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1989—1990）

第三罗马

1989年春，读着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我在想：值得去那里走一趟。其他人也劝我往这个方向转，他们说俄罗斯正在复苏，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大增，当时人人都产生了某种好奇心，并期待着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发生。那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末，好像世界正进入一个深刻而又重要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避免这一切，而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苏联也不会例外。

当时有一股有利于民主和自由的气候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普遍开始蔓延。在每个大陆上的独裁政权纷纷倒台：乌干达的奥博特、菲律宾的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拉丁美洲的专制军政府失势，更加温和的平民政权掌权，而在非洲，几乎所有一党制的体制（这是荒唐和腐败的体制）逐渐瓦解，退出了政治舞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体制在这个崭新而又充满希望的大背景下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像是在做一个衰退和无力的挣扎。但是这种不合时宜依然是一股强大而又危险的力量。全世界都在焦虑地关注帝国所经历的危机——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大国有可能毁掉我们这个星球。尽管人们对这种黑暗和令人恐怖的情景感到忧心忡忡，但是因为苏共即将丧失政权，这已经成为某种不可逆转的现实，为此这让世界获得一丝安慰和松了一口气。

德国人说，这是Zeitgeist，即时代精神。这是一个迷人而又充满希望的重要时刻，这个时代精神像是一只浑身湿透了的小鸟无精打采地站在树枝上打盹儿，突然毫无缘由地（不管怎么说都想不出合理解释的理由）出人意料地勇敢而欢快地展翅高飞。这激起了我们的想象力，给了我们力量，于是我们开始行动。

如果能行——1989年我计划着——我计划走遍整个苏联，走遍它的15个加盟共和国（我从未动过念头走遍它的总共44个共和国、行政区域和自治州，因为我的寿命不足以让我做到这一点）。最先计划要走的路线是：

西至——从波兰边界到布雷斯特；

东至——太平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堪察加或者马加丹］；

北至——沃尔库塔或者新地岛；

南至——阿斯塔拉（与伊朗交界地）或者特尔迈斯（与阿富汗交界处）。

这是世界上如此之大的贫穷区域。因为帝国国土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而它的陆地边界线比赤道还长，绵延42000公里。考虑到技术上的可能性，因为这些边界都是用密集的带刺铁丝网拦着（我见过那些在波兰、中国和伊朗边界上的隔离带），由于恶劣的天气，这些铁丝网很快就坏掉了，因此时常要更换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的铁丝网，可以说，苏联冶金业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生产铁丝网。

当然这还不仅仅是生产用于边界线的铁丝网！不是有数千公里的铁丝网是拿去用于圈住古拉格群岛吗？那时在整个帝国的国土上遍布有数百个劳动集中营、中转站和监狱！此外还有多少绵延数千公里的铁丝网是用于炮兵、坦克和原子弹训练场的防护围栏网？还有多少用于兵营的防护围栏网？用于各种仓库的围栏网？

如果我们将苏联政府执政多年来所用的铁丝网数量加起来，就不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斯摩棱斯克或者欧姆斯克的商店里既买不到锄头，也买不到锤子，更别提刀子或者勺子：因为缺乏生产这些工具的原料，原料全都用于生产带刺的铁丝网。但这还没完！因为这些成吨的铁丝网还必须用船只、火车、直升机和骆驼、狗拉雪橇运到帝国最边远最难以抵达的角落，然后还得把这些全都卸下来，卷开、剪断，最后固定住。不难想象，那些边防军司令、古拉格集中营的监管和监狱长们怎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发电报、写信催促要尽快运送成吨的新的带刺铁丝网，以备在中央仓库存货不足时他们仍能有足够的储备。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那就会有数千个委员会、监督小组被派到帝国的全国各地去巡视，以便检查他们的储备是否足够，检查铁丝网的高度和密度是否符合要求，甚至连这样的细节，如铁丝网缠绕和循环的密度要能保证连老鼠也钻不过来。同时也不难想象，从莫斯科打给地方上自己下属的电话，口气中也总是会带着那种关切的问题：你们所有人都能保证铁丝网加固得万无一失吗？这些人本应把精力放在为自己建造房屋和医院，去检修下水管道和电线，而他们却成年累月地忙着（幸运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在自己帝国内部和外部、地区和全国缠绕铁丝网的问题。

我要做的这次非凡旅程的想法，出自我阅读过的关于改革的那些新闻：那时几乎所有的资讯都来自莫斯科。甚至关于发生在遥远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一些事件的报道也出自莫斯科。凭着作为记者的灵感，我开始产生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开始关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发生的事件，我想亲自去那里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诱惑是如此强大，尽管我对帝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莫斯科非常不同于帝国的其他地方（尽管不是全部不同），同时这个超级大国的广大区域依旧是一个极度未知的领域（即使对莫斯科的居民而言也是这样）。

但同时疑问随之而来，我这样做有道理吗？那时我也正好收到了一些新消息，即在1989年初纳坦·爱伊戴尔曼（Nathan Ejdelman）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俄罗斯的高层革命》。作者视“改革与新思维”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回忆说，所有这些转折点、革命、动荡、危机全都是以沙皇、总书记和克里姆林宫（或者圣彼得堡）的意志为转移的。爱伊戴尔曼说，俄罗斯民众是不会把精力花在从事基层自治组织的创新的，因为他们得满足上层执政者的意愿。

所以我在猜想：“改革与新思维”持续的时间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允许它持续多久。

因此可能最好只去莫斯科，接近克里姆林宫，去观察安装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周围的地震仪、温度计、气压计和风向标？为此克里姆林宫学者常让我们联想起的是气象学，而不是了解边疆史和哲学知识。

1989年秋，与帝国邂逅多年后，我们首度重逢。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是在二十年前，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而在此前是彼得一世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执政者的个性特征以及他的狂热和恐怖会在一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消长盛衰中留下如此强烈的烙印？因此俄罗斯和全世界才会总是那么关注沙皇和总书记的情绪、忧虑和意愿，人们过于依赖这些了！（密茨凯维奇论尼古拉一世：沙皇一惊讶，圣彼得堡的人就惊恐万分，沙皇一生气，他的弄臣就吓得魂飞魄散；而军队出征，他们不信上帝，只信沙皇。——为了不惹沙皇生气，我们去死吧，好让沙皇开心！）

纵观整个俄罗斯历史，数个世纪以来，准确地说，沙皇就是上帝！直到19世纪沙皇才下令，把沙皇的画像从东正教教堂中摘下来。沙皇的命令！如果没有沙皇的命令，不会有任何人敢去碰沙皇的画像。甚至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家、雅各宾派利用炸药实行政变的革命者，也管沙皇叫“俄罗斯的耶稣”。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开始了最高政权世俗化的缓慢进程。世俗化之外是逐步限制无所不能的权力。勃列日涅夫也抱怨过。他批评1968年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度进行改革，结果导致苏联坦克的入侵。勃列日涅夫抱怨说：

你们以为，你们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甚至连我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在我希望做成的事情中，成功的比例可能只有三分之一。（摘自穆雷纳尔的《来自东方的严寒》）

就这样我到了机场的边检窗口，窗口前是一位年轻的边防战士，他开始检查我的护照，他看来看去，看着上面写的字，但是首先是要看到照片。哦，他看到照片了！这位战士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再看了看我，再次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把眼镜摘下来！”他命令说。他再次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看看照片，又看看我。可是我看到他的表情，好像我摘下眼镜后，让他觉得更不对劲儿了。我看得出他明亮的眼睛中的专注，我觉得，他的脑子在迅速转动，同时我也觉得，我知道他此刻脑子里正在想什么——在寻找敌人，因为敌人的额头上并没有打上任何标记，相反，敌人是戴着面具的。因此问题在于要摘下敌人的面具。我眼前这位军人和他的数千名同学一样，在学校就受过这种技能训练。中士对他们说：你们面前有一百张照片，其中有一位就是间谍，谁能先认出是哪一位，就能休假一周。于是小伙子们认真看着，看着，汗顺着他们的额头流下来，一个星期的假期呀！

这个？可能是那个？这个不是，那个看上去像是个正派的人。你想想，间谍头上有角吗？间谍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正常人，甚至还可能露出和蔼的微笑！当然他们谁也没有猜着，因为在这一百张照片中没有一个是间谍。现在已经不再有间谍了。没有吗？难道可以想象世界上没有间谍了吗？这位战士的大脑在工作，在寻找，在思考，有件事是肯定的——间谍会不惜任何代价进到这里，钻到这里，刺探和掌握一切。问题是——在这双明亮的眼睛警惕的审视中，那些在这里耐心等待的数十人中哪个有可能是间谍呢？有的人时常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其实冷战随时都在，就在看照片和脸庞时眼睛的转动中，就在这种持续和锐利的对视中，在这种审视和狐疑的观察中，就在这种不知最后拿我们怎么办的沉思、徘徊和不确定之中。

莫斯科的景致令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着迷，这位《墓畔回忆录》一书的作者曾陪同拿破仑一起远征莫斯科。1812年9月，法国军队抵达了这座大城市：

拿破仑骑马出现在前卫的位置。还必须再翻过一个山丘，这个山丘与莫斯科交界，就像蒙马特与巴黎交界那样，这个山丘被称为“效忠之山”，因为俄罗斯人在这里会看着圣山的景色膜拜，就像朝圣的人看到耶路撒冷的景象那样。黄金圆顶的莫斯科——就像斯拉夫诗人们描绘的那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里有295座东正教堂，1500座宫殿；房屋上有黄、绿、粉色的木刻装饰，只缺少柏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覆盖着打磨光亮的和涂色的克里姆林宫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莫斯科河流淌在用砖头和大理石建成的精美的别墅之间，一个个松树林园——这片天空的棕榈树——环绕在河水旁。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上辉煌的时代也不能与之媲美……莫斯科！莫斯科！我们的战士大叫着，并开始鼓掌。……因为俄罗斯人在这里会看着圣山的景色膜拜，就像朝圣的人看到耶路撒冷的景象那样。

是的，莫斯科对他们来说曾是一座神圣的城市，是世界的首都，是第三罗马帝国，这个提法是普斯科夫的一位圣贤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修道士菲罗泰乌什（Philotheus）在16世纪提出的：“两个罗马帝国已经崩溃（彼得和拜占庭）——他在给当时的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说：“第三罗马帝国（莫斯科）挺然屹立，不会再有第四个了。”这位大公断言：莫斯科是历史的结束，是人类在地球上漫游的终点，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俄罗斯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是狂热地相信。

拿破仑在1812年9月午后看到过的阳光照耀下的莫斯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在第二天就把它烧掉了，以便迫使法国人回头，后来莫斯科又被烧了好几回。“我们的城市，”屠格涅夫在某处写道，“每五年就被烧一次。”这是可以理解的：俄罗斯的建筑材料是木头的，因为那时木材很便宜，到处是森林。用木头可以很快建好一栋房子，此外木墙保温效果好。可是一旦失火，整个城市就会被烧个精光，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居民在大火中丧生。

只有住在那些用砖头和石头建造的东正教堂和贵族宫殿的人才能幸存下来。但是这样的建筑物在俄罗斯实在是罕见，而且代表着奢华。因此布尔什维克放火烧毁东正教堂不仅是与宗教的斗争，同时也是对过去、对历史唯一遗留的足迹的毁坏。留下的是荒原和黑洞。

斯大林竭力要最终毁掉的莫斯科，是我们现在只能从米哈尔·皮拉耶夫（Mikhail Pilayev）的画上看到的样子。

所有的独裁统治者，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全知全能。卡扎菲和齐奥塞斯库、伊迪·阿明和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思想——都具有无限深邃的智慧。斯大林精通历史、经济、诗歌和语言学，还有结果显示，他还精通建筑学。1934年——也就是在臭名昭著的令人恐怖的第一次和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第二次大清洗之间——他下令做出重建莫斯科的方案，为此他耗费了诸多精力和心血、诸多时间和注意力。新莫斯科在外观上要彰显以下几个时代特征：胜利、威力、雄伟、权势、牢固、神圣不可侵犯（摘自《哲学问题》1988年第12期）。工程进度很快。炸药、斧头和推土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开始铲平整个街区，炸毁东正教教堂和宫殿。把住在中产阶级漂亮公寓里的数万居民赶到帐篷或者贫民区里去。老莫斯科从地球上消失了，在它的原地建起了笨重的、千篇一律的，但是高大的建筑——这是新政权的象征。幸亏，在社会主义现实中，因为管理不善和懒惰，外加工具的缺乏，城市的某些部分在毁坏之前得以幸存。

正如前述所说，某些老街区、旧房子和小楼房得以保存下来，可是里面已经没有人居住，当然早已是伤痕累累、破旧不堪，但是它们毕竟还在，还矗立在那里。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把这座城市建得相对令人感到安乐舒适。可以让人随意坐在门廊下，在树荫下稍事休息，走进小客栈、小吃店或者酒吧中，放松一下，暖暖身子，喝点茶或者白兰地。可在今天的莫斯科已经享受不到这些了！我已经在这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没有什么可能让人休息的地方。寥寥无几的几个饭馆不是不营业，就是在这些饭馆门前站着克格勃的老特工，他们在那里只是等待着抓住你的衣领，然后把你扔到车水马龙的马路上。可是我脚上的袜子在靴子里扭歪了，使我没法往前走，我得正正袜子，但也找不到能坐的地方，在这秋雨绵绵外加雪花飘落的莫斯科，一个人既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饭店（住家和饭店都相距很远）我能找到什么地方坐一下呢？唯一的地方可能就是冰冻泥泞的水洼吧？

就在我漫步于莫斯科的古老街道时，我茅塞顿开，在某一时刻我开始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这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众所周知的是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我注意到，这些绵延数公里的房屋和楼房的底层——不知建于何年何月——可能曾是商店的店铺、手工作坊、饭店和咖啡店，橱窗、台阶、一扇扇的门和内部的装潢可以印证这一点。莫斯科古老、繁华、商业气息浓厚，好斗的心脏曾在这里跳动过。曾有一群群人走过这些街道。这里曾是色彩斑斓、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而如今漫步在已经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又千篇一律的街道上，我不由自主地往那些橱窗里瞧了瞧，看到里面全是办公桌，既没有柜台也没有货架，没有任何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没有纺织布料。只有那些破烂程度不同的办公桌，而这些办公桌都堆积在那里，歪歪扭扭挤成一堆，好像是拳打脚踢把它们层层堆在那里一样，像是军营的铺位层层堆在那里。为能在什么地方多塞进一张桌子，不知讨论过多少回，也不知为此开了多少次会，为了这个事关民生的问题想了多少个办法？而在这些桌子上——透过橱窗可以看到——堆着整摞整摞的调查表、问卷和各种表格，还能看见随处乱放的茶杯。

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都得动些心计。我现在漫步的街道也印证了这些事实。苏共实施了一些小伎俩，为了驱赶和剥夺商人（依照商业法则行事的独立个体）的经营权，他们指派专人——那些绝对服从政府的御用工具——到他们的商店里去，让那些坐办公室的人去换下站柜台的人，于是他们胜利了，革命赢得了胜利。

莫斯科，即便是老莫斯科的地盘也很大，能在那里建造很多房屋、街道，甚至整个街区，尽管这样那里仍会很宽敞空阔。也正是因为这宽敞才构成了引人注目的城市特征；正如在世界的每座大城市里一样，到处都需要行走，走路，或者坐车，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得坐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出行。对那些住在建于大都市新城区中心的居民来说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但是没有人会放弃，所有人都想住在莫斯科。莫斯科就是麦加。城市人口接近1000万人，而每天还有另外1000万人来这里出差或者购物。莫斯科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称自己的邻居和亲朋好友、首都公民（事实上就是住在俄罗斯城市的一般居民）为城市农民。这些人是社会学现象。从前他们离开农村，后来却回不去了，因为村庄已不复存在，早已被破坏殆尽，被集体农庄所取代。但是这些人保留着乡愁，保留着某种习俗和习惯。但矛盾的是，俄罗斯乡村精神并没有在广大的伏尔加河流域保存下来，而是在莫斯科新区的几十层高的高层大楼里延续下来，这些街区是别拉耶夫、米德维耶德科夫、高力雅诺夫。要到其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尤其到了夜晚，如果不太熟悉这个地方的话，根本就别想去要去的地方。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当中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

我能带你去冻原，

甚至到伊凡诺夫，

能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就是去不了别拉耶夫（或米德维耶德科夫、高力雅诺夫等）。

在1989年年底飞往莫斯科就是走进了一个说话没有任何顾忌、有话不吐不快的现实世界。在多年沉默静默缄默和书报检查的大堤决口之后，随心所欲、无所束缚的激烈而又疯狂的语言激流如洪水般滚滚而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再度（或者说是第一次）能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在良好的环境中可以不知疲倦、情绪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进行永无休止的疯狂讨论。他们是如此酷爱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只要某人在某地引发讨论的话题，马上就有无数群众聚集过来。讨论的主题五花八门，当然还是偏重于对过去问题的讨论。列宁如何，托洛茨基如何，布哈林又如何。诗人与政治人物一样重要。

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在古拉格集中营死于饥饿还是传染病？谁对玛琳娜·伊凡诺夫娜·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负有责任？对这类问题的辩论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直至天明！

更多的时间是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最高苏维埃整天开会的昼夜不停的电视直播。是多种原因同时引发了这种政治激情。首先，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政府高层的会议都是绝对保密的，几乎是神圣的秘密。政府高层决定了人们的生死命运，但人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而现在可以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生气时是什么样子，看到他们挥舞着双臂时领带都斜了，看到他们挖耳朵的样子。其次，观看俄罗斯政府高层开会时的情景，有一种身临其境参与决定某种重要事情的感觉。

最后，改革伴随着国家电视的发展。电视为改革提供了传播的机遇，这是帝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从未发生过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