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革命与政党

铭心

一、绪论

云贵护国军举义，而后两广浙江响应，川湘鄂赣等省动摇，袁势日孤，民军愈固。热心政治者，遂主张树立政党，聚集英才，以为建设之准备。其用意固不可谓不周且密，其爱国固不为不深且切也。伹当大局未定，战事未休，遽起而组织政党，分门别户，于国无益，于事无补。噫！此大误矣。

余自问学识菲薄，不敢妄论政事。顷因民铎出世，嘱余负投稿之责，而政党复活运动，适在激烈之中，是以不揣冒昧，作斯篇以述管见焉。是否有当，自有定评。言论自由，权操之我。卓识名流，尚其谅之。

自政党复活问题发生以来，政治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综而言之，约分为二：一曰政党派。主张此说者，谓“国家当革命时代，戎马仓皇，秩序紊乱，频于阽危，决不可专讲破坏，置建设于度外，同时亦宜联络富于自由思想分子，成立政党，以为组织正式新政府之准备”。一曰非政党派。主张此说者，谓“国家当革命战争之际，爱国志士，宜奋勇先登，断魔王之头，入自由之天，早达改革政治目的，免伤国家元气。何可组织政党，减杀战力，挑拨意见，延长战事，肝脑涂中原，膏腋润野草，大伤国本，剥夺民财”。二说虽趋于极端，但咸有理由，均未可厚非。本文题名曰“革命与政党”，议论似属于非政党学派，其实则纯从学理上研究真相，借与国人一商榷焉。

然欲研究革命战争时宜组织政党与否，则非研究革命与政党真相不可。欲研究革命与政党真相，又非研究革命及政党发生之原因与其目的不为功。明乎此，然后可与言革命，可与言政党，可与言革命时不应组织政党。兹依顺序而推论之。

二、革命发生之原因

革命发生原因，虽因时与地不同，而其主因，则咸由专制政治产出也。法国革命，前后四次，历史具在，兹不赘述。仅就中国此次革命言之，中国此次革命原因，极为复杂，摘其大要，约分远因近因二种。

甲、远因。中国自袁氏执政后，弊端百出，国事不振。凡有血气，莫不椎心。兹由三方面观察之：

第一,袁氏擅行专制主义，蹂躏民权，视人民如牛马，置国事于不问，徒为一己权位之计，毫不容国民置喙其间。人非木石，岂能忍乎？

一,中国一次革命之际，袁氏手握重兵，势力强大。迄共和告成，南北统一，遂推戴袁氏，以弭争端。有警之士，谅咸知之。然袁氏专制成性，由来已久，革新人物，颇怀疑念。复以其愚弄吾民，无所不用其极，以是互相仇视，愈演愈烈，酿成不可收拾之祸胎矣。

二,民党中坚人物、中国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氏，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乃抱政党内阁主义，由湘而鄂，而沪，游说各处，开导同志，力陈国家阽危，不可再遭扰乱情形，并申述政党内阁，足以防止总统专制理由，其用心亦苦矣。未几，南方数省，一致赞成，反袁之心涣然冰释，诚可为国家庆，为袁氏贺也。乃袁氏包藏祸心，急欲肆行总统专制，不愿组织政党内阁，阴使赵秉钧与洪述祖谋，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暗杀调和南北之宋教仁氏于上海停车场，翌二十二日殒命。由是袁氏之狼心披露，策士爱国之热忱骤高，国人愤怒，固结不解矣。

（宋教仁氏临死致电袁氏谓“临终哀言，望大总统开诚布公，制定良善宪法”云。）

三,国民党原为革命后所成立之一大政党，占国会议员多数。袁氏以该党势力浩大，非摧残消灭，不能逞其专制手段，竟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剥夺国民党籍议员三百八十余名之议员资格，蹂躏监督政府机关，宪法制定中止。总统专制，孰甚于是乎？去岁七月，参政院推举李家驹、王揖、唐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马良、严复、王世澂、宋炜臣十人为宪法起草委员，梁启超等辞不就职，其结果如何，固不得知，即或此宪法草案告成，亦不过为袁氏一己之私见，人民何曾参与其间哉？

四,民国第一次国会成立未久，袁氏以成绩不良，宜于改正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选举，遂于民国三年一月十日，命令解散。夫国会为代表人民机关，立宪国第一要件，非遇政府与国会对于国家政策冲突，不能不诉之国民时，则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而况解散乎？袁氏暗于近世政治思想，断行解散国会，爱国人士谁不痛心哉？

五,一国土地广大，国民心理不同，对于国家政治上生极大影响。地方自治，即矫正此弊，养成国民一致之精神，为欧米各国所郑重者也。我国一次革命时，各省设立省议会及各级自治会，意至美、法至良矣。袁氏惧人民政治思想发达，不能逞其专制手段，竟于民国三年二月四日，停止各省之各级自治会；二十八日解散省议会；翌月一日，废止各省之各级自治会。由是人民受官僚压迫，无可告诉，忍气吞声，至于今日。

六,南京政府临时约法，袁氏以不适于国政，于民国三年五月一日废止，同时公布新约法，扩张大总统权利，减少人民权利。肆行专横，为所欲为。革新人物，愤懑不平，动乱之机，已伏于此。

第二,中国自晚清失政，国事不振，民不聊生，由来已久。及民国成立，袁氏执政，复不开源节流，以苏民困，于政治上放一线光明，乃借巨额外债，丧权辱国，强迫内债，剥民脂膏。以勋章作苛吏之赏，以官职作勒捐之赠。生民涂炭，憔悴不堪，所谓时日曷丧，殆此类也。

一,民国二年夏，五国（英、德、法、俄、日）借款成立，金额二千五百万磅（约中国二亿五千万圆），以盐税抵押，并聘请英、俄、德（未几即死）各一人监督用途（顾问）。丧权辱国，莫此为甚。然袁氏借此大宗款项，整理国政，振兴实业，犹可说也。而彼惟谋固其权位，不顾国家。二千五百万镑借款，供彼买收军队、议员之用，未及三月，即告罄矣。稍有人心，谁不悲痛？此外，如以产铁矿为担保之汉冶萍借款（民国二年十二月五日成立，金额千五百万圆），以宁湘铁道为担保，任用英人为条件之宁湘铁道借款（民国三年三月十一日成立，金额八千万圆）等类，皆络绎不绝，未有止境。是以忧国之士，咸欲断其头以谢国人也。

二,国家当财政困难之际，募集内债，以救燃眉，欧米诸国无不施行。但国民应募与否，全任自由，不能强迫。而袁氏于民国三年冬，募集内债，肆行威力，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虽鸡犬不得宁焉。于是者，官吏因受重赏，小民益增怨咨。众叛亲离，祸起萧墙，可断言矣。

第三,袁氏性嗜杀戮，干法乱纪。忠烈义士，逃亡逸散；佥壬宵小，蚁集蜂屯，如王宪章之被杀于金陵，汤芗铭之被擢为将军，尤其彰明较者也。

乙、近因。此次革命近因，固甚复杂，简而言之，帝制问题，尤其导火线也。吾人苦专制久矣，一次革命，纯为政治上之改革，推翻满清，建设共和，固欲使一般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之中。当其时，袁氏兵权在握，颇有人望。公拥伊为总统，原冀实施民权主义。讵意暴戾贪横，勃勃野心，不稍减于满清之季。铲除共和，复兴帝制，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于是侯王爵赏，不胜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矣。夫袁氏固足未出中国一步，不知近世政治之思潮者也。以二十世纪不能存在之帝制，居然雷厉风行，步法拿破仑、墨爹亚士之后尘，其志非不大，其心非不雄。然自识者观之，读拿破仑、爹亚士史，考其颠末，则后世虽最无知无识，对此恶魔，当惮然而不敢为也。乃袁氏不知世界情势，帝制薰心，暗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即宪政协进会），协力赞助。又多方运动，使各省将军争图劝进，以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谁知怨毒积于人心，反抗因而四起。云贵首义，全国影响。举目而观，无非袁敌。扶持天下之正义，增进人民之幸福可立而待矣。

三、政党发生之原因

政党发生之原因，种种不同，揆厥大端，约分为三：

一,基于主张者。政府运用政权，对于国家政策，不能时与全国一致。有政府以为有利，而人民反以为有害者；有一部分国民以为得计，而他部分国民以为失策者。地位不同，心理各殊；利害相反，方策自异，于是者政党生焉。政党原为公党中之一种，由共同利害而起。兹举例证明之，英国现今有名之自由党、统一党，其发端始于十七世纪后半。当查尔斯二世时代，关于王弟结姆士继承王位问题，大起纷争。请愿派最初称为Petitioners，非请愿派最初称为Abhorer。未几，Petitioners改名为民权党(Whiges)，Abhorers改名为勤王党(Tories)。及千八百三十二年，民权党改名为自由党(Liberale)，勤王党改名为保守党(Conservatives)。盖请愿派以王弟结姆士无王位继承权，极力排斥，非请愿派反之。以是各树一党，互相争持。延至今日，遂为英国政治上二大政党焉。

由是观之，政党以共同之利害而发生，由正相反对之主张而对立；不能基于个人之利害而组织，基于个人之主张而分立者也。以共同之利害为前提所组织之政党（公党），其精神一致，其主张贯澈，内可以防专制，外可以御强敌，发挥真正立宪之精神，伸张国家充实之威力，蒸蒸日上，可断言矣。反是者，以个人之利害为前提所组织之政党（私党），其精神涣散，其主张不定，内足以起纷争，外足以诱强敌，违背立宪之精神，减少国家之实力，兴国无望，只速危亡。

二,基于社会问题者。古代贵族在社会上占有种种特权，国家政治握于特权阶级，束缚人民自由，遗至今日，犹有存者。迨十九世纪自由思想发达而后，要求解放束缚。于是而共和党平民党等生焉。降至近代，资本家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一般贫民受其压迫，于是而劳动党、社会党等生焉。兹举例证明之，自十九世纪以来，科学发达，交通便利，工业应用机械，市场遍于全球。贫民手工及小资本家产业，不能与大规模工场竞争，为大资本家所独占，而贫民与小资本家终身为劳动者，永无成大资本家之日。愤资本家之跋扈，感社会受毒之深，遂组织团体，急图改革，与资本家对抗，要求解放束缚。此德国社会党（现名社会民主党Sezialdemo Krtatisce Partei)所由来也，次如英国劳动党(Labour Paty)亦然。英国以商工业立国，资本家势力强大，一般劳动者憔悴不堪，由是组织织动党，企图政治上改革，解放资本家束缚焉。

三,拥护宪政者。宪政为国家之根本法，神圣不可侵犯者也。政府当局每流于专制，违反宪法精神。欲防此弊，则非团结意见确定之人以抵抗少数人之专制不可。欲团结意见确定之人，又非组织政党不为功。例如中国一次革命告成，制定临时约法（在宪法未制定以前，与宪法同一效力），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势力浩大，莫可防遏。一般人士，惧其违反约法精神，遂组织共和党、进步党以防止之。诸如此类，不遑枚举。概略言之，即大防党专横，演成专制政治也。

（按前二端均取欧洲之例，证明其理。第三端为研究上便宜起见，故引中国最近之例。特申明之，免使阅者怀疑。）

四、革命及政党之目的

革命及政党发生原因，已如上述。其目的如何，当不难推知，兹略述如下：

一,革命之目的。革命者，即将现政府组织，从根本上推翻之谓也。革命之目的，即将现政府组织从根本上推翻，另行组织新政府之谓也。换言之，即打破现政府所定之宪法（如中国新约法）、所定之官职，再制定新宪法与新官职，或恢复旧宪法与旧官职也。前者例如法国七月革命（一八三年）推倒不尔奔王家，拥护疴尔艮公腓立波，废止一八一四年钦定宪法，制定新宪法是也。后者例如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一九八—一九九），废布寺尔哈米特二世，恢复一八七六年发布之宪法是也。

二,政党之目的。政党者，结合有共同利害、抱有一定意见之人类，而取一致行动之谓也。政党之目的，即用平和手段贯澈其主张，使他人屈服之谓也。例如英国查尔斯二世时，勤王党主张王弟有继承权，民权党主张王弟无继承权，互相竞争，几生暴动。然而人民知识幼稚，尊重国王极甚，民权党终屈服于勤王党，勤王党卒贯彻其主张是也。

夫革命及政党之目的，原以其原因为对象。无原因，即无对象；无对象，革命即无由而生，政党即无从而起。是故革命及政党之目的，伏于革命及政党原因之中，非原因自原因，目的自目的也。

然革命与政党目的，可得混欤？曰：是不然。盖革命为破坏的，政党为平和的。破坏乃国民改革政治最后手段，可用之而不可常行之者也；平和为国民改革政治永久的手段，可继续行之而无害者也。破坏与平和，两不相容，其目的岂可混乎，否则殆矣。改革政治者，可不加之意焉？

五、革命与政党彻底研究

革命性质纯为破坏，政党性质纯为平和，二者不可得兼，否则陷国家于危殆，此自明之原则，人人所共知也。假令有国家于此，当承平之时，政党抱革命性质，以破坏为本旨，屡施最后手段，国内纷乱，几无宁日。国本不固，政治紊乱；进步绝望，民智闭塞；工业不振，财源杜绝，虽欲不亡，岂可得乎？非然者，国家设不幸，而国民以最后手段起而革命之际，革命中一部分人士，又组织政党，以平和为本旨，急图建设运动，人心离贰，权利薰心，惟求利己，国非所问，岂以聪明天亶之志士，尚能默认者乎？地方主义发达，国家观念薄弱，内讧迭兴，党派林立（私党），纷扰不辍。外患乘之，其国终必陷于危亡。

奚以明其然也。夫政党以破坏为目的，对于国家极为危险。政府设法镇压，则暴动随之而生；置之不问，暴动复各处蜂起，国家频于革命涡中，其政治现象不堪设想。二十世纪之世界，何能容此等黑暗政治之国存在哉！革命为国民改革政治最后手段，可行之而不可常用之。宜举国一致，即日推倒魔王，组织善良政府，恢复国家秩序，不使人民苦于战祸者也。设于革命战争之际，组织政党分门别户，违反革命本旨，与自杀有何异焉！兹述之如左：

一，革命以一般国民同意为第一要义，政党以国民中一部分有共同利害者所组织。革命战争时代，组织政党，则与得一般国民同意之革命之本旨，自相矛盾。

二，革命志士，亲如骨肉，开诚布公，无诈无虞，不宜组织政党，独树一帜，致遭国人误解。

三，革命以大同团结为条件，由操纵而大同团结。在革命时，欲假政党之名，行一致之实，则是反乎革命条件，演成互相排挤之祸胎。

四，政党基于主张与社会问题，拥护宪政而发生（参照政党发生之原因），革命由专制而产出（参照革命发生之原因）。在革命战争时，一般国民所抱之意见，咸属一致，无主张异同之分，无社会问题拥护宪政之别。手段相同，目的惟一，政党果何由而发生哉？虽然，假令革命时有组织政党，调和主张与社会问题拥护宪政之必要，犹可说也。然而革命之际，主张一致，宪法未定，社会问题复得借此改革，无分党派（公党）之标准，无组织政党之理由，又何以政党为？吾人纵让一步，认其主张不同，认社会问题不能解决，然革命目的相同，自由思想相同，专制政治，不至发生，又何必更以政党对抗为哉！

六〔五〕，革命以破坏为改革政治手段，政党〈以〉平和为革命政治手段，二者原不可以混同也。伹既用革命手段，自必有为平和（政党）手段所不能达到目的之问题；既欲用政党（平和）手段，又何必主张革命，骚扰生民乎？彼是则此非，此非则彼是，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由上五者观之，革命时代之政党，有百害而无一利者也。换言之，革命时所组织之政党，是不以国家为前提，是徒陷国家于危殆亡也。爱国人士各平天良，静气三思，注意此点，则国家前途庶有瘳乎？

然不组织政党，而意见可分欤？曰：否否。兹举例证明之，中国洪扬〔杨〕革命之际，势力强大，占领十数省，盘据十余年，内讧一起，终遭灭亡之祸。希腊独立战争（一八二一），所向无敌，告厥成功，寻以党派轧轹，哈沙(Hassan)乘机征伐，大破其军，酿成最激烈之战争（一八二六—一八二七）。诸如此类，不遑枚举，意见可分云乎哉！

六、中国革命时代不应组织政党

革命战争时不应组织政党，已如上述。但中国现在革命究应组织政党与否？此乃一大疑问，故不得不述及之。

当论本问题之前，宜先解决左列之二问题。

一，袁氏之总统有效与否（在云贵未宣言独立以前）。

二，袁氏解决政党有效与否。

第一问题，自法理上论之，袁氏之总统，由国会选举，照临时约法之规定施行，当然发生效力。自实际上言之，袁氏任总统之职，有制定官职及代表中华民国与外国缔结条约等权，其发生效力，更不待言。嗣后虽因彼肆行专制，蹂躏民权，国人皆不题其为总统，隐谋推倒。伹此不过心理上问题，并非法理上、实际上问题。在法理上、实际上有效问题，不能以心理上问题为根据而否认之（指云贵未起义以前而言），故袁氏之总统，当然为有效。

第二问题，据前所述，袁氏之总统既然有效，则其解散政党之命令，亦当然为有效。何则？盖解散政党之命令，基于总统之资格而发布，不能谓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与外国所缔结之条约为有效，对外所发布之命令为无效也。

依上所言，袁氏解散政党既然有效，则据前段（革命与政党彻底研究参照）理由，中国于革命时代，亦不应组织政党，分别门户，陷国家于危殆也。近来间有极力主张政党复活，以收拾大局者，此其中或含有特别理由，固未可知。以余所见，则敢大声疾呼，正告于国人之前曰：〈国〉家存亡在此一举，现时决不应组织，捣乱大局也。

（本篇选自《民铎杂志》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