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产业发展质量：基于开放发展的评价

3.4.1　开放对产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

“开放”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开放发展则是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措施。对外开放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需求导向机制和供给导向机制。

需求导向机制包括典型的“三驾马车”中的净出口和对外贸易乘数效应。前者作为国民收入核算中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直接作用到产业发展；后者则是通过凯恩斯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简言之，就是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是净出口增加量的数倍，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产业发展。

供给导向机制包括推进产业技术和完善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推进产业技术又包括直接引进技术、外国直接投资技术以及技术外溢来直接影响产业发展的质量。完善产业结构则是通过在外国处于成熟期或者进入衰退阶段的技术产业输入国内，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

3.4.2　开放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说明

本书建立开放指标体系的原则亦与创新相同。杨永聪在《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和比较》（2018）一文中从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旅游开放度、对外接待能力四个维度来测度其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并且大多数文献主要基于外贸、外资和外经三个方面来分析。因此，本书在此基础上，经过筛选，构建的对外开放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7个二级指标，具体细分如3-14所示。

表3-14中，出口依存度=出口商品总额/GDP；进口依存度=进口商品总额/GDP；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总额/GDP；引进外资依存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对外投资依存度=对外投资总额/GDP；旅游外汇收入比重=旅游外汇收入/GDP。

（2）开放指标的计算

按照Min-Max标准化法和熵值法计算出对外开放水平的7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如表3-15所示。

3.4.3　开放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测度

本书根据前文模型的计算公式以及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关系，得到α =0.5、β =0.5，计算出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发展度D 、f（p_i）、f（p_y）、C ，统计如表3-16所示。

3.4.4　实证结果讨论

（1）根据表3-16和图3-4，1950—2017年，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变化幅度较大，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但也有区别：①协调度在1950—1970年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下波动，而协调发展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②协调度在1970—2017年呈现出在高层次上下波动的趋势，但是其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而协调发展度则主要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即两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不断向高质量的方向演进。

（2）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趋势分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70年，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都呈现出上下波动的趋势，表明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并未明确，其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受限。第二阶段为1970—2017年，虽然协调度依旧在上下波动，但是相较于过去，其不仅变化幅度缩小，且协调度处于0.8～1的高层次水平。协调发展度则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上升趋势，表明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差异性在不断改善，这种改善主要表现在两者的自身水平在不断提高。此发展历程的主要原因是1971年我国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与美国之间的外交恢复，在此之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逐渐提高，不断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也在不断带动产业发展，两者之间也在朝良性耦合方向发展。

（3）从协调发展的类型分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95年，属于开放发展滞后的失调类型，虽然1970年是我国对外开放潜力得以释放的分水岭，但是这种发展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调整。虽然在此阶段开放水平相较于产业发展处于滞后型，但是很明显的向好趋势就是两系统之间的协调性由中级失调向初级协调变化，也进一步表明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之间影响机制正在逐渐形成。第二阶段为1995—2017年，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滞后的协调类型。在此时期，有着很明显的产业发展逐渐滞后于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对外开放水平与产业发展先处于同步型阶段，然后进入产业发展滞后阶段。在此时期，正处于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建设当中，可见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带动着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产业发展一些弊端的显现，如粗放型产业落后和产业结构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因此表明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虽然上升到了质量较高的发展阶段，但同时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