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会抗争理论及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市贫困群体并未进入主流视界，学术界将目光主要投向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对城市“三无”人员、孤寡老人、残障人群面临的问题主要由相关职能部门解决。90年代以后，企业改制转轨进入高潮，农民也纷纷向城市流动，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迅速扩大，城市贫困问题也逐渐引起高度关注。

事实上，关于“城市贫困群体”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其一，强调“活动的地域性”，即生活在城市中的贫困者。从这一角度理解，城市贫困群体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除了传统的人员构成外，还包括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乃至失业大学生群体。其二，强调“身份的归属性”，即具有城市户口的贫困者。从这一角度理解，下岗失业工人就是城市贫困的主体。鉴于本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这里采用第二种理解，将主要梳理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的抗争行为研究。

城市贫困群体的抗争行动是当前底层社会抗争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社会的抗争”反映的是弱势群体、贫困群体以主体身份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作出的行动回应。人类的各种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社会抗争行为，这是任何类型的政治制度都难以避免的现象。美国学者裴宜理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在研究中国的抗争性政治时，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裴宜理，2008：8）。时至今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新的社会冲突接踵而来，民众的抗争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地方性。但是，作为抗争行动本身而言，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具有此类行动的一般性特征。因此，在述评城市底层民众的社会抗争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关于社会抗争的一般性理论，以利于从理论高度把握抗争行动的框架、要素、过程等问题。

何为抗争？

面对这一空前的历史转向，置身其中的中国人都进行着某种程度的适应，甚至某些利益受损、地位受损的群体会采取抗争性行动。对于抗争行动的理解，最权威的界定莫过于蒂利（Tilly）、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塔罗（Sidney Tarrow）^[2]在《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和《抗争政治》（ContentiousPolitics）两部核心著作中对其进行的阐释。他们指出，“抗争政治”是诉求者和诉求对象之间有多个成员参与、偶尔发生的、以追求群体的公共利益为诉求目标的相互作用。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三类：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者调解人。通过双方的相互作用，一旦要求得以实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有一方的利益会受到影响（McAdam，Tarrow and Tilly，2001：7-8）。

在《抗争政治》一书中，塔罗和蒂利明确提出了抗争政治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公共政治。“抗争”涉及的是提出对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它将主体、客体和要求三者集合在一起。“集体行动”意指为了共同利益或计划而作出的协同努力。大部分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不伴随重大的抗争，也没有政府的介入。大多数的抗争也是在政府之外发生，只有在与政府代理人发生互动时，才进入政治领域。政府在抗争中的出现或缺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1）那些掌控政府的人相对于那些并不掌控政府的人，拥有更多优势；（2）政府总会制定支配抗争的法规，它决定着谁可以提出集体要求，提出什么样的集体要求，通过什么方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3）政府采取大量强制手段，为那些极少出现在政治舞台的政治抗争划定边界（蒂利、塔罗，2010：9～11）。图1-1显示了抗争、集体行动和公共政治是如何在抗争政治中交汇的。

图1-1 抗争政治的构成

显然，蒂利和塔罗所做的努力是要把逐渐职业化、非政治化的社会运动研究重新拉回政治轨道中来，从动态角度去考察社会运动与政治的互动过程，观察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孙培军（2011）也指出，社会抗争是有多个社会个体参与的集体行动，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和持续性，其目的是挑战或支持国家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制度外利益诉求。具体而言，它的边界体现为：抗争的主体是处于社会中低层的群众，而非中上层的既得利益群体；抗争的客体多为各地方的基层政府或社会中其他利益群体，而非中央政府或整个社会系统；抗争的目的是维护中低群体的各种利益而不是否定、推翻现有的社会体制；抗争的途径通常存在于制度外，制度内的法律途径、上访渠道等很少被抗争主体采用；抗争的手段繁多，存在一个有节制的到逾越界限的连续谱。

在笔者看来，孙培军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社会抗争的各项特征，但是在对抗争客体的分析上还略显单薄。事实上，参与社会抗争的行动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公民素质，他们之所以起而抗争，主要是因为其所依存的政治制度在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和偏差，最终背离了社会初衷，成为少数人利益的保护伞。这种调整具体表现为片面强调发展国家的抽取能力和强制能力，频繁地改造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将之置于精英联盟的阶级基础之上，并通过暴力与经济增长来维持国家和少数人的利益。但是，让统治者意想不到的是，民众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以集体抗议还以颜色，这些社会抗争是国家性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塑造着国家性，也被国家性塑造着（谢岳，2008）。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公众所抗争的客体确切而言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整个政治系统，尤其是各种用以证明其合法性的社会制度、制度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代理人的行动等。

综合上述观点，当前中国范围内绝大多数抗争行动都可以归于抗争政治的范畴。中国的国家力量异常强大，国家公共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医疗、体育、福利保障等各领域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国家权力的强力支配，各个被统治群体的抗争目标最终都将指向国家公共权力。因此，被压迫群体的抗争行动必然会对政府的利益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以话语实践表达对统治群体所宣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怀疑甚至否定，或者通过自主行动表达对各种制度政策的不满，而使其预期目标落空。

西方抗争理论的架构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和欧洲爆发了许多社会运动。社会大众为了维护合法权益、保障言论自由，为了杜绝战争、谋求和平，为了保护环境、建设和谐家园，为了解放妇女、尊重恋爱自由而掀起了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在此之前，大多数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从经济学角度强调经济上的不满是引发抗议的主要因素。但是，新运动的主体与性质超出了传统经济学解释的范畴。于是，学术界便开始围绕革命、社会运动、罢工和“日常抵抗”等现象构建出新的理论模型。

在社会抗争研究的早期阶段，学界对集体行动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学者们认为集体行动是伴随着偏激、暴力和贫困的暴民心理的集体反应，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所发挥的作用大都是负面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尝试变换视角和方法对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并围绕社会抗争这一主题形成了复杂的理论体系、分析概念、解释模型。

目前，关于抗争行为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主观体验范式和策略导向范式两种路径。主观体验范式以“挫折—攻击”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了“相对剥夺”“起义或者革命的J形曲线”“集体认同”“团结”“意识”等概念来说明抗争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心理学机制的回答在解释社会运动的时候经常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批评：其一，剥夺感并不足以促使人们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去。换言之，对于那些同样遭受剥夺的个人，为什么有的参加了运动，而有的没有参加？其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资源和有利的机会，否则不管剥夺多么严重，人们都很难走上街头抗争。其三，人们参与社会行动还有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

当代关于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3]——集体认同感、团结和意识——涉及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界问题（Cohen，1985）。“集体认同感”关注的是个体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汇，换言之，个体关于他们是谁的感觉，是如何开始同致力于社会变化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同伴的共享定义，也即“我们”是谁，联系在一起的。“团结”关注的是个体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交汇，即个体是如何形成和维持对集体行动者——作为社会运动载体的群体或组织——的忠诚和承诺的。“意识”也涉及个体和各文化层次之间的交界，它表示个体给予某个社会情境的定义是如何变成暗示集体行动的共享定义的。

在诸多心理学取向的研究中，梅卢西的研究似乎指明了这一取向未来的方向。梅卢西认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只有当个体行动者能够意识到他们作为行动者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时，他们才能够写下他们自己关于社会现实的描述，并对预期和结果做出比较。”（Melucci，1989：34）在这一论点中，梅卢西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策略性范式都必须预先假定一个认同感理论的存在。这或许是对两种范式之关系的最好阐释。

另一路径则深受经济学功利模型的影响。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成为该范式发展的逻辑起点。资源动员理论及其两个转向对集体行动的难题作出了较好解答。

资源动员理论者认为，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始终存在且相对恒定，但是，由于缺乏资源和镇压的威胁，集体抗议行动极少成为他们可行的选择，除非得到广泛而持续的外界支持（Jenkins and Perrow，1977）。资源动员研究取向的特点非常明显（Morris and Herring，1987）。第一，行为需要成本，因此不满情绪或被剥夺并不能自动或轻易地转化为社会运动，尤其是高风险性社会运动。成本—收益的权衡，无论多么原始，却总意味着存在某种程度的选择和理性。第二，对资源的动员可能发生在受到侵犯的群体之内，但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第三，资源需要被动员出来并组织起来，因此，组织行动是十分关键的。第四，参与运动的成本，可能随着国家或社会是采取支持还是镇压的态度而上升或下降。第五，正如动员是一个大问题，运动的后果也是如此。在动员的工作量和运动的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或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表1-1 各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观点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源动员范式发生了两个很明显的转变。奥伯肖尔关注的是在个体嵌入群体和组织这样一个情境下的风险—报酬计算和动员的问题（而不是动员的后果）。蒂利则更强调国家的成长、转型与集体行动的密切关联。国家的行动不但切入到地方性情境之中，引发了反抗，而且它还能判定人们抗争的种种手段是否合法。麦克亚当综合各方观点，认为“政治机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制度化的政治体制是否开放；（2）支撑政体的各个精英层是否稳定；（3）精英联盟是否出现；（4）国家进行镇压的能力和决心（McAdam，1996：27）。

资源动员理论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组织和制度上的中间环节、媒体和社会运动消息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宏观层面国家与社会运动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方面都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它也面临着几个难以整合的问题。其中关于意义的理解、大规模的世界观以及文化危机在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它作为一种工具性理论所遇到的困扰。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运动研究由于受到欧洲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对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新的关注。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把目光转向运动发展动态，并因此兴起了中微观层面的研究。

一般抗争理论之启示

上述理论的发展与演变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上。每一种理论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预设出发对抗争性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解释。

但是，预设性选择不仅决定其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决定其局限性和脆弱性。每一预设立场都阻塞了某些途径，每种理论立场都会产生它特有的困境（亚历山大，2000）。表1-2总结了各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表1-2 各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启示1：虽然每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是如果从一个历史的、系统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理论勾画出了一个关于抗争行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底层社会研究路径：把被统治、被压迫群体的反抗作为对某个政治体系的有力回应，进而考察与这些政治体系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霸权意识和反抗意识、统治实践与斗争实践的内在关系。

启示2：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总体而言呈现三种基本的理论取向：建构主义、结构主义和中层路线。建构主义从微观立场出发，强调个人心理及其特质的作用，相对剥夺、集体认同感、团结、意识等概念构成其学术分析的基本要素。结构主义从宏观立场出发，强调结构（制度）因素的制约，例如社会安排、社会变迁、社会分裂、现代化等。理性主义介于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通过过程分析，探究资源动员以及政治机会的限制等问题。各种理论取向的分化如表1-3所示。

表1-3 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取向

上述三种取向为中国的集体行动研究提供了成熟的思路，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些路线展开的。但是，这些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民主型社会”“体制外蕴涵着丰富的资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在发展本土化理论的过程中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尤其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绝大多数抗争行动并未以集体组织的形式展开，而是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以一种难以察觉的形式悄然进行，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是对于那些贫困的弱势者而言却似乎更有效、更安全。

启示3：在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理性选择范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源动员模型、政治过程模型都属于这种范式。它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无论是社会运动的普通参与者还是组织者、领导者。这里的“理性”是指个人选择正确手段以达到利己效用。选择行为的理性意义，既体现在搜索或确定利己效用目标的过程中，更体现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现有的微观分析工作背后的心理决策模型是一个讲究成本—收益计算的功利主义模型，对风险—承受（risk-taking）的判断没有充分考虑。此外，有限理性、有限搜寻、偏好误差等概念也需要被系统地整合到社会运动研究中去（扎尔德，1988；莫里斯、缪勒，2002：386～387）。由于行动中的理性是一种社会理性，因此应该把一个更为精妙的理性观整合到底层社会抗争行动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