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理论与批评实践

话语：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或社会实践

中文的“话语”一词，译自英文“discourse”。“discourse”最初只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术语，指的是一个能完全独立存在的语言单位，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和本体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话语”因而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意涵，其语言之外的“附加功能”逐渐地被凸显出来。正如福柯所言：“Of course，discourses are composed of signs；but what they do is more than use these signs to designate things.It is this more that renders them irreducible to the language（longue）and to speech.It is this more that we must reveal and describe.”[1]这个“more”，在福柯那里，主要指向话语生产与运作过程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阶级、性别以及政治、经济等深层权力关系的相互纠缠与争斗。这样，“话语”就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领域，而进入更为开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个多元综合备受重视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话语”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并被接受，福柯、巴赫金等话语大师一时成为学界追捧的对象，“话语”也成为近年来中国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诸如，“西方话语”“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主流话语”“殖民话语”“后现代话语”“女性话语”“欲望话语”“先锋话语”“民间话语”“政治话语”“权力话语”等。在这里，“话语”不再是一个语言单位，而主要指向一种阐释理论或批评实践。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中，“话语”俨然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为重要的功能性术语，但同时也是最容易使人产生“语晕感”的概念。“话语”似乎可以与任何研究领域的专有名词构成一个新的学术性语汇：“××话语”。“话语”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其意义和功能不断扩充，成为拥有多重含义的“关键词”，几乎成了德里达所说的加“×”的符号。其能指性意义在词语的组构中无限膨胀，而其所指在这种无限繁殖中却消失得无影无踪。[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t（Discourse）has perhaps the widest range of possible significations of any term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and yet it is often the term within theoretical texts which is least defined.”[4]“话语”或许也是当前中国学界拥有最广泛意义的术语，但同时又是我们最需要考察、辨析和再界定的术语或者说“关键词”[5]了。

一 “话语”的“语言转向”：从索绪尔到巴赫金

英文的“discours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discursus”。在拉丁语中，词头“dis”，表示“穿越、对衬、分离”，而词根“course”表示“线路”“行走”的含义，合起来表示“四下走动”“到处跑”的意思，引申为“话传到各处”。“discourse”的词典释义是：作为动词，讲述、谈论；作为名词，演讲、谈话、论文等。作为术语的“discourse”，原来多用在语言学领域，是一个较为普通的语言学概念，狭义是指“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Text）”，广义的是指“一切拥有意义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相关，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在美国Langguage杂志上发表《话语分析》一文，首次使用“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discourse analysis”主要是一个静态的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即通过“对比句子更长的语言段落所作的语言分析，旨在找出带有相似语境（对等类别）的话语系列，并确定其分布规律”。[6]众所周知，语言学强调的是用科学的方法，以定性、定量、可重复性等客观方式展开研究和进行分析，不允许掺杂任何研究主体的意识和判断。因而，在传统语言学范围内，作为语段或者陈述意义的“话语”，长期以来只是被视为一条没有主体的符号链，是“死”而不是“活”的，是“静”而不是“动”的。

“话语”的复活或者说广泛运用，则源于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从“语言”到“话语”）。20世纪初，在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系统中，存在“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这样一对范畴。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出发点。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是个人的，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它不具备系统的研究价值；“语言”是社会的，是一个稳定的、静态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就语言学研究而言，“语言”要优于“言语”。而“话语”作为一个特定的语言单位，正好是介于“语言”和“言语”之间，具有“语言”和“言语”的双重特性。它既是“语言”制度的表现形式，又是“言语”活动的行为方式。“结构主义”兴起以后，传统的语言学及其子系统均受到质疑，并酝酿着改变。“生活不是那么简单。‘语言’这个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话语”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家的重视。在不断言说和阐释中，“话语”被逐步赋予作为交流方式和传达手段的意涵：“话语是内容借以被传达的手段”（查特曼语），“话语是调节任何交流行为不可缺少的人际关系的语言特性”（福勒语），“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巴赫金语）……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而将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联结、沟通起来的，巴赫金（M.M.Bakhtin）认为“这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9]。而“话语”之于“对话”意义“是特别重大的。……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10]在巴赫金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陈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其真实含义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任何现实的已说出的话语或者有意写就的词语而不是在辞典中沉睡的词汇，都是说话者作者、听众读者和被议论者或事件主角这三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11]巴赫金认为，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12]“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13]在巴赫金看来，话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符号，其意义完全体现在它的符号功能之中。概言之，“话语的所有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所有这一切使得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体”。[14]从巴赫金有关“话语”的理论（亦称“对话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话语”与“意识形态”、与社会功能附加等的密不可分性。这也使得“话语”在“超语言”的层面获得了进入更为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可能。

二 “话语”的实践指向：从福柯到费尔克拉夫

不过，将“话语”放到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功能“透视”、并最终奠定当下思想文化领域正在广泛使用的“话语”理论基础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对传统意义的“话语”理论产生了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理论。在福柯看来，“话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而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话语”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它存在于立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随着语境变化而变化，又反作用于语境。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话语”而存在。“话语”不仅决定思想，还影响人的身体。在福柯那里，“话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话语构成意义，意义又依赖话语，要想充分理解“话语”的意涵，就不能只考虑话语字面的意义或目的：“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15]这个“不止”既包括“话语”背后隐藏的功能附加，如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观念或日常实际生活习惯等，还包括话语内部耐人寻味的结构和秩序。“话语”的这种综合的深不可测的秉性，使得它可以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使得它在文化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建构性的概念。

福柯在强调话语与社会历史实践、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联的同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话语”的生成与运作（“知识”—“权力”）机制的考察与分析上。为此，福柯将“知识考古”的方法引入话语研究之中，将“话语（实践）分析”称为“知识考古学”。福柯“知识考古”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断的追问、反复的探究来考察一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实践。诸如，“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已说出的东西中所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这个产生于所言之中东西的特殊存在是什么？它为什么不出现在别的地方？”等等[16]。福柯赋予考古学的任务就是“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发生的变化，研究人们如何摆脱通过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身不由己受控制的视角”，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旨在发现知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知识是在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构成，以什么样的历史前提为基础”。[17]福柯的“知识考古”或者说“话语（实践）分析”理路，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追问”（质疑所谓的“知识”或“真理”）——“探寻”（考察、分析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实践）——“还原”/“重构”（发现被误读或遮蔽的事实，消解曾经被体系化的知识和被书写的历史，展示历史的矛盾与悖谬，最后用新的理念和体系来进行重新建构）这样一个思维逻辑和实践过程。

在进行“话语分析”或者说“知识考古”实践时，福柯看到了知识背后隐藏的“权力”。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权力”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所说的权力既不是指在确定的一个国家里保证公民服从的一系列机构与机器，即‘政权’，也不是指某种非暴力的、表现为规章制度的约束方式，也不是指一分子或团体对另一分子或团体实行的一般统治体系”，而首先将权力理解为“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存在于它们之间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如同布尔迪厄所言之‘场’）”。[18]福柯是这样界定“权力”的，“权力，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什么结构，不是一些拥有权力的势力，而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19]权力，隐而不显，却无处不在。它没有母体，没有中心，充塞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并且在不断地分化组合，“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网络之中”[20]。福柯认为，正是这样的话语实践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英国凯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当代西方著名的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在福柯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话语（实践）分析的三个向度，即文本向度（the text dimension）、话语实践向度（the discursive dimension）、社会实践向度（the social practice dimension）。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分析应当是这三个向度的综合：“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21]并对这三个向度作了具体的阐释。“文本”向度，主要指向语言分析（包括考察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等），但在特定的话语实践中，文本浓缩为习俗，并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介入，因而具有了特殊的隐喻功能；“话语实践”向度，主要说明文本的生产过程与解释过程的性质。例如，分析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方式与机制以及该机制形成的隐蔽动因等；“社会实践”向度，则倾向于关注社会文化分析方面的内容，诸如，话语或文本的意识形态属性、话语事件的发起机构和组织环境以及话语事件如何维持和重建权力关系，等等。

作为当代著名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在批判前人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将传统的语言分析与流行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既有利于实践、又有利于理论的话语分析方法。相对于福柯，费尔克拉夫所阐释的批判的话语分析具有强烈的务实特征。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重现、诠释或解读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构成它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更加意识到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更加意识到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更加意识到话语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话语的技术化）。[22]

综上所述，“话语”最初作为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概念，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其语义和功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在以福柯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者的不断阐释与演绎下，“话语”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领域，在理论与实践应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一个意义无限丰富的术语。通过我们的知识学考察，“话语”也许不再那么神秘，那么“令人眩晕”，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有甄别地去使用相关的“话语”理论来推进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了。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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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el Foucault，The Archea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02，p.54.

[2] 参见陈晓明《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3] 参见文贵良《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Sara Mills，Discour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1.

[5]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6] [英]哈特曼、斯托克主编：《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春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7]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5页。

[8]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9]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10]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11]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12]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13]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14]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15]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16]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29页。

[17]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3页。

[18] [法]福柯：《求知之志》，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19] [法]福柯：《求知之志》，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20] [法]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21]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导言》，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2] 参见殷晓蓉《话语与社会变迁·中译本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