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事实关联

在西方思想史上，齐美尔并没有正统的学术继承者，但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如卢卡奇、克拉考尔、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缘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在日常交际中的千丝万缕联系。

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文化界，文化沙龙是知识分子喜欢参与的活动。作为学院之外的交流舞台，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其中。齐美尔不仅出入各种文化沙龙，如韦伯夫妇举办的文化沙龙，而且也经常自己举办文化沙龙。韦伯夫人曾高度评价齐美尔在她们沙龙中的表现：“有几回是格奥尔格·齐美尔夫妇为整个气氛定了调子。”[25]齐美尔的学生苏斯曼曾这样描述齐美尔举办的沙龙活动，“这个沙龙的唯一目的就是陶冶人。所有的参与者在进行交流时，都不允许谈论他们个人、他们的疑惑与焦虑。不涉及任何人类的义务，谈话上升到了一种睿智、迷人和机敏的境界。”[26]这样的沙龙其诱惑力可想还知，也正是如此，卢卡奇一到柏林，便被齐美尔以及齐美尔周围的世界所吸引。

1901年到1910年，卢卡奇在齐美尔门下学习。卢卡奇是齐美尔的得意门生，并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885年，卢卡奇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02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1905年，卢卡奇来到柏林，聆听了齐美尔的讲课。1906年，卢卡奇加入了齐美尔举办的文化沙龙，1910年后，卢卡奇离开了齐美尔的课堂，但仍然与齐美尔保持着书信往来。1918年，齐美尔去世，齐美尔与卢卡奇的直接交往也到此结束。

在大学求学期间，卢卡奇对德国文学和艺术哲学情有独钟，一度有着“成为德国文学史家”的梦想。他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听取了狄尔泰、齐美尔和韦伯的课，成了齐美尔和韦伯的私人学生。卢卡奇在1914年前后和布洛赫一起，作为齐美尔的学生进入了海德堡的韦伯圈子，他们强烈的乌托邦弥塞亚主义倾向曾给韦伯夫人玛丽安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按照卢卡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自传对话中的流露出来的信息，他与韦伯夫人的交流应当是在1914年的夏天，因为在同年8月，齐美尔曾对卢卡奇写给韦伯夫人一封信中进行过评论。由此也可见齐美尔在卢卡奇与韦伯之间的思想中介作用。虽然在1910年左右，卢卡奇开始流露出疏离齐美尔的情绪，他在这段时间内的思想重点处于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转变过程中。尽管如此，卢卡奇也并不想否认齐美尔等人对他的影响，他在1918年为齐美尔所写祭文中仍承认齐美尔是位有魔力的思想家。不管后来如何质疑与批判齐美尔，卢卡奇仍然强调他的社会科学的第一课是齐美尔和韦伯教授的，并认为这对他个人的发展很幸运，意义非同寻常。对此，弗里斯比认为：只要人们在理解卢卡奇思想变化时不特意强调其政治立场的改变，我们就丝毫不会奇怪在卢卡奇的著作中频频发现齐美尔思想的影响痕迹。[27]

作为齐美尔的得意门生，卢卡奇深受齐美尔影响，而最终又与齐美尔分道扬镳。卢卡奇深受德国思想的熏陶，他着迷于齐美尔的思想魔力，不仅在早期阅读了齐美尔的大量著作，后来更是在柏林聆听齐美尔的上课，参与齐美尔的沙龙，拜在了齐美尔的门下。虽然后来由于思想分歧，卢卡奇疏远了齐美尔，并最终走上了批判齐美尔的道路。卢卡奇在1910年前后由于思想分歧，逐渐与齐美尔分道扬镳，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质疑齐美尔，后来在《理性的毁灭》中更是对齐美尔展开了猛烈抨击。北川东子认为，许多被齐美尔吸引，一度为齐美尔思想着迷的人最终“抱着厌恶感而不得不舍他而去”,[28]可以说卢卡奇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初见基写道：“卢卡奇对齐美尔从前的吸引力后来仿佛表示抑制似的有些冷淡，因此他对齐美尔的评价突出地表现在，1918年写的悼词中，齐美尔被看作是‘印象主义’哲学家，而被置之不顾——‘印象主义’这种形容词本身在逻辑上绝不只是否定的意味——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对齐美尔进行了几近痛斥般的批判。”[29]卢卡奇曾给齐美尔打上了“地道的印象主义哲学家”和“哲学的莫奈”等标签，但即便如此，齐美尔作为卢卡奇早年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者却是事实。谢胜义在谈到影响卢卡奇异化思想的思想家时，认为可排序为：齐美尔、韦伯、马克思、黑格尔与恩格斯，将齐美尔放在了首位。在他看来，1910年前后的卢卡奇很难在思想跳出齐美尔的理论范围之外而自行发展。[30]

在卢卡奇与齐美尔交往最密集的时期内，他一度对齐美尔的思想表示出狂热的兴趣。两人共同的家庭出身和犹太身份使他们有着共同的种族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两人都对康德哲学思想颇有研究，新康德主义时代的文化思潮也赋予了他们相似的思想气质和关注主题。卢卡奇与齐美尔有着共同的学术命运相同，因此，当齐美尔试图在大学这个保守世界获得教授职位的愿望受挫时，这种挫折感也潜在地刺激和影响了卢卡奇。初见基认为，这是因为齐美尔与卢卡奇都有着犹太的家庭背景，这种背景使他们在德国有着“异乡人”的精神情结，也正是如此，他们“遭受现存的‘学术界’排斥，既然如此，或许可以说他们是在‘学术界’失效的状况下发生的思想家。”[31]笔者以为，在卢卡奇对齐美尔思想的接受中，最直接和主要的中心主题就是齐美尔的文化史理论，特别是他在《货币哲学》中对文化的悲剧论断思想，即齐美尔将文化史的把握基于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的思想。齐美尔在不少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文化悲观论，即“主观文化”作为本来意义的生命流露受到货币经济中的“客观文化”压制，这种矛盾不可避免，也是文化史的必然发展历程。而且，就齐美尔对卢卡奇异化思想的影响来说，卢卡奇几乎是沿着齐美尔异化理论的思想轨迹而发展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异化概念在展开时也有着韦伯的思想印迹。初见基也认为，卢卡奇本人承认“关于那本戏剧的本质的哲学是齐美尔哲学”,“异化”论在卢卡奇的思想中也根深蒂固，并占据了一定地位。

卢卡奇对齐美尔的生命哲学思想评价颇高，认为在旧的历史宗教与形而上学都已崩溃的情况下，齐美尔比狄尔泰更为激进。因为齐美尔并不像施莱马哈尔那样转向内心方面去寻求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阐释，而是想给宗教和形而上学争取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卢卡奇在自己的简历中曾高度评价齐美尔的讲课给予他的激励和影响。“我对于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基本上是来自于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齐美尔、韦伯著作所留下的种种印象。《小说理论》事实上就是这种精神科学倾向的一个典型产物。”[32]“我一方面依照齐美尔的榜样使这种‘社会学’尽量和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原理分离开，另一方面则把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仅仅看作是对美学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33]

对于卢卡奇与齐美尔在思想上的相遇与碰撞，施太格瓦尔德认为卢卡奇早在1902年就开始研究齐美尔的著作。[34]弗里斯比在为《货币哲学》所撰写的导言中提及卢卡奇早年师从齐美尔的事实，认为卢卡奇最早接触齐美尔思想应当是在1904年。卢卡奇在访谈中则表示自己是在18岁之后的几年里开始研究德国哲学，广泛阅读了康德和齐美尔等人的著作。[35]在与齐美尔接触的期间内，卢卡奇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深入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等。卢卡奇第一次接触马克思的著作，还是在1908年前后的中学学习阶段。为了写作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卢卡奇而专门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这个时期的卢卡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有着浓厚兴趣，但他终结是通过齐美尔和韦伯的视角来阅读和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卢卡奇眼中也仅仅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在谈到自己在1908年前后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时，卢卡奇说：“引起我兴趣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36]而1973年发现的《海德堡手稿》也证实了卢卡奇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参考了齐美尔《面容的美学》《货币哲学》等著述的思想。可见，在卢卡奇真正地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以前，他已经通过齐美尔接触和汲取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齐美尔作为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的标志性人物和重要中介，重新考察两人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克拉考尔也是齐美尔的学生，曾考虑选择齐美尔为导师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后来这个考虑由于某些原因而没能实现。克拉考尔评述齐美尔的论文准确把握到了《货币哲学》论著的精华。克拉考尔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形成有关齐美尔的评论性专著，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行，只是发表了导论部分。克拉考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他也是布洛赫和阿多诺的好友。克拉考尔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受到齐美尔的启发很多，他曾于1919年左右撰写《齐美尔：阐释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贡献》，但此书稿后来没有出版，只存有打印稿。在这部书稿中，克拉考尔认为“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是齐美尔最先为我们打开的。”[37]弗里斯比认为，“克拉考尔属于批判的现象学一路，但他对侦探小说、白领阶层的研究以及其他20年代的研究，明显追随齐美尔的路向，力图挖掘个别现象中的精微意义，把握社会现象的意义整体性。这一研究方式必须假定现象间有精微细致的相互关联。克拉考尔显然欣赏齐美尔尝试揭示极为不同的现象之间本质的相互关联。”[38]在弗里斯比的研究中，齐美尔最早为克拉考尔打开了“通往现实之门”。虽然克拉考尔早期作品中的现代性主题与韦伯相关，而且他的论述中也隐藏着对工具理性与理性化社会现实的批判。但这一主题与批判性的路径同样也可以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找到痕迹和源头。而且事实上，克拉考尔也曾经广泛地论述过齐美尔以他的《货币哲学》。

克拉考尔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及齐美尔，如《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和《电影的本性》等。然而，克拉考尔对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的诸多分析并不赞同，在他看来，齐美尔对现实碎片的体验超越了现代生活的历史语境，使得对流动的、偶然的、稍纵即逝的现代性体验变成了对一种僵化的表面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体验。克拉考尔对齐美尔的现代性分析模式很不满意，在他眼中，这种将艺术实体化的做法，显然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理想，这乌托邦的审美理想以一种虚幻的现实代替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此外，齐美尔关于现代空间文化的剖析也成为克拉考尔“社会空间地形学”研究的理论源头。

布洛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也与齐美尔有着密切的关联。布洛赫1908年到1911年居住在柏林，结识了齐美尔并与其成为好朋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洛赫作为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战争，而齐美尔则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坚持战争的合理性，由此两人因关系破裂而分道扬镳。布洛赫写道，在与齐美尔相交的期间里，他开始学习去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现实（并未停留在现实主义上），还以一种不断增长的强烈责任感密切注视着现实之间的联系。[39]这种对日常生活现实表面现象的关注，无疑有着齐美尔审美印象主义的影子。齐美尔在文化哲学和形式社会学等方面对布洛赫的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也学界所公认的事实。而且，布洛赫曾评论齐美尔，认为在同代的学者中，“齐美尔的心灵最为细致。然而，他过于茫然，除了真理无所不欲。他喜欢在真理周围堆积种种观点，却既无意又无能获得真理本身。而且，齐美尔的思想精细入微，又不乏内在热情，可惜的是，哲学在就这个天生就缺乏坚实的内在信念的人手上变得过于贫乏。”[40]

在两人相交的时间内，布洛赫于1911年左右经齐美尔介绍，在海德堡与卢卡奇相识，精神文化上的相通使卢卡奇与布洛赫持续了大约十年左右的友谊。在布洛赫看来，他与卢卡奇有着共同的学术愿望。“我们都赞同黑格尔关于建立一个总体系的愿望，当然是一个不断被辩证一矛盾所打断的体系。我更赞同一个能向未来开放的‘来世的’体系。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他晚年仍坚持正统立场，这就从客观上使我们的友谊告一段落。”[41]在布洛赫与卢卡奇交往的这十年间，两人都对齐美尔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兴趣，并撰文对齐美尔的思想展开过评述。而且，在与卢卡奇交往的十年间，布洛赫和卢卡奇同时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展开了批判，他们都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现代人异化和人性的分裂，只不过卢卡奇将人性的救赎寄寓于艺术的总体性上，而布洛赫则质疑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认为这是一种非现实性的总体性，他更希望通过艺术的碎片性来救赎人性碎片化了的社会。这种思考方式显然更接近齐美尔的救赎路径，由此也可以看出齐美尔思想对布洛赫的影响。

本雅明与齐美尔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他更多是通过阅读齐美尔的著作而了解和评述他的，但齐美尔对本雅明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凯吉尔写道：“1912年到1915年间，本雅明辗转于费赖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哲学课堂。除了哲学课，他还修读了艺术史和文学史课程。和当时许多在柏林求学的人一样，他也受到了社会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影响。”[42]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本雅明在1939年写给阿多诺的信中提到自己曾研读过齐美尔的《货币哲学》，认为齐美尔将这本书“献给莱茵霍尔德（Reinhold）和勒普秀斯（Sabine Lepsius）显然并非偶然。此书在齐美尔试图靠近盖奥尔格圈子（George circle）时写成，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只要我们能打算不考虑其基本思想，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它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批判对我震动很大。”[43]斯卡夫的研究中曾提及米茨科的《齐美尔与本雅明》一文，在这篇论文中，米茨科构建了齐美尔与本雅明关联的具体细节。米茨科成功地展示了本雅明在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等领域对齐美尔思想的延续和继承，并力求把握齐美尔和本雅明在思想方面的本质性持续关联。[44]刘小枫认为，“本雅明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与齐美尔相当接近——显然受过齐美尔影响，但本雅明的语言大于思想，过于文人化的嘟囔中并没有什么尖锐的思想。即便就语言来说，本雅明显得夸张、繁复、兜圈子，齐美尔则典雅、节制、有质感。”[45]

本雅明在研究波德莱尔及其笔下的19世纪巴黎时，也曾多次援引齐美尔关于都市现代性体验的论述。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很少出现对他人著作的引述，但在宏大的“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对现代性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韦伯只字不提，甚至也很少提到马克思，但齐美尔却是一个频频被引述的名字。本雅明的《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由两篇论文和一篇提纲构成，其中《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曾被阿多诺否定，本雅明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新的论文《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新论文几乎是重写，但值得回味的是，在新的论文中，有两条引文却完全保留下来了，其中一条是恩格斯的，另一条是齐美尔的。由此可以看到齐美尔思想对本雅明的影响之深，正是由于受到齐美尔著作的影响，本雅明迷恋上了齐美尔的现代都市生活体验分析方法。在《现代性的碎片》中，弗里斯比认为本雅明受齐美尔思想影响首先体现为《德国悲剧的起源》从齐美尔的《歌德》中获得了“起源”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而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在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分析中以及“拱廊桥计划”中零散找到；此外，在本雅明和阿多诺关于波德莱尔研究的对话中，也能找到齐美尔对本雅明影响的证据：阿多诺对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研究中使用齐美尔的著作提出尖锐的反对和批评，而本雅明则认为阿多诺对齐美尔的批评存有偏见。[46]

阿多诺15岁时，比他大14岁的克拉考尔引导他接触德国古典哲学。尽管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朦胧的感觉，但阿多诺敏锐地感受到哲学是一种表达人类苦难的精巧方式，并尝试把哲学还原成真实的社会历史，进而力图弥合哲学和生活的鸿沟。据杰伊考证，克拉考尔与阿多诺的关系相当密切，阿多诺还在中学时，就与比他年长14岁的克拉考尔成了朋友。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内，两人相约每周六的下午一起共同研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杰伊认为，克拉考尔的著作倾向起整合观念和知识社会学，他强调以经验对抗普遍性思想，他对封闭的体系结构的不信任和反感也给他周围的年青朋友们留下相当深刻且富有意义的印象。而且，克拉考尔对电影文化相当感兴趣，他整合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来展开研究，并时常有一些相当新颖的洞察性论断和研究，这种前无先例的研究方面也同样让他周围的朋友印象深刻。“任何一个熟悉克拉考尔著名的《从加利格里到希特勒》的人，都不难发现他的著作与下面将要讨论的阿多诺的一些著作之间的相似。”[47]耶格尔在研究中表明，在艺术哲学和美学方面，卢卡奇是阿多诺的偶像。阿多诺曾提到：还是中学毕业生的他，“看到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书，而且还知道布洛赫和他关系很好。我如饥似渴地捧起这本书读了起来。”[48]在耶格尔看来，齐美尔是青年卢卡奇的偶像，而卢卡奇又是阿多诺的偶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间接表明了齐美尔思想对阿多诺的影响。而本雅明也将阿多诺视为自己的唯一的学生，阿多诺在自己学术性的艺术哲学思考中，特别是在后期作品《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本雅明的思想与文体风格的痕迹，而这种文风，我们也可以在齐美尔的文本中轻易感受到。

就阿多诺而言，虽然他对齐美尔的很多思想颇有非议，但他非常欣赏齐美尔的小品文风，认为“齐美尔正是在心理主义的观念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将哲学拉回到面向具体对象的运动的第一人。”[49]在阿多诺对本雅明思想的评述中，他也将齐美尔与本雅明相提并论。阿多诺对齐美尔的研究方法并不很认同，他认为“齐美尔过于专注碎片和示范性例证的方法也存在于本雅明那里。但阿多诺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导致碎片和示范性例证的历史具体化，只会导致它们化约为永恒领域，化约为可以互相转换的观念例证。”[50]尽管阿多诺齐美尔往往持一种批判态度，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仍然可以发现他与齐美尔有不少共同的关注点和追求，如他们都关注社会分工制度对艺术的影响，都注意生命哲学背后的深刻主题，都期望通过对生命个别现象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总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