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铁路1958

我与帝国第二次相遇的地方是在那遥远的亚洲、白雪皑皑的大草原的深处。那里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广袤大地，整个地貌都令人感到十分生疏。那个地方的山川、河流和城市的名字也很奇特，河流叫——额尔古纳（Argun）、乌恩达（Unda）、查伊哈尔（Chajchar），大山叫——青甘（Czingan）、伊勒楚里（Ilczuri）、贾格迪（Dżgdy），城市叫——奇尔柯克（Kilkok）、屯吉尔（Tungir）、布卡查察（Bukaczacza）。仅是这些名字就可以构成一首慷慨激昂、具有异国情调的诗了。

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一天前从北京发车，到达莫斯科全程要九天，火车途经哈尔滨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边境车站外贝加尔（Zabajkalsk）。在旅途中，每次火车临近边境站时，旅客们就变得神情紧张，情绪波动。人本来就不该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本应尽量避免或者尽快摆脱紧张情绪。但人们总是会随处遇到诸如边境这类地方，随处可见到和感触到边界的存在。现在权且让我们展开一幅世界地图来看看：上面到处标着分界线。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沙漠与森林的分界线，降水、雨季、台风、耕地和休耕地的分界线，冻土和沼泽、岩石和黏土的分界线。外加第四世纪和火山熔岩、玄武岩和粗面岩的分界线。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前寒武纪时期的平原和加拿大平原、热带气候和北极圈气候的分界线，拉德加河（Ladyga）与查德湖（Czad）的分水岭的分界线。上面还明显划分着不同种类哺乳动物栖息地的分界线。各种昆虫、爬虫和两栖类爬虫的地界，包括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黑色响尾蛇和表面看上去令人畏惧但又令人庆幸、对人不构成威胁的、懒懒的、无毒的蟒蛇的地界。

那么如何划分君主国与共和国的界线？哪里又是古老王国和没落的文明之间的界线？和约、条约与盟国之间的界线又是什么？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怎么划界？哪里是人类迁移的路线？蒙古人究竟扩张到了哪里？哈札尔人到底到达了什么地方？匈奴人打到了什么地方？

有多少人曾为保卫边疆流血牺牲并为之受尽苦难！为捍卫疆界而捐躯者的墓园之大是望不到边的。当然那些为扩展国界的敢死者的墓地之广也是望不到边的。可以断定，有一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为保卫自己的边疆而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死在由边界问题引发的种种战役中。

为划清边界、扩大边界或捍卫边界而对边界问题产生的这种敏感和坚持不懈的热情，不仅是人类的特点，也是所有生物，包括在天、地以及水和空气中进行活动的所有生物的特性。各类哺乳动物为捍卫养育自己的土地任自己粉身碎骨也不会屈服。各类猛兽会为攫取新的捕猎地盘而将自己的对手撕咬致死而寸步不让。就连我们认为安静温顺的家猫，也会奋不顾身、竭尽全力、不畏艰难地奋力标出自己的领地来，在这里或那里挤出几滴尿液。

而我们的大脑呢？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边际的边界密码。人脑可划分为左右脑、额骨与颞骨、胼胝体和小脑。而在脑室、脑膜、颥和脑回之间的界限是什么？腰椎和脊椎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譬如，我们会允许思维到这个界限则可以，反之则不行。或者我们会说，小心，不要走得太远，否则会逾越雷池！所有这些思维、感觉、告诫和禁令的界限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彼此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和重叠。我们大脑边界的运动一刻都不会停歇。太阳穴疼痛和偏头痛都来源于此、头昏脑涨亦来源于此，当然也会有耳聪目明的特殊现象，即视野宽广、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但遗憾的是，天才是少有的。

界限实际上就是压力，甚至可以说就是恐惧（很少条件下是解脱）。界限的概念可能蕴含着某种终结，即永远关上身后的门：生死之间隔。众神知晓这些人类的焦虑不安，为此他们才会竭尽全力去赢得信徒，并给予他们承诺，给予他们的奖赏则是进入毫无界限的神圣王国。基督教上帝的天堂、耶和华的天堂以及安拉的天堂是无界限。佛教徒们知道，涅槃是一种没有界限的、能获得幸福愉悦感的状态。简而言之，人们最渴求、最渴望和最期待的正是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无限的幸福感。

外贝加尔——赤塔（Czita）

啊，铁丝网！铁丝网是最先进入你视线的东西。它矗立于雪地之上，仿佛高高地凌驾于雪地之上，仿佛一条长在地上的用铁丝编织起来的围栏网。这简直就是一种奇妙的组合，根根铁丝盘绕交错，盘踞在天地之间，深深扎根于冰封大地的原野之中，嵌入白色的、天寒地冻的地平线上。望着这些刺芒芒的东西安营扎寨于广袤的边界线上，此时的铁丝网给人一种荒谬的超现实主义的感触，有谁会心生欲望跨越这片白雪皑皑、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呢？那里没有道路，荒无人烟，雪有两米多厚，一脚踏进去就会深陷其中，连一步都别想迈开。可这些铁丝网却想告诉你什么，想跟你进行沟通。它们在对你说：注意，不要想跨越边界去另一边。你无法逃离这里，也不可能离开这里。这里是一个绝对服从命令和完全顺从指令的世界。你要学会倾听，学会谦恭，学会少管闲事，不要引人注目，最好保持沉默，最好不要提问题。

一句话，列车在驶向火车站的途中，铁丝网无时无刻不在警示你，你一定要在头脑中牢牢记住，丝毫都不要有片刻的犹豫，要接受长长的铁丝网线向你发出的限制、禁令和指令，仿佛这条长线已深深扎根于你体内一样，这都是为了你好。

其次进入你视线的就是狗，虎视眈眈、残暴凶猛的狼狗。当火车缓缓停下时，这些狗会冲到车厢的下面不停地吠叫，急切地搜寻着什么。不过在这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有谁能藏在车厢下面与火车同行呢？就算穿着数件厚厚的皮大衣，也会在几小时之内被冻僵，何况我们的列车已经行驶了整整一天。这些凶犬在车下搜寻的场景构成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以至于后来才注意到另一个画面的出现。似乎一群士兵突然从天而降，眨眼的工夫他们在列车两边排列成队，他们僵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用余光交流着信息，他们紧盯着车厢的眼睛构成了一道视觉的监视线，假如此刻有哪位发疯的乘客（或许是间谍、特务、谍报人员）决定在此时跳出车厢，奔向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之中，那么他肯定逃不脱立即中枪被杀死的命运。

真会有谁能一枪就让他一命呜呼吗？那些站在哨塔上的、一直端着步枪目不转睛瞄准着车厢和车窗的士兵能立即做到这一点（此时，我看见窗外有一支卡宾枪正瞄准我，真的，绝对是正在瞄准我！）。换句话说，即使乘客是疯子（或者说是间谍、特务或者是什么谍报人员），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跳出车厢，奔向一望无际的雪地，因为所有车厢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换言之，其实这道士兵监视线起到的作用与密密麻麻、交错盘绕的、一层楼高的铁丝网的作用毫无二致，即警示所有人：闭嘴，别惹事，切记要小心，不要头脑发热干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来。

不过，故事还没就此完结。在那些士兵或许饿着肚子在车厢下的铁轨间紧张搜寻的同时，在那些警惕的士兵刚刚在车厢两边排好队列的同时，在那些哨塔上的士兵用机关枪瞄准我们的同时，一群巡逻兵（一手拿电筒，一手拿匕首）已经把所有乘客轰到车厢的走廊里，开始仔细搜查各个包厢、行李架、座位底下以及各个角落、缝隙、烟灰缸，同时开始搜查墙壁、天花板、地板。他们检查、查看、触摸并嗅闻这些地方。

现在所有乘客都要带上自己所有的随身行李——包括箱子、包裹、袋子等，下车去到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那里摆放着一排排的长长的铁皮桌。随处可见欢迎我们来到苏联的红色横幅。在红色横幅下面站着一排排海关官员，他们个个表情凶狠、严肃，甚至流露出某种怨恨，是非常明显的怨恨。我试图从他们的面部找到些许温柔、轻松和坦率的表情，因为我也想让自己轻松一下，暂时忘掉周围的铁丝网、岗哨、恶狗和面无表情的士兵，我想与人有些接触，寒暄闲聊一下，我极渴盼自己的此种需求能得以满足。

——你笑什么？一个海关官员满脸狐疑并严厉地问我。

我的心里一阵紧张。权力可不是闹着玩的：与掌权人打交道时微笑是不明智的，表示缺乏尊敬。同时也不能盯着有权力的人多看上几眼。关于这个我在军训时就已经知晓。那时我们的下士扬·波可雷夫卡就因为有人多看了他几眼而惩罚了那个人。

——你给我过来！他大叫，你干吗这样盯着我？然后他就罚此人去打扫厕所。

海关官员现在开始检查了。他们打开箱子，解开包裹，把箱子翻个底朝天，拿出这个看看，拧开那个放在一边。摇摇这个，晃晃那个，抖抖这个又甩甩那个。这是什么？那又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做什么的？那是干什么使的？还有这个？那又是什么？带这个干什么？带那个作何用？去哪儿？为什么？最倒霉的要算带书！旅行还他妈的带书干什么！你可以在箱子里带可卡因，然后在上面覆盖上一些书。海关官员此时对可卡因没任何兴趣，注意力都会放在你带的书上。要是让他们看见你带了英文书，就别想让他们对你客气了。他们会拿起这些书仔细翻看，一页一页地翻，认真检查里面夹有什么东西，阅读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尽管我也带了几本英文书（其实都是些汉语和日语教科书），不过我的遭遇还不算最差的。最倒霉的是邻桌接受检查的那些人，他们似乎是二等公民，因为他们是本地人，苏联公民。他们都是来自布里亚特（Buriat）、堪察加（Kamczadał）、通古斯（Tunguz）、艾诺（Aino）、奥罗奇（Orocz）和科里亚克（Korijan）的人，他们个个瘦骨嶙峋、个头矮小，身穿带洞的破衣烂衫，脚踏千疮百孔的毡靴，他们的皮肤黝黑、眼睛细长。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中国的。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回来了，随身带了很多食物。我用余光扫了一下，他们还带着整袋的米。

现在这些米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书籍外，带米这类产品就更加令人起疑心，可见米有两面性、可欺骗性，具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邪恶狡猾的特性，米里可能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玄机。当然，米就是米，但也有可能不完全是米；是米，但又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这就是米。

为此，海关官员把整袋米都倒在桌子上，桌面上呈现出一片金黄或者褐色的东西，看上去好像眼前是个撒哈拉沙漠的沙盘模型。海关官员开始用手仔细过滤米粒，小心翼翼地用手筛滤，米粒细流般地从检查员的指缝流过，一点点、一粒粒地过滤，突然停止了！再过滤！手指突然停下不动了！手指感到有一颗奇异的米粒，这个感觉给海关官员的大脑一个警示，大脑的反应迅速反映到手上——让手指即刻停止运动！手指头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大脑指示手，再试一次，要小心留意。于是手指小心而仔细地、精巧而细致地，同时又十分小心翼翼地、非常注意用手指来转动米粒，认真检查。苏联海关官员的手可真是有经验，那手指随时准备截住每颗异常米粒，然后放在手中推敲。但米粒毕竟只是米粒，只不过就是一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米粒，它与外贝加尔边境火车站桌子上撒着的数百万米粒没有任何区别，但这颗米粒有着某种不常见的奇怪的形状，它可能是由粗磨碾出的凹凸不平的粗糙米粒，这并非违禁品，里面没有藏着任何阴谋诡计，可此时的海关官员却在提醒自己，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海关检查员再次仔细用手指过滤、品味、琢磨、检查，用心去感觉，继续用心体验、检验，哪怕心存一丝疑虑都不能放过，继续停下手指的运动，仔细检查。

其实，我们想一下就知道，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磨米的碾子早已老化，不那么精细了。我们再来想一下，这些外贝加尔的海关官员们又能把这些外形不规整的米粒怎样呢？外形不规整的、可供怀疑的米粒是数不胜数的。几乎每秒钟都会从指缝向大脑传送同样的信息。大脑每时每刻都会向手指发出停的信号。一颗接一颗的米粒，一把接一把的米粒，一袋接一袋的米粒，一个接一个的布里亚特人。

我的眼光无法从这个画面移开。我着迷地看着这一切，忘却了铁丝网和岗哨，忘却了那些狗。这些手指本应去雕刻黄金，雕磨钻石！他们细微的动作、敏感的轻抖和灵敏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些海关官员具有专业的精湛技艺！

我们在昏暗的夜色中回到了车厢。雪还在下，靴子踩得冰嘎嘎作响。在外贝加尔又上了一节课，即边界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所学校。学生们走出这所学校，将会被分成三组不同的人。第一组人——只会盲目地抱怨发泄！他们最不幸，因为他们对周遭发生的一切，只会盲目地表示愤怒和恼火。烦躁、愤怒、恼火、焦灼。事实上，在他们没搞清楚事情真相之前，在他们周围的现实未发生任何变化和毫无改善之前，他们对积极的因素视而不见而患心梗和脑中风而死！

第二组人，他们会观察苏联人，并会效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质就是面对现状，甚至从中学到某种技巧，并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在这种情况下，最有说服力的说法，即每晚必对自己和别人说，无论过去的一天过得如何不开心，都要学会享受这一天，因为时过境迁，美好的一天不会同样重现。

最终要说的是第三组人，首先他们会对一切事情都心存好奇，觉得有特别之处，很有趣，值得探索，他们愿意去认知，对他们来说那个尚不了解和尚未认知的另一个世界，去认识它、深入它、观察它。他们会耐心地武装自己，保持距离（但不会妄自尊大），他们的视觉是平静的、专注的、清醒的。

这就是那些处于帝国中的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三种态度。

赤塔——乌兰乌德（Ułan-Ude）

从疾驰的火车车窗往外看，我在想：西伯利亚，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是在7岁时第一次听到过这个地名。我们街坊里那些严厉的母亲们曾这样告诫我们，孩子们，要听话啊，不然他们会把你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她们会直接用俄语的发音说出“西伯利亚”这个词，这样听起来更具威胁性）。那些温柔的母亲则会反驳说：你们怎能这样吓唬孩子呢？

实际上，西伯利亚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很难想象出的。当有一位同学拿出一本书的插图指给我看时，我对这个地方才有所感触。画面上是一群衣衫褴褛、弓背驼腰的人在暴风雪中行走，他们的手脚被铁链锁着，铁链的另一头是沉重而又硕大的铁球，他们就拖着这些铁球在大地上行走着。

于是西伯利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残忍、残酷，那里不但天寒地冻，而且外加独裁。

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常年冰封雪冻的地方，在那里大半年的时光是冰封天地、白雪皑皑。譬如加拿大那片广阔的土地就是如此。我们再去丹麦的格陵兰岛或者美国的阿拉斯加看看。但绝不会有人会用这些地名吓唬小孩子，比如说：快去洗手，否则把你送到加拿大去！也不会有人说：你要是不好好跟女孩儿玩，就把你送到美国去！因为在那些国家没有独裁，不会给你套上枷锁，没有人会把你送到集中营去，没有人会逼你在严寒中劳动，置人于死地。在那里人们唯一的对手是寒冷。可在西伯利亚你却有三个对手——寒冷、饥饿和武力。1842年，波兰浪漫主义诗人米茨凯维奇（Mickiewicz）在法国一所高等学院讲了两堂课，以纪念波兰的将军科佩奇。科佩奇将军在马切尤维采（Maciejowice）与科希丘什科将军并肩战斗，后来被沙俄军队抓获，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押解着科佩奇将军行进上万公里，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直到堪察加。

那简直就是一次地狱之旅。

科佩奇将军写道：他们把我关在一辆小马车里，那辆小车“外形看上去是个小货车，车身的四面钉上皮草，里面是铁板，侧面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用于递水和食物”。

“这辆货车，”科佩奇将军继续写道，“车里面没有座位，因为伤口未愈，他们给了我一把稻草，他们给我了一个秘密囚犯的囚号，没有名字。对他们来说，对像我这样的要犯，他们无论会受到怎样的重罚，都不得暴露关于我的任何事，既不许打听要犯的姓名，也不得获知要犯被关押的理由。”

坐在这种封闭的货车里，就好像被关在了一个密闭的大棺材里，仅靠声音能判断走到了什么地方。听到车下石头发出的隆隆声，他猜想，他们可能到了某个城市：“第六天，当我听到车下石头发出的隆隆声时，我们到了斯摩棱斯克。”他们把将军从黑暗的货车里拉出来，直接关进了幽暗的牢房，这样让科佩奇永远无法分辨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那里有两扇上了铁棍的窗户，窗户上钉着黑木板，日光永远照不进来，得自己猜是白天还是黑夜，看守从未跟我讲过一句话。”尽管在旅途中科佩奇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无法入眠，这些设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歇息点便成了他饱受折磨的地方：“我无法入睡，时常听到从隔壁传出的各种毒打声、酷刑声和枷锁声。”

他们提审科佩奇问道：“说说米茨凯维奇反叛的原因。”他答道：“是对祖国的爱。”提审委员会的人们被他的回答激怒了，为此中止了审判，他们无法忍受阶下囚的这种傲慢态度。

他们继续押解着科佩奇往东走。“从斯摩棱斯克到伊尔库茨克（Irkutsk），”将军回忆道，“押送我的三个士兵已经死去，其余的人从押送我的货车上摔了下去，有的摔断了脚骨，有的摔伤了手，这经常是因为他们喝醉了酒，在驱赶马车下山时，马匹狂奔，货车斗翻倒，马匹拖着翻倒的车斗狂奔了四分之一里，我像被闷在木桶里的鲱鱼一样，东撞西碰，幸好我被装有粗糠和稻草的麻袋裹着，才得以活下来。”

尽管这类货车时常是用来拉尸体的，但将军明白，自己还是享有某些特权，因为他是在车里，其他人则是步行跟着车走了好几年：“路上我曾遇到过好几百人，男女皆有，他们都是些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去的人，但只有一小队人马押解他们。这些人被从一个流放据点押到另一个流放据点，结果在第三个年头，才把他们从欧洲押解到了伊尔库茨克。有谁要想在半路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路上荒无人烟，假如有谁想跑到附近的森林里躲藏的话，那只能很快就被野兽吞噬了……”

这种流浪之旅不仅是时空的错置，同时还是一个消泯人性的过程：如果某人终于抵达边陲（如果幸免死于路上），他早已被剥夺了人应有的一切，没有姓氏，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将会得到怎样的处置，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因为不会有任何人跟你说话，人此时就是一件货物、一件物品、一个微不足道之物。

后来他们把将军赶下车，逼他步行。“我们从早到晚不停地走。”

他补充写道：“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乌兰乌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jarsk）

“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我期盼见到贝加尔湖，但火车是在夜间行驶过贝加尔湖的，湖面仿佛是被冰霜弥漫在车窗上的一块黑斑。直到清晨我才看到高山与峡谷，一切都被冰雪覆盖。

除了雪还是雪。

那是1月份，正值西伯利亚的冬天。

给人的感觉是，由于寒冷，窗外的一切都变得僵硬了，甚至枞树、松树和云杉树看上去都像是巨大而又坚硬的冰柱，仿佛它们是耸立于雪地之上的墨绿色的石笋。

这种景致静止不动，好像火车也停在原地不动一样，似乎火车也变成了这种静止不动的景致的一部分。

白色，到处都是令人目眩、神秘莫测和无边无际的白色。如果有人愿意被这种诱人的白色迷惑，那就会深陷这白色的陷阱，只有死路一条。白色能毁灭试图接近它并企图深入探寻其奥秘的一切人。白色会将他们推下山顶，抛进白雪皑皑的荒原，将其冻死。布里亚特人崇尚一切白色的动物，把它们奉为神灵。他们相信，宰杀白色的动物会犯弥天大罪，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将白色的西伯利亚视为神庙。他们向白茫茫的荒原躬身致敬，向白茫茫的景物表达极尽诚敬之心，他们坚信，死亡即来自那白茫茫的深处。

白色时常令人联想到终结、极限和死亡。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对死亡心存恐惧，因此他们在葬礼时穿黑色丧服，为的是吓跑身边的死神，将自己与死神隔绝，让死亡只局限于逝者。在那些视死亡为另一种形式和生存方式的地方，人们在葬礼时穿白色的丧服，给逝者穿的寿衣也是白色的。白色在这里意味着接受、赞同和听天由命。

在这一月份的西伯利亚的景物中似乎含有某种降伏、颠覆和穿透一切的含义。大地一望无际，世界一望无际。其实人并不是为这种一望无际而生的。对人来说，那种适度的、触手可及的生活便利的地方是他们所拥有的村庄、田野、街道和房屋。在海上，大船的甲板的尺度则是人所能接受的限度。人是为了这种空间而生的，即一用力就可一次性地把生存空间移到别处。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

过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旅程已到了第四天？），天才刚刚微亮（每年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地区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是一片黑暗）。我喝着茶望着窗外。与昨天完全相同的白茫茫的景致。与前天（我忍不住要特别补充一下，与去年、与几个世纪前）一样的景致。与以前毫无二致的茂密的森林，一模一样的道路和荒原，而在空旷的原野上到处是被风吹得奇形怪状的高高的雪堆。

我突然想起了桑德拉尔和他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法国的小让娜的散文》中的诗句。他的这部作品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桑德拉尔在书中描述了与我今天相同的旅途经历，只不过与我旅途的路线相反，他是从莫斯科到哈尔滨。他书中的诗句是他心怀恐惧的女友让娜反复提问的问题：

“布莱斯，告诉我，我们离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很远了吗？”

让娜也曾有这样的感觉，这是所有人经过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时都有的感觉，即有某种陷入了空虚和幻灭的感觉。

作者的回答无法安慰她：“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让娜，你已经走了七天了，离蒙马特很远了。”

相比之下，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怎样衡量人们远离家乡而产生的那种孤独感呢？哪里是人们因为远离家乡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接近世界尽头的某一个点呢？这难道是情感意义上的一个点吗（我的家就是我的世界）？或许是文化意义上的某个点（比如希腊文明）？或许是宗教意义的某个点（比如麦加）？大多数人被问到世界的中心是巴黎还是墨西哥城时，回答是巴黎。为什么？其实墨西哥城比巴黎大，有地铁也有名胜古迹，有伟大的画家也有著名的作家。但他们仍然回答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或许有人会宣称，对他来说世界的中心是开罗，毕竟它比巴黎大，比巴黎的名胜古迹多，有大学也有艺术。可又有多少人会支持这种说法呢？为此巴黎还是世界的中心（不管怎么说在让娜经过西伯利亚时她最牵挂的还是巴黎）。那是欧洲。欧洲是唯一有过并且（几乎）实现了自己世界理想的文明。其他文明或许由于技术原因没能实现这样的理想，比如玛雅文明；或许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比如中国，因为中国坚信，自己就包含了整个世界。

只有欧洲文明表现出有能力打破种族中心论的界限。在自己范围内产生出了解其他文明的意愿和（由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各种平行文化的荟萃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的理论。

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Omsk）

白天，黑夜和白天。

单调、沉重的火车轮的噪声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夜里这种轮声就愈发令人难以忍受：人被禁闭在这种噪声中犹如被囚禁在颤动震荡的牢笼中。我们突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突然封闭了车窗，甚至在车厢中能明显听到狂风的呼啸声。

“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鄂木斯克——车里雅宾斯克（Czerbińsk）

旅行的第六天，也许是第七天了。时间感消失在空旷单调的空间中，时间的概念既不重要，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钟点就像萨尔瓦多·达利画作中变了形的柔软而有延展性的时钟。在火车穿过不同时区的同时，本应不断调整手表上的时针，不过那又何必，能得到什么呢？人们对变化的感觉在减弱（主要是时间感在消失），甚至人们需要某种变化，因为在这里，人好像生活在崩溃、麻木、内心的瘫痪之中。此时正好是一月份，天短夜长，甚至白天大部分时间也都被深灰色的阴暗所笼罩。当太阳偶尔露出来时，那时世界就好像用一只尖利的硬笔在碧空万里中画出了一道豁亮明朗的亮线。但在这之后天色就更加阴沉，阴暗无处不在。

沿西伯利亚铁路乘坐火车旅行真的能看到这个国家所谓的现实吗？其实不然。旅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即使在白天的路程中看到的也只是白雪皑皑的旷野，此外什么也看不到。那些小小的火车站也都隐逸在夜晚孤单、忽明忽暗的灯光中，似乎有某种幽灵看着疾驰的火车飞奔在暴风雪中，忽隐忽现，最后消失在近处的森林中。

我住的是两人包厢的卧铺，但一直是我一个人，孤独令人难熬。由于车厢不停左右摇晃，也没办法看书，因为字母在眼前乱跳，弄得人眼晕，没过一会儿眼睛就疼了。同时也没人可以交谈。当然可以到走廊里去，可又能怎样？所有包厢的门都是紧闭的，我甚至不知道那里是否有人，因为没有窗户，也没办法窥视一下。

“各车厢里都有人住吗？”我问列车员。

“情况不一样。”婉转地回答完我的问题之后，他就溜走了。

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交谈。即使有人（甚至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人）或者从我身旁走过，或许我几乎抓住了他的袖子，但也只能听到一句咕哝声，然后就闪身走了。即便他们回答了你的问题，也都是用含糊不清的、双关语的单音节词，从这类回答中你也得不出什么结论。他们常说的就是：看看吧。还会说：是啊！或者说：谁知道呢，或者说：绝对！但他们时常说的大实话就是：哎，生活就是如此！这种话似乎在给你指点迷津，似乎又让你明白了一切。

如果世上存在某种天才民族的话，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用这种表达方法所表示出的天才。即：

哎，生活就是如此！

如能认真思考这几个字的含义，那就能从中领悟很多。尽管我还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可惜不能。我四周空荡荡的，四周是被烧毁的土地，到处是墙壁。原因很清楚：我是外国人。外国人会引起复杂的感觉，同时也能引起好奇感（要压抑这种情感！），引起羡慕感（因为外国人富裕，看看他们的衣着就能明白），但首先引起的是恐惧感。社会制度不同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个制度与世界格格不入，因此外国人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撼动这个社会制度。由于与外国人有接触，斯大林就可以将这个人发配到劳动营去改造五年，甚至十年。经常是下令枪决，因此人们害怕外国人如惧怕火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坐的不也是押送车吗？不过与押送科佩奇将军的车不能同日而语，要舒服多了。当然，更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判刑，不是被流放者。但是被隔离的原则是一样的。这里强调的是：这里有一个外国人，外人，一个闯入者，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刺眼而又会带来麻烦。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不是说外国人就是最危险的东西吗——因为他潜入我们内部，是间谍。他透过这扇窗户要看到什么，想从那里看到什么？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整个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间谍的眼睛是攫取不到什么东西的。火车好像是在一个塑料的隧道中奔驰——只有赤裸的墙壁和更多的墙壁：夜幕的墙壁、冰雪的墙壁。那为什么他又要试图提问题呢？为何对此有兴趣？为何想知道这些？为什么要记录？他在记笔记，都在记些什么？怎么什么都记？他会把笔记本放在什么地方？一直随身带着？这可不好！

他在问什么？他在记录着，难道一直要记到西玛（Sima），他要去西玛？可我们的火车在西玛不停呀！谁说不是呢！但是他问了！而您呢？我？说我吗？我什么也没说。怎么，你说你什么也没说？你刚才不是说了些什么吗！对，我是说了，可我只说了一个词，还远着呢！这可不好！你应该说，我们已经过了西玛，要把他弄糊涂才对！

谁说不是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最好回避问题。说傻话是最容易的事！最糟糕的是，一个人遇到了外国人，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就遭到怀疑，被记录在案。对人来说真的很难说找到正确的答案。就得这样生活，沿着城市、街道、火车的走廊走，为的是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避免让自己灾难临头。

车里雅宾斯克——喀山（Kazań）

尽管离古老僵化的俄罗斯越来越近，但是离莫斯科还有很长一段路途。

“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阅读过别尔嘉耶夫（Bierdayev）的老书。在书中他论及了帝国广袤的空间对俄罗斯人精神所产生的影响。谁能知道那些住在叶尼塞河（Jenisej）某处或者阿穆尔（Amur）—泰舍特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深处的俄罗斯人是怎么想的呢？西伯利亚铁路经过的每条路似乎都看不到尽头。可以走好几天，好几个月，而一直围绕着俄罗斯走。平原无尽头，森林河流亦无尽头。别尔嘉耶夫说，要想统治这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就必须创建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家。为此俄罗斯人就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为了维持广大的国土空间，俄罗斯人就得维持一个宏伟的国家，而为了维持这个宏伟的国家，耗尽了俄罗斯人的精力，然而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别的事情，诸如国家组织结构、国家经济等。把精力耗在维持国家的国土空间上，因此俄罗斯人就要受奴役、受磨难。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帝国的庞大及其地域的广袤对其居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为此，俄罗斯不要求其居民专心、发挥什么作用，也不需要他们集中精力或者开创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这里一切都被自然分解、分崩离析，被无法定形的东西所淹没。俄罗斯，一方面无边无际，广袤无穷，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巨大的轴承，令人窒息，难以喘息。

喀山——莫斯科

疲惫，一种令人越来越疲顿、心力交瘁、昏昏欲睡的疲乏，产生了一种焦灼和麻木的感觉。在极少消耗能量的情况下真想跳出这个疾驰而晃动不已的牢笼。真的很钦佩科佩奇和那些与他同命相怜的数千万人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对他们那种能忍受煎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表示敬意。

最早映在眼前的是白雪覆盖的绿色成片的森林，然后是成片的大森林和房屋，其后房子的密度越来越大，接着就是成片的房屋和高楼，而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列车员来收走了包厢里的床单、枕头、两条毛毯和茶杯。

车厢走廊里站满了人。

莫斯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