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看《天云山传奇》的“反思”

王瑶在《索隐和本事》一文中谈道：“我以为有些可靠的本事或索隐的记载，如果我们对作品中人物所影射的对象的历史遭遇等有较多了解的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帮助的。……它至少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和提炼题材的方法。”对于这一观点，何泽翰在《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作了进一步申说，“我们应该把作者所摄取的生活素材当作艺术构思的胚胎来看待，藉以窥察创作过程的本身，亦即作者将生活素材转化为艺术作品的手法，进而认识作品的整个倾向性及其社会意义。”[29]他们的话提示出，“本事”考证作为一种方法，可以成为进一步阐释与研究的坚实基础。以上两章对《天云山传奇》故事素材与创作环境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这篇小说的入口。

在晚年的回忆与访谈中，鲁彦周在“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前奏，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的意义上，认可文学史家将《天云山传奇》归入“反思文学”的家族，并特别强调他对“伤痕文学”的超越，在于历史反思中的“整体观”：“我不光写‘反右派’，还有‘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问题都有反映。因为我要写人物命运，这些人物都要经过这些运动，回避不了的，当时这样写的没有。像小说《伤痕》等写的都是孤立的一个人，像我这样反思历史的高度的不多。”[30]罗群的著作总题“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就是《天云山传奇》的结构框架。鲁彦周如同当代的太史公，心有所郁结，不能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诚如他在《关于〈天云山传奇〉》中所言：“要展望明天，自然地想起昨天，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正确总结过去，也无法知道今天，更不能指导明天。”[31]如果说《天云山传奇》的人物本事和写作过程，分别对应着“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维度，那么对于“未来”的想象，则由作者塑造出来的“新人”所承担。但也正是在“新人”想象的问题上，凸显出“反思”本身的暧昧与难度。

在将自己这一代人对应于《天云山传奇》的“周瑜贞”时，王安忆特别提到鲁彦周在这个人物身上寄予的“慷慨的良善”。“我看见，鲁彦周老师称她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思想自由，性格热情，对既定观念持怀疑精神，这怀疑却不妨碍她坚定地信任另一些事物，他让她担起承接上一个时代，又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鲁彦周也曾坦言，“周瑜贞是和冯晴岚、宋薇完全不同的一个新人”，“在她的身上寄托着我的理想和希望”[32]。由此，《天云山传奇》对于昨天的反思，便以未来的名义展开。周瑜贞代表了作者理想中的绝对正义，成为小说反思历史的发起点。罗群、吴遥这些“叔叔”们的历史，便以隔代对话的方式，交由周瑜贞式的“社会主义新人”来审判。

在小说的开篇，周瑜贞的出场，即是与宋薇关于“是非标准”的论辩：“我一具体，你可能又要害怕了。这十年主要危害是‘四人帮’，那么再往前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反对了‘四人帮’，固然是英雄。在‘四人帮’出现以前，反对了不良倾向，算不算是英雄呢？再具体一点吧，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透过周瑜贞的“真理”之眼，冯晴岚和罗群获得了彻底、完全的昭雪。在周瑜贞眼中，冯晴岚是“受折磨的坚强的美好的人”，而罗群更是光芒万丈：“按我的标准……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他“博大、精深，尖锐而又实事求是，只有那些对问题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对生活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对党和人民充满着热爱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在与吴遥和宋薇谈话时，尽管私交甚好，但周瑜贞却总以咄咄逼人的反诘相对，把一连串“历史的问号”抛掷给他们。她直截了当地质问宋薇，“我们别再弯弯绕了，我问你，你在人家困难时刻，为什么要抛弃他？你们相爱时那么热烈，为什么一下子就断绝了来往？你轻率地就把自己心爱的人扔了，你扔的真是右派？右倾？反革命？我认为你是扔掉了一颗最宝贵的心！”面对吴遥的道貌岸然，她更是毫不客气：“你不敢承认过去整错过好人，什么叫否定过去的运动？落实政策，纠正错误，就是否定整个运动？”“你是怕落实了政策就否定了你自己！……其实，这有什么呢，你不能改吗？不能从那框框里跳出来吗？你自己不也被‘四人帮’整过吗？为什么提到自己整人就咆哮如雷呢？你为什么不想想，像罗群、冯晴岚这样一些你本来很熟悉的同志，他们的命运现在如何呢？”“你看看，吴遥同志，阳光灿烂，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而你还是一个套中人。”

由此即可看出，周瑜贞的“新人”之“新”，不仅体现在自然年龄上，还必须具备“高于环境”的历史见识、思想能力和崇高精神，这是小说结构对于她的功能性要求。为了让周瑜贞思想的解放程度与“权威”地位，不至于太过脱离实际，鲁彦周只得将她的身份设置为“高干子弟”。在小说中，作者借宋薇的声口介绍说，“这姑娘叫周瑜贞，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所以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来往像自己家一样。”鲁彦周甚至在创作谈中提到，周瑜贞也是有原型的：

（周瑜贞）这样的新人，也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我在同一些干部子弟交往中观察得来的。……我们干部子弟固然有一些不好的典型。但多数是好的。他们因为接触面的关系，知道的事情很多，又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他们的性格比较开朗。他们当中不少人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因素，即不受旧的传统偏见约束，面对生活，面对现实，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能为祖国的明天去大胆探索。他们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他们身上充满着朝气，对党的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是热情拥护并且敢于为之进行斗争的。这样的青年，正是我们未来的希望。[33]

但问题在于，将以真理形式显现的“理想”和“正义”，寄托在以血统作为保证的“特权阶层”身上，即使在当时也显得尤为突兀。几乎与《天云山传奇》的发表同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公演[34]。这部话剧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反过来证明了“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已是当时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因此，在电影《天云山传奇》公映之后，即有评论文章敏锐指出“周瑜贞”的不合情理：“在观众的印象中，周瑜贞的形象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的‘正义力量’。而且，在影片中也正是主要由于这种‘正义力量’的作用，使罗群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35]事实上，问题的实质不在鲁彦周对待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态度，而恰恰源自周瑜贞形象的“失真”。因为周瑜贞与吴遥、罗群、冯晴岚不同，只是一个想象性的存在。所谓的“新人”，不过是一种观念与理想的寄托。因此，尽管鲁彦周努力调和她与环境的不适配，最终的效果仍旧适得其反，周瑜贞变成了一个不受律法限制，可凭一己之力拯救世界的“超人”。

而与这样的人物设置相匹配的，还有出人意料的小说结局。在与丈夫吴遥无可挽回地决裂之后，宋薇为了实践去冯晴岚坟上拜谒的许诺，同时怀揣着与罗群重修旧好的隐隐期盼，重返天云山。此时的罗群，已被任命为重新恢复的天云山特区的党委书记，周瑜贞也被批准调到那里工作。充满戏剧张力的收场，在宋薇缠绵悱恻的讲述中徐徐展开：

我捧着花束，慢慢向前走着，同时注意找寻她的墓。我忽然发现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人，我差点叫了出来，原来这两个人正是罗群和周瑜贞。这意外的发现，使我不觉一震，我下意识地停了脚步，把身子掩到一棵树后面，躲了起来。

他俩在晴岚的坟前肃立着，罗群还是那身装束，周瑜贞今天也是一身素服，只有脖子上一条白纱巾，不断被风吹得微微飘动。

他俩转身往回走了。他们俩的神情都异常严肃庄重。两人的眼光，同样是深邃的沉思般的，他们靠得很近，但是又都在望着前方！

我听见周瑜贞说话了。她说：

“你现在担子重，你已经不是搞个人研究的时候了，你要把你的许多想法，付诸实践。你的那几本书，让我来帮助你整理好了，我应当继承晴岚姐姐的遗志。你呢！指挥你的天云山建设部队，大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吧！”

罗群没说话，但是他那种急于奔赴前线的渴望，清清楚楚写在他的脸上，使他的神情显得特别刚毅果敢。

他们的步子加快了！那有分量的脚步，使我倚身的树都摇晃起来。

我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这春天的树林里，一刹那间，我完全明白了！刚刚我是多么可笑啊，失去的是永远失去了，我感到心里很空，不能自制地想哭，但是我极力忍住了。我望望手里的花束，鲜艳的红的紫的花朵，含笑看着我，向我不住地点头，我又注意到我自己写的那张照片，注意到那上面我刚刚写的话：“你的应该向你学习的朋友，薇！”

我忽然真心实意感到脸红了！

我应当向晴岚学习什么，直到片刻以前，我还是不明确的，我还是陷在个人的狭小的感情圈子里。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境界，应当有正确的理想、情操，应当有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是非观念和献身精神！这不正是晴岚说的，她完成了她应该完成的！

我在我的岗位上，要完成应当完成的不是更多么？

于是，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拢了拢头发，坚定地走到晴岚的坟前，献上我的花。

我默默祈祷她安息，同时我也为罗群和周瑜贞，暗地里献上我虔诚的祝福！

“今天的斗争，正是以往斗争的延续”，是《天云山传奇》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穿起来的认识基点。因此，鲁彦周沿用“过去”时代的革命话语，转译了以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政策调整，“指挥你的天云山建设部队，大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吧！”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罗群与宋薇还是与周瑜贞携手，就不是一个感情问题，而是关乎社会主义信念的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表面上看，《天云山传奇》对三十年历史的探究，最终落入“革命加恋爱”的窠臼，当然大大削弱了反思的力度。但作者当时不会意识到，罗群与周瑜贞的相遇，不只是“强人”与“新人”的结合，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历史前后“三十年”的对接问题。如何将它们整合进逻辑自洽的统一叙述里，显然既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也超出了一个作家的能力范围。而当“反思”的触角延伸至未来，历史进程又会反身质疑思考的合理性。《天云山传奇》结局的不尽人意，或许也是作家的无奈之举。

《天云山传奇》当然是一部有缺陷的小说，它至少留下了一个不合情理的人物，和一个有待商榷的结局。但是这些“缺陷”，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在三十年后重新打量“叔叔”那份“慷慨的良善”，王安忆也不禁问道：“那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我们有那么好吗？”她自己回答说，“那只能解释为一种期望，期望我们能具备着身处的时代里最优质的禀赋，因这时代是从他们的争斗和教训中脱胎。很可能，他们是过于地看好了它。”[36]

王安忆的解释提醒我们，《天云山传奇》的“反思”，诚然有它的局限性，但限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胡适在考证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时说，“《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37]。这为我们提示出一种研究思路，即将艺术表现上的“可笑”和“不近情理”，转化为历史探究的起点。文本结构中的种种幼稚、肤浅、不可理喻处，也许恰恰对应着一代人想象与看待世界的认知框架和情感结构。

如何通过考证理解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清理历史？在我看来，文学与历史，都不是枯干泛黄的纸堆，而是鲜活的、有温度的东西。如果考证意味着对于原始语境的恢复，我们或许可以建立一个更具弹性、感性和人性的研究框架，收纳那些被整齐的历史叙述排斥在外的东西，以及那些有缺陷、不成熟，却凝聚了看不见的“思想劳动”的精神产物。

2016年9月27日初稿毕

2016年11月9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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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届中篇小说评奖于1981年元旦后正式启动，中国作协委托《文艺报》具体负责。评委会由巴金担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丁玲、韦君宜、王维玲、孔罗荪、江晓天、冯牧、朱寨、苏晨、吴强、苏予、陈荒煤、林呐、唐因、秦兆阳、魏巍等。评委会最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15篇获奖作品，并以得票多少分出5篇一等奖，10篇二等奖。《天云山传奇》与谌容的《人到中年》、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同获一等奖。参见吴泰昌《〈天云山传奇〉大讨论纪实》，《江淮文史》2008年第1—2期。

[2] 原载《安徽文学》2007年第11期，收入鲁彦周研究会编《怀念鲁彦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王安忆所说的“叔叔”一代，在年龄上相当于王安忆的“父兄”一辈，“年长的可做我们的父亲，年幼的可做我们的兄长”（《叔叔的故事》）。在文学代际上，“叔叔”对应的是文学史中的“归来”或称“复出”作家。在这篇纪念鲁彦周的文章中，被王安忆提及的“叔叔”，还有陆文夫和高晓声。“就是这一日，酒酣饭饱之际，老师（陆文夫——引者注）忽以商量的神情对了我，他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写你们的，我们写我们的，各人写各人的。’这句话大有意思，很像鏖战时的停火协议，可见我们的张牙舞爪，‘叔叔’们于无声处尽收眼底。这就好比武侠之间的过招，高手总是以静待动，以不变应万变，以玉帛对干戈。‘叔叔’们是不可小视的。”“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高晓声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短短数行，吩咐我在母亲灵前替他点三炷香，有一股哀绝从字里行间冉冉升起。我们这些人，我是说‘叔叔’们，在欢颜之后总是藏着一层哀婉之色。在这个清明的年代里，生活宽裕很多，医学进步，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他们本可以更加健康，然而他们的寿都不顶长。”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在《收获》1990年第6期发表后，有许多圈内人士指出，主人公的形象是以张贤亮为蓝本的。据王安忆在《自强悍的前辈而下》中回忆，张贤亮本人曾就此事，在一次评奖活动中当面诘问过她：他“走到我们这堆人里，对我说：据说你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是我，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可不像‘叔叔’那么软弱，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对于这一事件的引述及相关讨论，参见洪子诚《〈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

[3]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写作的前前后后》，《江南》1981年第3期。

[4] 《关于影片〈天云山传奇〉的讨论来稿综述》，《文艺报》1982年第8期。

[5]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写作的前前后后》，《江南》1981年第3期。

[6] 荟茗：《他们产生在大别山的土壤上——鲁彦周谈〈天云山传奇〉的人物塑造》，《电影评介》1981年第6期。按，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于1980年，属国家一级学会，首任名誉会长为周扬，朱光潜任会长，王朝闻、蔡仪、李泽厚任副会长。首届常务理事会共有九人：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齐一、马奇、杨辛、蒋孔阳、郭因。参见《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哲学动态》1981年第1期。郭因，1926年生，安徽绩溪人，80年代后出版有《艺廊思絮》《中国绘画美学史稿》等多部美学著作。郭因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学成才。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农场劳动改造。在逆境中，妻子胡迪芸一直支持着他。

[7] 许水涛：《鲁彦周与〈天云山传奇〉》，《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8] 1949年后，鲁彦周的家庭成分先是定为贫农，后升为中农。鲁彦周父亲鲁邦裕是“高级文盲”，后来也识得一些字，到了勉强能读《三国演义》的程度。但他是村上的一个头面人物，有一定威信。母亲钱乃珍精明强干，鲁家日常生活都由她做主，“在很长时间内，我的母亲一直是我家的中心，我家能由贫农上升为中农，我的母亲起了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参见鲁彦周《我的家世》及《我的生活和创作》，《鲁彦周文集》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唐先田、温跃渊《鲁彦周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9] 三人之中，同为农民出身的陈登科年纪最长（1919年生），成名也最早。1950年他将以涟水保卫战为背景的小说《活人塘》投稿到《说说唱唱》，受到编辑汪曾祺、主编赵树理的激赏。小说发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他的经历。严阵1952年与鲁彦周一起到淮北体验生活，后根据这段经历写下长诗《老张的手》，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第1期上，开始受到文艺界关注。

[10] 许水涛：《鲁彦周与〈天云山传奇〉》，《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11] 参见唐先田、温跃渊《鲁彦周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鲁彦周评传》还介绍说，在反右运动中，“鲁彦周属于保护对象，陈登科在两可之间”。

[12] 唐先田、温跃渊：《鲁彦周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13] 唐先田、温跃渊：《鲁彦周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另见谢竟成《1957年的鲁彦周》，鲁彦周研究会编《怀念鲁彦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出版。

[14] 许水涛：《鲁彦周与〈天云山传奇〉》，《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15] 据鲁彦周回忆说，“文革”开始时，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李凡夫本想保他和严阵，但李凡夫很快就自身难保。陈登科则在1967年9月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关入监狱。参见唐先田、温跃渊《鲁彦周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16] 唐先田、温跃渊：《鲁彦周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17] 鲁彦周：《我的生活和创作》，《鲁彦周文集》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18] 根据资料记述：“1978年2月，在新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上，夏衍当选为政协常委。4月，经廖承志、李一氓等人的奔走，他出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副书记。一系列的人事安排，意味着周扬、夏衍所遭受的不白之冤已开始得到纠正。”参见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版，第657页。

[19] 鲁彦周：《夏公百年诞辰随想》，《鲁彦周文集》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页。

[20] 《夏衍同志与〈柳暗花明〉作者的通信》，《电影创作》1979年第9期。发表这篇通信时，《电影创作》编辑在文前写有“编者按”：“《柳暗花明》电影文学剧本，内容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和广大农民群众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而斗争的故事。由陈登科等四位同志合作编剧，郭维同志担任导演，目前正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中。这个剧本曾发表在《人民电影》1978年第10—11期。这里发表的创作通信，是陈登科等同志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和夏衍同志互相探讨创作问题的一部分。他们从选取题材，深入生活，直到执笔写作，都曾得到夏衍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从通信中，我们既可以具体地感受到文艺前辈对扶植作品所付出的心血和热情，又可以感受到新老作家之间对艺术切磋研讨的民主风气，能够从中得到很好的教益。”

[21] 参见许水涛《鲁彦周与〈天云山传奇〉》，《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22]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1—253页。

[23]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写作的前前后后》，《江南》1981年第3期。

[24] 许水涛：《鲁彦周与〈天云山传奇〉》，《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25] 在晚年的一些散文中，鲁彦周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外省人”和“外省作家”。“外省人”既是他的自况，后来也成为他有意选取的发声位置。“我是外省人，对北京胡同的认识，当然不如老北京深刻，但我对它的眷念之情，以及它引发我的某些历史思考，可能是我这个外省人所特有的”；“我现在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的精神却还不错，我还有一些在现今文坛上仍然很活跃比我成就大得多的朋友，他们对我都真诚地关心，使我这个很难得上北京的外省人，得到很大的心理安慰和鼓舞”。参见《胡同幽思》《偶然的独白》，《鲁彦周文集》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程光炜在2014年的“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中曾谈到“外省”作家的现象：“郜元宝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贾平凹研究资料》里就说，贾平凹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作家，因为他生活在外省，那时候‘新时期’文学的各种思潮都发生在北京，后来波及上海，也就是说他跟‘伤痕文学’那些总是慢半拍。他说他很自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所以他就只能去处理乡间的这样一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陕西作家的一个特点，陕西作家一定要有北京的思想才能照亮他。”参见李陀、程光炜编《放宽小说的视野——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之“贾平凹的小说世界（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6] 《本刊编辑部在京召开座谈会》，《清明》1979年第2期。该文前附“编者按”中写道：“《清明》创刊以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支持和关怀。为了办好刊物、繁荣创作，九月三日，本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邀请了文艺界部分同志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清明》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李陀、陈允豪、吴泰昌、何孔周、孟伟哉、孔罗荪、秦兆阳、王蒙、韩瀚、陈荒煤、屠岸、白桦、董良翚、赵水金、李曙光等同志。会议由本刊主编陈登科同志主持，省文联主席赖少其同志和本刊负责人王影同志，省作协肖马同志也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开得很活跃，与会者不仅对办好《清明》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而且对当前文艺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冯牧、刘心武同志因故未能出席，另为本刊写来了书面发言，现一并发表如下。”

[27] 《本刊编辑部在京召开座谈会》，《清明》1979年第2期。万里从1977年6月至1979年12月，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28]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ix、33、44—45页。

[29] 王瑶：《索隐和本事》，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1号，转引自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30] 许水涛：《鲁彦周与〈天云山传奇〉》，《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31] 鲁彦周：《关于〈天云山传奇〉》，《电影艺术》1981年第1期。

[32]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写作的前前后后》，《江南》1981年第3期。

[33]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写作的前前后后》，《江南》1981年第3期。

[34] 1979年8月，根据上海籍知青张泉龙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六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公演。该剧讲述了一个名叫李小璋的下乡知青为了调回城里，冒充中央首长张老之子，四处招摇撞骗，某市一帮干部趋之若鹜，从而使其返城问题顺利解决。但最终东窗事发，李小璋因诈骗罪被逮捕，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做的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该剧公演后引起轩然大波，在1980年1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它与同样触及反官僚、反特权、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成为重点讨论的对象。而对于是否应该“禁演”该剧，则一直存在意见分歧。巴金先后撰写了《小骗子》等四篇“随想录”，公开支持该剧。参见石岩《争议是如何引发的——〈假如我是真的〉台前幕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1日；黄平《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35] 蒲晓：《对影片〈天云山传奇〉的一点异议》，《文艺报》1982年第6期。

[36] 王安忆：《我们和“叔叔”之间》，《安徽文学》2007年第11期。

[37]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文存》第4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