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五十年功如电扫，

华清花柳咸阳草。

五坊供奉斗鸡儿，

酒肉堆中不知老。

胡兵忽自天上来，

逆胡亦是奸雄才。

勤政楼前走胡马，

珠翠踏尽香尘埃。

何为出战辄披靡，

传置荔枝多马死。

尧功舜德本如天，

安用区区纪文字。

著碑铭德真陋哉，

乃令神鬼磨山崖。

子仪光弼不自猜，

天心悔祸人心开。

夏商有鉴当深戒，

简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

虽生已被姚崇卖。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

中兴碑上今生草。

不知负国有奸雄，

但说成功尊国老。

谁令妃子天上来，

虢秦韩国皆天才。

苑桑羯鼓玉方响，

春风不敢生尘埃。

姓名谁复知安史，

健儿猛将安眠死。

去天尺五抱瓮峰，

峰头凿出开元字。

时移势去真可哀，

奸人心丑深如崖。

西蜀万里尚能返，

南内一闭何时开。

可怜孝德如天大，

反使将军称好在。

呜呼！

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

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此诗的题目虽云“和诗二首”，实则二者是浑然一体的，讲的是一回事。至于对诗旨的理解，以往多有拔高之嫌，比如认为此诗的批判锋芒是指向权奸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李清照写此诗时，赵佶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基；作者本人也陶醉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即使已有某些潜在的社会危机，是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李清照如何能够洞察？平心而论，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还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其令人惊喜之处，主要在于作者的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

首先，与张文潜的“原唱”相比，李清照不再重弹“女色亡国”的老调。对于大唐兴废之由，李诗公正地归结为朝政腐败、奸雄得志。但是作者也没有忽视“六军不发”的导火线是杨家兄妹，从而避开了处处为“贵妃”开脱的另一极端。

其次，诗人认为像尧舜那样功德大如天的帝王，不必用区区文字加以记载，其德泽自在人心。“安史之乱”本是唐王朝咎由自取，所谓“中兴”本不值得歌颂，元结不但撰文歌颂，还令人以鬼斧神工之技刻在山崖上，那样做真是浅陋之至。

第三，作者认为平叛的成功，不只是哪一位将帅的雄才大略所致，而主要是因为主帅郭子仪和李光弼之间，不是彼此猜忌，而是劲往一处使。如果像姚崇和张说那样互相猜疑、暗算，工于心计，自己也难免不落入别人的圈套。第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这是李清照对《明皇杂录》这样一段故事的隐括——姚崇临终前对儿子说：“张说与我不和，且为人奢侈。作为同僚，我死后他必来相吊，你们就将我平生的珍宝陈列出来，如果他不加顾视，便凶多吉少；如果他盯住这些宝物，就赶紧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给我作神道碑文。他作的碑文一送来，你们一面速奏朝廷，一面立即刻石。等到他几天之后醒悟过来，事已迟了。”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唁时，果然对姚家所陈之物再三顾视，姚子遂按其父所嘱办理。张说在为姚崇所写的神道碑文中，对其功德备加称颂。不几日，张说果然差人到姚家，以措辞欠周为由，要将碑文取回修改。姚子便陪来人观看已经刻石的碑文，并说此文已上奏朝廷。听了使者的回话，张说才知道自己又被姚崇算计了。这段故事，既不见于正史，也与史实不符。李诗用此典事，想必是李清照有感于朝臣间的互相倾轧。当时她本人虽然尚未受到党争株连，但是她的父亲以及她的前辈文友晁补之、张耒等，均曾被作为追随苏轼的旧党吃过苦头。

第四，不仅作者的“史识”可嘉，其诗艺亦很高，几无一句不体现出诗人卓越的见解和凝练的笔力。如第二首的最后一句“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乍一看只是一句出自野史的闲话，实际却包含着很微妙的历史内容。它说的是宦官高力士，玄宗时他权力很大，四方奏事都要经过他的手。肃宗做太子时，曾以兄礼事之。外将内相如安禄山、李林甫、杨国忠等，也都曾与他串通一气。“安史之乱”时，他扈从玄宗入川，又扈从回到长安，功劳不可谓不大。但随着玄宗的失势，他竟被放逐到遥远的巫州。在那里他看到院落中生长的荠菜，当地人不知能吃，遂生身世之叹，口吟道：“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旧唐书·高力士传》）等到宝应元年遇赦回到长安时，玄宗父子已相继去世，这个七十九岁的老奴也痛哭而卒。在这里，李清照的艺术才能，在于她能把皇室内部的最高权力之争，通过高力士的身世变迁，表现得既含蓄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