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经过几年的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孕育，随之出现的新迹象、新趋势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刘世锦、余斌、陈昌盛，2014）。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面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

（1）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到了刺激性政策退出的关键时点，但由于实质性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退出的方式、时间和节奏的选择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产生的冲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这一环境下，中国依然将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将稍低于上个十年，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并将拉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周期（陈文玲，2014）。

（2）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变化，相对实力调整方向不变。世界经济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总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呈现“双速增长”格局。随着近几年的调整，发达经济体逐渐走出衰退并出现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则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即便如此，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发展中国家相对力量上升但态势并未逆转（刘世锦、余斌、陈昌盛，2014）。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2008年以来，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中国经济地位也随之大幅提高。

（3）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人类生活与生产的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生活、生产方式必须改变，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成本和代价都在逐步提高，社会赤字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之后，极端性气候频发，以至于地球环境赤字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黄卫平，2011）。为应对这些问题，全球产业呈现出“再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发展也只有跟上全球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才能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

（4）带动下一轮世界经济突飞猛进增长的创新并没有显现出来，动力尚显不足。欧美的创新注重新能源、注重生命科学，它们认为这方面可能是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重视的则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很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新的情况，即低成本创新、大规模生产。改革开放30余年来，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增长模式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因此，中国可能会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5）全球化深入推进与宏观政策各自为政的冲突进一步凸显。在全球经济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各国进行政策协调的意愿明显降低，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对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面对各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措施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我国需要研究透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各种制度，同时要健全自己的贸易制度和相关律法，为进出口贸易提供法律保障。

（二）中国经济与中国城镇化发展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更是成为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的发展引擎。中国以13亿人口之巨，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姚冬琴，2014）。但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发酵，国际贸易增速回落，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困难相对较多、增速相对较慢的阶段。在传统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能量释放殆尽的情况下，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扩大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若排除两亿多农民工，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为30%～70%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城镇化可以有效拉动公用事业、服务业、建筑、交通、医疗保健、娱乐文体以及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升级和发展。但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急需探求和完善城镇化发展道路。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镇化（赵宏海，2013）。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是国家对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指示，也凸显了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1年的51.27%。2010年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城镇人口为6.66亿人，全国城市数量660多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共有301个，其中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53个，2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165个，500万～1000万人口的城市74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9个，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人口超过千万人的特大城市以及城市群。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二是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东部、中部地区发展较快，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呈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城镇之间的体系和功能不够明确；三是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不强，工业化、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发展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产业集聚带动社会分工深化细化不够，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不强；四是城镇化发展方式粗放，损耗大量资源能源，导致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赵宏海，2013）。因此，在新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要集中研究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推进中国城镇化，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三）陕西省城镇化发展

在国家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明确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机遇，凸显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战略作用，探求西部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已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战略举措。陕西省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其城镇化的发展在整个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陕西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走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根据陕西省的实际情况，提出各具特点的陕北地区模式、关中地区模式、陕南地区模式三种城镇化模式。其中陕北地区模式的重点是稳步推进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倡导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逐步引导区域经济转型，提升榆林、延安中心城市功能，加速陕北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轴带建设，形成以工业区为基础的面域辐射体系。关中地区模式的重点是结合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突出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等产业优势，以集群创导为理念，以园区建设为载体，着力打造西安（咸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发展关中城镇产业集聚轴带，扩大大都市区辐射面。陕南地区模式的重点是加快生物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开发，以绿色产业为支撑，寻求发展突破口，培育汉中成为区域增长极，促进城镇空间集聚发展，形成汉江丹江沿江生态功能拓展带，构建以交通线为脉络的面域网络（庄栋，2012）。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全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经济效应日益凸显，城镇建设水平大大提高，同时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有了明显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初具条件，县域城镇化发展开始提速。但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处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中国平均水平，同时与我国部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正日益拉大。2012年全省城镇化率为50.02%，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55个百分点，与辽宁、广东、福建等东部省份差距较大，与宁夏、重庆等周边省（市）相较也存在一定差距。

二 研究意义

首先，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愿，明确提出通过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使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的要求。然而，201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50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村还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城镇有2000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因此，巩固和提高达到全面小康水平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逐步扭转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其次，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又关系现代化建设大局。“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意蕴无穷的真言。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不能恰当解决“三农”问题，就会使其进程大大迟滞。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而要使农民更加富裕，必须减少农民的总量；要使农村更加繁荣，必须发展非农产业；要缩小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必须首先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大力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胡际权，2005）。

最后，由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发展条件和基础条件差异明显，研究陕西省城镇化对于区域经济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现实和实践意义。城镇化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尤其是作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陕西省位于西北地区，是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城镇化研究内容上深度与广度不足，研究方法上创新能力不足，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比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落后。因此，以陕西省城镇化发展为研究对象，对于揭示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必然是全国范围的现代化。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起点在东部，最终落脚点在西部，而西部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就是城镇化。因此，对陕西省城镇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我国跨世纪战略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仅落后于全国水平而且也滞后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进程是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施和必然要求。通过对陕西省城镇化发展背景的分析和城镇化现实水平的全面考察，指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探寻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于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市场的开拓、内需的扩大、西部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城乡差距缩小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赵常兴，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