。

虽然吾之所谓不党主义者，有三前提。其一曰：非绝对的不党主义，乃相对的不党主义也。何谓绝对的不党？谓永久不许政党发生，使国内永无政党之物之存在。何谓相对的不党？谓于一定之时间内，国内所有诸政客皆相约不组织政党。何谓一定之时间？谓构造国家之根本法未制定以前，凡政治行动皆为创造组织，奠定国基之时。其二曰：非名义上之不党，乃实质上之不党也。何谓名义上之不党？谓不标揭一定之名义，设立一定之事务所。何谓实质上之不党？谓人不能无感情之厚薄。以历史上之关系厚者，必致愈厚；薄者，必致愈薄。于是以平素所厚者，隐然结为一党，此又事实所不免也，是谓实质上之党派。则所谓实质上之不党者，即不顾平素厚薄之关系，一以善意诚心相待。非徒不揭名义以拒人，抑且视敌如友，捐弃旧的关系，一变而为新的关系。旧的关系以感情为前提，新的关系以公正为标准，此即所谓实质上之不党也。其三曰：非顿成之不党，乃渐成之不党也。何谓顿成之不党？谓于目前不问人民之愿否，使固有之党派一举而尽撤之。夫此事决非舆论之力所能奏功，更非少数人之主持所可有效。欲其实现，必借国家之统治权，易言之，即于法律上规定不党，以党派悬为厉禁是也。此种方法非徒为吾人所不取，抑且为吾人根本上所反对。何以言之？以国家之力干涉党派，侵压自由，犹其次也，其结果必致居国家机关之人人独成一党派，以压制人民。最初虽以不党为宗旨，殊不知其结果适成党派专制。以是之故，吾人不主张顿成之不党。何谓渐成之不党？谓固有之各党派，由其自身之觉悟与夫超然之指导，各去其向日之党派的界限，消其向日之党派的感情。以公平为标准，以调和为职志，以正义相商榷，以诚心相待遇，互相亲和，互相尊重。不以权利相排挤，不以恩怨分亲疏。第一步为打消名义上之党派；第二步为自行轻减其党派的感情；第三步为不以党派待人。即勿论何人凡与吾交际者，不问其向日隶何党籍、为何系统，而纯以公平之心与之往还，绝不杂疑虑；第四步为消除党派的猜疑，于是乃底于真正之不党矣。所谓渐成者，即渐次而进之谓也。此三前提乃相合一致，而不可分散。易辞以明之，即吾人所主张者，乃相绝对的实质的渐成的不党主义也。前提既明，请入正论。

其二

▲不党主义之精神

▲全国之人唯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而已

或曰：依子之言，将使一国之内，无是非善恶之分。无论何人，皆掬诚相待，则奸人得与正直言调和，而借端思逞矣；忠良与国蠧相退让，而正气荡然矣，是恶乎可？

记者应之曰：不然。吾之所谓不党者，非无是非善恶之判，善良与奸佞之分，乃正有其区分。特区分之标准，不以党派而以法律耳。何以必如此者？诚见夫以党派而分别良恶，未必能真分别。全国之良恶也，其分别之标准，未必尽为公正也。夫人者富于感情之动物，当其感情之未起，思想与判断常趋于公平。及其一度为感情所刺激，遂不克自制，必致思想与判断失其冷静公允之性。且其感情之唤起，必有反激而加厉，其反响更足以激进相对者之自身。以例言之，如甲与乙相交涉，当其始也，二人之思想初无若何之背驰，徒以一语不慎，乙对于甲遂生恶感，甲亦必因此而疏乙。久之各集其同味者，自成一党。若谓以此判良恶，则乙党为贤者之集合，而甲党为恶徒之团聚，是必不可也。是故彼欧美之行政党制度者，类有多数之党派，有正负之分，无贤不肖之判。有时有第三第四党之存在，而不闻以此为区分是非良恶之标准，则其故可以思矣。由是观之，以党派分是非者，即以感情分是非也；以党派判良恶者，即不以理性判良恶也。夫以感情而不以理性，则其所判分之是非良恶，必非真之是非良恶也，审矣。

今夫一国之内，欲其举国命之所托，一切大政皆付于贤者之手，其国始得而兴，则其国内必先有贤愚智不肖之分。记者于数月以前，曾揭橥“贤人政治”之理以商榷于国人。窃以为自古迄今，历史上一切国家，其能臻兴者，无不依此原则也。吾人研究历史，当知于一切事实之外，尚有一因果律之根本理性存焉。得此理则兴，不得则亡。此理无他，即使一国之内，全体人民，如一壶之水，其质点之清者上腾，质点之浊者下降，于是一国之智能得发展至最高度。近见英人泰洛氏所著之《自然淘汰之政府论》一书，为开战后所出版。以战争之教训，遂不得不讴歌贤人政治，盖与记者曩日之言如出一辙也。

既不能不判别贤良与奸佞，则必有判别之方法。夫由党派以判别之，其弊已如上述，自不可恃，于是当易其方法。以吾之意，惟有以法律为区分耳。质言之，分全国之人为合法与违法二种。合法者视其智能之高低，高者发挥于上，低者保安于下。至于违法者，则务锄去至尽。夫有此区分，则国是决不至淆乱矣。证以目前之政变，此方法为适当。何以言之？袁逆者，国法上之大逆犯也。凡大逆犯，非一人所能行，必有从犯，此又刑法学上定则也。故党于袁者，吾人皆得以大逆从犯目之，不必曰袁党。夫曰袁党，是以感情为区分，以道德为褒贬。其范围不确定，其罪状不切实，诚以党者本非违法之事。党于袁，亦自不必尽为元恶大憝。故不如呼为大逆从犯之为愈也。所谓大逆从犯者，以其罪状昭着，当然受法之制裁，不独应为国民所呵詈而已也。

论点既明，则吾人之不党主义，决非与袁党言亲和事退让也。易言之，即非示袁党以不党，而欲包罗亲近之也。虽然吾人之不党，亦决非故意拒绝袁党，绝其自新之途，且隐然成一大党以与袁党相敌。易言之，即绝拒袁党以自新，则吾人已落于党派之巢臼，而不党主义为有名无实矣。是以吾人之不党者，绝不以党派为注目之的。凡遇一人，第问其于法律曾否违犯，如其未犯也，则以公道待之；如其已犯也，则相与而执法以制裁之。除此之外，实不知以感情为好恶，以权利为厚薄也。

至于不党主义，何以必行于今之时代，其理由当详之于下节。

其三

▲不党主义之必要一

▲不党与新旧势力之调和

请一转而论不党之必要，其必要可分二端以言。列之如下：

一于运用政治上不党之必要。

二于制定法制上不党之必要。

兹先论其第一，何以曰运用政治必须不党乎？此非泛论，乃切于中国目前之国情而发也。中国目前之国情为何状？一言以蔽之曰：新旧两势力之竞争是已。此竞争之开始也，自满清之末叶，新势力屡抗屡仆，常在潜伏，而未尝得伸。迨及辛亥，于偶然之中，新势力忽得一泄其潜伏抑郁之气。卒以无后盾，不调节，致未见极盛，而已赴衰颓。故自政府北移，新势力已见雕落。及至癸丑，遂退至最低之度。然当辛亥之际，旧势力睹乎新势力之臻臻日上也，乃群起竞合以谋抵抗。于此之时，新势力所恃以成立者，以公理为前提，以革新为职志。旧势力所恃以不敝者，以腐败苟安之民族心理为后盾，以维持现状为口实。其结果，人民之爱苟安也，实甚于爱革新；人民之爱习惯也，亦实甚于爱公理，于是旧势力乃占胜利。岂知天下事不进则退，断无中止。苟安既成，势必更进，于是苟安愈进，腐败愈甚，袁逆即于此成其阴谋矣。此新旧两势力竞争之历史也。

历史既诏吾以事实，则必更由此暗示以办法。记者不敏，间尝抽绎其迹，以为以世界之潮流，人类之进步，言新势力无不日进月益，虽有阻碍，亦必愈激愈烈。特于最短时间内，将旧势力一扫而空，则必又为事实所不可能，此言自然之趋势也。明乎此趋势，则当按出一适宜之办法。记者思之，重思之。夫亦曰：对于旧势力，不为激烈之排斥，许其于不妨碍国命之范围内，得自享其利益耳。其利有二：一曰，不致激起反动，由反动而生非常之争执，摇惑国本。盖吾民族之苟安与腐败心理，其由来远矣，非一时所能铲除。若绝不留余地，则必激生变端，滋可虑也。二曰，不致因此而引起新势力内部之分崩涣散。盖新势力内部本不一致，若强统一之，以操切从事，必致一部分与旧势力相结托，此更可虑也。

虽然，吾人既以为于国基未定，而从事于组织之际，当调和所有各势力，不使有激烈之争，成独占之势者，又舍不党主义无以为功。夫不党主义者，不以党派与势力之利害为注目，专以成法为依归，以公允为准则，暂措一切政治改良之政策，而专求巩固国基。人人之希望如此，行为如此，此即不党主义之精髓也。

记者请更以各先进国之历史为证，英吉利以亘数百年之革政竞争，遂有今日，其间革新之势力屡起屡仆。当其始也，有爱立渥与毗母等清教徒之运动，而旧势力思压抑之，愈压愈激，终致革命。革命之后，克林威尔不知自行调节其力，专横暴虐，旧势力乃竟复活，于是迎王以归。后此国会内之新势力仍不满足，屡行反抗。其结果，旧势力知其不可以屈，乃退让焉，以成内阁制。此英吉利之新旧竞争之历史也。可知英之旧势力由数世之革除与反抗而始，行扫尽决，非于短期间以武力消灭之也。若德意志，则普鲁士自以师旦英为相后，洞见世界潮流之不可抗，毅然采取民权之制，使贵族之旧势力与平民之新势力为之调和，各入正轨。迨乎联邦成立，德人更以此精神施之。俾各诸侯固有之旧势力与全民族统一之新势力，相剂惟均。于是此非常之争，无专擅之弊。可知德之致善也，非由于旧势力之革面洗心，乃正由于善用其调和耳。至于法兰西，则与中国情形尤相类似。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愿国人勿忘辛亥，勿忘癸丑，更勿忘英法德之先例，复次请言法制上不党之必要。

其四

▲不党主义之必要二

▲不党与定宪

所谓法制上不党之必要者何谓乎？曰定宪是已。何以定宪必须不党乎？曰有理由数端，请逐假以说明之如下：

第一，定宪作用不须有正负主张之别，故不党为必要也。何以言之？夫制定宪法为组织国家之原始作用。盖依法理而论，未制定宪法以前之国家与制定宪法以后之国家迥异。以严观之，谓未制定宪法以前之国家，直可谓之曰非国家。即否，亦得曰不完全之国家，或谓之曰畸形之国家。若制定宪法以后之国家始得名曰国家，或曰真正国家。记者尝设喻以明之，以为未制定宪法以前之国家，与制定宪法以后之国家，其差别正等于在胎内之人与已生出之人之不同也。故勿论如何，国家于未制定宪法以前，终如胎儿，发育未至完成。苟欲使其成育焉，则非制定宪法莫为功，由宪法始产出真正之国家。夫国家既必由宪法而始真产生矣，则宪法之为物必为绝对。易言之，即为唯一之组织作用而绝不容有他种性质是也。且夫宪法既必为绝对矣，则宪法之成立必为全国人民之总意表示。易言之，即必为全国人民公同所是认。准是以言，宪法为绝对，为总意，则必不容有正负之分，彼此之异。然而有党派则不能无正负，故党派之存在，与定宪之原则，实相背驰也。

第二，定宪作用最忌勉强贯澈其主张，故不党为必要也。何以言之？党派之存在理由往往不在特别之主义，而在团结之多数。是以小党之失败，不在主张之荒谬，而实在人数之不足；大党之胜利不在意见之适宜，而实在名额之夥多，此党派之通弊也。以此之故，主张虽合真理，徒以少数，不见实行；主张虽荒谬，但多数，即可有效。于是效力之有无，实行之可否，乃不关意见之优劣，纯恃人数之多寡矣。此种状况，于通常立法已觉不合，矧用之于定宪作用。果尔，则一国之根本大法为一部分人士所操纵，其结果必致宪法纯为一部分人士之利益而设，失其公正之性。既失其公正之性，则人民对之必亦失其崇仰之心矣，此所以于定宪作用最忌有党派之私也。进而言之，即使一部分人士对于宪法上有所主张，初亦不必号召同志，厚结其党，以求表决之占胜。盖勿论何人，对于宪法，虽不容有利用之心，然皆可自由发言。其言合理则必为人所赞同，若否则亦无妨碍，不必勉强以求见效。此所以不党之为必要也。

第三，定宪作用其所需之自由与公正之量，乃较通常立法为甚，故不党为必要也。何以言之？凡人往往一入党派，外则有同党之关系，不愿独持异议；内则为感情所刺激，自失其冷静，于是自由思想为之低减矣。唯有随波逐流，旅进旅进〔退〕而已。夫思想之自由与思想之公正有必然之关系也，思想既失自由，同时必亦失公正。通常议会以此而争执不休，立法之进程致以迟滞，徒以根本大法尚在，不致摇动国本。若于定宪之际，上无更高之法以拘束之，各趋赴于极端，激于感情，个人失其自由之发议，则全部失其公正之主张，必致尘嚣甚上，国本飘摇，害莫大焉。此所以不容有党派之存在于定宪时也。

由上述之三义以观，则定宪既不容有党，则现在之国会为机关，自不能不厉行不党也，明且审矣。又况旧日之党，以事实上之关系早已破坏无余，勿论何人无能力以重建之，则大势所趋，亦舍不党莫由，矧夫不党有如许之利益哉！至于宪法制定以后，新国会内是否应有政党乃别一问题。记者但以为至彼时，视乎时代之需要与否，未尝不可铸新党，以树政党之模范也。

（本篇选自《中华新报》,1916年5月27日、5月28日、6月2日、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