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基督教世界历史最后阶段的罗马帝国

自中古盛期开始，拉丁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就开始总结中古早期的历史。他们观察统治史（即所谓“俗史”）变迁的理论是基督教的“四大帝国”理论。四大帝国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渊源。其一为公元前2世纪希腊—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所总结的诸帝国更替迭兴的历史变迁；另一个渊源来自基督教经学，尤其是《但以理书》中的预言。经书说，先知但以理做了几个梦，在梦中见到了一些奇特的异象。但以理试图将这些异象视为历史上不同政体迭兴的隐喻（梦、异象的相关引文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公元2世纪以降，在注解《但以理书》的过程中，基督教经学家们吸纳了波利比乌斯等史家的帝国更替思想，在基督教世界历史观之框架内将四大帝国理论加以典型化。根据这一理论，基督教世界历史先后经历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19]基督第一次降临（即耶稣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时发生，其第二次降临（即所谓“末日审判”）也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换言之，在基督教世界历史观中，罗马帝国变成了人世间的最后一个政治体，它将延续到世界历史的终结之时。

罗马帝国是基督教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这当然是一种假设，但这一假设使得中古史家偏向于强调中古政治史中的延续性和不变性。但事实上中古欧洲历史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与发展之中，各种不同的罗马帝国迭兴。为了更好地解释历史上发生的政治变迁，中古拉丁史家提出了“帝权转移”理论作为补充。依据这一理论，罗马帝国只有一个，但是，帝权却可以在不同的首都与族群之间发生转移。从10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就有了专门讨论帝权转移的小册子，解释罗马帝权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再从那里转移到法兰克人手中。[20]12世纪的大史学家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所著《双城史》（又称《编年史》）是用四大帝国和帝权转移理论来书写基督教世界历史的典范之作。他认为，从帝权与教权的关系来讲，中古早期属于当代史的一部分，即从提奥多西一世（378—395年在位）统治时期开始，双城即帝国与教会合二为一。此后罗马帝权逐渐衰落，但这是上帝的旨意，以便人们能够看透人世的虚幻，看淡权势与虚荣，放弃俗世之城；并虔诚向主，追求永恒之城，即天国。[21]

在帝国史之外，还有基督教会史（即所谓“圣史”），主要包括基督教会史和圣徒传。狭义的基督教会史以单个主教区或者修道院的历史为叙述对象；广义的基督教会史则涵盖整个基督教世界历史。在基督教世界历史叙事中，人类历史往往被分为6个时代，从上帝造人开始至耶稣诞生一共经历了5个时代；中古早期欧洲处在基督教世界历史的第6个时代，也就是最后一个时代。用当时流行的隐喻来说，业已步入老年阶段。这一阶段对应于世俗王国历史的罗马帝国阶段，如12世纪的英格兰—诺曼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在其《教会史》开篇所云：“那一年，整个世界诸族都被压服，在上帝的命令之下皇帝屋大维开创了稳定而可靠的和平，耶稣基督，上帝之子在世界的第6个时代降生。”[22]尽管如此，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来看，从上帝造人以来的历史都是基督教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既是万世一系的神圣历史，也是罗马教会不断扩张乃至压倒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古早期是其中必经的一环，在那时，欧洲获得了宗教真理，因此是历史上的光明时代。

到文艺复兴之时，这种历史解释框架开始受到部分人文主义者的挑战。当时，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会逐渐脱离直接关系，罗马皇帝不再到罗马城加冕，称帝仪式也由教宗加冕改为选帝侯选举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就逐渐变为西欧列强之一，其世界性日渐消淡。而且人文主义者从王国或者城邦治理的角度看历史，中古早期既是语言文字和艺术的衰落时期，也是各个中古城市共和国兴起的日子。[23]随后的宗教改革家们更进一步，从反罗马教宗和反罗马教会的立场出发，将中古早期视为基督教宗教的堕落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罗马教会偏离古代教会的原始状态，通过修道运动发展独身制度；通过圣徒崇拜推广宗教迷信；通过发展罗马主教为首的教阶制，使得教会与帝王争夺王国治理权，导致罗马教会变得日益贪婪和残暴。[24]

尽管新教经学家们内部并不一定都赞成某一种看法，也不一定都关心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但是在重新解释《但以理书》和《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发表一点相关的看法。总体来说，在敌视罗马教宗、罗马教会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方面，他们是一致的。新教经学家们认为罗马教宗和苏丹就是敌基督者（耶稣基督最邪恶的对手），由于他们的存在，帝国将会分裂、离散、削弱乃至衰亡。[25]例如，通过解释《约翰福音》，布林格（Bullinger）认为中古早期的罗马教宗是敌基督者，他们建立起第二个罗马帝国，与古代罗马帝国不同。[26]即使对于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的评价也不是特别好。尽管由于教宗和土耳其突厥人的侵袭，帝国现在并不那么强大，如同但以理所言，处于“半铁半泥”（即质地为泥和铁的混合物）的状态，但是帝国仍然在压迫着虔诚的基督徒，即新教徒。这些敌基督者的出现和宗教压迫，预示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和人类历史的终结。[27]

尽管新教经学家们对罗马帝国的总体评价偏低，但是，他们更加容忍现实中的神圣罗马帝国。例如维滕堡史家卡西永所著《编年史》流传甚广。卡西永用帝权转移理论来解释德意志帝国的兴起。由于查理曼的丰功伟业使得帝权转入德意志皇帝之手。这些皇帝难免良莠不齐，有些甚至很软弱，但是他们尽到了应有的责任：保卫意大利，让世界的西部保持安宁，维持正统的基督教。因此，“我们的”这些皇帝都是出色的统治者，而非蛮子，绝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和私欲，而是出于公义来统治：维持宗教，捍卫帝国的特权并保卫民众。从教育德意志读者的角度而言，阅读德意志诸位皇帝的历史更富有教益，因为“比起古代罗马皇帝，我们的德意志皇帝更加明智、强大、诚实和自制”。[28]

但是更加具有理论反思精神的新教史家，大多不会像卡西永那么乐观。依托于《但以理书》注疏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另一位著名的新教史家斯莱丹认为：罗马帝国会根深蒂固、延续不坠，也不会被别的帝国取而代之。但是由于处在半铁半泥的阶段，所以疆土日蹙，只有遗产、帝号和尊严一直会留存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日。但作为德意志人，而且面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紧迫威胁，斯莱丹还是颇寄希望于德意志罗马帝国的再次雄起，以便它能“很轻松地超过异族”。[29]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古代罗马帝国一脉相承，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第四个即最后一个大帝国。对于这一说法，同一时期的法国学者则多有反感。例如让·博丹就在其早年作品《理解历史之坦途》中专辟一章，对菲利普·梅兰克顿等德意志新教经学家有关《但以理书》的注疏进行反驳。他认为《但以理书》虽然可信，但梅兰克顿等德国人的解释却是错误的。查理曼（又译为查理大帝）是法兰西人，怎么就被称为德意志人呢？查理曼的帝国应该是法兰西帝国，怎么可能是德意志帝国呢？而且德意志帝国地少势力弱，仅占有昔日罗马帝国的两个行省，并不能代表罗马帝国。博丹坚决反对德国同行们所持的古代为黄金时代的理念，认为那不过代表了老年人对自己年轻岁月的留恋情绪而已。用博丹之问来说，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武功胜得过查理曼吗？安东尼皇帝（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的虔诚超得过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0年在位）吗？古代的哪个帝王能与圣路易（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相媲美？[30]

17世纪的欧洲学术是博学时代之极盛时期，学者们继续宗教改革开启的整理史料之趋势，超越教会史的藩篱，将史料整理的范围拓展至民族王国的政治史。如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日益沦为一种令人困惑的现实政治现象，以“罗马帝国”为叙述主线的基督教俗史也遭遇到民族王国历史叙事的激烈竞争。与此同时，随着拜占庭研究的兴起，“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似乎越来越被学术界视为古代罗马帝国的正宗嫡传。例如，威廉·豪威尔正是以拜占庭帝国为线索，将教会史与西部欧洲的历史附属于这一政治史骨架之上。[31]而普芬多尔夫的名著《历史概览》则决定性地将西部罗马帝国的灭亡视为现代历史的起点。“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了诸多的王国与政府。”[32]古代罗马帝国衰落的根由也似乎源自于其制度性弊端：旧贵族凋零殆尽，士兵拥立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提奥多西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帝国灭亡之后，东部帝国依然存在，尽管在国力和规模上它都无法与古代罗马帝国相提并论。[33]虽然仍然服膺于帝权转移理论，但普芬多尔夫显然将德意志帝国与罗马帝国进行了适当的切分。德意志帝国是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841—876年在位）建立的，而现实中的德意志帝国似乎染上了“帝国病”，与其他王国与政府非常不同，它没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

在当时流行的古今之争的思想氛围中，将神圣罗马帝国与古代罗马帝国进行适当的切分，代表了学术界历史意识的觉醒。即便是强调历史延续性的正统基督教会史家，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在强调教义和教会的古老性及其历史延续性的同时，他们也承认了罗马帝国历史中的非延续性。如法国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博絮埃（1627—1704）也认为古代罗马帝国与现代历史或者是中古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帝国维持了400年，到提奥多西一世统治结束，随后帝国逐渐衰落，四处丧师失地。这个衰落阶段也延续了400年，从提奥多西的孩子们统治时期开始直到查理曼的统治时期结束。”[34]罗马帝国衰落的具体原因有很多，博絮埃强调了军队的变化。丧失了纪律的军队控制了一切，故内战不断，将帅之间彼此争夺，导致帝国衰落。查理曼建立了“新帝国”。这位虔诚的法国主教认为，作为伟大的征服者，查理曼，这位法兰西人不仅在勇气上堪比任何古代的英雄，而且在虔诚、明智和公正方面远远超越他们。[35]在神圣性方面，中古罗马帝国代表着上帝的意志，体现着神圣性。

博絮埃所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现实，而非历史。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欧洲，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正在加速酝酿之中。值其时也，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强势崛起，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如何结合中古四大帝国理论，解释现实政局呢？这对所有有志于疏通古今历史的历史学家都富有吸引力。英国科学家伊萨克·牛顿不仅为自然秩序发现了运动的原理，也尝试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对基督教世界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并预言此后的发展方向。

牛顿先后创作了《古代王国系年》和《评但以理预言和约翰启示录》。前者是对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历史所进行的年代考订，后者则依托于这两种先知预言分别解释俗史和圣史。他将罗马帝国的历史以提奥多西一世去世为界一分为二，此前为“铁脚”时期，罗马帝国强大无比；此后则是“半铁半泥”时期，西罗马帝国沦落为拉文纳王国，与其他的9个蛮族王国共存。这10个王国是：汪达尔王国、苏维汇王国、西哥特王国、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法兰克王国、不列颠王国、匈人王国、伦巴第王国和拉文纳王国。到8世纪，罗马教宗开始从罗马元老院窃取对罗马公爵领的统治权，并依靠丕平献土，在查理曼的时候获得大量土地，从而控制了伦巴第王国、拉文纳王国等。东罗马帝国或希腊帝国则续接第三个帝国即马其顿帝国。[36]但是罗马天主教会则不仅觊觎世俗的统治权力，而且其修道士鼓吹独身，提倡圣徒崇拜，使得基督教会从4世纪开始就不再是原始的正宗基督教，而沦落为异端性基督教了。[37]

牛顿的这些作品在生前并没有发表。这种结局似乎表明，已经很难从《圣经》中找到圆满地解释中古历史的预言。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率先突破了基督教世界历史观，不再遵循四大帝国的历史主线，不把圣史即基督教会的历史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亦不以虔诚与否作为臧否帝王将相的主要标准。启蒙史学家大规模地利用非基督教史家的叙述，从人性与理性的角度，重新解释古代罗马史，沟通古今。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所不变者为人性与理性，所变异者为习俗或者制度。人类的历史并非像中古基督教历史哲学所假定的那样，是从东方到耶路撒冷再到罗马（教会）的信仰传承过程。不同地区的文明可以独立发展到一定的理性阶段。在这种历史观之下，罗马帝国的衰落就是古代世界的事情，其原因则在于某些习俗和制度。

例如，1734年孟德斯鸠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以简短的篇幅系统地梳理了整个罗马史，从罗马建城到东罗马帝国的延续。在这部作品中，孟德斯鸠很少谈到宗教，尽管他也征引基督教史家，如奥罗修（Orosius）等人的作品，但却是将其作为历史证据之一，与其他古典史家的证言同等地加以利用。罗马的兴盛源自于罗马人追求自由、好战尚武之精神，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某种程度的混乱。但随着疆域的扩张，罗马成为大国，原本维持小共和国的一套制度，也逐渐发生蜕变。自由日渐丧失，常备军取代公民兵并从属于将领，帝制取代共和，罗马从共和国转化为帝国。尽管在这个时期，罗马的扩张臻于极盛，但是皇帝们追求的目标是维持和平，保持政局稳定，一切政策皆以是否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依据；而罗马人民也丧失其爱国之心，转而关注财富的获得，享受奢侈生活导致精神的柔弱萎靡，罗马走向衰落。西部帝国灭亡，东部帝国得以延续。[38]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更加从哲学的高度直接批判天主教世界历史观，贬斥以《圣经》为核心构筑的那一套基督教历史观，从风尚改变的角度对罗马帝国衰亡进行酣畅淋漓的批判。由于勇敢加谨慎，罗马人得以成功扩张；但由于皇帝的专制统治，罗马人精神萎靡，走向衰落。他说：“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争取代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代替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这些蛮族无法战胜久经征战的共和国，却制服了在残暴、懦弱而虔诚敬神的皇帝统治下萎靡不振的罗马。”[39]当蛮族入侵的时候，由于宗教纷争，“所有的人都忙于内争，而就在双方争吵不休之时，蛮族人瓜分了欧洲和非洲”[40]。内因与外因叠加，罗马帝国灭亡。内因主要源自于宗教纷争，外因则是蛮族入侵。“两重灾祸终于摧毁了这个巨人：蛮族入侵和宗教纠纷。”“基督教打开天国的大门，但却丧失了帝国。”[41]

伏尔泰相信，古代的罗马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并不像天主教会史家想象的那么紧密。由于中古历代皇帝并不能稳定地控制罗马和罗马教宗，所以，中古罗马帝国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幽灵”。罗马帝国业已“名存实亡”。“不论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帝国确实已不存在。”“德国的皇帝们自认为是整个西方当然的主人，但他们只不过是德国的君主而已。”[42]而且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却如此微不足道，这些，便构成了后期罗马帝国的历史。教宗们先是吁请查理曼，然后吁请奥托诸帝在弱小的意大利建立起帝国。以后，教宗们又竭尽所能来把帝国摧毁。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43]

尽管伏尔泰进行了颠覆性的论述，但是他并没有专门论述罗马盛衰，其关注点也局限于宗教和基督教会，重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他的叙述亦庄亦谐，缺乏严谨的论证。基于伏尔泰的史观，长期旅居瑞士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以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古代罗马帝国和中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奠定了长期富有影响力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

[19]刘林海：《＜但以理书＞及其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但以理与希腊的帝国承续理论》，苏婉儿译，《政治法学研究》2016年第1卷；李隆国：《从结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看“金属”中的人类历史》，《世界历史评论》2016年第3期；朱君杙、王晋新：《长存多变的“巨兽”——论中古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

[20]“De imperatoria potestae in urbe Roma Libellus”，G.Pertz ed.，Scriptorum tomus III,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MGH），tomus V.，Hannover：Hahn，1839，pp.719-722.

[21]Adolf Hofmeister 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 lib.VII，“Praefatio”，MGH, in usum scholarum, Hannover：Hahn，1912，p.309.

[22]Augustus le prevost ed.，Orderici vitalis Historiae ecclesiaticae libri tredecim, Paris：Julium Renouard et Socies，1838，p.6.

[23]乔尔乔·瓦萨里：《中世纪的反叛》，刘耀春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7-31页。

[24]Glanmor Williams, Reformation Views of Church History, Richmond：John Knox Press，1970，pp.8-19.

[25]George Loye, The Exposicion of Daniel the Prophete Gathered Oute of Philip Melanchton, Iohan Ecolampadius, Chonrade Pellicane and Out of Iohan Draconite, Antwerp：Successor of A.Goinus，1545，EEBO, https：//quod.lib.umich.edu/e/eebo/A04696.0001.001/1：11？rgn=div1；view=fulltext p.29，访问日期：2020年7月6日。相关总结，参见W.Stanford Reid，“The Four Monarchies of Daniel in Reformation Historiography”，Historical Reflections, vol.8，No.1（Spring 1981），pp.115-123。

[26]Irena Backus, Reformation Readings of the Apocalypse：Geneva, Zurich, and Wittenberg, Oxford：Oxford Universtiy Press，2000，p.103.

[27]George Loye, The Exposicion of Daniel the Prophete Gathered Oute of Philip Melanchton, Iohan Ecolampadius, Chonrade Pellicane and Out of Iohan Draconite, p.99.

[28]The thre bokes of cronicles, whyche J ohn Carion gathered……，with continuations of J ohn Funcke, trans.Walter Lynne, London：S.Mierdman，1550，pp.cxxii-cxxviii.Early English Book Online（EEBO），https：//quod.lib.umich.edu/e/eebo/A17967.0001.001/1：8.18？rgn=div2；view=fulltext，访问日期：2020年7月6日。

[29]John Sleidan, The Key of History, or Most Methodicall Abridgement of the Foure Chiefe Monarches, London：William Sheares，1631，pp.367-369.

[30]Jean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rans.Beatrice Reynolds, New York：Norton，1969，pp.299-300.

[31]William Howell, An Institu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r the History of the Ecclesiastical Affairs of the World, vol.3，London：Miles Flesbert，1685.

[32]Samuel Puffendor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Kingdoms and States of Europe，2nd ed.，London：M.Gilliflower，1697，p.1.

[33]Samuel Puffendor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Kingdoms and States of Europe, pp.24-25.

[34]Jacques-Benigne Bossuet, 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 trans.Elborg Forster,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372.

[35]Jacques-Benigne Bossuet, 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 p.375.

[36]Issac Newton,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 and the Apocalypse, Hyderabad：Printland Publishers，1998，pp.47-48.

[37]Ibid.，pp.191-228.

[38]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附：论趣味）》，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39]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7页。

[40]同上书，第217-218页。

[41]同上书，第571页。

[42]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71页。

[43]伏尔泰：《风俗论》（中册），梁守锵、吴模信、谢戊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