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英国当代学院派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 ）生于约克郡谢菲尔德，毕业于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文学专业，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教授文学课程，曾任国家图书联合会主席，身兼批评家、编辑和作家等职，是评论界公认的英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德拉布尔于196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夏日鸟笼》后便奠定了自己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的地位，在世界范围享有很高声誉，并获得众多文学奖项，其中包括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1966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1967年）、《约克郡邮报》最佳小说奖（1972年）、美国文艺学院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奖（1973年）等。1976年，作家获得家乡谢菲尔德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分别于1980年和2008年获得女王授予的CBE司令勋章和DBE爵级司令勋章，英国皇室以此表彰她对世界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作家于2011年获“金笔奖文学贡献终身成就奖”。

德拉布尔的父亲约翰·德拉布尔（John F.Drabble）曾是一名律师，后成为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巡回法官，退休后从事小说创作。母亲玛丽·德拉布尔（Marie Drabble）是约克郡蒙特教友派学校的英语教师，后辞职照顾家庭，时常因母亲身份与主体诉求之间的断层而不满，这也为日后作家的母女家庭契约共同体危机书写提供了素材。德拉布尔的姐姐拜厄特（A.S.Byatt）也是著名作家，妹妹海伦（Helen Langdon）是艺术历史学家，弟弟是律师，作家常将自己的家庭比作勃朗特一家。德拉布尔的父母均毕业于剑桥，都是各自工人阶级家族中跻身中产阶级的第一人。母亲和英国作家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的家乡都是北部斯塔福德郡陶镇，北部工业区的家庭背景促发了德拉布尔日后创作中的地域情结。作家在《金色的耶路撒冷》《黄金国度》和《针眼》中都涉及对北方地域无法割舍的精神契合。

迄今为止，德拉布尔已经出版了19部长篇小说：《夏日鸟笼》（A Summer Bird-Cage,1963）、《加里克年》（The Garrick Year,1964）、《磨砺》（The Millstone,1965）、《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1967）、《瀑布》（The Waterfall,1969）、《针眼》（The Needle's Eye,1972）、《黄金国度》（The Realms of Gold,1975）、《大冰期》（The Ice Age,1977）、《妥协》（The Middle Ground,1980）、《光辉灿烂的道路》（The Radiant Way, 1987）、《自然好奇》（A Natural Curiosity,1989）、《象牙门》（The Gates of Ivory,1991）、《埃克斯莫尔女巫》（The Witch of Exmoor,1996）、《白桦蚕蛾》（The Peppered Moth,2001）、《七姐妹》（The Seven Sisters,2002）、《红王妃》（The Red Queen,2004）、《海夫人》（The Sea Lady,2006）、《纯金宝贝》（The Pure Gold Baby,2013）以及《暗潮涌动》（The Dark Flood Rises,2016）；两部短篇小说集：《战争礼物》（The Gifts of War,1969）和《微笑女性生活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a Smiling Woman: Complete Short Stories,2011）。

除此之外，德拉布尔与同时期的大卫·洛奇（David Lodge）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一样，都身兼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创作了大量文学评论作品。例如，回忆录《地毯中的图案》（The Pattern in the Carpet:A Personal History with Jigsaws,2009）；批评文集《为了女王和国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For Queen and Country:Britain in the Victorian Age,1978）、《作家眼中的英格兰：风景和文学》（A Writer's Britain:Landscape in Literature,1979）、《英国文学剑桥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985）；传记《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A Biography,1974）、《哈代的天资》（The Genius of Thomas Hardy,1976）、《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A Biography，1995）及《华兹华斯》（Wordsworth,1966）等；德拉布尔还创作了四部剧本，分别为《劳拉》（Laura,1964）、《伊莎多拉》（Isadora,1968）、《天堂飞鸟》（Bird of Paradise,1969）以及《淡淡的爱》（A Touch of Love, 1969）。目前，德拉布尔作品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学评论的重要领域。

早期在蒙特教友派学习以及在剑桥师从利维斯的经历形塑了德拉布尔作品中显著的伦理意识。作家深受加尔文主义决定论和人文主义宗教观的影响，坚信每个人身上都体现上帝之光、基督团契及世界向善论观念。作家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宗教人文精神所蕴含的爱与联结旨趣：

我的作品中弥散着加尔文主义的观念，即部分人作为上帝的选民被赋予上帝的恩典，而部分人没有。有一些人自出生就享有特殊的恩典与特权，我一直在寻找其缘由。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但它一定有一个答案，我无法相信理想的生活比世界创始之时更加美好，我为什么应该设想一种比上帝还要公正的生活？[1]

包括如何去爱那些爱无能以及让人厌恶的人这样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宗教得以解决。达尔文主义认为应该消灭这种人，弗洛伊德主义认为这种人无可救药。只有爱能帮助他们，这也是蕴含于宗教中的、唯一的答案。[2]

与此同时，德拉布尔支持利维斯所提出的“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中的伦理立场。在她修订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中，作家这样界定利维斯：“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往的文学地图，并为将来提供了新的图景；但他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评价了各个作家，而是为英语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严肃性。”[3]利维斯一再强调诗人必须超越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局限，追求一种纯文学的秩序或文学形式的正确性，从而进入一种理想社会，而文学要义即指明时代的伦理指向。事实上，我们对后现代去中心、解构和价值标准丧失所做出的判断已经预设了我们对道德责任的一种规范理解，即中心、体系和价值标准的假设性存在。

对德拉布尔而言，重建一种全新伦理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在于对当下性的关注，对缺席的他者开敞。在《不可言明的共通体》中，布朗肖写道：“它（共通体）仍然有着强制的政治意义，并且它不允许我们失去对当下时间的兴趣，因为这当下的时间，通过打开那些自由的未知的空间，让我们重新对那些新的关系负起责任——那总被威胁、总被希望着的，我们所谓的劳作（作品）与无作（非功效）之间的关系。”[4]具体到德拉布尔的伦理共同体书写，作家聚焦私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现实伦理困境和当下价值重建，探究个体自我与集体身份、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与动态平衡。

评论界一般以《瀑布》（1969）为界将德拉布尔早期的创作归为私人小说范畴。该阶段的女主人公多为美丽聪颖、开放上进的青年知识女性，她们从学校步入社会时面对爱情、婚姻的迷茫与困惑源于作者对自身相似的认同危机的人生思考，因此具有了很强的半自传性和真实感，带有强烈的“私人小说”色彩，曾引起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作家表示：“小说表现的是不同侧面、不同时期的自我。坚强的人物与柔弱的人物交替出现：《夏日鸟笼》中困惑的女孩；《加里克年》中坚强的女人；《磨砺》中有缺陷的美丽女性；《金色的耶路撒冷》中一心攫取的女孩；《磨砺》中脆弱的女人；《针眼》中坚定的女人。”[5]20世纪60年代刚从大学毕业的英国新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身份定位，而是在阶级、宗教等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家庭与个体性诉求之间的动态选择，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德拉布尔的早期小说中。德拉布尔于1961年大学毕业后便与演员克莱夫·斯威夫特（Clive Swift）结婚，并随其加入斯特拉特福德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1982年德拉布尔与著名传记作家、编辑米歇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结婚，两人婚后毗邻而居，各自独立，而作家在丈夫罹患癌症后又对其不离不弃。以上经历促使作家重新思考传统家庭伦理以及真正心理归属感等伦理现代性问题。

随着视野的开阔和阅历的加深，德拉布尔20世纪70年代后的作品在描写范围、丰富性、复杂性等方面都进一步拓宽，其创作主题也从个体女性的内部心理转移到当代英国社会生活和国际格局变化上，作品由“私人小说”拓展为“社会小说”，由此超越了狭窄的个人生活经验，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时空，表现出对服务人类共同体的创作自觉。德拉布尔曾抗议英国外交部在罗德西亚的殖民政策、在众议院外加入裁军抗议活动者行列，曾加入政府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参加英国政府巡回讲座，始终坚持在伦敦南部的莫雷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授课，而这些都显示出作家强烈的公共社会责任意识。作家始终认为文学艺术尽管有着自身的特征与诉求，但却始终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其作品的现实主义主题作为其创作基调已成为基本事实。作家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关注的是权利、公正和拯救”,[6]对于评论界将她贴上“女性主义小说家”标签的做法不置可否，认为女权问题只不过是她整体社会意识的一个面向。相对于简·奥斯丁、伊夫林·沃等人偏狭于某一特定层面以及亨利·詹姆斯脱离广大民众的精英叙述理念，德拉布尔更加崇尚乔治·艾略特、盖茨凯尔夫人、多丽丝·莱辛等作家的社会主题创作，而作家对小说社会历史功能的关注可以从她有意为之的书名选择中得到注解。

书名互文构成了德拉布尔作品中典型的插入文本形式。斯多弗（Nora Stovel）在《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象征主义伦理学家》一书中对此曾有过极具启发意义的评论：“德拉布尔的每一部小说都围绕一个主要的象征，通过巧妙的意象形式指示了作品的关键主题。每一部作品中，德拉布尔都选择中心象征作为小说的题目。”[7]作家借用历史文本中的意象给自己的小说命名，通过重名的方式和历史文本建立起互文关系，在作品中达成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例如，《光辉灿烂的道路》书名出自20世纪30年代同名的小学初级读物，这本读物宣称，英国教育体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金色幻梦般的社会平等契机。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中主人公在60年代制作的同名电视纪录片中，呈现的却是这一梦想的破产。德拉布尔以此揭露了英国平等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虚构本质，让读者直面一个社会痼疾、邪恶和死亡横行的20世纪末日审判；《象牙门》中，梦中的象牙门与兽角门交叠，隐喻着真实和虚构之间的越界和杂糅。事实上，梦幻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局势中已经模糊了判别标准与衡量准绳。尽管经历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地化、欧洲共同体事务对英联邦事务优先地位的取代，英国在外交政策上仍将自己定义为民粹精英。例如，《象牙门》中的黑泽明（Akira）是斯蒂文在泰国遇到的日本记者，黑泽明对英美自诩的世界警察角色不屑一顾并指出：“英美公司的军火通过德国、比利时、新加坡运过来。你们的援助没有道理可言。你们一边仇视他们，一边援助他们，那是一种疯狂。”（GI,p.228）

通过对《奥德修斯》中代表虚构之梦的象牙门的互文指涉，德拉布尔暗示着西方宏大民族叙述中的非现实成分，并对英国外交政策中的民粹主义及反事实的虚假人道主义进行了讽刺与揭露。作家始终认为，写作的目的并非写作本身，而是使其进入现实生活领域。值得肯定的是，身处后现代小说能指游戏和文学终结论的解构思潮中，德拉布尔坚持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题材的关注，对英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社会的批判来重建一个或可信赖的世界，这也反映了作者更加成熟、积极的创作态度和举重若轻的创作责任。

德拉布尔遵循奥尔巴赫历史语文学的“创造即真知”原则，努力通过伦理阐释方法回到文学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国内学者陆建德在《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一书中肯定了以德拉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当代小说家对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自觉承担态度：

最伟大的英国小说是出于自然的小说，这些小说缘起于18世纪的自然观。在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们不以怀疑一切自榜，而公共的习俗要比个人好恶重要；作家不会为所谓个人的洞察不惜牺牲一切，他们不相信孤独的灵魂，质疑对生活的责问必然具有崇高的价值，因而不会假定小说家作为独体而感受到的世界必定会吸引和打动读者。可以说，人的社会性以及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在信奉自然的作品里多少有所体现。绝大多数以德拉布尔为代表的英国作家都乐于采用创新手法，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社会生活，来自悠久的英国文学传统。[8]

当代英国文学不仅要关注文本符号王国中的虚构表征和语言建构性问题，更要致力于如何借由文学“不可能的可能”特质通达作为存在的真理。具体到作家小说的现实严肃性，区别于欧陆和美国作品，即使是其最具实验性的《瀑布》也从未在文体革命的实验洪流中流连忘返，从而忽略小说的伦理功能。德拉布尔高度评价了英国当代小说家作品中的社会维度与道德指涉：

从威尔逊《迟到的电话》中我学会了怎样淘米，从埃德娜·奥伯兰（Edna O'Brien）的作品中学到切萝卜的正确方法。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她的《集体》中教会我们怎么做肉丸来配坎贝尔番茄汤。……小说不是象牙塔中的作品，而是通过讲述衣服和盆栽、聚会和葬礼、生老病死、政治、公共事务以及历史观点和预言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进行真实表现，这类主题丝毫不琐碎、卑贱或自我贬损。[9]

在叙述方式上，德拉布尔作品中显见的神话诗学与原型叙述成为重建文学伦理要义的有效路径。作家试图通过蕴含秩序和完整的神话思维和象征隐喻，在人性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残余和原初意象层面上反思后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失序和碎片化。原始思维成为一种补偿机制，用以重构失落的秩序与意义，弥补破碎感带来的不安。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作家作品中的神话元素，如《瀑布》中的普塞克人物原型、《黄金国度》中得墨忒耳与珀尔塞福涅母女神话 [10]等。芬兰神话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十分重视神话的价值传承功能并指出：“神话是关于神祇的故事，它涉及宇宙起源、创世、重大的事件以及神祇的典型行为。神话传达并认定社会的价值规范，这种方式一直流传至今，其功效可在此时此地再次获得。”[11]

在德拉布尔的作品中，包括希腊神话和希伯来神话在内的原型叙述所蕴含的心理投射、认知范畴等价值意义通过位移有效地表现出神话思维的当代建构意义。如在《瀑布》中，作家分别在希腊神话丘比特与普塞克的浪漫爱情、法国中古神话特里斯坦与伊瑟之间不伦之爱的罪恶负疚、古埃及神话艾西斯复活欧西里斯尸体碎块三个被诅咒的爱欲神话与当代诗人简和姐夫詹姆斯的浪漫爱欲、痛苦负罪感及爱欲救赎之间建立起平行镜像，通过神话虚构文本固有的象征意蕴与普适语言，为读者呈现了生命意志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永恒的救赎功能；在《金色的耶路撒冷》中，德拉布尔以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童话诗《小妖精集市》中莉兹和劳拉之间的姐妹情深暗示克拉拉对克莱莉亚的痴迷与向往；《七姐妹》则以希腊神话“七姐妹”（Pleiades）指涉坎迪达等7位当代英国女性的精神救赎。虚构神话和童话的移用和续写成为现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主人公日常的恐惧和希冀，迎合人们智慧解决问题的期待，进而表现出一种别样的真实。

宗教隐喻也是德拉布尔作品中精心设计的虚构体现。《磨砺》是一部讨论母爱的作品，其书名出自圣经：“凡使我的小孩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马太福音》18:6）孩子的出生在对剑桥博士罗莎蒙德的独立性造成威胁的同时，也激发了其在艺术与生活、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广泛联系，从而在更高的层面理解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圣经语言在这里准确生动地表达出孩子既是负担，同时也带来救赎的主题；《针眼》中主要人物西蒙和克里斯托夫的名字分别源于耶稣的信徒西蒙·彼得及圣经中同名的“基督运送者”。《金色的耶路撒冷》中安纳奇亚塔（Annunciat）的名字源于天使喜报（Annunciation）的神话，隐喻人类神性回归的可能。德拉布尔在此将自己对宗教道德化的主张融会于书名和人名中，借由人类神性梦想的话语机制、宗教道德及其精神维度指涉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真实表意。

国外的德拉布尔研究伴随其创作呈上升趋势，研究也相应持续升温。已经出版英文研究专著十余部，硕博士论文20余篇，研究性论文70多篇，以及大量书评和访谈。批评者们从精神分析、生态主义、清教传统和影响研究等多种视角对德拉布尔做出了系统研究，其中反宏大叙事的个体性身份诉求作为德拉布尔研究的主流，主要集中在民族身份、女性身份与后现代自反式小说三方面：（1）文化政治批评方面，如罗斯·威特林格（Ruth Wittlinger）的专著《撒切尔主义与文学：德拉布尔小说中的“国家状态”表征》（Thatcherism and Literature: Representations of the“State of the Nation”in Margaret Drabble's Novels,2001）聚焦英国本土性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反制；（2）女权主义批评，如辛格·阿尔卡（Singh Alka）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小说：身份的叙述》（Margaret Drabble's Novels:The Narrative of Identity,2007）、伊恩·W．安德鲁斯（Ian W. Andrews）编撰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之女性成长小说：理论、文类和性别》（Margaret Drabble' Female Bildungsroman: Theory, Genre and Gender,2004）以性别政治为切入点，分析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及女性自我赋权的解放意义；（3）后现代文本与叙事批评，如卡洛·查理（Carol Richer）的博士论文《德拉布尔、默多克与福尔斯的自反式小说》（Drabble,Murdoch and Fowles'Reflexive Novels,2000）指出德拉布尔文本的后现代虚构性和元小说特征，以及存在与讲述的语言表征危机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反冲。以上包括民族、女权及内部文本性在内的个体性书写均站在边缘中心化的新二元对立立场，批判作品中表现为整体性的全球化进程、男性气质和现实主义文学。

然而，各种形式单一、种类繁杂的微小叙述批评视角之间彼此孤立，未能对个体性与整体性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种种文化现象背后之根本原因（世界观和认知层面上的伦理共同体失序）进行系统性综合研究。更为遗憾的是，个体性书写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的憎恨视角完全偏离了作家所肯定和倡导的有机共同体伦理指向。斯多沃（Foster Stovel）在《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象征主义伦理学家》（Margaret Drabble:Symbolic Moralist, 1989）一书中考察了作家的伦理与共同体问题，结合象征审美探究德拉布尔对唯我论个体主义的否定及共同体重建主张，较上述个体性研究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斯多沃并未对共同体具体重建路径进行探究，也未对德拉布尔所否定的伪共同体与作家肯定的真正伦理共同体进行对比研究。这些都为本课题在伦理共同体视阈下展开德拉布尔小说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国内对德拉布尔的译介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张中载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德赖布尔与〈瀑布〉》。目前，国内多个版本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小说史都有专节论述德拉布尔，包括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吴元迈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等。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已经陆续引进翻译德拉布尔的众多作品，这无疑推动了德拉布尔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截至2018年6月，我国期刊共发表有关德拉布尔的核心评论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多是对德拉布尔单部作品中的多元文化和属下身份政治研究，如王桃花的《论德拉布尔〈七姐妹〉的元小说叙事策略》《论德拉布尔小说〈瀑布〉的互文特征》；张小平的《德拉布尔的〈瀑布〉：对浪漫爱情故事叙事传统的颠覆》；程倩的《寄梦神话——析德拉布尔小说〈七姐妹〉之互文戏仿》等。其中浙江大学孙艳萍所著《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社群意识研究》关注到了作家的共同体主题，然而作者所归纳的共同体重建路径（家庭、民族）有效性尚待商榷，且作者仅依据三部作品试图总结德拉布尔主要作品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综上，近年来有关德拉布尔研究的学术文章和学位论文逐渐增多，说明德拉布尔已经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且有升温趋势，但是从伦理视角对德拉布尔作品中共同体表征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平台亟待搭建。

基于此，本书旨在呈现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伦理共同体格局变化在德拉布尔小说中的具体体现，阐明作家对英国70年代已降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形形色色的伪共同体批判，进而提出对应的、作为解决方案的真正伦理共同体的具体建构路径。本书在让·南希的“非内在性共同体”（non-immanent property community）与丹尼尔·贝尔的“建构性共同体”（constructive community）对位分析的学理范畴内，以神话批评为框架，同时运用伦理批评、人类学、地方理论、宗教批评和旅行凝视理论等文学批评理论，系统审视德拉布尔主要小说中不同的共同体类型及与之相联系的自我与他者、公共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联系。

本书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共同体危机与作为共同体想象方式的文学重建。该部分聚焦现代性进程中共同体危机的哲学论辩、共同体的中断与开敞以及德拉布尔作品中的共同体危机与重建。

第二部分探析契约家庭共同体困境与关怀伦理共同体重建。主要内容包括：（1）《磨砺》《金色的耶路撒冷》等作品中，以母女关系为代表的契约家庭伦理导致女主人公的主客体分离、道德理性和普适化道德；（2）以关怀伦理为价值重建路径，主人公重释互主性联结、情感和具体他人的重要意义，以此形成人物之间强烈的共生共存感。该部分涉及的原型文本为《马可福音》、童话“小妖精集市”“金色窗户”等。

第三部分聚焦新自由主义经济利益现象共同体与人文精神宗教记忆共同体重建。该部分内容包括：（1）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如何对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的社会共同性进行剥削，进而生产出最广大范围的虚假共同主体；（2）《大冰期》中的人文主义宗教作为典型的记忆共同体，在无条件容纳穷困者的意义上，与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重建“穷人的诸众”殊途同归。与此同时，在《针眼》中，德拉布尔将传统宗教抽象的“神性”内涵延伸至具体、日常生活中的“人性”领域，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该部分涉及的原型文本为《圣经》、安提戈涅献祭和《天路历程》等。

第四部分关注帝国之眼中的异文化共同体与地方共同体重建。该部分以《象牙门》《红王妃》为阐释文本分析：（1）异文化共同体在世界主义的时代语境下，通过猎奇、媒介模拟仿真和新东方主义以实现帝国之眼对东方施加的文化凝视。在这一点上，德拉布尔的异文化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作家帝国无意识的限制；（2）有别于无根的世界主义，作家在《黄金国度》中以人类血缘、孩童神圣化和语言记忆共同体为伦理纽带，肯定了“具体的地方”作为“宇宙的中心”所传达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转换意义，用以治愈世界漫游者受损的人性。该部分涉及的原型文本为伊甸园意象、睡美人童话等。

第五部分阐释德拉布尔作品中受限的无条件好客与条件性好客促发的文学创新。该部分内容包括：（1）作家如何通过娜乌西卡对奥德修斯的无条件好客这一神话位移，在作者不可靠叙述、语言焦虑和不及物的文本性层面上书写文学独体性和事件性；（2）作家如何在文学独体性的基础上，以“作者性”（伦理主体）、物质语言（伦理工具）和及物写作（伦理目标）为条件，促成文学的价值重建。

在德拉布尔看来，“我们都是漫长传统的继承者，是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的组成部分”。[12]纯粹个体性身份诉求下有意识地持有一种政治原则无法抹杀一个人对自身共同体属性的关注，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作家的伦理交往和社会活动基础。德拉布尔通过在多样态伪共同体与相呼应的真正伦理共同体之间建立参照系，有效地阐明了自己肯定建构性伦理的创作态度。作家多次提出，“宗教神话是关于人类至善梦想的普适象征语言”[13]。纵观德拉布尔的神话创作诗学，神话叙事作为人类学意义上具有无限共时性、恒久历时性的价值立场与叙述动力，成为作家伦理思想具体化的有效载体和修辞方法，传达出德拉布尔共同体思想中肯定他人和整体人类经验的伦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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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garet Drabble, Interviewed by Nancy Hardin,“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Drabbl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4,No.3,1973,p.286.

[2] Margaret Drabble, Interviewed by Joanne Creighton, “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Drabble”, in Dorey Schmidt, ed. Margaret Drabble: Golden Realms, Edinburg: Pan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0.

[3] Margaret Drabble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557-558.

[4] 英文“community”可译为“共通体”或“共同体”，前者强调主客体在原初位置上的沟通（不）可能性，后者强调伦理一致性目标。参见奚麟睿《布朗肖〈黑暗托马〉中的“共通体”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1期。

[5] Margaret Drabble,Interviewed by Nancy Hardin,“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Drabble”,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4,No.3,1973,p.294.

[6] 参见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7] Nora Stovel,Margaret Drabble,Symbolic Moralist,San Bemardino:Borgo,1989,p.116.

[8] 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9] Margaret Drabble,“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the Post-War Novel”, Mosaic, Vol.20, No.1, 1987, p.12.

[10] Judy Little,“Humor and the Female Quest:Margaret Drabble's The Realms of Gold”,Regionalism and Female Imagination,Vol.4,No.2,1978,pp.44-52.

[11] [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12] Margaret Drabble,“The Author Comments”,Dutch Quarterly Review of Anglo-American Letters, No.1, 1975, p.36.

[13] Margaret Drabble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