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绪说

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定国号为明。元王朝覆灭后，元顺帝迁都漠南应昌府（今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由此开始北元（1368—1634）时代。经历了内部纷争和与明王朝的冲突或通款，至达延汗统一漠南北，孝宗弘治元年（1488）夏，达延汗自称大元大可汗，奉书求贡，晚年受封，方告相安无事。但北元和明朝曾很长时间是敌对关系。这和在南方与倭寇的斗争，是贯穿有明一代的问题。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三月，攻入北京，明王朝灭亡。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于北京。关于明代社会，目前研究界，有的将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看作中期的开端，将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行一条鞭法，看作中期的下限。明代文学的分期也有多种分法。我们根据明代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把它分为三期：初期，指洪武至成化（1368—1487）；中期，指弘治至隆庆（1488—1572）；晚期，指万历至崇祯（1573—1644）。

朱元璋于至正十二年，从郭子兴起兵，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控制了皖南及浙东等东南部地区，二十四年，称吴王。建国后，下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耕垦或将开垦的土地归农民自有，并分别免除三年徭役或赋税，同时大量移民，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农业得到发展。对手工业工人，即所谓匠户，除在规定时间内必须为国家服役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这不仅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商品生产大为发展。明代手工业作坊的发展与工匠地位的改善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中期商业活动日益频繁，明宣宗宣德（1426—1435）时，在沿长江、运河及布政司所在地的三十三个城市建立了钞关，负责向往来货物增收商税，这说明城市工商业更趋繁盛。

明朝建国初年，在政治制度方面，承袭了元代的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由于丞相胡惟庸擅权案，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设大学士以备顾问，以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设立锦衣卫，加紧对官吏的控制。明朝在宋元兴学的基础上，施行了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还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朱允炆时罢大学士。朱棣时，又正式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并重用宦官。《明史·宦官传序》：“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宦官政治是明代政治上的毒瘤。在锦衣卫外，增设东厂。厂、卫等特务政治的加强，也标志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在文治方面，朱棣命胡广、杨荣等人修《性理大全》，积极提倡理学。他还召集文士三千人编纂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

明代中晚期，土地兼并激烈，皇室贵族所占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皇室贵族豪绅地主凭借特权，大量兼并土地。官僚地主不仅抢掠农民土地，连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广大农民被迫流亡。流民问题是明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明中期以后，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进一步得到提高和改进，并逐渐形成了地区之间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如苏州是丝织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生产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官场手工业的主要地位已为民间手工业所代替。当时除了家庭手工业外，逐渐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在苏州，当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他们必须在机户所设的工场内做工，才能获得工资维持生活。其中机工与机户之间，已经存在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占有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也有出现。《万历实录》：“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其他行业如冶铁、铸铁和制瓷业方面也都有较大的发展。这时期商品流通更加扩大。在城市里市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增长。

嘉靖（1522—1566）时内阁大学士严嵩的专政，其后阁臣的门户之争，以及明熹宗天启（1621—1627）时宦官魏忠贤的“阉党”弄权，都是明中晚期政治上极有影响的事件。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他们斗争激烈，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就是明神宗万历（1573—1619）时出现的东林党人。东林党是因他们在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其代表人物是顾宪成。魏忠贤把持朝政时，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宦官的激烈斗争。此后兴起的政治团体还有“复社”。

明代出现了以王守仁（1472—1529）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认为“理”在人们心中。《与王纯甫》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又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传习录》）王守仁的心学特点是“良知说”，将儒家为封建阶级服务的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他力图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烦琐与僵化的流弊，包含某些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王守仁之后，王学的流派很多。泰州学派，也称王学左派，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王艮（1483—1540），著有《王心斋遗集》。李贽也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焚书·答邓石阳书》）他还著有《童心说》，提出文学要表现真情，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焉者也”。泰州学派反对封建假道学和权威，其思想对明代进步文学有很大影响。

明初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及其在文人思想上所引起的反省，在文学作品中有多方面的反映。朱元璋出于对文人的不信任和对思想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使文坛转为空寂。自永乐初至正统末的四十多年，台阁体盛行。作者均为台阁重臣，作品风格平正迂徐，雍正典雅。明初期的小说、戏曲也是延续元末的局面。章回小说和传奇戏曲的体例日趋完善，为中晚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

明中晚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步入中国古代戏曲的全盛期。杂剧作家徐渭的《四声猿》，借助历史题材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形式也与元杂剧不同。传奇体制的定型，魏良辅对昆腔的改革，标志着戏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产生了大批有特色的传奇作品。《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剧目，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此后，出现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文采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格律派。汤显祖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对礼教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他的《牡丹亭》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剧目。沈璟及其同派作家注重格律，与舞台演出联系比较密切。

小说方面，出现了众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刊印本，广泛流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影响很大，孙悟空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而《金瓶梅》则是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和淫乱生活。此外，还有《北宋志传》等英雄传奇和《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以及冯梦龙的《新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短篇小说则出现了冯梦龙编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话本、拟话本小说集。

诗文方面，弘治（1488—1505）年间，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继元代复古思潮发起复古运动，主张以汉、魏、唐的文学为榜样，重情，重文采，重格调，明代文风因此发生变化。嘉靖至万历初，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推进文学复古运动。他们在政治上和当时的宦者、豪门有矛盾，在文学上反对八股文的恶劣影响。例如后七子之一的谢榛主张“文随世变”，作为文坛领袖的王世贞的作品也比较有活气。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而后，三袁的公安派提出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主张文学要能独抒性灵，发前人所未发。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晚明出版业的发展，商品化影响了文学内容的变化。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刊行。晚明的小品文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