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

“汉唐旧疆”是北宋对外开拓和展开政治交往的重要政治话语，特别是雍熙战争以后逐步成为对外的主要话语。神宗开边就是在这一话语下进行的。神宗开边是熙丰变法富国强兵的重要举措，古今一直备受关注，且多有分歧。对神宗开边的研究主要围绕熙河之役、宋夏战争、宋辽关系而展开。对开边范围凭何划定、开边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各地开边有何关联、开边计划是否包括交趾等问题仍需深入讨论。[1] 本文拟从宋人“汉唐旧疆”的话语对神宗开边作一整体考察，并以神宗开边为中心，探究北宋“汉唐旧疆”话语的形成过程、原因和内涵，及其与现实政治的相互关系。

一 北宋“汉唐旧疆”话语的形成

宋朝建国后延续了后周世宗已经启动的统一事业，各割据政权都看到了太祖的统一雄心，如后蜀宰相李昊就对其主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2] 以汉唐德运继承者自居的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并使用汉唐旧疆的话语解说其统一行动和对外战略。开宝九年（976），群臣“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上曰：‘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3]。燕指幽燕。可以说，太祖虽无收复幽燕的成算，但视幽燕为汉唐旧疆的观念是明确的。不唯如此，太祖还希望在对辽朝的关系中扭转后晋以来华夷倒悬的格局。他说：“自晋、汉以来，北戎强盛，盖由中朝无主，以至晋帝蒙尘，乃否之极也。”[4]即要改变后晋臣事契丹的状态，理顺宋辽之间的华夷秩序。开宝七年（974）宋辽首次通使时，宋朝称耶律琮为契丹“伪”涿州刺史，称其使为“慕化而来”的“款附使”。[5] 这虽是太祖在国内政治场域中的用语，但反映了他以华夷秩序看待宋辽关系。辽朝在宋朝之外实力最强，也就表明太祖是以华夷一统观念看待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对于自居正统的宋朝这十分正常，且是中原王朝的政治责任。

太宗前期明确将恢复幽燕提上日程。雍熙战争以前，太宗君臣议论收复幽燕事宜时即使用华夷一统的话语。从田锡的言论中可以一窥北宋君臣对打败契丹充满信心：

今北方之戎（指契丹）不来朝贡，幽州孤垒未复封疆。臣以国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盛，灭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难。[6]

要契丹朝贡宋朝，恢复封疆，就是华夷一统的话语。太宗为即将到来的对辽决战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以华夷共主的身份颁赐诏书。东北亚地区，他在“将大举伐契丹”前遣使“赐渤海王诏书，令发兵以应王师”，并“以诏书赐定安国王，令张犄角之势”[7]；令高丽“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8]；还“遣使入达靼”及高昌诸国，“诱（高昌）王窥（辽朝）边”。[9] 遣使高昌诸国的目的就是联络诸国钳制辽朝，为对辽战争做准备。[10]

给周边诸国和民族势力的诏书中宋朝使用的都是华夷一统的话语。赐高丽的诏书中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败王略”[11]，致渤海诏书也称“朕奄有万邦，光被四表，无远弗届，无思不服。惟契丹小丑，介于北荒”[12]。通过一系列的经营，宋朝已经建立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高丽和渤海等在雍熙战争中实际都未出兵，这是大国角逐中小国常出现的自保策略，但他们期待宋朝取胜，与辽朝敌对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高丽及东北各族都倾向宋朝，期望宋朝打败辽朝；西北地区的归义军、甘州回鹘、凉州吐蕃等也向宋朝积极靠拢。[13] 辽朝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力量，宋朝如果实现了降服或翦灭辽朝的预期目标，就有可能像汉败匈奴、唐败突厥那样，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一统的一元化政治秩序。

太祖朝和太宗前期华夷一统是对外开拓的主导话语，“汉唐旧疆”作为从属和辅助的话语，用来为开拓行动作解说。太祖明确列入统一计划的南方诸国和北汉都是“汉唐旧疆”，成为当然的统一目标，并称幽燕为“故土”。太宗则明确称“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14]，此处“旧疆”指幽蓟。雍熙北伐前，太宗君臣说道：“北燕之地，中国旧封，晋汉以来，戎夷窃据……爰兴师律，以正封疆”；“顷岁吊伐燕蓟，盖以本是汉疆，晋朝以来，方入戎地，既四海一统，诚宜取之”。[15] 太祖、太宗时期，明确认定为“汉唐旧疆”的不止于南方诸国、北汉和燕云，同时将归义军、西夏和交趾确定为藩镇，册封以藩镇官衔，也是明确视其为“汉唐旧疆”[16]，延续了唐末五代的传统格局[17]。交趾于“汉置交趾刺史，唐交州总管，调露中改安南都护”[18]。

但太祖和太宗为了渐次实现统一目标，慎提“恢复”，以免广泛树敌。太祖虽视幽燕为“故土”，但为了避免过早与辽朝正面交锋，并未明确提出“恢复”。太宗则不仅发动“恢复”幽燕的战争，而且试图“恢复”西夏和交趾。太宗内徙李继捧，派官接管其地，想如陈洪进和钱俶纳土一样，实现统一。[19] 太平兴国五年（980）宋朝对交趾发动战争，称交趾是乘“唐末罹乱，区内剖分”之机，“遂为僭伪之邦”，“未归舆地之图”[20]。战争的解说就是“汉唐旧疆”，目的就是将其“恢复”为郡县。

对于东北和西北其他各族，宋朝此阶段的目标是建立羁縻册封关系。太宗君臣谋划的打败辽朝之后，在东北地区要建立的秩序是“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得奚、霫、渤海以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21] 太宗给渤海的诏书承诺：“俟其（契丹）剪灭，当行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与。”[22] 在西北地区除对西夏一次失败的“恢复”尝试外，基本按传统政策，加以册封，许其世袭。[23] 可见，太宗预想的华夷一统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非实际占领上述游牧民族地区，或改变其政治结构，而是构建宋朝独尊的华夷秩序，犹如唐初打败突厥后的天下秩序。

雍熙战争的失败使太宗放弃了收复燕云，以及降服甚至翦灭契丹的目标。东北女真、渤海等族不久断绝了与宋朝的朝贡关系，994年以后高丽也逐步转奉辽朝正朔。东北亚地区曾经出现的有利于宋朝的政治局势彻底消失。直到北宋灭亡，高丽和东北各族未再恢复与宋朝的朝贡关系。西北地区太祖朝曾出现的有利形势也被太宗的错误政策所破坏[24]，宋朝对高昌等西域诸国日渐疏远。太宗改变了雍熙以前对这些政权和民族势力积极争取的态度，放任他们脱离宋朝的朝贡体系。与此相应，太宗放弃了建立华夷一统的一元化秩序的梦想。到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确立了宋辽对等关系，同时也确立了宋辽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格局。[25] 宋朝对外逐步放弃了华夷一统的话语，而以“汉唐旧疆”作为主导话语。

真宗朝澶渊之盟后直至仁宗、英宗两朝，在经制边疆及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汉唐旧疆”作为主要话语。对交趾，真、仁、英三朝虽在事实上搁置了“恢复”目标，但仍使用“汉唐旧疆”的话语。除了对交趾继续封给藩镇官衔外，还不断有人提出对交趾用兵、重置郡县。景德三年（1006）凌策、卲晔等劝真宗乘黎桓死后交趾内乱之机完成太宗未遂宏图，未得到真宗支持。李日尊即位后连续寇边。嘉祐四年（1059）广西安抚都监萧注又建议出兵攻取交趾[26]；五年宋朝“悉发荆湖兵”至邕州，结果以李日尊请罪而罢。[27] 英宗登基不久，即询问群臣“交趾于何年割据”，称其为“割据”即指其为旧疆，且谋划了恢复的行动，“召左、右江四十五峒将领诣麾下，阅土丁得精兵五万”，使“交趾大恐”。[28] 可见大规模招纳训练土丁主要是针对交趾。

真、仁、英三朝对西夏在总体上不断退让，但仍未放弃经制行动和“汉唐旧疆”话语。太宗曾将李继捧一族迁至开封，希图借此将其所管四州恢复为直辖郡县。该计划失败后，又对李继迁实行军事打击，目的仍是实现对四州的直辖。真宗册封李继迁，已较太宗对西夏恢复郡县的目标退了一步，仁宗与西夏定庆历和议，承认其为“国”，比真宗朝又退了一步。所以欧阳修说：“继迁一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29] 但仁宗朝仍强调“今羌戎（西夏）乃汉唐郡县”[30]，而且在西夏吞并河西地区后，所言“汉唐旧疆”除西夏原有四州外，扩及被西夏吞并的灵、甘、肃、瓜、沙，称“贼（西夏）又言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况灵、盐、绥、宥，皆朝廷旧地，若辨封域，犹当归之国家”[31]。其中包括自太祖、太宗朝即视为“汉唐旧疆”的归义军地区和宋初曾封为可汗、承认其为“国”、不使用“汉唐旧疆”话语的甘州回鹘。两政权被西夏吞并后，宋朝一并明确主张其地为“汉唐旧疆”。[32]

也有人提出在西夏恢复郡县。如曹玮建议“禽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33]；范仲淹与韩琦曾谋划“收复灵、夏、横山之地”[34]；欧阳修称解决西夏可能的结果有“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最下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35]。司马光甚至说，只要用人得当，将帅听命，“虽北取幽、蓟，西讨银、夏，恢复汉、唐之疆土，亦不足为难”[36]。这些言论和计划虽未曾付诸行动，但它反映了宋朝对宋夏关系性质的基本定位。

宋朝强调西夏为“汉唐旧疆”，并希望“恢复”，首先是保证边防安全，其次是要在对辽关系中免于被动。庆历初，宋朝商议对夏政策时顾虑“朝廷若许贼不称臣，则虑北戎别索中国名分，此诚大患”[37]，担心契丹说元昊本称臣于宋、辽，而“今元昊既于南朝不复称臣，渐为敌国，则是元昊与南朝等，惟我契丹独尊矣”[38]。

太宗朝对吐蕃还是置之度外的态度：“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置于度外，存而勿论”。[39] 未对其提出“汉唐旧疆”的主张。真宗朝宋夏关系紧张，为“藉其戮力共讨继迁”，于咸平四年（1001）封凉州吐蕃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两年后晋封朔方节度使。[40] 真宗、仁宗、英宗时期给河湟吐蕃封以藩镇名号，明确认定这些地区为“汉唐旧疆”。宋对唃厮啰最初的封号只是殿直、充巡检使。[41] 景祐二年（1035）唃厮啰大败元昊，宋朝廷本拟加封其节度使，但因韩亿提出“二虏皆藩臣，今不能谕令解仇，乃因捷加赏，非所以御四夷”而罢。元昊称帝后，为联合唃厮啰抗击西夏，才加封给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42]

视燕蓟为“汉唐旧疆”的观念自太祖以来一直被承袭。如吕中所说：“自太祖积藏之金帛，以为复幽、蓟之谋。此其志至子孙不忘也。”[43] 雍熙战争以后宋人仍有视燕云为故土的情结。真宗朝朱台符提出“幽蓟之地，实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开拓”[44]。真宗曾在宫中指着东壁幽州以北契丹图说：“燕蓟沦陷，深可惜耳。”[45] 仁宗朝仍一再有人提出恢复燕云。韩琦曾说宋朝“若能练将卒，蓄财用，坐待（辽、夏）二国之弊，则幽、冀、灵、夏一举可图”[46]；张方平也提出“若朝廷有意于远略，幽蓟可图也”[47]；宋祁提出，宋朝可“出河东以残云、应，出雄州以袭幽、燕”[48]；郭咨甚至认为宋朝“取幽蓟如探囊中物尔”[49]。真、仁、英三朝对燕云的基本政策是承认辽朝占有的既成事实，以边防问题处置之，而未曾有实际的恢复计划和行动，这大概就是叶适所说的“至景德约和，而中国之人遂以燕为外物，不置议论之内”[50]。但以上言论反映了宋朝始终坚持燕云为“汉唐旧疆”的话语和权利，这正是宋朝日后“恢复”燕云的政治合法性和出师之名。

综上可见，从太祖开国到英宗朝，北宋对外的话语经历了“华夷一统”为主导向“汉唐旧疆”为主导的转变。转变的重要节点就是雍熙战争失败和澶渊之盟签订，标志就是宋辽正式互认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这一过程与宋朝国防战略和战争观的演变相一致。雍熙战争后宋朝改变了此前历史上重视军事武力的传统，追求文治，文官队伍成为政治中坚，推行消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并成为宋朝的祖宗家法。[51] 宋朝对有选择的政权和地区强调“汉唐旧疆”的名分，这实际是在放弃华夷一统目标、建立与辽朝对等关系的现实状况下，解说本朝正统地位的退求其次的策略。

自太祖至英宗，明确主张为“汉唐旧疆”的地区始终不是汉唐昔日全部郡县，而是作为对外的政治话语，明确主张的“汉唐旧疆”的范围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太祖和太宗时期主要包括南方诸国和北汉、燕云、归义军、西夏和交趾。除统一南方诸国和北汉外，太宗对幽燕、交趾和西夏实施了“恢复”计划。真宗朝以后，为牵制西夏而给凉州和河湟吐蕃首领始封藩镇官衔，视其为“汉唐旧疆”，明确主张的“汉唐旧疆”的范围有所扩大。仁宗朝将被西夏吞并的河西地区都视为“汉唐旧疆”，“汉唐旧疆”的内涵基本固定为幽燕、西夏（含其吞并的河西等地）、河湟吐蕃和交趾。宋初对曾是“汉唐旧疆”的东北地区因联合抗辽之故，许以羁縻册封关系，雍熙战争后中断了朝贡关系。对曾是汉代郡县的大理地区，宋人没有忘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唐六诏为中国患，此前事之师也”[52]，而“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53]，采取疏远的态度。不对这些地区主张“汉唐旧疆”的权利。

这说明“汉唐旧疆”作为宋朝构建对外政治合法性解说的同时，又是随现实政治需要而翕张的、赋有张力的政治话语。总体而言，到神宗朝以前“汉唐旧疆”已经成为宋朝对外的主要话语，其范围也已基本固定，即包括幽燕、西夏（包括河西地区）、河湟吐蕃和交趾，而且在“汉唐旧疆”的话语下北宋官僚中一直存在着“恢复”的议论。

二 “汉唐旧疆”话语与神宗开边的目标

神宗继承了仁宗以来“汉唐旧疆”的话语和内涵，即位后希望大有作为，订立了庞大的开边计划，其确定的开边范围就是仁宗时期固定下来的“汉唐旧疆”的范围，开边的合法性解说就是恢复“汉唐旧疆”。神宗改变太宗后期以来的消极防御、以和止战的国防思想，积极开边，一方面是想扭转长期受制于辽、夏的屈辱局面，改变对外屈辱状况[54]，这是开边活动的重心所在；另一方面又有更为宏远的目标，那就是恢复包括河湟、交趾在内的“汉唐旧疆”。

在这一背景下，神宗确定的开边目标包括河湟、西夏、燕云和交趾，即司马光所言“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55]。其开拓的目标还包括境内少数民族五溪蛮和泸夷。[56] 五溪蛮和泸夷的开拓不在宋初以来“汉唐旧疆”的话语之下，本文不作讨论。韩琦说神宗开拓的目标是“尽复唐之故疆”[57]，就是指其将仁宗朝明确固定的“汉唐旧疆”范围全部纳入开拓的目标，而非全部的汉唐疆域。这也说明神宗开边是在祖宗之法和现实政治格局中展开，而非志在实现华夷一统，至少开拓计划未进行到与辽朝争夺幽燕以前，还是控制于“汉唐旧疆”的范围之内。

神宗为灭西夏而要先取河湟，并将恢复“汉唐旧疆”作为河湟用兵的合法性依据。强调“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58]；“古渭，唐渭州也”；“今古渭之西、熙、河、兰、鄯皆汉陇西等郡”，提出“恢复河陇”的计划。[59] 连劝神宗二十年不言兵的富弼对恢复熙河也大加肯定，认为这是“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60]。“恢复河陇”在神宗朝以前未曾明确提出。该计划始于熙宁元年（1068）王韶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得到神宗的赞许和支持。

对熙河开边的过程陈守忠和曾瑞龙论之甚详。熙宁元年（1068）王韶被委任为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四年受命主持秦凤路沿边安抚司，开始“恢复河陇”的行动。该年八月招服洮河以东最大的势力俞龙珂，次年以古渭置通远军，复武胜军（后改熙州），将熙、河、洮、岷州、通远军划为熙河路，熙宁六年复河、洮、岷、叠、宕等州。至此，群臣上表称贺，神宗再御紫宸殿受贺。熙宁七年二月木征合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杀知河州景思立，围河、岷二州，河湟形势出现开边以来最严重的逆转。宋军全力反击，该年四月木征降。但此后的河湟形势还是很不稳定，董毡、鬼章时有反叛，到熙宁十年李宪取得六逋宗之役的胜利，宋军大致上稳定了在熙河地区的统治。唃厮啰王朝与宋廷的关系也由对抗重新倾向和好，为元丰灵夏之役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61]

神宗朝对西夏的战争也以恢复“汉唐旧疆”为旗帜，且包括了西夏吞并的河西地区，强调“今河西李氏据两路皆汉唐旧郡”[62]。不论是赞同王韶先取河湟，再取西夏的计划，还是元丰四年（1081）宋朝全面展开“恢复”西夏的战争，都可清楚地看到神宗把西夏作为“恢复”目标。那么熙宁年间神宗是否有了“恢复”西夏的打算呢？

神宗初即位，种谔即取绥州，熙宁四年宋朝又谋取横山，此役失败所暴露的问题说明宋朝制服西夏的时机还不成熟。[63]“恢复”西夏的计划就暂时搁置，而着力于“恢复河陇”。但王安石和神宗仍在积极讨论攻取西夏的问题。熙宁四年讨论攻取西夏人选时，神宗问“王韶能办此否？”王安石认为只要任人得当，不唯王韶能办。神宗“以为然”。[64] 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自熙州入觐，与二府议夏国事于资政殿”，讨论出兵西夏的问题。王安石事后向神宗分析这次讨论：“今陛下欲讨灭夏国，夏国诚为衰弱，可以荡除，然如前日资政计议，即恐平夏国未得”；“陛下必欲经营夏国，直须令王韶以计内间其腹心，非深得其要领，未可轻动”。[65] 至此河湟开边进展顺利使神宗欲将西夏问题提上日程。讨论结果是采取审慎态度。而就在该月出现了景思立全军覆灭的败局，出兵西夏只能搁置。但知庆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屡请讨伐西夏”。说明神宗确有攻取西夏的打算，这也与他赞成王韶《平戎策》相一致。

元丰四年宋朝得报：西夏内乱，秉常遇弑。神宗以此为名，“决意西征”。[66] 此战的目的是“直捣兴、灵，覆其巢穴”，“恢复汉、唐两河之地”[67]。但宋朝“五路出兵，问罪夏国”，“无所获而归”。次年再次出兵征讨，也因永乐城之战的惨重失败而结束。此后神宗仍试图寻找合适的突破口，以便再战，制服西夏，终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幽燕）”的最终目标。[68]

“恢复”幽燕是神宗北方开边的最后一步。与太宗雍熙战争一样，幽燕之战必是宋辽国际地位的决战，这也是神宗在北方为最终“恢复幽燕”，而渐次恢复河湟、攻取西夏，并不冒进或扩大范围的原因。史称神宗“每愤北人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库聚金帛为兵费”，自制诗：“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每字为一库名。[69] 句句表明其“恢复幽燕”之志。王安石说神宗“以尧、舜、文、武有天下，肯终令契丹据有幽燕否？”[70] 一定要收复幽燕。神宗恢复了中断40余年的宋丽关系也是“恢复幽燕”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掎角契丹，为用兵援助”。[71] 也就是朱熹所说的“神宗其初要结高丽去共攻契丹”[72]。经制西夏的失败使“恢复幽燕”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北宋一代都以“汉唐旧疆”的名分处理与交趾的关系。自太祖以来就封交趾首领为郡王，并逐步形成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依次进封的制度，始终认为“安南本交州内地，实吾藩镇”，“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尽臣之比也”。[73] 神宗朝仍视交趾为藩镇，是“汉唐旧疆”。上引司马光言称神宗有“恢复”交趾之志，因“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司马光还称“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74] 所言是有依据的。

北宋国家安全重心在与辽、夏的关系，恢复交趾对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当然轻于经制辽夏，但在“汉唐旧疆”的旗帜下，“恢复”交趾被以汉唐德运继承者自居的宋朝视为政治责任和自身合法性的解说。在“汉唐旧疆”的视野下，南北开边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密切相关。北宋对交趾的两次用兵，太平兴国五年战争志在恢复，学界并无争议；而对熙宁战争（熙宁八年十一月）则有不同看法。辨析这一问题对于从整体上认识神宗开边十分重要，其关键在应将之置于恢复“汉唐旧疆”的视野中。需要厘清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熙宁战争以前宋朝是否有“恢复”交趾的意图和行动；二是熙宁战争中宋朝的目标是否是将交趾重置郡县；三是不能忽略神宗开边南北关联的整体视野，而孤立地就事论事。关于第二点，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全面反攻前，神宗的诏书明确指出“交州平日，依内地列置州县”[75]，宋朝的最终目的是“覆贼巢，俘乾德”，“诛灭其国”。[76]已有学者对此作了研究[77]，此不赘述。对于第三点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论述。

在此重点讨论熙宁战争（熙宁八年十一月）以前宋朝是否有“恢复”交趾的意图和行动。事实上，神宗开始策划开边时就有“恢复”交趾的目标。熙宁元年十一月神宗召对曾任知桂州、“将家子”潘夙（潘美从孙），“访交、广事称旨”[78]，再次委任其为兼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知桂州。李焘对潘夙此次知桂州的出任和离任时间有清楚的考证：“潘夙以（熙宁）元年十一月知桂州，四年三月徙河北漕。安石此奏欲易夙，则三年冬夙必在桂州，故四年正月自以萧注代夙。”[79] 有学者将潘夙出任知桂州的时间误系于熙宁三年十月。[80] 而弄清潘夙知桂州的出任和离任时间，对认识神宗有否“恢复”交趾的意图十分重要。如果神宗秉承真宗、仁宗以来对交趾的隐忍政策不变[81]，就无必要特意召对潘夙谈交趾问题和令其知桂州。我们先看神宗的旨意是什么。

《宋史·潘夙传》载，神宗得到“交人败于占城”的报告后，

诏之（潘夙）曰：“……卿本将家子，寄要蕃，宜体朕意，悉心经度。”夙遂上书陈交趾可取状，且将发兵。未报，而徙河北转运使。

潘夙上书乃体察“朕意”的结果，说明神宗之意是令潘夙取交趾。有人报告“交人败于占城”一事的时间是熙宁三年十一月。[82]《长编》载：萧注接到管勾麟府路军马的任命时，“会有言交趾为占城所败，众不满万，可计日取也。因命注知桂州”。而萧注由知宁州改任管勾麟府路军马的时间是熙宁三年十一月，也就是神宗得到交趾为占城所败报告的时间。[83] 熙宁三年十一月王珪上言称“臣近闻经制交趾事宜”，并献“存取之计”，所言也是此事。此报告人是温杲。神宗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御批：所说极有可采，宜速相度闻奏”。神宗与王安石就此讨论交趾问题时，王安石建议“易潘夙、陶弼”，做相应的人事变动。“故（熙宁）四年正月自以萧注代（潘）夙”出任知桂州。[84]

可见，潘夙上任与神宗给他下“宜体朕意”的诏书并非同一时间。神宗下诏及潘夙上奏交趾可取的时间，是神宗得到“交人败于占城”报告的熙宁三年十一月到潘夙改任河北转运使的四年三月之间。他的奏表“未报，而徙河北转运使”，即宋朝廷在尚未收到潘夙报告的熙宁四年正月任命萧注取代他。原因是潘夙在熙宁三年十月即王安石建议更换他的前一月，奏请撤换“建白欲取交趾”的主管邕州溪峒文字蒋圣俞。[85] 神宗虽予批准，但显然对他的持重态度不满。由此可以说，熙宁元年神宗决定改变真宗、仁宗朝以来对交趾的隐忍政策，特意起用曾任知桂州且为“将家子”的潘夙知桂州。潘夙本应支持神宗“恢复”交趾的，但他到任后采取了稳沉持重的态度，更换冒进的官员，神宗对此显然不满意。尽管他得到神宗诏书后马上改变态度，上奏表示执行神宗旨意，但奏表尚未送达，朝廷已作出了用萧注取代他的决定。[86]

神宗换萧注出任广西帅臣的初衷是希望他推动“恢复”交趾的计划，因为仁宗朝萧注任广西安抚都监时就建议“发兵深讨”交趾。《宋史》这样叙述神宗起用萧注的原因：“是时，议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萧注守桂经略之。注盖造谋者也。”[87] 更重要的是萧注曾任知桂州八年，有训练十万土丁的经验，曾主张依靠土丁取交趾，有依靠峒丁攻取交趾的设想。[88]上引《长编》也说道：“交趾为占城所败，众不满万，可计日取也。因命注知桂州”，并“问注攻取之策”。前后逻辑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即因为要攻取交趾，所以任命萧注知桂州。但萧注认为与他主政邕州时相比，此时已形势迥异，不容乐观，“谓其众不满万，恐传者之妄也”。他到任后仍然采取了持重缓行的态度，一方面招抚蛮酋，掌握交趾讯息，“李乾德动息必知之”；另一方面“有献策平交州者，辄火其书”。[89]

而神宗“恢复”交趾的旨意是十分明确的。熙宁四年（1071）三月他又任命曾上言交趾事的温杲为广西经略司勾当公事。次年八月当“已罢诸路经略安抚勾当公事官，而温杲在广西，实上所命，且方有意图交州，故不即罢”[90]。温杲对交趾态度强硬，“与交人有隙”，以致“交贼切齿，欲食杲肉”。[91] 同年十一月，宋廷在留用强硬派温杲的同时，将与萧注一样主张持重缓行的广西钤辖和斌调任泾原路钤辖。当时“秦凤帅亦以钤辖辟之，广西固请留斌”。广西留和斌的当然是知桂州兼经略安抚使且意见与和斌相同的萧注。神宗召问道：“议者谓交州可取，何如？”和斌回答：“取之无益，愿戒边臣勿妄动。”和斌的态度不合神宗之意，于是被调离。这些人事调动明确反映出神宗正在谋划攻取交趾。[92]

萧注态度的转变使他像潘夙一样被神宗视为不能贯彻己意，而再次遭到更换。熙宁六年正月，沈起取代萧注出任知桂州，从《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四月戊寅”条可见沈起是受命经制交趾。该条记载中李焘将王安石《日录》“上令起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凡所奏请皆报听”的记载置于正文，在注释中又引否定王安石变法的陈瓘之语：“广西之事，沈起亦受旨于安石。”同时再引王安石《日录》称“沈起经制，皆上密谋，诸公皆不与闻，起所奏乞，上皆许之”。[93] 李焘这一段文字的安排，已有学者指出有揭露王安石掠美于己而敛怨于君之意。[94] 同时，不论是如陈瓘所言受命于王安石，还是如王安石所言受命于神宗，这段史料都说明了沈起是受命经制交趾，也说明李焘在两种记载中更倾向于王安石《日录》，因而将其置于正文。史籍所言“沈起独言交州小丑，无不可取之理。安石喜，乃罢注归，以起知桂州”[95]，除归罪王安石之意外，基本事实是成立的。任用沈起的另一原因是他支持开边的态度。熙宁三年王韶报告在河湟开地千顷，李师中等指王韶欺罔，王安石推荐沈起前往调查。沈起支持王韶，反奏李师中等欺罔。[96] 用沈起代萧注在朝中曾有分歧。冯京等人“攻起尤切”，而神宗和王安石认为不过因为沈起曾支持王韶，“故为人所恶”。[97]

沈起上任以后“遂一意事攻讨，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98]。熙宁六年（1073）九月神宗和王安石有一段关于交趾问题的对话：

上曰：“交趾可了，但恐沈起了不得。”

安石曰：“起自以为易了，然兵事至难，诚恐起未易了。”[99]

一方面说明神宗和王安石要攻取交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沈起冒进的担忧。熙宁七年三月神宗因河湟用兵不顺，令沈起暂停军事行动，沈起依旧放任“都廵检薛举擅纳侬善美于省地”。神宗“以刘彝代起，冀使招辑之”，希望他稳定局势，暂缓“恢复”行动。但“（刘）彝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谋”[100]，“以为安南可取”，大治戈船，遏绝交趾的互市和上表。[101]

直到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交趾大规模侵犯宋朝之前，宋朝尚未发动“恢复”交趾的战争。熙宁八年四月富弼说：“五六年来，窃闻绥州、罗兀城、熙河、辰、锦、戎、泸、交趾咸议用兵，惟交趾中寝，其余诸路皆有攻讨。”[102] 就是指此前对交趾与熙河等地一样有用兵计划，他处都付诸实施，唯交趾中途停罢。所谓“中寝”是指熙宁七年三月神宗令沈起暂停取交趾的行动。当然富弼此时还预计不到七个月以后宋朝与交趾将爆发全面战争。

由上可见，神宗先后任命潘夙、萧注、沈起知桂州，都是意在“恢复”交趾的人事安排，熙宁八年十一月交趾侵宋以前宋朝已有实施“恢复”交趾的计划。神宗开边的整体计划包括了河湟、西夏、燕云、交趾，这正基于仁宗朝定型的关于“汉唐旧疆”范围的认识，而且开边活动就是在恢复“汉唐旧疆”的旗帜下进行的。

三 神宗开边活动的联动关系

神宗北方开边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制订了恢复河熙、西夏、燕云，最终制服辽朝的大统一计划；二是确立了首取熙河，次取西夏，最后收复燕云的策略，即“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103]。尽管学者们对北方开边活动中神宗君臣对西夏和辽朝的态度如何、开边是否取得了成功等问题看法迥异，但对上述两个特点并无分歧。[104] 辨析学者分歧的关键是明确开边的相互关联和缓急次序。

神宗在北方开边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取西夏以断大辽右臂的三部曲中，攻取西夏是核心环节。如李华瑞所说，契丹给宋朝造成亡国威胁远大于西夏，而西夏给宋朝造成的国防压力又甚于契丹；但宋人清楚契丹的强盛，而对契丹采取谨慎的态度，对西夏却认为可通过克服自身的弱点达到制胜的目的。[105] 神宗要彻底扭转受制于辽夏的局面最终取决于围绕燕云与辽朝的决战。解决燕云问题，一方面因为宋朝视其为“汉唐旧疆”，而辽朝视其为合法得自于后晋，双方皆视其为不容退让的领土；另一方面宋、辽这两个东亚最大王朝，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朝贡体系，两者间的决战必如雍熙战争一样，极有可能导致东亚政治秩序格局的大变局。神宗在“汉唐旧疆”的旗帜下从河湟入手，渐次解决西夏，以期最终形成与辽朝较量的有利局面，而在此前慎重对待燕云问题。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计划。

有学者认为尽管王安石一再激励，但“神宗始终不为所动，根本不作向西夏进军的打算”[106]。上文已述，熙宁年间神宗与王安石一样，都有明确的攻取西夏的打算，对何时实施都持按步而行、伺机而动的态度。“恢复”西夏是与熙河开边同时提出的整体开边计划的一部分，在熙河开边尚未完成时，宋朝尽可能避免过早与西夏发生全面战争。第一次取横山失败后，王安石认识到制服西夏时机尚不成熟，不应急于求成，而应通过深化改革，增强国力，伺机而动。[107] 除整理内政之外，宋朝等待制夏的主要时机就是王韶所说的“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完成断西夏右臂的计划。也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首先解决河湟事宜，“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108]“非深得其要领，未可轻动”，如不能一举讨灭西夏，就可能出现西夏“求合契丹”，宋朝多路受攻的被动局面。神宗“极以为然”。[109] 王安石有攻取西夏满怀信心的明确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主张贸然发动对西夏的全面战争。

“恢复”燕云是北方开边计划的第三步。在未完成“恢复”西夏的计划以前，宋朝对辽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宋朝清楚在解决河湟和西夏问题以前“若有北事（指与辽的冲突），则两面俱受敌”，故此前“未宜有北事”，对辽只能“以静重待之”，暂取守势，避免冲突。元丰四年宋朝出兵西夏时神宗特别下诏：若遇辽军，则称“朝廷遣兵问罪，与北朝不相干涉”[110]，不得与辽朝发生冲突。《太平治迹统类》形象地概括了神宗合王安石北方开拓的三部曲：“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用章惇为察访使，以取湖北、夔峡之蛮。于是献言者谓交趾已为占城所取，众不满万，亦可计日取。”[111] 这就是王安石所谓的“大略”和“远谋”。

宋朝对辽一系列交涉中都采取隐忍态度，是基于有最终攻取燕云的既定计划和打败辽朝的坚定信心，为的是不过早与辽冲突，而能先放手完成断辽朝右臂的计划，然后一举制服辽朝。讨论辽朝可能争两属户时，神宗和王安石都说：“若朝廷有大略，即弃此四千余户，亦未有损”；“要是吞服得彼，即弃四千户何伤”。王安石自信以宋朝的实力“何患吞服契丹不得？”不必与其计较小利，最终要改变的是宋帝称辽太后为叔祖母、辽帝为叔父的华夷混乱的秩序。[112] 辽朝争立口铺时，文彦博等主张“不得已须用兵”，而王安石认为在未做好准备之前“契丹未宜轻绝和好”，不仅“口铺事不足计”，“朝廷若有远谋，即契丹占却雄州，亦未须争。要我终有以胜之而已”，“自古大有为之君，其歙张取与必有大过人者”。[113] 所谓大略、远谋就是“欲经略四夷，即须讨论所施先后”，“若能经略夏国，即不须与契丹争口铺”[114]，完成经制西夏前不与辽朝正面冲突，一旦解决了西夏问题，争口铺乃至让雄州，在最终“吞服契丹”的大局中都会自然消解。王安石的这一“取与”之论在其后宋辽议河东地界一事上也有体现。

邓广铭与陶晋生对宋辽河东议界时王安石有否“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言论作过讨论。邓广铭认为这是邵伯温捏造的无耻谰言。[115] 陶晋生认为王安石也许确实说过此话，只是本意并非投降，而是要神宗行事分辨轻重次序，不因小事误大谋。他又认为王安石再度为相前后对契丹政策有由“柔静”到积极的转变。[116] 邓、陶论证王安石在议界上积极态度的直接材料都是王安石的以下一段话：

陛下昨日言周世宗以睡王不恤国事，故能胜之。然睡王如此，不过取得三关。陛下今日政事，岂可反比睡王，何至遽畏之？立国必有形势，若形势为人所窥，即不可立矣。就令强盖堡铺如治平中，亦不至起兵。

该段话是针对神宗担心辽朝用兵而言的对辽策略，并非言议界。神宗听后说“如此则不须畏”。王安石接着说“朝廷当修政事而已”。[117] 当时西夏问题尚未解决，从王安石在争两属户、移口铺上的态度及雄州亦可弃的言论看，他在议地界上持隐忍态度更为合理，且其态度前后并无变化，始终在必胜辽朝的大目标上满怀信心，而在策略上主张柔静持重。

所谓“吞服契丹”始终只是停留于设想，如上文所言，宋朝北方的“恢复”计划并未超越河湟、西夏和幽燕这一仁宗以来所言的“汉唐旧疆”范围，而且仅在西北付诸了实施。王安石对燕云和辽朝的持重态度，不仅是开边计划按步推进的缓急次序，客观上不能避免同时多线作战的风险和压力，而且这一计划也始终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反对武力战争、以和止战的传统主流意识仍具有很大的影响。[118] 所以这一依次展开，相互关联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与太祖和太宗前期华夷一统的目标不同，实际的恢复计划所定最终目标并未突破“汉唐旧疆”的范畴。

不仅北方开边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计划，南方与北方的开边活动也密切相关。熙宁七年（1074）二月发生景思立全军败殁事件以前，河湟开边进展顺利，特别是熙宁五年、六年先后克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神宗君臣情绪高涨。神宗对南方的开边也持积极鼓励的态度，一再更换知桂州人选，积极推动“恢复”交趾。不论是任命潘夙知桂州，还是以萧注取代潘夙、以沈起取代萧注知桂州，都是积极推进“恢复”交趾计划的举措。且于熙宁五年闰七月启动了南北江开边，熙宁七年正月命熊本平泸夷。[119]

景思立败殁事件对神宗打击巨大，直接改变了他对南方“恢复”交趾和荆湖开边的态度。听到景思立败殁的消息，神宗开天章阁，延访辅臣，商量对策。“论者欲乘此弃河湟，上亦为之旰食。”[120] 神宗令熙河宋军暂停行动，撤退防线。受命急返熙河前线的王韶未听神宗命令，而是举兵成功反击。同时在得到景思立败殁消息的第二天（即丙申日，神宗熙宁七年二月乙未日得到消息）就下诏给章惇、沈起，令其及早结束行动：

熙河边事未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广南等处可诏章惇、沈起早务了毕，追还兵马，并力一方，庶几不至乖张，别贻大患。[121]

即令湖南、广南等地停止用兵，将兵马收回并力投向北方战场。三月又下手诏，令知邕州苏缄“如蛮人敢直来侵犯邕州，仰按兵固守，无得贪功轻敌”[122]。但沈起也未遵命停止军事行动。三月，“都巡检薛举擅纳侬善美于省地，起不之禁”，仍未停止开拓。神宗针对此事说：

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于南方干赏妄作，引惹蛮事，若不早为平治，则必滋长为中国巨患，实不可忽。宜速议罢起，治其擅招纳之罪，以安中外。[123]

又在罢沈起的诏书中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于南方造作引惹。”[124] 沈起被罢职的原因是违抗神宗命令。

刘彝继沈起知桂州，神宗“令以前日付起约束付之，且使彝体量起纳善美事”[125]，即暂停恢复，追还兵马。刘彝按照神宗指示，追查、上报招纳侬善美事，执行了神宗“追还兵马”的指示，“奏罢正兵，而用枪仗手分戍”。“正兵”即“广西屯北兵二十指挥”。在宋朝枢密院得皇帝旨意方能调兵的军事制度下，将二十指挥（一万人）的正兵调出广西，遣还北方，刘彝必须奏请神宗的同意，而无权擅自调兵。但遣还正兵后他仍“以为安南可取”，“遣官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126] 准备通过招练土丁攻取交趾。

暂停南方开边及调回正兵说明宋朝的开边活动是以北方为重点的，同时也因为神宗和王安石认为经制辽夏最难，而南方事易了：“观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经略西方则当善遇北方，勿使其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北方禁军水土不服是太平兴国年间对交趾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和神宗讨论说：“经制边防，须先定大计。”所说的大计就是“当先部分百姓，令习兵”，以“减屯戍之卒”。[127] 保甲法就是贯彻这一大计的重要措施。即神宗“以敌人骄傲，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疆之志，故置保甲”[128]。

在沿边地区就是编练番兵、土丁、峒丁等民兵。在西边，宋朝深感东兵战斗力差，而大力招训番兵。在南边，王安石指出逐步恢复民兵，减少募兵，“于二广尤不可缓”。因为“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二广须训练洞丁，使“缓急可用”。神宗合王安石认为编练峒丁是解决广西军事问题的理想办法。赵卨征交趾时，神宗特“谕以用峒丁之法”。[129] 如上文所论，神宗用萧注知桂州也是因其曾有训练土丁的经验和以峒丁取交趾的设想。沈起将邕州洞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阅”[130]，刘彝继续实行“宜、融、桂、邕、钦五郡土丁，成丁以上者皆籍之”的旧制，神宗都是同意的。刘彝在调回北方正兵后仍“妄意朝廷有攻取谋”[131]，想通过编练峒丁解决交趾问题的想法也是其来有自的。调回正兵、依靠峒丁，以及相信交趾众不满万，导致交趾八万大军轻易攻破钦、廉、邕三州。[132] 神宗开边北方河湟、西夏、燕云间及南北之间的联动关系，进一步说明神宗开边是轻重缓急筹划有序、对“汉唐旧疆”全面开拓的整体计划。

四 结论

宋朝处理与周边政权和民族的关系与汉唐一样，都是在华夷正朔观念和现实政治的交互作用下，建构自己的解说话语和现实政策。北宋以汉唐德运继承者和中华正统自居，太祖朝和太宗前期企望理顺宋、辽间的华夷名分，建立以宋朝为中心的天下，因而使用华夷一统的话语，并用恢复“汉唐旧疆”作为开拓行动的解说。雍熙战争的失败使宋朝放弃了理顺宋、辽华夷秩序，甚至翦灭辽朝的目标，澶渊之盟宋、辽正式互认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宋朝逐步放弃了对外的华夷一统话语。“汉唐旧疆”成为宋朝对外开拓和对待西夏、交趾、燕云问题的主导话语。在宋、辽二元并存的格局中，“汉唐旧疆”对于宋朝解说自己的正统地位变得十分重要。

“汉唐旧疆”的实际内涵始终不是指称全部汉唐直辖郡县，而是随现实政治而变化的、有张力的政治话语。到仁宗时期，“汉唐旧疆”的内涵基本固定为燕云、西夏（含其吞并的河西等地）、河湟、吐蕃和交趾。这是一个与宋朝安全直接相关的地理范围，对此外的大理及其他昔日汉唐郡县则并不使用“汉唐旧疆”的话语，更未主张恢复“汉唐旧疆”的权利。雍熙以后至神宗以前，宋朝仅有恢复“汉唐旧疆”的言论和局部活动，而无全面的恢复计划和行动，但这一话语和权利主张的存在，成为宋朝处理与这些地区关系的依据、实施开拓的合法性基础。

神宗继承了仁宗时期“汉唐旧疆”的话语和内涵，并第一次制订了全面恢复“汉唐旧疆”的开边计划。其开边目标完全按照仁宗朝形成的“汉唐旧疆”范围而确定，即为燕云、西夏、河湟和交趾，并用恢复“汉唐旧疆”来解说对这些地区的开拓行动。神宗开边的主要目的是扭转长期受制于辽夏的屈辱局面，但其志向又不止于攻取西夏和幽燕，而是恢复包括河湟和交趾在内的“汉唐旧疆”。另外，恢复“汉唐旧疆”目标的实现，也就同时达到了扭转屈辱局面的目的。

神宗不仅谋划和启动了北方的开边，而且在熙宁八年十一月交趾侵犯宋朝以前，早有恢复交趾的计划，并在积极谋划和实施。神宗在北方的开边实行先恢复河湟，再攻取西夏，最后恢复幽燕的缓急有序，而整体关联的计划。南方开边虽处于次要地位，但恢复交趾也与北方开边密切联动，而非孤立存在。可以说，神宗开边是一个恢复“汉唐旧疆”的整体计划。

神宗恢复“汉唐旧疆”的开边活动表明，在宋辽二元并存的天下秩序形成后，宋朝对外政策总体转向收缩，“汉唐旧疆”不仅是宋朝正统地位和政治合法性的解说话语，也是对对外政策和开拓活动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政治框架，神宗的开边目标就是在这一框架中制定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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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广铭、陶晋生、陈守忠、王曾瑜、赵涤贤、李华瑞、陈峰、曾瑞龙、粟冠昌、陈朝阳、黄纯艳等学者的研究都论及神宗开边，以上学者的研究和观点将随文讨论，此不一一枚举。本文涉及学者较多，为行文简洁，概不称先生，请见谅。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五月丁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页。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二月己亥，第364页。王育济和李华瑞指出太祖并未有统一幽燕的成算和行动，先南后北之“南”指南方诸政权，“北”仅指北汉。王育济同时认为太祖虽未将幽燕列入统一计划，但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仍有收复幽燕故土的强烈政治责任，提出了用金钱“赎幽燕故土”，从而实现“大一统而复幽燕”的新思路；李华瑞认为赎买说无实际意义，只能说明太祖念念不忘燕云（王育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4]《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2页。

[5]《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1、9712页。

[6]田锡：《咸平集》卷二四《贺田重进奏捷表二》，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1页。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七月丙申，第493页；十一月甲辰，第504页。

[8]《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38页。

[9]《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考十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92页。

[10]顾吉辰：《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章睿丽：《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补证》，《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11]《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38页。

[12]《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9833页。

[13]黄纯艳：《雍熙战争与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史林》2010年第6期；陈守忠：《北宋初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第617页。

[15]《宋会要辑稿·兵八》，第875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第672页。

[16]参见黄纯艳《多样形态与通用话语：宋朝在朝贡活动中对“四夷怀服”的营造》，《思想战线》2013年第5期；《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7]唐末五代中原王朝对归义军和夏州政权首领均封节度使等官衔，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5—121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附彝超、彝兴）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47、1749页；卷八《梁书八·末帝本纪上》，第116页。

[18]《玉海》卷一三三《开宝安南都护》，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465页。

[19]陈守忠：《北宋初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河陇史地考述》，第101页。

[20]《安南志略》卷二《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征交趾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正月戊寅，第604页。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七月丙申，第493页。

[23]陈守忠：《北宋初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河陇史地考述》，第98页。

[24]黄纯艳：《雍熙战争与东北亚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史林》2010年第6期；陈守忠：《北宋初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河陇史地考述》，第100页。

[25]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3—42页。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六月庚寅；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二月甲戌，第1407、4550页。

[27]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二三《余襄公靖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50 册，第188页；《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交趾》，第9097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三，治平元年十一月己卯，第4923页。

[29]欧阳修：《上英宗论西边可攻四事》，《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4页。

[30]《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三张方平《上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第1475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癸巳，第3409页。

[32]甘州回鹘政权也因唐后期已封其为可汗，五代沿袭了唐的做法。且甘州回鹘政权与辽朝相互敌对，与中原政权关系更为密切，宋朝与其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传统（《旧五代史》卷三二《唐庄宗纪六》，第438页；卷七八《晋高祖纪四》，第1027页。并可参见陆庆夫《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33]《宋史》卷二五八《曹玮传》，第8985页。

[34]赵善璙：《自警编》卷六《事君类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5册，第330页。

[35]《欧阳修全集》卷一一四《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2页。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第5010页。

[37]欧阳修：《上仁宗论西贼议和利害》，《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四，第1492页。

[38]富弼：《上仁宗不可待西使太过》，《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四，第1489页。

[39]《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第14153、14154页。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乙卯，第1079页；卷五四，咸平六年二月庚辰，第1181页。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己酉，第1877页。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壬子，第2766页；《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九《唃厮啰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制》，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36页。

[43]彭百川：《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四《神宗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8 册，第272页。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三月癸亥，第931页。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庚戌，第1078页。

[46]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二，庆历四年七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8 册，第323页。

[47]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二二《请延召近臣访议边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48]宋祁：《又进御敌论表》，《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2册，第205页。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五月己丑，第4623页。

[50]《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〇《取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61页。

[51]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 期；《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52]《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95页；《宋史》卷三三三《潘夙传》，第10718页。

[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癸巳，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78页。

[54]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55]司马光：《传家集》卷四九《请革弊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 册，第460页。李焘将此段话置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第8689页）。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己卯”有“熙宁以来……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安南”（第9027页）。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89页。

[58]《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第10579页。

[5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巳，第5645页；《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四裔考十二》，第9261页。

[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壬子，第6754页。

[61]参见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15页。

[62]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六《神宗开熙河》，第426页。

[63]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6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癸亥，第5800页。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己巳、辛卯，第6080、6103、6104页。

[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元丰四年六月壬戌、壬午，第7584、7594页。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丙子，第7566页；卷三一三，元丰四年六月壬戌，第7585页。

[68]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180—193页。

[6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丁卯，第7192页。

[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丁未，第5792页。

[71]苏辙：《栾城集》卷四六《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3页。

[72]《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本朝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90页。

[7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九《蔡洗等集议安南国奏状》，《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74]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三，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页。

[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甲寅，第6689页。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一月癸卯，第6844页；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戊申，第7311页。

[77]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陈朝阳：《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78]《宋史》卷三三三《潘夙传》，第10718页。

[7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第5287页。

[80]陈朝阳：《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该文论潘夙知桂州事所注为《宋史·潘夙传》，但《宋史·潘夙传》并未言潘夙出任知桂州的时间，不知其“熙宁三年十月神宗任命潘夙为桂州长官”依据为何。据笔者所阅，李焘考证潘夙于熙宁元年十一月出任知桂州是宋代史籍唯一一条关于潘夙第二次知桂州时间的记载。

[81]粟冠昌：《宋王朝与交趾关系叙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太平兴国五年之后宋朝对交趾采取了退避忍让态度”，直到神宗即位后改变了这一政策，“企图对交趾用兵”。

[82]《宋史》卷三三三《潘夙传》，第10718页。

[8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癸卯，第5324页。

[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第5285页；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丙子，第5260页。前引陈朝阳《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误认为这次报告交趾事者为杜杞，实则是王珪上言中追述到杜杞，即“臣顷于广西转运使杜杞得所奏交趾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第5285页）。杜杞任广西转运使时间为仁宗朝庆历四年，庆历八年又河北转运使任满，改环庆路安抚使，言交趾事是在其庆历年间广西转运使任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丁酉，第3578页；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甲戌，第3944页）。

[8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甲戌，第5257页。

[86]陈朝阳《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引用《宋史·潘夙传》神宗诏书时，省去了紧接诏书的“夙遂上书陈交趾可取状，且将发兵”一句，因此断言神宗旨意是令潘夙不攻取交趾。又将潘夙奏罢蒋圣俞事置于神宗给潘夙下诏之后，并作为神宗令潘夙不攻取交趾的辅证，是没有弄清两事的时间先后。陈文误将“夙遂上书陈交趾可取状，且将发兵”视为潘夙刚到任时的行为。同时，在此事上史籍明载取交趾是神宗之意，也不存在归罪于王安石的问题。

[87]《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第10728页。

[88]《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第10677—10678页。

[8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癸卯，第5324页；卷二四二，熙宁六年二月辛丑，第5905页。

[9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辛亥，第5393页；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甲辰，第5782页。

[9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丁未，第7980、7981页。

[9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〇，熙宁五年十一月己巳，第5865页。前引陈朝阳文用和斌与神宗对话说明和斌的看法符合神宗对交趾采取防范为主的政策，并据此称神宗对“边臣一旦不利于双方关系的举动，就立即予以调任”。实则没有弄清和斌的去向及其原因，反而出现主张持重的和斌为什么会被调任的疑问。

[9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四月戊寅，第5933、5934页。

[94]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95]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神宗平交趾》，第443页。

[9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己亥，第5176页；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丙子，第5458—5459页。

[9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二，熙宁六年二月辛丑，第5905页。

[98]《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第1072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第6639页。

[9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丙申，第6031页。

[10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子，第6108页；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第6639页。

[101]《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交趾》，第9097页。

[10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92页。

[10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神宗平交趾》，第442页，原文“断大辽右臂”之“断”误为“继”，据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五《开边自此始》改（第288页）。

[104]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247、248页；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6 章《王安石的对外政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1—168页；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赵涤贤：《试论北宋变法派军事改革的成功》，《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05]李华瑞：《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06]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153页。

[107]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69、71页。

[108]《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第1057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癸亥、己卯，第5596、5605页。

[10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辛卯，第6104页。

[1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第6047页；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第5351页；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庚寅，第7601页；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丙寅，第7626页。

[111]《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神宗平交趾》，第442页。

[1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戊子，第5701页；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甲申，第5762页。

[1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丙午、丁未，第5787、5791页。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丁酉，第5772、5773页。

[115]这一观点在其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提出（第162—167页），在该书1979年（第174—179页）和1997年的修订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265—271页）中仍然保持。

[116]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2、164页。

[1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85页。

[118]陈峰：《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己酉、庚戌，第5727、5728页；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五《开边自此始》，第288页。

[1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乙未，第6105页；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丁酉，第6180页。

[1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丙申，第6105页。

[1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丙午，第6114页。

[1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子，第6108页。

[1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戊寅，第5934页。

[1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子，第6109页。

[126]《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交趾》，第909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第6639页。

[1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己巳，第5752页；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己酉，第5582页。

[1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甲辰，第8563页。

[129]《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47页。

[1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壬辰，第5939页。

[1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六月癸巳，第6216页；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第6639页。

[132]前引陈朝阳文称，若宋朝是有意挑衅交趾，应有足够力量，不至于连失三州。这样简单逻辑推理并不能否定宋朝有“恢复”交趾计划。因对形势判断和应对失当而致失败，不仅交趾问题如此，元丰四年、五年对西夏的战争莫不如此，特别是永乐城之战徐禧充满信心，结果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