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生态剧变
陈仲义
一 诗歌的“出逃”
诗歌在古代，是文学皇冠、文化金字塔。从私塾到国子监，从古渡头到水井旁，诗歌无处不在。诗歌甚至连门楣和茶几都占领了，真是享受了世上少见的待遇。
而今，从内部属性到外部生态，诗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幸运的是，诗歌没有走向绝路；不幸的是，诗歌消散了往日的容光。现在的诗歌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尴尬中进行了两方面的突围：一方面是滑向世俗感官；另一方面是逃向诗人内心。
滑向世俗感官，主要是指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巧妙利用诗歌的古老声誉和手段进行开发，重新聚集诗歌资源，开通诗歌被淤积的通俗部分和成熟形式。诗歌的通俗部分和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曾被扭曲，其实它天然地潜藏于各种对象中。现在经过一番“整容”便形成了以当下粗浅诗意为表征，配合各种标的，在各领域可批量生产的“再生物”了：大量扩散的诗歌因子、诗歌元素、诗歌成分，被广泛调动起来，进入销售、消费领域，经过调和“配对”重新焕发了光彩。
诗歌多少改变了此前的清高姿态，放下架子，以唾手可得的诗意，汇合商业文化意图，在节假日的大众广场以及各种仪式上，载歌载舞，穿梭迎宾，广泛覆盖于社会许多角落。诗歌在招帖、台词、明信片、圣诞卡、贺年片、MP3、广告、手机短信里彻夜漫游……诗歌面向公众的功能部分，承担了年复一年的流行色，很快打开了通往世俗感官的快速通道。在大众由衷的感官拥戴中，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各式各样速配的“准”诗歌、“泛”诗歌、“亚”诗歌，经由感官传递，程式化操作，共同组合成“大众诗意”“流行诗意”蔓延开来：分流欲望又打扮欲望，点缀身心又清爽身心，它与休闲、宣泄、附庸风雅，一起加入时代的狂欢，成了商业文化的随从。
逃向诗人内心，主要是指退守于内心深处，诗人更加忠实于自我心灵的感受，即进入隐秘的个人化写作，进入属于“献给少数人”的精神历险与语言历险。逃向内心，势必抛弃多年流行的“宏大叙事”，保持与主流、中心的距离，以离异的边缘姿态，拒绝大众传媒的盛情邀请，一直把“先锋”“新锐”“前卫”牢牢镌刻在自己的心扉上。这种“为无限少数人”的艺术，本质上是孤独的。它的可贵处，是提供心灵瞬间的秘密颤动，因而很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允许一部分诗歌逃向内心是天经地义的。
逃向诗人内心，并不是提倡诗歌与时代、社会完全脱节。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已经从直接反映、对应，转换为曲折投影、互文互涉式了。个人内心的创痛，哪怕是小小的叹息，经由心灵折射加工，完全有可能映上时代擦痕。因为心灵的空间和容量，并不亚于自然的天空和海洋。当然，那种过分耽于内心的“私房话”过分流于日常琐事的满地鸡毛，是另外一种“失语”，不足为训。
在精神遭到矮化、价值不断陷入迷茫，逃向内心是一种怯懦，也是一种慰藉和救赎。诗歌在小小的心灵角隅，坚守独立、尊严和高贵品质，是无奈中的抗争，混浊中的“洁身自好”。正是诗歌，以“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维赛尔），以内心深处不可替代的“对话”——一种独到的个人化体验和经验呈现，成了公共时尚、一次性消费、文化复制和官能刺激的天敌。它的逃向，因不肯“同流合污”而显得那么悲壮，又那么值得敬重！
二 诗歌的“承载”
应该承认，再怎样艰难和寻求突围，21世纪以来，诗歌的生态还是得到不少改善。诗歌的关注度，诗歌的覆盖面，诗歌的传播，新诗教材的全面改进，网络诗歌的写作狂欢，民间刊物的发行通畅，社团的此消彼长……凡此种种，说明了诗歌语境的相对宽松，[1]同时诗歌也出现了新的、极强的承载功能。
仅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举办各类诗歌活动高达400多次。有名目繁多的各级诗歌节、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以及诗歌论坛，总之，一切与诗能“沾边”的，都与诗结成“同盟”或仪式，迅速落实为诸如诗碑、诗墙、诗校、诗村、诗乡、诗义演、诗同题赛、诗救助、诗旅游、诗基金、诗漂流、诗医院、诗招帖、诗处方、诗婚礼、诗超市、诗歌万里行、诗行为艺术……[2]
它明白无误地发出一个信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逸出具体文类，正在加紧融入文化；换个说法，诗歌正在加大自身的“分化”即诗歌的通俗部分正在被文化化、被经济化、被政绩化。
诗歌，一方面抑不住自己的天性，按照自身内部的生长需要，积极寻找扩张空间；另一方面，也心甘情愿地配合、承担各种外部“订货”。在所有文类中，诗歌可利用率和被利用率是最高的；诗歌是最挡不住诱惑的，也是最容易制造诱惑的；诗歌既是文化活动的受益者，又是回收的出血者。这也是它魅力活力之所在。
不错，行政、经济、团体、行业，正七手八脚把孤傲的诗歌抬起来，抛向天空，制造凯旋的亮丽景观，当然，也指望从它散落的体香、毛孔的分泌物中获得什么。行政部门恍然领悟，构建文明社区，诗歌不就是一部现成而明亮的前奏曲吗？因此加大投入，诗歌得到政府部门直接嘉许，几个诗歌节前所未有获得超过100万元以上的专项拨款，诗人喜笑颜开。经济部门灵机一动：向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嘛，不妨改为诗歌突前领唱，变化一下胃口，说不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于是，诗歌与观光节、购物节、旅游节、贸谈会顺利签约，共获双赢。
纵身商海，爬上岸来的——前诗歌爱好者、前诗歌写作者、前诗歌追星族，为还愿挥之不去的诗歌理想、梦想，主动请缨慷慨解囊。诗歌在等待多年之后，意外接获中奖彩票和礼券。嗅觉灵敏的老总们，紧紧嗅住这富有诗意的商机，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很快与广告传媒联做双簧，深度开发，翻新花样。诗歌，在与企业文化的频频传情中，理所当然地领到了半杯羹。很少人能顶住诱惑——评选、授奖、典礼、上镜、演说、签名……在大众文化簇拥下，诗人们在相当范围内为诗歌争得荣誉、尊严，至少也修复诗歌被误解、被挤兑所造成的部分伤害。然而，与此同时，诗歌也在一浪推一浪的狂欢中，失去某些深沉的东西。诗歌成了虚荣的俘虏。
对于诗歌逐年升温的“嘉年华”，女诗人燕窝迅速做出反应，2006年，她在《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中说：诗歌需要“文化含金量”来增加其商品价值。支持诗歌和钱发生关系，这叫“资源整合”“强强联合”。人家要伸张自己发展平台，我们则借此给诗人提供交流的机会，在社会上发出诗歌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好。诗歌为何不能卖？要卖得理直气壮，多卖，争取卖，大卖特卖。但，不能卖良知。[3]
徐敬亚说得更尖锐：“工商社会对诗歌的宠幸，可能出现一种非常可悲的结果：当善良的人们怀着巨大的牺牲精神资助或宣扬诗人的时候，他们帮助的可能不是诗歌第一流的深层艺术因素，而恰恰是诗歌汤锅中表面飘浮着的一层闪亮的油脂，即诗歌群落中最追逐功利的部分，即非诗。”[4]
徐敬亚用汤锅表层的油脂来形容近年的诗歌秀，显得有些刻薄。暂时抛开那些显在或隐在的动机，从效果上看，不管诗歌愿意不愿意，诗歌的通俗部分在时代语境的“裹挟”下，确实正在加快文化化、经济化、政绩化，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我们忧心诗歌那些被“利用”、被过多“承载”的部分，但也应看到它的积极表现：它的大方、外向、明朗、容易牵动人心，对于推进诗歌普及，让诗歌走向大众，营造文明环境，提升社区、企业文化质量，提倡诗意生活，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当全社会以“各取所需”的眼光打量诗歌时，诗歌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浩大的资源与能量感到欣慰？诗人是不是应该为此欢欣鼓舞呢？少数诗人可能搭乘诗歌的礼车，借助诗歌的“踩街”活动，表演作派，以获取名声和其他利益，也因此无条件地会入商业文化大军，充当自鸣得意的诗歌“爆竹”。而多数诗人在骨子里还是履行自己的行规和职责，他们对诗歌本身有着坚定不移的诚恳：就是努力写好诗，不为外界诱惑所动。在参与相关的诗歌活动中，他们有自己的守则。力戒哗众取宠、消解“非分之想”，即使受到鲜花与镁光灯的包围，仍保持高度清醒，清醒诗歌的功能“分化”和角色承诺。他们知道，诗歌永无止境的追求，是唤醒心灵、唤醒语言，继续义无反顾的精神历险和语言历险。诗歌那些外在的、浅层的可利用部分，尽可以拿去用，但诗人之“心”岿然不变：尤其那些在底层、民间的写作者们，始终坚守着诗歌的独立品质。这才是诗歌深层次的承载。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赢得社会的尊敬，诗人才能捍卫自己的荣誉。
三 诗歌的“挣扎”
正当笔者为近年诗歌生态的改善略感欣慰时，2006年诗坛闹出了数十个轰动事件，标示诗歌在新的生存环境，在与国家意识形态、商业文化、后现代语境的纠葛中，所拥有的能耐、活力和虚妄。仅抽取其中四个不同类型的诗歌事件，我们就能进一步体味个案中折射出来的文化含义：在表面繁荣与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多变的脾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挣扎：包括文本挣扎、伦理挣扎、市场挣扎和技术挣扎。
文本挣扎。“梨花诗事件”[5]集中体现了诗歌实验文本，在网络与公众中的嬉戏性——相互嬉戏过程中的文本沉沦：到处是口水加废话；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蔚然成风；能指漂浮与所指流失，导致文本虚脱，诗歌文本的可靠性遭到严重质疑。虽然“恶搞”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就其积极因素讲，还是反映了大众对诗歌文本的基本诉求和“监护”是诗歌文本在放浪偏离中一次及时的“他律”。
“恶搞”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仿写，仿写动摇了诗歌文本相对稳定的规约，加剧了诗歌文本往“无章可循”的泥淖越陷越深。它无不涉及众多诗歌本体问题：诸如诗歌的底线究竟应该画在哪里？如何葆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如何界定诗与口水的区别，诗与废话的区别，诗与非诗的区别？什么是好的诗歌文本？似是而非的辩解，不分皂白的起哄，幸灾乐祸的复制，充分表明此番诗歌本身的尴尬，正是诗歌文本陷入混乱、离散、失衡的一次大暴露。那种放弃文本的声形意韵致，满足于随意即兴的“脱口秀”或者敲几下回车键的简单做法，最终只能使诗歌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长期以来，诗歌文本的审美判断一直处于游移、模糊的无序状态，造成诗歌无难度写作与质量下滑的内伤。以这次“恶搞”教训为契机，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诗歌起码的文本尺度，回归诗歌文本的诗性标准。
伦理挣扎。2006年9月，北京发生了“裸体读诗”事件[6]，并在网上引起了关于诗歌伦理的热烈讨论。起先笔者是把这次“裸体读诗”事件，当作一次诗歌的文化反抗、文化自救活动，一次义正辞严的诗歌“声援”。可惜“事与愿违”，并未造出新意。诗人苏非舒本来可以在16层衣服上做文章的：比如在衣服款式上做各种“枷锁”性符码；并且不是往外脱，而是一层层往里穿，从而制成“臃肿”“累赘”效果，其文化上的隐喻，可以避开治安惩罚，且效果一点也不差。
后来往深处寻究，实际上，这是诗歌处于被围剿时一次“歇斯底里”的爆发，是诗歌在极度压抑下的“破罐破摔”，是诗人陷入绝地的困兽般冲动。一时冲动也好，自我献祭也好，事实上非但没能挽回诗歌颜面，反而遭到公共道德的谴责。在那一瞬间，诗歌与诗人同时落入百米冰窟，连稻草也没能抓住。诗歌的道德声誉创下了历史最低点。
市场挣扎。诗歌在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向来就很难舒展泳姿，“国旗”焚烧事件，[7]更是突出了诗歌在市场“冲浪”后的灭顶之灾。按理，女诗人纪向寰苦心经营的《国旗颂》诗集，完全符合主旋律要求，理应得到优惠传播。可有关部门完全把它推向市场。这一事件的确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诗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附强大政治势力进入流通渠道。这是诗歌的进步。诗歌，同样要接受市场检验；市场，对诗歌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应该表扬纪向寰，有勇气拒绝政治与道德“优势”试图只以个人努力进入公共领域，但也留给我们不少思考。无论是国家意志的“红色”写作，还是少数人的“私我”写作，无视时代语境的变化要求，肯定要到处碰壁；冷静而客观地直面诗歌生存环境，与时俱进做出调节（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一意孤行），它应是诗歌写作中重要的“交通守则”，同时也应是诗歌在困境中一种起码的“市场意识”。
诗歌，挣扎在市场铁面无情的齿轮之间，是目不斜视，义无反顾，被碾得血肉模糊，继续对着风车挥舞长矛；还是反客为主，以灵活多变的策略，争取“一杯羹”？
技术挣扎。诗歌本来只需考虑自身内部的技艺问题，但是“机器写诗”[8]大规模发生，有如“蓝藻”蔓延，使得诗歌版图第一次面临技术覆盖的危机。外部超强技术“入侵”，诗歌“国土”逐渐沦丧，诗歌会甘心缴械抑或全力抵抗？有人认为，“写诗机”模块套用名诗名篇，构成侵权，纵容写作道德败坏，国家文化部应马上禁止；近乎机械的搭配编程，有损诗歌的尊严与艺术。但也有人认为，“写诗机”根本就不会伤害诗歌，如果诗歌这么脆弱，如此经不起冲击，那么诗歌这门艺术就趁早消亡吧。还有人认为，“写诗机”是游戏和娱乐化时代的产物，它像“浪浪桥”一样，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跟它较真儿。
诗歌在此之前，多是接受政治、社会、伦理的强大支撑，现在转而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援助，且正在取得一次超常的写诗“大翻身”“大颠覆”，它所带来的众多影响与改变，包括诗歌的原创性、诗歌的质地、诗歌的活力、诗歌的欣赏与娱乐等问题，再一次让我们遭遇从未有过的尴尬——没有任何前人可供借鉴的经验，也难以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完善，必须承认，诗歌开始被技术“蚕食”了，或者说，当技术与诗歌双方日益“联手”，当技术以新的面目与能量，部分取代诗歌的品质、属性，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诗歌生态，那么，我们将怎样面对技术日益强大的引诱，面临诗歌的价值、审美取舍？我们将如何在新的逼近与挣扎中，做出新的应对呢？
四 诗歌的“出路”
以上所述，从近年诗歌的激烈生态变化以及它的“分化”“突围”“挣扎”等现象观察中，初步理出了关于诗歌“出路”的几点看法：
1.文化承载：作为精英艺术的诗歌，已难保曲高和寡的尊容，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投奔文化，向文化靠拢，或者被文化“利用”，或者与文化“同谋”，它既充当文化的先锋，也成为文化的“犬儒”。它被文化超常地塑造、支配着，它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某些“质变”。尽管诗歌慷慨贡献自己的通俗部分和流行形式，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媚俗，那只能归结于时代语境下的变通，关键是，诗歌始终不能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魂灵，不能放弃生命人格的烛照；诗歌仍旧要守住自己高贵的情愫，在心灵与时代的临界点交会，充分发挥体验的灵性、经验的智性以及朝向艺术开放的无限可能。
2.多重压力：原本，诗歌主要承受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现在还要加上众多来自市场经济（商品/时尚）的掣肘乃至高科技智能的左右。在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自身顽强的活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自我挣扎。的确，诗歌的许多挣扎是徒劳的，是以惨败告终的。但诗歌形形色色的“崛起”，层出不穷的“追新求新”，依然此消彼长。秉持诗歌这种“至老不死”的内在活力，即使一息尚存，诗歌依然有能力走在文明的前端。换句话说，诗歌本性中固有的先锐，使之一直葆有“在路上”的未完成状态，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行进”状态，伴随着诗歌自身——每一次或大或小的“突围”。
3.网络出路：几年工夫，网络便成为诗歌最便捷最有效的输出口。网络与纸媒是两条平起平坐的生产线，甚至在数量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越来越多的诗歌事件、诗歌焦点、诗歌走向和诗歌文本都发生在网络上。网络成为诗歌与诗歌文化的最大集散地，它已经和正在对诗歌的思维、书写、传播、接受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根本性的生态改变，不亚于印刷史上的雕版革命。固然，网络在诗歌的精神维度和艺术形式方面尚缺严格规约，经验世界经常被肤浅化，但网络的无限开放，尤其底层的民间自由写作，预示了“诗歌涅槃的契机”。我们庆幸诗歌在多年的艰难跋涉中，也许又闯出了一条充满魅惑的路。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注释
[1]以广东省最为典型。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诗歌网站《诗生活》；拥有全国民刊中最具专题特色的刊物《诗歌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外来移民诗人群；拥有连续7年的民间诗歌年鉴《中国新诗年鉴》；拥有全国女性诗歌最重要的阵地：《女子诗报》；拥有全国第一个与境外合办的刊物：《中西诗歌》等。
[2]比如：2005年1月13日荣县“中国诗书之乡”授牌。3月20日“中国桃花诗村”开村仪式。3月“中华诗教试点学校”挂匾。4月9日“中国诗人之家”河南鹤壁煤业集团揭牌。4月诗刊社第四次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启动。5月“诗墙”在湖南常德（世界上最长）扩容。6月“处方诗”由乡村医生来一鸣申报吉尼斯纪录——所开药方皆由四句七言韵诗组成（30年完成40万首）。7月14日现代诗剧《口供》演出（100名诗人、艺术家参与）。12月24日首届诗歌精品超市大展（深圳），等等。
[3]燕窝：《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见《诗生活》2005年8月14日。
[4]参见《2005年诗歌热：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疆天山网，2005年10月26日。
[5]2006年9月中旬，有人将女诗人赵丽华四年前的网络诗重新上帖，掀起一场大规模仿写运动。一时间，帖子铺天盖地，点击率多达几百万次，诗歌的关注度创下前所未有的纪录。
[6]2006年9月30日，以“保卫诗歌”名义，数十名诗人在北京第三极书局发起朗诵会。“物写作”首创者苏非舒，在女友帮助下突然脱掉十六层衣服，裸体默读自己的作品《仅此而已》。大概默读了一分多钟，灯就被关掉了。之后被处十天治安拘留。
[7]2006年8月31日，吉林省女诗人纪向寰拟在广场上焚烧2200册《国旗颂》诗集，并用3000多字悼词举行葬礼。她历时三年，完成200首专门描写五星红旗的诗集。她花了3万多元自印出版，期间卖房还债，四处流浪，闹得婚姻破裂。首印5000册，只售出千余册。
[8]2006年9月25日，一个名为“猎户”的作者，开发出“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诗虫们闻风而动。截至2007年5月16日，实时统计诗歌在线写作总量为694199首，平均每小时生产123.7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