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与历史书写之间

后现代主义挑战历史学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对元叙述的解构及其所带来的“大写历史”的崩塌。从目前西方史学界的回应中也可发现，虽然经验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很多观点仍持怀疑或批判态度，但在有关“大写历史”的问题上却表现出较多赞同的趋向。究其原因，这恐怕与西方社会在经济与政治上所处的普遍的后现代状态有关，这似乎也已经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既有的历史命运。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身处后现代世界的西方史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书写历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很多西方史学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恰恰透露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对其思想理路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现代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联性。而对元叙述的解构渐趋导致历史书写放弃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日益受到批判。然而，宏大叙事却并未因此而终结，全球史、环境史、科技史等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兴起似乎预示着新的宏观历史的产生，其间也孕育着一种非人类中心、非西方中心、非线性的多元文化历史观。微观史、区域史、女性史、少数族裔史、公众史、底层研究、新文化史的研究也表现出“他者”化、空间化、性别化、非中心化、非同质化的历史书写趋势，在史学研究的实践层面建构着多重意义、多元视角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传递出多元文化之间的复杂性、矛盾性、交叉性。与此同时，近年西方史学界还出现了大量运用各种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政治理论等理论工具重新书写有关社会的、文化的、民族的、权力的、性别的历史，在理论与历史书写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双向互动。

本书的下篇则从上述历史书写的趋向性变化中择取了在当前史学界影响最为重大的几个方面问题，即历史表现理论与历史书写、后现代方法与中国史研究、微观史学、全球史、新文化史、跨文化研究、历史记忆等，分别进行了个案和综合的交互性探讨。

其一，关于历史表现与历史书写的实验。本书在第九章针对历史表现理论在史学实践中的具体表征，结合《再思历史》杂志的相关讨论进行了综合分析。一方面，这类实验突出了史家主体积极主动参与到历史表现之中，使得情节设置与历史内容交织在一起，历史表现似乎在逐步演变为一场新的历史表演，现实与过去之间也在一种新的时空中相交融合，所创造出的在场感、历史体验往往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观性或虚构性。另一方面，被传统史家视作非专业、非正规的历史书写方式——影视史学与人物传记，在实验中被重新加以珍视。同时，实验背后始终伴随着有关历史叙事理论和历史学性质问题的争论。总体而言，有关历史表现和历史书写的实验性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层面提出了创造新形式、展现新历史的问题与诉求。这其中蕴含着一种企图，即将史家工作的中心从再现历史推向表现历史，而在这种历史表现中，打破过去与现在、主体与客体、真实与虚构、形式与内容、语言与图像、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似乎也在成为一种有意为之的目标。

其二，关于后现代方法与中国史研究。本书第十章以美国中国学中带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几部著作为例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该章指出，在后现代主义挑战之下，中国史领域对线性进步史观、西方现代化模式、以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历史、历史真实、现代史学研究的范式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后现代视角也给中国史研究带来了多种研究旨趣的变化，诸如从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中国史走向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史，从宏大叙事的中国通史走向建构地方性与总体性、边缘与中心关系的中国史，从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其他民族在内的多民族交流的中国史，从以男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妇女史在内的性别视角的中国史，从以上层精英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多种群体互动的中国史，从以反映人的理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非理性的情感世界在内的复杂心态变化的中国史等。但同时，我们也需特别注意到，在利用后现代主义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思想资源时，必须确定自身要坚守的限度和边界。

其三，关于微观史学。近年国内史学界出现了有关“碎片化”的种种忧虑，似乎微观研究必然导致史学的碎化。同时，我们又发现以全球史为代表的宏大历史的日益兴起，这就形成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两种截然相反的史学潮流平行发展的趋向。但从实际研究来看，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特征的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并非具有本质上的矛盾，相反成功的微观史学研究似乎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种维度或层次、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小历史之间常常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本书第十一章结合西方史学界有关微观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讨论，探讨在历史领域微观研究所应具备的宏观视野，而基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应思考的微观维度。这其中可能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互融合，将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对于微观史家而言，寻找到蕴含着某种普遍性、整体性、全球性的理想个案，又避免微观分析与历史叙事陷于模式化、简单化的目的论陷阱，从而达到使看似单独的、特殊的历史事物在显微镜下呈现出宏观历史的结晶状态。这应该是一条探索过去世界的、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创制新知的道路。

其四，关于全球史观与史学史的书写。在全球化时代进行历史书写，这是当前历史学家面临的最为重大的课题。本书的第十三、十四章专门探讨了“全球转向”如何使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走向全球史学史的书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及其对西方标准的普适性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态度的转变——史学史的撰述不能只以西方史学为研究对象，还应当注意到非西方史学的成就与经验；不能单纯地以西方史学模式为标准体系，来衡量非西方史学的价值及其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传播到全球，一个普遍的、理性化的西方似乎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支配和统领的作用，它戏剧性地改变了非西方国家人们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时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如何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民族性。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在更高的程度上展开了一种相互的冲突、交融和理解。历史学家在其中既担负着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使命（建构民族史），也面临着兼顾全球性视野的责任（建构普遍史）。对于史学史的写作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学传统与历史思想的全球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史学比较研究，在超越自身文化界限的相互理解中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其最终意味着全球史学史的书写。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文明的历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这成为全球史学史的最终学术目的。从当前史学史家所进行的实践来看，试图以一种新的全球性视角讲述一个多元、多线、多样的史学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话语的全球性本质，以及通往过去的不同路径与解释过去的不同信念，它们具体反映在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中，又同时在人们的纪念与交流中传递，在广阔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多重语境中再造。

其五，关于新文化史、跨文化研究及历史记忆问题。在“文化转向”与“全球转向”的双重影响下，专注于文化间互动与关系问题的跨文化研究在近二十年的历史书写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在上述全球史学史的研究中也有一部分包含了跨文化的视角。本书第十二章集中讨论了文化研究领域提出的“杂交”观念对新文化史家的影响，强调杂交观念不仅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模式，而且揭示出新的文化形态的衍生逻辑。这其中既反映了各种文化理论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也体现了西方史学对“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关系的深刻反思。第十五章则谈到一个以跨文化的视角审视历史记忆的案例，通过中国古老的历史故事在20 世纪的流播展现出历史知识、历史记忆如何形成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过程。

作为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前沿性问题的专门研究，本书在史学方法上还特别注意收集和利用了史家的口述材料，并在附录里集中呈现了与三位代表性的西方史家的学术对谈。其间，直接论及历史叙事、历史伦理、宏大叙事、民族史书写、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传统、跨文化研究、全球史等中外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重大问题，有力地补充了单纯的文本分析和思想阐释可能存在的不足或缺失。作者希望以多重主体的直接参与方式，创造出一种带有在场感的研究氛围，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与表现形式进行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