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福柯毕生都在探讨权力关系与不可传导的自由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关系甚至对抗关系，并把这样的探讨视为任何社会都必定具备的一项政治使命。权力并非福柯研究的最终问题，主体才是福柯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福柯研究权力还是为了说明主体问题，阐述主体如何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进入真相游戏之中。如福柯设问，癫狂主体是如何被置于这个由一种知识或医学模式确定的真相游戏中的？通过研究，福柯发现是禁闭这个重大的权力制度和实践从17世纪初发展起来并成了癫狂主体之进入这类真相游戏中的条件，这与意识形态问题无关。按照福柯的说法，他所说的“游戏”，不是指模仿或娱乐意义上的游戏，而是指一组真相生产的规则，是一组导向某个结果的程序。

应该说，福柯在去世前两年发表的长文《主体与权力》（收入德雷福斯和拉比诺的著作《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能较全面地、准确地告诉我们他关于权力问题的真实看法。从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80年代初，福柯的目的并非要去分析权力的种种现象，而是设法撰写一部人类在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主体化模式之历史，其中有三种客体化模式把人转变为主体。首先在科学理论层面上设法达到科学地位的不同研究模式把主体客体化，福柯思考了普通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讲话主体的客体化，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劳动生产主体的客体化，博物学和生物学中活着的人的客体化。其次，“区分实践”也把主体客体化，主体或者与他自身相分隔，或者与他人相分隔，于是，主体成了客体。癫狂者与心智健全者、病人与健康者、犯人与“良民”之间的分隔无不如此。最后，人类自身主动地把自己转变为主体，主体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构成过程，例如，人们如何自认为自己就是“性”的主体。因此，福柯研究的总论题是主体，而非权力。只不过，福柯意识到人类主体既可以由历史和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以及由语言学和语义学在意义关系中得到把握，也同样可以由谱系学在极其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得到把握。谱系学旨在阐明那些影响了思想价值、行为和体系的转化和逐渐的转变。

福柯始终认为权力运作在话语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所谈论的都是权力，都认为权力控制机构在监视并干预西方理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话语的秩序》首次把权力分析引入话语分析中。如果说《话语的秩序》审视了权力限制话语的消极作用，那么《监视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以及同时期的许多论文和访谈则考察了权力事实上生产话语这一积极作用。

福柯用法语词“pouvoir”来指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因而它不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在汉语中我们找不到与之完全对等的词。也许出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本文也使用了“权力”这个并不确切的译法。虽说此举属迫不得已，但笔者始终铭记在福柯使用这个词的任何地方，这个词就是指复数形式的力量关系。福柯谈论的权力关系无关于政治结构、统治、社会的统治阶级、面对奴隶的主人。福柯想说的是，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因而权力都始终在场。这是一些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现、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关系；这些权力关系是流动的、可逆的和不稳定的。然而，权力始终在场并不意味着个体失去了自由。恰恰相反，主体自由才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完全受制于另一个人并成了另一个人的物品、成了另一个人能在其上施加无限的和无边无际的暴力的对象，那就不存在权力关系。因此，为了实施一种权力关系，在双方之间至少必须始终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自由。如果整个社会领域都存在着权力关系，那是因为到处都存在着自由。如果承认自由是权力关系存在的必要前提，那就意味着在权力关系中必然存在着抵抗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福柯的权力观，既非单纯的政治权力理论，也非权力决定论，这是正确理解福柯权力观的两条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