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悲剧与仪式

我和大多数欧洲公民一样,对2015年1月7日发生的悲惨事件感到痛心。我在里昂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巴黎恐怖袭击的新闻听起来离我更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超现实。我对巴黎非常熟悉,曾无数次地在恐怖袭击发生的街道上慢跑,这令人难以置信。然而,随着报道和评论数量的激增(我用好几种语言进行媒体监测),我竭力保持自我冷静,把自己分为两个自我,不去分析那些令我无法承受的事件,而去分析事件背后的话语。当恐怖分子被法国警察的特种部队包围时,我不禁自问:从当今世界接收新闻的常规模式来看,在新闻再现之前需要多长时间?事件发生后多少天,这些反复出现的声音才会浮出水面,并为发生的事情提出解释性网格?

答案很显然,立即或几乎立即,在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发布几小时后,刻板的解释模式开始出现。就此我开始怀疑,正如我在本章所怀疑的:报道的关键是不是不在于这些被接收的内容,而是其内部结构?对舆论的符号学分析依旧相对不足,尤其是在社交网络研究方面。参见艾赫拉特(Ehrat)于2010年对媒体中“丑闻”事件呈现的符号学研究,另参见盖恩斯(Gaines)于2010年的研究。一方面,该研究领域与“框架”研究比较接近,适用于部分地使用符号学方法,参见博坦(Botan)和索托(Soto)于1998年的研究;豪恩(Zhoun)和莫伊(Moy)于2006年的研究;博姆加尔南德(Boomgaardenand)和德·弗雷瑟(de Vreese)于2007年的研究。在“9·11”事件后,关于恐怖主义袭击中公众舆论的形成研究蓬勃发展,参见格林伯格(Greenberg)于2002年的研究;最近取得研究进展的是格哈德(Gerhards)在2001年的研究;福奈恩特(Frindte)和豪瑟(Haussecker)在2010年的研究;阿奇特(Archetti)在2013年的研究。另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关于舆论形成这一主题的符号学分析与“生活方式”“生活形式”及“存在方式”的符号学研究交叉,参见丰塔尼耶(Fontanille)在2006年的研究;西尔伯贝格(Zilberberg)在2011年的研究;法国符号学期刊《新行为符号学》(Nouveaux Actes Sémiotiques)中有几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如兰多斯基(Landowski)2012年的文章;论社交网络中解释框架的形成,参见刘(Liu)2007年的文章;在同一期刊上,参见兰格(Lange)2007年的文章;同样参见阿达米(Adami)和克雷斯(Kress)2009年的文章。报道的内容确实看起来如同小说,因为它反映的情况似乎闻所未闻。然而,这种信息接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仪式仪式研究在当代传播分析中的应用并不新颖,至少曼彻斯特学派早已研究。参见汉德尔曼(Handelman)1977年的文章;利布斯(Liebes)与科伦(Curran)1998年的文章;论仪式研究的“框架”参见汉德尔曼(Handelman)2006年的文章。。我的研究并非指向新闻媒体中开始流行的复杂评论,军事专家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等专业人士的介入,而是指向匿名而又分散的新媒体——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中有关舆论的形成研究日益激烈,尤其是在以“社会信息学”著称的研究领域中。参见亚瓦罗内(Javarone)和格莱姆(Galam)2015年的研究成果;海恩(Hine)2015年通过网络民族志方法对社交网络进行了研究;将网络蛮喷视作社交网络中构成舆论的形态,请参见惠特尼(Whitney)于2015年引人深思的研究(当然还有前一章);通过社交网络传播毫无根据的新闻参见阿伦(Aron)2014年的研究;研究社交网络中身份的社会心理动力学,目前有大量且不断增加的文献;最近有价值的研究贡献包括巴利克(Balick)和巴比里(Barbieri)2014年的成果;鲍尔(Power)和柯万(Kirwan)在2014年的调查。上的评论,以及关于评论的评论。我会将这些解释图示化,并提出问题:他们反复地例示2015年1月巴黎恐怖袭击等悲剧事件的反应,是为何?又出于怎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