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全国12个城市“在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2007年）的数据，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并且试图通过统计建模的方式对影响城市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相关原因进行了初步讨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大约一半的城市在职青年曾经有过工作转换，从总体上看，这些青年平均转换过大约2次工作。总的来说，很难将青年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简单的分析框架中去，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至少以下三组变量是必须要受到重视的。

（1）青年自身的资源。在职青年自身的资源的积累——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教育为测量的人力资本——是有助于降低青年进行工作转换的可能性与工作转换的次数的。

（2）青年自身的（工作）发展阶段。当然这实际上与青年对流动/稳定的认知联系在一起。与已有研究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了青年的工作年限（工龄）与青年的工作转换之间存在倒U形的曲线关系，青年在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工作转换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逐渐走向家庭婚姻稳定的已婚青年，其无论在工作转换几率还是在工作转换次数上都会降低。

（3）青年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文化。青年本身所处的行业、城市以及其间的社会文化都对青年的工作转换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中发现，处于服务性行业或是在直辖市的青年其工作转换几率和次数都会增加；而社会性别文化确实对青年的工作转化带来了影响，尽管单纯从数据而言，性别的简单比较并不形成显著影响。

因此从总体上看，本研究所关注的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正是青年在一定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下，利用自身资源与职业规划不断调整和适应的社会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变动值得关注，青年本身的不断变异和分化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所得到的青年自身资源有助于降低青年工作转换几率和工作转换次数的结论有助于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一定的反思。已有研究实际上过分关注了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工作转换，甚至在部分结论中暗示了这些群体的过高的工作转换率（如翁杰等，2008）。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到所有文化程度群体时，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大学毕业群体的工作转换是低于更低的学历群体的，而或许后者的工作转化因此更值得我们重视。就本研究的结果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对工作转换进行区分。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不同的青年的换工作的倾向与动机可能是不同的。或许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工作转换：一种是相对较高的工作转换率，其换工作相对并不多，但是其主要是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下以自身资源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另一种则是相对较低的工作转换率，其换工作频繁，但是其在相应的社会结构之下，局限于相似工作之间的变换。这可能是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主要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实现，而后者却主要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发生。本研究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进行上述的区分，但是我们的结论中，文化程度较低或者服务型行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租赁与商业服务）换工作率较高可能更多地与后一种工作转换联系在一起；而在高文化程度群体中，男性相对于女性有更高的工作转换率则暗示了以职业发展为目标的前一种工作转换。已有的很多研究都混杂于这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工作转换中，而也许，对这两种工作转换作明确的区分和研究是厘清已有研究、进一步深化已有结论的重要开始。

本研究所得到的青年自身发展阶段对工作转换有重要意义的结论使得我们必须将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一个长时期的范围内：每个青年的工作历程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短时间的相关研究很可能获得的不是青年工作的特征，而是工作历程某一阶段的特点。就如大学生工作的相关研究所获得的往往是初入职者在职业初期所表现出的特点，而不是大学生本身的特点。当我们用“职业生涯发展”这样的长时期范畴来进行研究时，我们是非常可能和已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的。当已有研究在大学毕业生刚毕业的若干年内对大学生过多的工作流动进行批评性研究时（如李志等，2009），我们非常可能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畴下指出，这种职业初期的高流动性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职业初期的“转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现在的大学生在不断转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之下，不断依据自身规划与资源，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进行调适的社会过程；其不应该被简单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是应该由研究者在新的视角下进行重新思考的社会现象。或许研究理路也需要一个从单纯“就业”到“先就业后择业”的重要转变。

本研究的第三个结论也要求研究者始终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后者，其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变量之间的数据关系。社会结构始终是制约着青年工作转换的重要因素，对青年工作转换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目前的社会结构，包括高等教育扩招、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社会市场经济转型、就业体制分割和行业分割等多种社会结构的判断。而正如我们在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像社会性别这样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在单纯的数据意义上可能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差异，但是其仍然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有其重要的影响。从我们的模型中发现，文化程度高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有更低的工作转换几率；父母压力仅仅对男性的工作转换有影响；这些都表明，社会性别文化对青年的工作转换有重要作用。因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这样一些变量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量出现在现实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常见概念，都有可能对已有的研究结论提出重要的反思。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对于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的研究仍然是探索性的。本研究的主要遗憾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因变量的测量上仍然显得过于简单。尽管本研究把握了在职青年是否进行工作转换，并且初步探索了工作转换频次，然而，对工作转换的这两种测量仍然忽视了工作转换的方向性；如我们在讨论中论及，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一大差异可能在于一部分青年是以职业发展为目标的转换，一部分青年只是在相似工作间的流动；因而前者实际上是向“上”进行工作转换，而后者却是“水平”工作转换，对这一方向的区分显然能够使我们对于在职青年工作转换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尚缺乏纵向式研究。本研究还是过多依赖于截面数据，但是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其首职以及前一次的职业状况都可能与工作转换联系在一起，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期望能收集城市在职青年的事件史材料以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