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原因讨论

从上述分析可见，基层就业政策使用的象征和劝诫手段面临价值方面的冲突，部分激励措施的强度和范围有限，部分激励吸引了毕业生却难以留住他们，这些都影响了毕业生对面向基层工作并扎根基层的价值认同和行为选择，从而对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负面效应。究其原因，可能与基层就业政策本身的工具运用、所处的制度和价值环境以及就业形势有关。

首先，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的诞生直接源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议论。在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时，无论是学术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将其解读为主次两重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衡。引导劳动力转移，减轻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确保农村基层的用人需求需要努力打破多重劳动力市场分割。这可以通过多种措施来实现，例如：“缩小不同市场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别；打破户籍、养老保险等影响高校毕业生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及使相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有足够的教育培训和能力发展机会等。”（文东茅，2010）在众多措施中，基层就业政策选择采用学费代偿、考学升学优惠、自主创业优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录优惠等政策工具，却并未触及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真正原因。毕业生们很快会发现，基层工作在工资待遇、稳定性、发展前景和机遇等方面远逊于东部地区或大城市，所以他们自然缺乏选择基层、扎根基层的动力。

其次，通过政策手段分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在我国具有历史传统，有力促进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国家计委在«关于197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在分配毕业生时，要继续坚持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加强生产第一线，使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对县以上党政机关要求分配毕业生，仍要从严控制。”这一做法在历史上的成功首先源于计划经济下的就业分配体制，而当时的社会心态也有助于其运行。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成长道路”的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大学生报效祖国，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充分，因而既能够安心学业，又能够积极服从组织分配”（樊钉，2004）。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体制向“自主择业”的转变注定了政府无法依靠政治权威分配工作，毕业生在面对就业选择时的价值也趋于多元化。被访谈者在谈话中明显地透露出他们注重稳定、个人价值等务实的价值追求，这可能削弱他们对政策宣扬的“无私奉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等以国家需求为先的集体主义价值的认可与接受。

最后，基层就业政策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要求存在不契合之处。目前“自主择业”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多元的社会心理也可能影响其执行的效力。在这种社会脉络下，政府依然选择制定该项政策可能与解决就业问题的急迫性以及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有关。当大量高校毕业生滞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时，政府急于短期内快速缓解就业压力，确保社会稳定和高等教育良性发展。而采用消除户籍、均衡收入、取消社会保障壁垒等方法促进毕业生流动是关系社会各方利益的全局性制度变迁，既无法在短期内也不能依靠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管部门实现，因此现有的基层就业政策成为动用有限资源快速解决就业问题不得不依赖的路径，也注定了它只能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