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国中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架构

第1章提出了中国中观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基本逻辑与整体研究框架。在中国中观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我们的研究主要包括产业、区域、地方政府三部分。其基本架构与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2章是从质量视角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全面回顾。本章从产业发展总体规模与增速、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效率、产业发展效益、产业外向化发展、产业所有制结构、产业投入产出结构等方面，全方位地对中国产业发展质量进行分析与比较。

第3章是产业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推动作用的研究。本章借助1950—2017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五大发展理念与产业发展质量各自的指标体系框架，运用熵值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赋值，得到各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数，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测度各系统与产业发展质量的耦合关系，从而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个方面来评价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产业发展质量和探讨未来产业发展质量提升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虽然产业发展质量的趋势整体向好，但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第二，新发展理念与产业发展质量之间尚未完全形成耦合协调发展；第三，新发展理念的各发展部分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发展历程是各不相同的，即对产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是不平衡的。

第4章研究新时代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新路径的相关问题。新时代的对外开放与以往的对外开放有着重大转变，即从以开放促数量增长转向以开放促质量发展。其中，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决定，新时代对外开放必须推动中国产业区域均衡与结构升级。在新时代下，“一带一路”必将成为推动中国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的新路径。本章从对外开放的区域性差异、“一带一路”在新时代中国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中的新内涵、新时代中国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中“一带一路”的关键作用，以及“一带一路”在新时代中国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的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

第5章研究新时代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明了新的方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在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国产业升级的新内涵就是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本章从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历史发展与现有位置、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外部环境与自身条件的新变化、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内涵、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模式、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要素培育、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对策建议等方面展开分析。

第二部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这部分共分6章内容，分别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第6章研究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跨世纪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一，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实行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利用计划经济的优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以缩小区域差距。第二，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希望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作为撬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杠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地区之间适当的经济差距，然后有梯度次序地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使整个国家经济波浪式向前，实现共同发展。第三，跨世纪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世纪末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兼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工作重心放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1世纪初，我国进一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划分四大板块，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发展。第四，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依托“五大发展理念”，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战略、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以及自由贸易区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7章研究区域发展现状。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间差距以及区域内差距三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一是各区域GDP和人均GDP呈跨越式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各区域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三是各区域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全面增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有了极大提升。第二，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制约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是四大区域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二是四大区域的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也相对较大，东部地区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四大区域的人均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距不断拉大，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三个区域。第三，区域内发展差距明显，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差距。一方面，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相对较大。收入和消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城乡差距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8章为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要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需要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为此需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首先，本章阐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即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政治集权主要表现在我国的人事任命制度；经济分权则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其核心是分税制；而经济分权伴随着资源分权，我国的产权形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其次，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一，政治、经济激励是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激励；其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三，地理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当然，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本章第三节则分析了区域间经济矛盾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我国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导致了地方官员过度重视GDP增长，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之间的“晋升锦标赛”又诱发了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趋同现象，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四大区域的市场完善程度各不相同，而市场完善程度又与区域发展息息相关，导致了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

第9章研究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环境与发展不协调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第一，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和城乡间区域收支差距。通过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变异系数以及极值差率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呈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变动趋势。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支差距大则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也抑制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第二，区域发展不协调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不协调、社会保障不协调等问题。我国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且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的趋同性，不利于促进地区的分工与合作。而社会保障方面，主要体现在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养老保障上。就卫生医疗而言，我国四大区域变化趋势各不相同，东、中、西部地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增长较快，而东北地区则相对较慢；就教育保障而言，东北地区的每千位小学生中专任教师数的绝对数量及增速都远远超过其他区域；就养老保障而言，中部地区每千人参保养老保险数相对较多，与其他三个区域的差距相对较大。第三，环境与发展不协调以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治理投资加以说明。就单位GDP能耗而言，四大区域均有明显下降，但仍大于0.5吨标准煤／万元，数值依旧较高；就环境治理投资而言，四大区域的治理投资极不稳定，尤其以东北地区为甚。

第10章和第11章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提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针对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改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的路径选择。对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是加强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的区域发展效率，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则强调四大区域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推进绿色发展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加强区域政府合作，共同推进生态治理。根据路径选择，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主要是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健全区域发展保障机制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即要求转变当前我国“唯GDP”的政绩观，推进“放管服”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完善组织协调的机制。创新区域管理，统筹区域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方面，加强城乡市场建设，推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积极、友好的外交关系，推进产业园区的建设，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部分为地方政府行为。

这部分共分为4章内容，分别是对经济思想史视域中各流派的演替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的理论梳理，大历史视野下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历史演化、影响因素、行为逻辑及其本质特征的历史梳理，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阐释的理论分析，以及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践价值、理论贡献及其世界影响的分析。

第12章是对经济思想史视域中各流派的演替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进行理论梳理。理论梳理分为两大块内容：第一，分析各主流经济学派演替的过程及其实质。第二，分析各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政府观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各主流经济学派演替的过程清晰而有逻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盛行，政府干预的声音较为强势；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等流派兴起，肯定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的声音较为强势；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期，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交替而出，认可政府干预与反对政府干预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双方声音的强弱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动态的特点。通过对各主流经济学派演替过程的分析，可清楚地看到流派演替的实质，即思想与实践的互动。分析各主流经济学派的政府观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是本章节的核心内容。具体分析着眼于两大类：西方各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政府观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观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西方各主流经济学流派可分为三种：政府干预阵营各流派、市场机制阵营各流派、两阵营之外其他流派。通过分析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供给学派等流派的政府观，阐释前两大阵营对政府职能的认知，这部分涉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内容不是非常丰富。与地方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理论集中在西方财政分权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等领域，代表性理论为：蒂博特的政府间竞争与“用脚投票”理论、奥茨与罗森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剩余索取权理论、威廉姆森的科层制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者行为理论、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观及其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主要集中在两处：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的政府观。各大流派基于各自的学术立场，从多个维度讨论政府干预、政府职能与政府行为，见解虽然不一，但给解析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多维度的丰富视角与理论工具。

第13章是大历史视野下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历史演化、影响因素、行为逻辑及其本质特征的历史梳理。历史梳理基于大历史视野而展开，分为三大块内容：中国历代地方政府结构及其行为的历史演化、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的特点。通过大历史视野对先秦以来的中国历代地方政府结构与行为进行分析，很容易看出中国历代地方政府结构的演化过程：先秦时期，分权血缘机制下地方机构的形成与发展阶段；秦朝至宋朝，集权地缘的二级制阶段；元朝以后，集权地缘的多级制阶段。而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在长时段中呈现出一种动态调整特征。影响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央地实力对比、中央管理方式及地方政府结构；官员考核与激励制度；地理位置、面积与人口；政府间竞争等。大历史视野下中国历代地方政府行为呈现出三大特点：政治统治功能属性中的响应性、配合性、服从性与践行性；社会管理功能属性的公共性；自主性主体的经济性。

第14章是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阐释的理论分析。本章旨在以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解析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共分为三大块：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及内涵、中国当代地方政府结构及其行为的演化脉络、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解析。首先，在梳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本质特征、发展历程及其理论框架。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阐释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总结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经验及教训的一门理论。其理论基础包含三大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发展观、当代中国在独特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观。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国别性与民族性。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如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独特的发展实践及其基本经验与客观规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本发展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实现一般商品的极大丰富、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最终目标，也是其逻辑终点。其次，勾勒中国当代地方政府结构及其行为的演化脉络。在梳理中国当代地方政府结构的演化过程的基础之上，总结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过程：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与有限放权管理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1978年至今，不断开放的经济体制与制度激励机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最后，用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主体与职能、行为逻辑、影响因素、效率提升的路径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行为的主体，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保证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化地方发展环境、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地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多重约束下的自主理性行为是当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体现在以下三个面向之中：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下的自主经济性行为；人民立场与公平共享价值理念下的自主公共性行为；应时而变的自主动态调试性行为。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央地关系；制度环境；自然禀赋及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其他地方政府行为等。提升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率，需从以下路径努力：构建更有效率的央地关系；创造更有活力、更具可持续性、更包容、更和谐的制度环境；充分利用自然禀赋、积极引入各种要素并使之达到最佳配置；结合国家发展理念，厘清自主发展思路。

第15章是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践价值、理论贡献及其世界影响的分析。本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践价值、理论贡献及其世界影响。中国地方政府所进行的大胆的政策试验与创新一步步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些凝聚着“底层智慧”的实践是中央的“顶层设计”的依据之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践价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开展至今，我们需要加强对这些实践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价值的经验，得出创新性的理论。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正是这种理论创新的主要现实材料来源，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界文明演化至今，其发展路径从来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呈现出多样性与非线性特征，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而不同，方能建构一个多彩而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不同于西方的地方政府行为，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亦为全世界提供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这种异质性取决于其所面临的独特历史语境，即由制度环境、文化传承、国家发展阶段等因素组成的大环境。中国当代地方政府行为是一种多重约束下的自主理性行为，正是这种在中央鼓励下自主的、试验性的、探索性的理性行为给中国的发展实践趟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既是对中国的贡献，又是对世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