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赋税即最早出现的财政范畴，它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由于赋税的征收和使用事关国计民生，甚至影响或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赋税史、财政史的研究，也因此成为经济史研究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先后出现了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等影响历史进程的赋役制度，也出现了桑弘羊、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理财能臣，而历朝历代重要的革新或改革实践，无不打上了赋役和财政的印记。关于明代赋税问题，朝堂之上议论纷纭，明末顾炎武对明代官田和苏松重赋的研究也已开端。

有明一代，两税法逐渐向一条鞭法转变，而围绕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中心议题是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白银作为贵金属，具有储藏、支付、价值尺度的作用；白银作为货币，其价值相对纸币和铜钱稳定，且无须任何信用提供保障。因此，白银可以作为计量不同物品、不同劳役的最佳等价物。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上十足的货币。白银从贵金属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改变了明代的赋税结构和财政结构。

苏州府是明代中国经济最发达、承担赋役最多的地区，也是随着明代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赋役制度改革较早、较快的地区。苏州成为全国赋税中心，虽不始于明代，然至明代中叶苏州已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并且其商业功能覆盖了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区。苏州在成为财赋重地的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其间文化名人辈出，书香雅尚绵延，亦为今人研究其赋税和财政问题，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因而对该府明代赋税制度进行研究，将加深对明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知，颇有学术价值。侯官响博士《明代苏州府赋税研究》的出版，令人欣喜。

该著对明代苏州府赋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作者认真挖掘了大量资料，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明初、宣德—正德、嘉隆、万历、明末清初五个时期，分析论证了二百年来官府治理苏州重赋的过程、内容及成效，条分缕析了苏州赋税从“以粮补丁”、征收“里甲银”和“金花银”，到“征一法”“均平法”“一条鞭法”乃至“摊丁入亩”的演进脉络。

作者以白银货币化、赋税白银化为视角展开论证，勾勒了苏州赋税改革的清晰线索。以此为基础，作者制作了与苏州赋税相关的大量表格，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苏州府的赋税结构和演变过程。作者在使用各种官方数据时细加考辨，尤其是将《万历会计录》中苏州田赋资料进行了量化处理，详细分析了苏州府的财政结构、赋税结构和白银货币化程度，从而透视出中国赋税制度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演进的轨迹，加深了对苏州赋税制度及其变化的认识。

作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万历会计录》是中国古代唯一保存下来的中央财政会计总册，通过对苏州府田赋数据的量化分析，作者计算出万历六年苏州府田赋货币化率只有38.7%。田赋货币化程度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是因为中央账册记录不完整，没有包括地方的存留数据。作者从商品经济发展、赋役结构变迁的角度，大力发掘和利用地方文献，对苏州民户的赋税负担与生活状况进行了全面量化考察，从而对苏州重赋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深化了明代赋税研究。

该著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并经专家委员会评定，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作为他的导师，见证了近些年其在学术道路上的努力和成长，对他今天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作者就读博士以前，曾作为会计人员工作多年，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该著的出版，不仅是其近年孜孜不倦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也必将推动其在今后的经济史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获得新成就。

是为序。

万明

戊戌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