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召开以来，有识之士倡导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的观点就成为一种共识而深入人心，这其中蕴含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有限性理念，亦启示我们从“环境容量”的视角来认识人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1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左右，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令人尴尬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过量消耗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其中包括对环境容量资源的过度消耗，直接的后果就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201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46.6%；在开展了降水监测的469个城市（区、县）中，酸雨频率平均为10.2%，出现酸雨的城市比例为33.3%。水环境污染严重，在1931个国控地表水水质断面（点位）中，有25.1%断面的水质超过Ⅲ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在全国10168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Ⅳ类和Ⅴ类水占比达到85.7%，生态环境质量“优”和“良”的县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44.7%。全国耕地平均质量总体偏低，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全国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万平方千米，占普查总面积的31.1%，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最大的瓶颈。

我国政府早已注意到这种“增长的代价”，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八大更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倡导。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将“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标志之一，2018年“两会”期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生态环境部已经挂牌，生态文明领域的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正在推进，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然而，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积弊，非朝夕可除，虽然国家每年投入巨资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各类环保投入将超过10万亿元，但环境质量依然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部分地区环境质量甚至每况愈下。这不得不促使我们深思：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持之以恒的污染治理和投入难以扭转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现行的环境制度和治理手段为什么对有些排污企业和环境损害行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力？

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将环境容量资源外部性内在化的有效制度安排，使得环境容量资源被过度使用造成公地悲剧，其中产权制度是一个重要方面。鉴于上述，本书把环境容量视为一种有限资源，从制度构建的层面将产权理论、博弈理论引入分析框架，通过阐释环境容量概念的本质特征和环境容量产权制度的一般理论，并在总结以往环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环境容量产权制度构建的优化路径和改革思路。主要研究结论有如下几点。

环境容量产权主体的长期缺位，造成了环境容量资源利用过程中公地悲剧的出现，成为环境质量恶化的根本原因。随着环境容量稀缺性和外部性的日益凸显，环境容量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属性必须得到重视，也必须将其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利用才能得到有效配置。确立产权是利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一个重要前提，能够矫正环境容量资源的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因此，通过建构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制度来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有效配置应是消除环境外部性的重要手段，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变革取向。

环境容量产权交易作为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激励政策，与传统的行政命令控制型手段及庇古手段相比，具有成本和效用方面的显著优势，应成为依托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对于污染治理的效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由于企业的减排成本有差异，环境容量产权交易有利于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将污染削减发生在边际减排成本低的同类企业中，从而使整个社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二是环境容量产权交易通过诱发技术创新或变更生产要素实现环境容量供给的“扩容”，从而扩大资源基础存量，缓解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压力。三是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有效规范和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公正利用，促进社会公平。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施环境容量产权交易的条件和基础，在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和外部性日益凸显的现实背景下，环境容量产权明晰的收益迅速增加。因此，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环境容量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明晰环境容量产权，公开定价、有偿使用和市场交易，推动环境容量产权逐步从共有产权向排他性产权转变。这是我国环境容量产权制度改革应遵循的路径，也是破解环境资源危机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