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

在东京都内的公益法人工作的石野惠子小姐（化名，34岁），2002年3月从大学毕业。2003年，她与学生时代交往的男朋友结婚，育有二子。虽然顺利请到产假，但她表示：“想取得育儿假，几乎是梦中之梦。”

结婚那会儿，丈夫正在攻读研究生，为此，两人已经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惠子小姐当时在中央官厅担任临时职员，婚后很快换了工作，顺利应聘为正规雇用的非编制职员。月薪为税后20万日元。接着，她便在有着30年筑龄、约6张榻榻米⁽⁴⁾大小的单间公寓里与丈夫开始了新婚生活。

惠子小姐在试用期时怀孕，总务人事科告诉她：“从未有过员工还没入职就怀孕的先例。你靠丈夫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吗？”事实上就是向惠子小姐提出劝退。更有甚者，人事科还给惠子小姐远在九州的老家打去电话，向她尚未退休的双亲表示，倘若想继续留在单位，惠子小姐必须“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否则就辞职吧”。总之，提出的皆是强人所难的要求。

好在直属上司对惠子小姐竭力袒护，她才没有遭到辞退，却不得不工作到产前第4周（法定产前6周即可申请产假），产后也仅仅取得了8周的产后休假，便迅速回归职场。惠子小姐表示：“如果可以，当然希望能取得育儿假。”然而自己是家庭的支柱，要是不出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便无法维持。试用期怀孕一事让她遭到同事的排挤，甚至被人在背后议论“派不上用场”“没有战斗力”，这些闲言碎语很快传入惠子小姐的耳朵，大环境如此，她根本没法申请育儿假。自那以后，单位招聘职员，对女性员工的试用期延长到半年至一年。惠子小姐认为：“这样一来，如果试用期怀孕，单位便能轻易辞退女性员工了。”

顺便一提，根据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及儿童家庭局的规定：“无论员工是否处于试用期，以妊娠为由实行的解雇均被视为违反《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若男女员工均以正式职员身份获得录用，且隶属同一部门，试用期限却不一致，也被视为违反《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根据《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第九条规定，禁止以妊娠、分娩为理由对女性施行不公平待遇，包括禁止解雇、降薪以及将雇用形式由正式职员调整为非正式职员等。

丈夫取得硕士学位后，虽然顺利就职，但是高强度的工作将他逼到过劳死的边缘。惠子小姐怀孕期间，他曾三次在公司昏倒，被送到医院抢救，接受住院治疗，并被医生命令在家休养。丈夫离职后，尝试攻读原本已经放弃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外聘讲师的工作，于是留下妻儿，独自前往关西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惠子小姐都过着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单身母亲”生活。6年后，她怀上第二胎。怀孕期间，丈夫已经离家，去了关西地区工作，偿还奖学金的同时，每月给惠子小姐寄来10万日元的生活费。分居两地的生活导致他们很难再有积蓄。惠子小姐选择了分娩费用较为低廉的都立医院，甚至一次次对腹中的宝宝说：“深夜或双休日麻烦医生的话，会增加住院费用，你要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生哦。”

她为第一个孩子选择的是公设民营的幼托联合型“认定幼儿园”。寄养婴幼儿的机构，分为文部科学省管辖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的托儿所，以及两省共同设立的认定幼儿园。幼儿园侧重对幼儿的教学启蒙，孩子每日在园时间较短，母亲多为全职主妇；托儿所允许孩子留至晚间，不过教学质量相对较差，孩子的父母也几乎都有工作，无暇照顾小孩。由于托儿所的待机儿童很多，惠子小姐费尽周折，总算把孩子送进了认定幼儿园。认定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很像，基于“孩子应该尽量和母亲待在一起”的理念，常在工作日的白天举行监护人集会。为此，惠子小姐很快将带薪假期用完。孩子进入小学后，放学时间变得更早。在此基础上，想要带着孩子复归职场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申请育儿假，收入就会减少，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一时之间，惠子小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今后如果没有加薪的希望，又找不到寄养孩子的机构，仅靠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抚养两个孩子。”于是，惠子小姐怀上二胎后，便把远在九州老家的母亲叫了过来，产后第8周回到职场。入园费便宜的认定幼儿园已经招收了很多待机儿童，就算能找到别的地方寄养孩子，也只能选择每月费用超过10万日元的认定外机构。行政支援中，也有由“保育妈妈”提供的家庭保育服务事业，可以将孩子寄养在符合标准的保育妈妈家里，另外，若监护人需要常去医院，或参加冠婚葬祭等红白喜事，家中无人照顾孩子时，也可以选择“临时寄养”的方式。然而，惠子小姐与丈夫分居两地，又有全职工作，保育妈妈服务的利用时间段和利用次数都很受限，思来想去，她只好请母亲从老家赶来为自己照顾小孩。惠子小姐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提前退休，搬来东京，与女儿住在一起，专心照顾孙儿。即便国家出台保育制度，现实中也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无法回回按制度办事。惠子小姐深有感触地说：“生下孩子后，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比起行政支援，自己母亲的存在才是必不可少的。”

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第4回全国家庭动向调查》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会改变女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就业继续型”女性（指不受结婚生育影响持续工作的女性）的产后就业率为30.7%，而不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其产后就业率只有17.7%。后者中，若自家与父母家相距不足1小时路程，产后就业率为19.4%；超过1小时路程，则产后就业率下降到12.8%。总之，“再就业型”（因结婚生育而离职，待小孩成长到一定年龄复归职场）占比未曾超过50%。至于“离职型”（因结婚生育而辞职，此后不再工作），与父母同住并离职的女性占比14%；分居并离职的占比21.1%；自家与父母家相距1小时以上的占比27.4%，即是说每3人中就有1人不得不完全退出劳动市场。当前，拥有两立支援意识的企业数量稀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对既想工作又想成为父母的人而言，能否依靠自己的父母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