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息党争

——致《甲寅杂志》记者

伍孑余

记者足下，国事日非，伤心之事，难以枚举。然所以酿成此局面者，其故安在？苏东坡有言：“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今日之所以造出此局面，则党争之结果而已。民国元二年间，政党之争，极其剧烈。然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此必至之势也，于是遂有今日之政象。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凡处于民党之地位者，当知政治未上轨道，只宜合革新派以与官僚派争，而不可于革新派间，蹈往日之覆辙，仍树党以相争。息争之道，固重在事实，然勿以言论挑拨恶感，亦息争以相提携之一法也。欲泯恶感以联善感，则立言者有二应知之义焉。第一当知境遇之不同。今日海外有若干激烈之报章，见内地之新闻杂志（指非为人机关报以左袒不良政治者），其持论稍近和平，遂大加指摘。不知内地之言论家，或则为政府所猜防，否则亦因住内地之故，言论不能自由，不能不稍作温和之论调。然匣剑帷灯，意固在于唤醒国民，而非为不良之政治辩护也。今因受海外报章之攻击，试问其结果何如？则使内地之言论家，以为倘持急激论以攻击政府乎，则立招大祸；倘言论稍属温和乎，则又招海外报章之攻击，则不如缄默不言焉，较可以自全。不然，亦舍却政治问题，而作他种文字焉。然使一国之言论界，呈此现象，则国民之政治思想，安能发达？而政治又安有革新之望也？二则当知时势之不同。今之以急进派自命者，动引人二三年以前之文，以为攻击之材料，又或谓其与今日之言论矛盾。笑其无先知之明，不知立言常因时而发，此如夏葛冬裘，非可引彼时之言，以绳此时之言也。顾在温和派姑勿论，即以激烈之排满派言之，足下尝评之曰：“前之言曰，返之长林丰草之地；今之言曰，纳之五族共和之中。前之言曰，羶胡鸡犬皆可杀；今之言曰，寡妇孤儿不可欺。”夫非其前后自相矛盾耶？即足下著联邦论，评张君东荪、丁佛言之文，谓：“在昨年为扰乱民国，在今年则恰应要需。在他人言之，为争权争利之符号；在我言之，则彻上彻下之主张。”盖讥其前后自相矛盾也。张丁二君，其言论之前后自相矛盾，诚不能为之讳。虽然，其犯此弊者，岂独张丁二君，即鄙人亦不免焉，足下亦不免焉。鄙人已不打自供，无须详论。更就足下言之，前此之《独立周报》，足下曾指摘内阁制之弊，年来又大颂言内阁制之利。问前后何以差异如此，无亦以时势不同，故立论自亦不同也。故不明乎言论与时势之关系，动讥人前后之自相矛盾，岂知无论何人，皆有前后矛盾之言论也。顾以理论相辩驳，此犹于国事无碍。若徒以谩骂相加，甚且以权力相挤排，此真足以败坏国事也。如民国成立后，犹有一派人，大攻保皇党。夫保皇会名目，盖在戊戌政变后，由康南海创之。然在当时，数千年传来忠君之思想，尚浸淫于人心，而清廷大摧翻新政，杀戮新党。欲与之对抗，惟橥揭保皇之名目，始易于号召天下。今之力攻保皇党者，当戊戌政变之后，使处康南海之地位，恐亦将采此手段也。谓余不信，试观民国二年，黄克强据金陵独立，其所发檄文，犹有“贼及太后之身”之语。夫平日既高言排满，则清太后之死，正宜引以为快，何以转为之怜。此无他，亦欲借之以为手段耳。夫当共和告成之后，黄兴犹欲借君臣之义为手段，以鼓动人心，何况十七年前之康有为？且保皇会之名，后已改为国民党（见《不忍杂志》，又去岁《神州日报》有美国通信言某埠尚存有十年前康所创国民党之招牌）。故民国元二年间，其力攻康梁者，实以新国民党而攻旧国民党。顾乃不以国民党之名目攻之，而偏举十五六年前保皇之名目以攻之，岂能令其心服耶？且民国成立之后，亦无攻康梁之必要。盖由康论之，自共和告成，彼已决意与政治断绝关系，故隐于扶桑。其后因母丧之故，始往香港，继因为葬其母弟于肇庆，乘舟道经广州。广州城中，预备欢迎之者，其团体不胜枚举，然彼不肯登岸，以示与政治断绝关系之意。以如此等于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之人，而犹欲攻之，是不亦于厚德大有伤乎？又就梁论之，民国成立后，彼亦无遽欲投身政治社会之意。徒以政客屡邀之，故于民国元年十月，始归国焉。然当时之国民党，既已有敌，而又力攻梁，是多树一敌也。既好多树敌，则必惹起社会之恶感。国民党之无谋至此，安得不败耶？抑以保皇攻康梁，犹可言也。若新进之士，当戊戌政变之后，或则不知保皇为何如事，或且不知康梁为何如人，徒以后来与康梁往来，乃一概奉以保皇之头衔。不知新进之士，欲以保皇定其罪，则彼并未发此言论，有此行为。若己亥立储议废光绪帝之际，上海之官绅士商，致电与清廷力争，而章炳麟即署名于其中焉。是章炳麟实一真正之保皇党也，而世不以保皇攻争废立之章炳麟，乃反以之攻未尝有保皇行为保皇言论之人。桃僵李代，人非草木，恐未必肯为之代耳。抑年余以来，美洲及南洋若干国民党之报章，常指摘进步党，骂其于南京独立之役，不肯助国民党，而助政府，以致国民党之失败。在海外报章之立言，固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闻诸进步党员，则又尝反唇以相讥，谓前此之国民党，一面既反对政府，一面又反对进步党。进步党与政府，既立于同为国民党反对之地位，则自有接近之嫌，然此乃国民党逼之。况在进步党，谓与国民党争势力，则诚有之；谓其愿国民党之全归扑灭，则非其本意也。进步党之答覆如此，恐在国民党，未必有强固之理由，可否认之。又美洲及南洋之同盟会报章，常言将来必至帝政复兴，而谓进步党之重要人员，已大半赞成此事。夫将来果有帝政之事与否，非鄙人所能知，而现在之进步党，实未有赞成此事之证据。若最近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先生，发起一筹安会，极言共和国体之弊，将研究解决国体之法。此六先生，人称之为“六君子”，然进步党无一人，而属于往日之同盟会员者，则有四君子焉，且又皆同盟会中之大名鼎鼎者也。进步党持是以相诘，同盟会又将何词以答之耶？（此段据进步党某政客之说。）吾论及此，非有所左袒于进步党也。进步党腐败之分子，不可胜数；揭其秽德，罄竹难书。使将来而欲再组织政党，则当如足下所谓毁党铸党之法行之，无论何党，皆不可维持其原有之组织。特以现在之进步党中，尚有一部分健全之分子。而此一部分健全之分子，对于他党之蹉跌者，实存同病相怜之心，断无猜忌挤排之意。而他党之人，对于进步党此一部分健全之人，常肆攻击，或又起杯弓蛇影之猜疑，谓其为人所用暗谋，不利于国家之事。不知清名之士，终有八九分洁身自爱之道德，断不肯作冒天下大不韪之事。此种猜疑，甚属无谓。故无论何派，今后苟不改其旧态，则政治革新之后，或仍蹈前此党争之弊，甚或演法国大革命后各党相杀之惨剧，此皆不可测之事也。故今后各派优秀之分子，当知今日政治未上轨道，宜合新党以与旧党争，断不可于新党与新党间，互相猜疑，互相水火，致两败俱伤，政治永无革新之希望。略书所见，质之足下，以为何如？倘以为然，请登之报端，使各派观之，皆知所警饬，以后不复萌前此之旧态焉。其于国事，或者傥不无小补乎。

（本篇选自《甲寅杂志》第1卷第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