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在职官员中选拔人才，赵佶还特别注重新鲜血液，不断通过科举和太学来选拔官员，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和选调生选拔。
赵佶发现，刚入职的年轻官员比较单纯，还没有摸清官场套路，干劲也足，所以对此非常重视。《宋史》中的记载：
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丁亥，御集英殿策进士。癸卯，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尝上书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己未，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一人”。
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癸酉，赐上舍生二十九人及第”。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戊寅，赐上舍生十三人及第”。
公元1109年，大观三年，“乙丑，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八十五人”。
公元1110年，大观四年，“丙寅，赐上舍生十五人及第”。
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己卯，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七百十三人”。
公元1114年，政和四年，“二月丁巳，赐上舍生十七人及第”。
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癸巳，赐礼部奏名进士出身六百七十人”。
公元1116年，政和六年，“三月癸丑，赐上舍生十一人及第”。
公元1118年，重和元年，“戊戌，御集英殿策进士。戊申，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
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辛未，赐上舍生五十四人及第”。
公元1120年，宣和二年，“三月壬寅，赐上舍生二十一人及第”。
公元1120年，宣和二年，“三月丁未，御集英殿策进士。庚申，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三十人”。
公元1124年，宣和六年，“夏四月癸丑，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
赵佶几乎每年都在大量扩招，北宋的官员数量也在急剧飙升。宋太祖时期的官员总数约为5000人，到宋真宗时期增加到9000多人，宋仁宗时期达到17000多人，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官员总数达到了48000多人。
官员的大量增加，财政的支出也大量增加。前面提过，王安石的时候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员的薪资大概是1200万缗，差不多120多亿。现在官员数量增加了2-3倍，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员的薪资也达到了300亿左右，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占到了1/3，财政负担沉重。
在这些新招录的年轻官员中，李邦彦是其中的佼佼者。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赵佶赐“上舍生十三人及第”，李邦彦名列其中。
作为天子亲赐的选调生，李邦彦的绝技是“善事中人”，和皇帝内侍关系搞得很好，结果这些内侍争先在皇帝面前说李邦彦的好话（《宋史》：“争荐誉之，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
摸准了门路找对了人，想不提拔都不行。
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五年，转左丞。六年，拜少宰。17年时间，进入中央决策圈，成为核心人物。
提拔得这么快，能力很强吧？
现实却大跌眼镜，李邦彦只知道阿谀奉承，奉书而已，被人讥讽为“浪子宰相”（《宋史》：“无所建明，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
赵野，政和二年，考中进士。宣和七年，拜尚书右丞，升左丞，中央决策圈的核心人员。13年，从一个官场新人快速晋升为宰执行列，靠的是什么？《宋史》透露了赵野的秘诀：“时蔡京、王黼更秉政，植党相挤，一进一退，莫有能两全者，野处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
能将新老领导都哄得开开心心，这，绝对是一种超强的人际能力。
赵野混得风生水起。
赵佶时期，无论是蔡京、童贯等老领导，还是后来上台的王黼、李邦彦等新领导，在位期间班子都非常团结，执行力都很强。
于是乎有人就很奇怪了：这么好的领导，为什么后来都被称为奸臣？
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被称为“六贼”，北宋是史书上记载奸臣最多最有名的王朝。
又有人问：“班子团结不好吗？”。
不是不好，这个要分情况来看。
李世民时期魏征、王圭、温彦博、戴胄等人经常批评皇帝和其他大臣，这种批评是对事不对人，出于公心。李世民也对他们知根知底，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叫风清气正。所以李世民才敢在突厥快攻到长安时单骑在渭河与颉利可汗交涉，这个一方面是李世民个人的战神魅力，另一方面也是班子团结带来的底气。
宋仁宗赵祯时期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也有矛盾，甚至范仲淹与富弼、杜衍在朝堂上时常发生争辩，老范有时候还要进行人身攻击。赵祯知道他们都是公心，为了把事情做好，也算是知根知底，因此也经常扯扯袖子提提醒，这个叫斗争精神。在斗争中抓团结，在团结中谋发展。所以虽然北宋在三川口、好水川等战役大败，但伤不了经骨，慢慢还是会恢复回来，之后就把李元昊熬得主动求和了。
赵佶时期的班子团结，那是班子之间的相互利益输送，比如左丞相是班子领导，他需要提拔个自己人，做了工作，右丞相、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看看，都不吭气，这样决策就定下来了。
下一次右丞相要安排个自己亲戚进太学，本来要走程序的，但考虑到各自利益，左丞相、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也都不说话，决策又定下来了。再下次尚书左丞贪污被人举报了，本来要处理，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说话，事情就又压下来了。长此以往林林总总往复循环，班子是团结了，但威信缺失了，不公平事情多了，队伍矛盾增加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队伍管理，决策层还在想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措施：
比如抓贪腐（《宋史》：“崇宁四年，壬辰，诏察诸路监司贪虐者论其罪”）。
比如禁朋党（《宋史》：“重和元年癸巳，禁群臣朋党”）。
比如禁越职论事（《宋史》：“崇宁三年，乙丑，诏内外官毋得越职论事，侥幸奔竞，违者御史台弹奏”）。
比如裁冗员（《宋史》：“大观四年戊寅，省内外冗官……宣和二年丙戌，诏三省、枢密院额外吏职，并从裁汰”）。
当然，最狠的招数是弹劾，对不听话的弹劾（《宋史》：“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寻改知河阳，落职知蕲州”）。
对上级命令执行不到位干不好事情的弹劾（《宋史》：“州县不遵奉者，监司按劾，监司推行不尽者，诸司互察之”）。
对乱说话的弹劾（《宋史》：“御史陈过庭乞尽罢以御前使唤为名冗官，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罢进西路花果，帝既纳，黼复露章劾之，两人皆徙远郡”）。
表面上是团结和稳定，实则以小团体利益侵害朝廷权威、危害政治生态，使北宋王朝进入一种病态的臃肿。
《宋史》用一句话概括了北宋当时的官场生态黑暗，也暗示了北宋亡之不亏也：“当是时，王、蔡二党，阶京者芘京，缔黼者右黼，援丽省台，迭相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则恇缩无策，苟生丐和。彼邦彦、安中、深、敏辈误国之罪，当正其僇”。
亡国厄运在蔡京等人的狂欢中悄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