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冠疫情与极端主义的框架建构

第一节 新冠疫情与暴力极端主义框架建构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伊斯兰极端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均在利用因疫情危机而产生的分歧、局部冲突、治理失灵和民众不满等来推进激进化和煽动暴力袭击。对此，可以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框架模式，研究暴力极端主义对新冠疫情的认知、框架建构问题，包括如何以共识动员推进激进化，同时以行动动员鼓动恐怖袭击。从框架建构的成效研判来看，虽然疫情期间暴力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从框架共鸣度、安全和治理真空的扩大，特别是中长期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来看，暴力极端主义的疫情框架建构值得关注。

引言

新冠疫情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1]而且可能对国际安全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冲击。除了直接导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外，此次疫情也对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造成间接的影响。

作为非对称对手的本性，极端恐怖分子往往具备明显的适应能力，并极力利用他们所感知的任何脆弱性。事实上，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正极力把握疫情制造的机会结构。2020 年7 月6 日至10 日，第二届联合国反恐周在线上举行，主题为“全球疫情环境中的反恐战略和实际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疫情下全球反恐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仇恨团体等，都在利用因疫情危机而产生的分歧、局部冲突、治理失灵和民众不满等来推进其目标。疫情也凸显出人们在滥用数字技术、网络攻击和生物恐怖主义等新形式的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2]

然而在现有文献中，关于灾难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丰富，大多聚焦于 2004年印度洋海啸与当地恐怖主义关系的案例。[3]在经验研究方面，贝雷比（Berrebi）和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对灾难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估。通过对 1970—2007 年 167 个国家内部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经济、人口等变量的考察，该研究发现，灾难与随后恐怖事件的频率及烈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且自然灾害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相关性，特别是较为贫穷、人均GDP较低的国家。[4]

因其固有的和持续的不确定性，研究人员将COVID-19 描述为“错误信息传播的完美风暴”。[5]为分析新冠疫情对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结构性影响，考虑到意识与行为的关联与综合，本节以暴力极端主义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两种类型。理论方面主要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框架模式。框架通过聚焦、连接和转变等功能引导参与者的认知和行动，因而社会运动过程的同时也是一个框架建构过程；框架建构是一个行动导向的、斗争性的动态过程。以此为基础，本节将重点研究暴力极端主义对新冠疫情的认知、框架建构问题，包括如何以共识动员推进激进化，同时以行动动员鼓动恐怖袭击。

总体而言，在对COVID-19认知和叙事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侧重于宗教归因，即病毒源于真主的愤怒和惩戒；右翼极端主义强调阴谋论，即针对白人社会的阴谋。同时，两者都对疫情采取了煽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聚焦于疫情导致的安全真空和政府的脆弱性，趁机实现复苏或扩大势力范围；右翼极端主义者则煽动对少数群体的仇恨，宣称要加速现有制度的灭亡。然而，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各类极端主义势力的框架建构、叙事主题及行动有哪些异同，体现出激进化与恐怖主义发展的哪些趋势?这些问题有待深入分析。

一 诊断式框架与极端主义的叙事

自2020 年3 月以后，“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周刊Al-Naba已发表了多篇关于COVID-19 的文章或专题报道。从这些文章和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该组织关于新冠疫情的认知，以及它如何以一种满足自身需求并推进自身目标的方式来构建这一框架。总体上，“伊斯兰国”的框架包括三个关键叙事：构建话语——疫情的伊斯兰化；“哈里发”信徒的人性化与西方的妖魔化；利用危机实施“伊斯兰国”战略。[6]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右翼极端组织也在建构诊断性框架，但在问题归因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一）天谴论

在框架谋划（又称框架规整）过程中，框架渲染是对既有价值和信念的美化、润饰、显化和激发。文化面向越来越成为框架渲染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即社会运动在框架谋划中着重使用符号、语言、身份等文化要素并凸显其价值理念。围绕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新冠疫情，暴力极端主义在框架谋划的过程中，首先选取了支持者所熟悉的宗教、文化元素进行框架渲染。在以宗教式话语对病毒和疫情进行解读、区分“敌我”的同时，以天谴论作为认同政治和占领道德优势的叙事手段。

1.“伊斯兰国”

在认知和宣传层面，“伊斯兰国”首先对新冠病毒采取了伊斯兰化的策略，即以宗教话语对其进行解读，确定自身的道德优势以及对敌人的贬损。它的出版物Al-Naba将新冠病毒描述为“真主的惩戒”或“真主的战士”。

该组织Al-Naba第220期上发表了首篇关于COVID-19的文章，题为“确实，真主的复仇是严重的”（引自《古兰经》85:12），并暗示这种疫情是真主对任何违背先知及其教义解释者的惩罚。[7]在Al-Naba第224期，“伊斯兰国”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字军最可怕的噩梦”的评论，要求其成员和支持者应利用其对手当前的弱点，毫不留情地发动越狱和袭击行动。[8]“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哈姆扎·古拉希（Abu Hamza al-Qurashi）在2020年5月28日发表题为“不信教者将知道最终的居所/家园属于谁”（引自《古兰经》13:42）的音频声明，再次重申新冠病毒为真主的惩戒。该声明认为，由于新冠病毒，“十字军战士”目前正在遭受“伊斯兰国”战士制造的种种苦难，例如他们的尸体被“扔到街上”、生活在强制实行的宵禁之下。[9]

2.“基地”组织

与“伊斯兰国”类似，在认知和叙事层面，“基地”组织也将COVID-19定义为“真主的惩戒”，但它对病毒的回应稍显“温和”，认为应对疫情唯有皈依和忏悔。“基地”组织发表了一份名为《前进之路：关于冠状病毒疫情的一句忠告》的声明。该声明长达六页，主要针对的是西方读者。声明称COVID-19为真主的“隐形战士”，已对美国经济实施沉重打击，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主导下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呼吁西方大众接受邀请，皈依伊斯兰教。[10]

当然，面对新冠疫情，“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应对策略更具实用主义的色彩。叙利亚的逊尼派极端组织“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 Sham,HTS）指示其追随者不要让病毒分散他们对付什叶派等敌人的斗争。该组织将此病毒称为“暂时流行病”，与“已经破坏了人民的宗教信仰及其尘世生活的”什叶派相比，这种病毒显得苍白无力。

（二）阴谋论（Conspiracies）

在右翼极端主义对COVID-19 诊断式框架的建构中，阴谋论逐步成为叙事的重点。在右翼极端主义的圈子里，人们对新冠病毒进行了阴谋化的解读，在制造恐慌、排外情绪的同时，极力在社会内传播右翼的意识形态和塑造对立。英国反极端主义委员会主席萨拉·汗（Sara Khan）指出，阴谋论已成为新冠疫情下极端主义团体的明确策略之一，他们将阴谋论作为“诱饵”来获取支持、推动激进化，并试图使极端主义叙事常规化。[11]

右翼极端主义关于新冠病毒阴谋论的叙事五花八门。例如，新冠病毒是大公司或反西方国家开发的一种生物武器，目的是强制接种疫苗以奴役人类；病毒通过 5G技术传播；疫情被精心策划以操纵美国的政治等。与此同时，在右翼极端主义的阴谋论叙事框架中，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政治化趋势。在西方社会中广为流行的 QAnon [12]支持者断言，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型制药公司等行为体制造了新冠病毒，而在全社会严格的防疫措施则是“深层政府”（Deep State）[13]的阴谋。还有观点认为，新冠疫情的应对举措甚至病毒本身，只不过是政府专权或向精英输送利益的手段。

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持续泛滥。据统计，仅仅在2020 年上半年的数月内相关主题在Twitter上增长了 750%，在Instagram上增长了 815%，在Facebook上增长了 694%。[14]右翼极端主义借病毒阴谋论的叙事，不断将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群体污名化，而特朗普等政治领导人利用病毒对外国的无端指责无疑增强了这一趋势。

同时，在右翼极端主义对于阴谋论的框架建构中，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特性，越来越体现出受众的参与性。这种参与性源自互联网中的“众包”（crowd-sourcing）效应（或曰“群智”效应），即阴谋论追随者通过提供补充、扩展或本土化叙事的信息，自己塑造给定的理论。这种效应在QAnon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追随者依赖自己来解释和采取行动，而不是在运动背后的匿名用户（仅称为Q）的明确指示下进行。在“自己做研究”格言中，QAnon 常常以精心制作的证据来论证自身的主张，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自我认同为调查者或阴谋论研究者。

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包括QAnon等反政府、基于身份或边缘化的政治阴谋，对激发犯罪或暴力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15]所以，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也在危及西方社会内部的安全和稳定。2020年 4月初，火车工程师爱德华多·莫雷诺故意使一列火车脱轨，试图使它撞上停靠在洛杉矶港口的美国海军医院船美慈号（Mercy），就证明了这一点。莫雷诺声称，他希望引起人们对COVID-19 相关阴谋的关注，即美慈号将COV ID-19 受害者带到古巴的关塔那摩湾。[16]

（三）诊断式框架建构与转换的异同

各类极端主义势力对新冠疫情的诊断式框架建构虽然在动机上相似，但在责任归因、应对策略等方面仍有明显的差异。当然，它们在框架转换中又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

1.框架建构机制

如前所述，面对新冠疫情，“伊斯兰国”的诊断式框架主要包括：构建话语——疫情的伊斯兰化；哈里发信徒的人性化与西方的妖魔化；利用危机实施“伊斯兰国”战略。与之类似，右翼极端主义疫情叙事的主题包括：（1）确定要归咎的群体；（2）反对政府的合法性；（3）鼓励、动员—煽动暴力—反对外部团体。

尽管不同极端主义运动的世界观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并且这些运动内部也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些运动的核心是危机下的认同建构和激进化。右翼极端分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利用新型冠状病毒方面的图示机制和叙事框架上具有相似之处——病毒被赋予诊断式的功能解释：先前存在的敌人形象得到加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得到传播；在此基础上，根据这两种极端主义的世界观，这种病毒具有“积极”的性质，即右翼和激进的伊斯兰团体都认为这种疾病的影响至少部分有助于他们的事业。同时，这两类团体也利用病毒在他们的敌人中间制造恐惧。这种基于认同政治、错误归因的诊断式框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将成为极端组织推进激进化、鼓动暴力恐怖袭击的工具，并为其对立、仇恨的叙事辩护。

2.框架转换

从框架言说的角度来看，恐怖组织通过调整其叙事框架，[17]把对疫情的叙事不断从天谴论转移到机会论。而右翼组织则在凸显阴谋论，煽动反政府、反移民的情绪，从而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认同。

客观来说，在疫情蔓延的第一阶段，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天谴论框架并未实现充分的动员效果，置身于“局外人”而非“受害者”的定位、使用“真主惩罚”等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难以快速让受众理解、接受及形成共鸣，更难以促进激进化及恐怖行动。基于框架转换的视角，“伊斯兰国”的出版物逐步调整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和由此产生的事态发展的框架，强化COVID-19作为“十字军的梦魇”的叙事。该组织宣称，由于在疫情蔓延的过程中，为打击“伊斯兰国”而成立的联盟和国际安全体系已退缩，该组织必须从这一形势中获取最大收益。“伊斯兰国”呼吁支持者利用西方社会处于弱势的这一时刻，并利用政府的分心以及军事、安全和医疗资源及人员的重新部署来发动攻击。与之类似，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将新冠疫情视为地缘政治机会，“沙姆解放组织”甚至提出了“政治和经济崩溃”及国际体系瓦解的可能性。

右翼极端主义团体也同样机会性地对新冠疫情做出了反应，其叙事框架是围绕着利用既有的偏见来阐释危机。在它的叙事中，少数群体成为病毒传播的替罪羊，反政府言论得到强化，以表明政府利用这种疫情作为侵犯公民自由的机会。在疫情的初期阶段，右翼极端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甚至“欢迎”新型冠状病毒的后果，错误地宣称它将对妇女和外国人发动致命攻击。新冠疫情被认为是迈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步，他们幻想这种病毒可能被用来专门杀死“非白人”犹太人、警察或其他执法机构成员。随着疫情的扩散，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类似，右翼极端主义也在调适自身的叙事，特别是将病毒用作攻击少数群体的工具。

二 促发式框架建构与极端主义暴力动员

促发式框架建构重点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任务的紧迫性、行动的有效性和道德的适当性。与之类似，极端主义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根植于危机解决方案的构造中——因为个体所属的“内群体”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因此必须采取激进、至上主义（supremacist）和暴力的解决方案。因此，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都趁机利用正在肆虐的疫情来推进其运动和意识形态，并利用COVID-19作为“分化议题”（wedge issue）的建构框架，针对“外群体”进行归因并呼吁极端暴力。[18]新冠疫情和安全、治理真空的结合，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建构促发式框架、鼓动把握机会采取行动的基础。

（一）利用安全真空

以新冠疫情下的中东局势为例，伊拉克等国近年出现的双重安全真空已成为“伊斯兰国”复苏的重要契机。一方面，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重心一度被迫转向抗疫工作，同时疫情的肆虐分散了原本羸弱的伊拉克政府的资源和注意力。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和本地冲突的激化，[19]外国军队大大减少了基地、教官的数量及空中侦察次数，逐步撤离伊拉克。伊拉克政府及军队在疫情和外部支援减少的双重压力下，打击“伊斯兰国”的意愿和能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这种双重安全真空的出现，对复苏中的“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Al-Naba第226期发布的声明中，“伊斯兰国”明确叫嚣，鉴于服从安拉是唯一可以阻止他愤怒的方式，现在必须进行“圣战”。以安拉的名义进行“圣战”、杀害敌人是其成员所肩负的责任。[20]“伊斯兰国”实质上将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危机视作机会之窗：恐惧蔓延，相关国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既然疫情是由安拉创造的，因此必须信任安拉，执行“圣战”的指令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和重要。

1.越狱行动

为了补充人力资源，“伊斯兰国”极力鼓动其成员和支持者突袭监狱，将其支持者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监狱和拘留营中释放出来。通过大肆渲染叙利亚监狱及难民营中穆斯林的悲惨境遇，“伊斯兰国”指明作为施害者的西方应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行为负责。同样，强调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成员的苦难，目的是向支持者表明，该组织没有忘记这些人的命运；同时，该组织将自身塑造为穆斯林的代表，强调西方侵略战争的“真正受害者”一直是穆斯林逊尼派，而不仅仅是“伊斯兰国”。

在Al-Naba2020年3月19日发布的时事通讯中，“伊斯兰国”鼓励其追随者“利用新冠疫情解救‘穆斯林囚犯’”，包括其在叙利亚监狱和拘留营的成员。针对在伊拉克（摩苏尔）、叙利亚（巴古兹）和利比亚（苏尔特）等地被关押的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利用新冠疫情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造成的混乱和安全真空，通过越狱行动“解救”武装分子实现人员补充和战略复苏，是“伊斯兰国”在疫情暴发初期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实际上，在“伊斯兰国”的兴起及发展壮大过程中，它最成功的行动之一是2012—2013 年的“破墙”越狱行动。这一轮越狱行动持续时间长，组织水平高，特别是2013 年7 月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越狱事件，使500 多名囚犯得以逃脱。目前，叙利亚北部关押“伊斯兰国”囚犯的监狱由库尔德民兵组织“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但是由于过度拥挤和人手不足，“叙利亚民主力量”称这些监狱为定时炸弹。据伊拉克情报机构称，“伊斯兰国”一直在策划代号为“打破藩篱”的越狱行动。这种类似于“破墙”的大规模越狱行动可以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铺平道路。[21]

2020年3月30日，叙利亚东北部的格韦兰（Gwheran）监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骚乱，其间十余名“伊斯兰国”囚犯趁乱逃脱。2020年5月初，“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哈赛克（Hassakeh）监狱制造了骚乱，甚至一度占领了该监狱。2020年8月2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阿富汗楠格恰尔省监狱发动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大量囚犯越狱。该监狱关押着约1500名囚犯，其中包括约300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2.行动动员

“伊斯兰国”的直接行动目标在于，利用伊拉克日益衰弱的反“伊斯兰国”联盟，重新夺回在伊拉克失去的“势力范围”。可以看到，自2020 年以来“伊斯兰国”所谓的“圣战”正在卷土重来——他们不再以直接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固定领土为目标，而是发动更“积极”的袭击行动配合促发式框架，鼓动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加入。据统计，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总数超过 1万人。其突击队主要在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逊尼派省份、叙利亚东部以及叙伊边境地带活动，利用疫情和伊拉克政治动荡造成的安全漏洞，重新在农村发动长期叛乱，以及在巴格达和其他大城市发动零星行动。2020年初至 5月，“伊斯兰国”已制造超过430 起袭击事件；仅 2020 年 4 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就实施了 110起袭击，这是 2020年 1月份的两倍，[22]也是自2019 年12 月以来最高的事件纪录。[23]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开展了攻击行动，并在中部沙漠地区巴迪亚开辟了活动营地。

自2017年被击溃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在缓慢地重建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网络。它似乎也试图证明，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恐怖组织和叛乱组织不同，尽管新冠病毒对其行动施加了种种限制，但该组织仍然有能力采取协同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国”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机会，也是一个展示自身能力的机会，证明它可以在严峻的地形和城市地区行动，直接挑战伊拉克的安全部队。直到2020年末，虽然“哈里发国”的实体瓦解，但“伊斯兰国”继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重建其网络，保持稳定的攻击行动节奏，并以充足的资金持续发动一系列低水平的破坏、伏击和恐怖主义行动，为可预见的未来做准备。所以说，“伊斯兰国”正在以自身的行动作为促发式框架，通过彰显自身的行动能力对支持者进行宣传和鼓动。

3.鼓励分支全球行动

随着各国政府被迫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应对COVID-19的影响上，“伊斯兰国”迅速呼吁其追随者利用这一局势，这也成为对其分支的“行动指令”。很明显，在这一形势判断和行动动员下，“伊斯兰国”分支在非洲、亚洲乃至欧洲的活动再次抬头。

在非洲，2020年“伊斯兰国”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分支组织不断加大袭击力度，严重恶化了当地的安全形势。恐怖势力控制着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大片农村地区，他们正在侵入尼日尔的西南部。尤其是在莫桑比克，隶属于“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ISCAP）的武装分子在2020年发动了多次袭击（包括2020年3月底对一个战略港口发动的重大袭击），造成700多人丧生，另有20万人流离失所。“伊斯兰国西非省”等分支组织在乍得湖流域的活动则有增无减。

在南亚地区，“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持续通过袭击活动展现自身的生存能力。2020年3月25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阿富汗锡克教庙宇发动袭击，造成26人死亡；2020年4月初，“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宣称对阿富汗巴格拉姆机场的火箭袭击负责；2020年4月中旬，“伊斯兰国”宣布对马尔代夫发动首次袭击。尽管这次袭击只涉及五艘政府船只的毁坏，但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伊斯兰国”进一步证明了其向新国家扩散的能力。

通过凸显末日叙事，暗示COVID-19 作为真主的惩戒，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利用疫情加大了筹款和宣传活动力度。同时，“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分支“阿布沙耶夫”组织也未停止在当地的恐怖活动。在菲律宾，在安全部队追捕哈提卜·哈詹·萨瓦贾安（Hatib Hajan Sawadjaan）[24]的过程中，“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武装分子杀害了11名菲律宾士兵。2020 年8 月24 日，“阿布沙耶夫”组织还在菲南部的霍洛市发动了连环爆炸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7 人死亡。

在欧洲，2020年法国、英国至少发生了两起“伊斯兰国”煽动的恐怖袭击。让西方社会深感不安的是，德国当局在2020年4月中旬破获了一个由四名“伊斯兰国”成员（全部为中亚籍）组成的恐怖小组。在“伊斯兰国”叙利亚领导层的指示下，该小组试图策划对美国在德国的军事设施和人员的袭击。

（二）生物恐怖主义及病毒武器化（Weaponizing COVID-19）

从恐怖主义的角度来看，将病毒作为武器的动机部分是鉴于它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基于目标社会脆弱性的研判。恐怖主义的逻辑在于，通过肉体伤害或威胁来制造恐怖，以此作为一种胁迫手段。COVID-19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损失和死亡威胁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完美剧本。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虽然新冠疫情中的阴谋论不断泛滥，但并不妨碍生物恐怖主义或将病毒武器化成为右翼极端主义促发式框架的重要内容。

作为报复手段，在疫情暴发的初期，极右翼组织极力鼓动将COVID-19 用作生物武器以制造恐慌和威胁。例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敦促受感染的极右翼支持者去当地的犹太教堂，尽可能多地拥抱犹太人；对当地的少数族群、交通系统咳嗽，或者去银行取小面额纸币，污染它们，然后去购物等。对此，美国政府正式将传播该病毒视作恐怖主义行为，已经有两人因为威胁传播病毒而面临恐怖主义罪行的指控。然而，右翼极端分子仍公然在互联网上号召追随者在疫情期间发动袭击，而且冠状病毒实际上已重塑恐怖分子的袭击计划。最为极端的形式是，受“COVID-19 源自犹太人”这一阴谋论的蛊惑，美国密苏里州的新纳粹成员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企图炸毁一家医院而被FBI击毙。[25]这也表明，关于病毒的阴谋论在现实中可以成为促发恐怖袭击的有效框架。

但总体而言，由于恶意传播而可能造成的任何额外感染，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可能相对微不足道；同时，发动这种攻击的窗口期相对较小，因为疫苗的开发和大规模接种，这种生物恐怖主义的危害已大大减弱。当然，恶意传播新冠病毒必然对公共卫生及防疫措施造成消极的影响。

（三）加速主义与加布洛运动

随着新冠疫情在欧美国家的肆虐并导致严重的感染率及社会失序，西方右翼极端主义长期鼓吹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再次勃兴，并成为此类运动主要的促发式框架。简单来说，加速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西方政府已无可挽回地被多元文化政策、自由主义和多样性等“堕落”的价值观所毁灭。该运动提倡使用暴力和恐怖主义以加速系统的灭亡，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暴力内战”。制造混乱、政治紧张并煽动“种族圣战”，这将唤醒白人群众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崩溃。[26]以此为促发，加速主义的行动框架直接明了——当前的政治、社会秩序是一种失败，必须通过暴力来加速其灭亡。

受其鼓动，典型如美国的布加洛运动（Boogaloo movement）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右翼极端势力，严重威胁社会秩序与安全。布加洛运动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极右翼反政府的极端主义运动。运动的追随者通常被称为“布加洛男孩”或“布加洛布瓦”，他们试图通过再次发动内战，以重塑白人统治的美国社会，这一目标被他们称为“布加洛”。

在框架建构和渲染的过程中，布加洛运动发展出一种日渐连贯的叙事方式，其中包括殉道者神话以及频繁紧密的联系网络，在分享暴力文化和内部笑话的同时，策划现实世界中的行动，比如针对警察的暴力袭击或武装集会等。“他们的叙事试图以神话般的对抗来重现美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同时，“布加洛运动试图将各种对政治和种族的不满群体合并起来，将他们汇集成一个具有技战术能力的反政府暴徒组织。这些暴徒看起来很像美国版的‘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分子。”[27]布加洛运动表明，受社交媒体启发的恐怖主义已经从独狼式的威胁行为者演变为一种基于模因的叛乱，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联合起来并造成重大的威胁。在疫情封锁期间，包括布加洛运动在内的极右翼组织在网络中的支持率大大提高。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布加洛运动的极端论调一度在社交媒体中迅速传播。在 Twitter、4chan 等社交媒体中，右翼极端主义成功实现了“ boogaloo”与新冠疫情之间的框架桥接。据不完全统计，在2020 年2—3月，在4chan 讨论区宣传“ boogaloo”的帖子中，有 26%与疫情密切相关。[28]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4 月中旬，Facebook上有125 个群组积极支持“ boogaloo”想法，其中超过63%是在2 月至4 月创建的。这些群组成员总数超过72000 人，而且有一半是新会员，这表明相关势力已成功地利用COVID-19 吸引了新的追随者。[29]

（四）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促发式框架的差异

在疫情暴发的初期，右翼极端分子一度试图通过生物恐怖主义和暴力叛乱，在新冠疫情中制造混乱。同时，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也敦促加强对敌人采取行动。暴力极端主义势力的行动呼吁或者说促发式框架，内在地显示出相关势力内部在组织层面上的协调性和行动共识上的连贯性。当然，两者在疫情下策略选择的不同也反映出两股势力内在的组织化差异。

凯勒·昂（Kyler Ong）和努尔·阿齐玛（Nur Aziemah Azman）研究了疫情期间右翼极端分子和“伊斯兰国”的动员框架，认为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右翼极端势力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利用公共卫生危机时所采取的首选技术、策略和程序。就“伊斯兰国”而言，它具有更加组织化的层次结构，即使它越来越多地授予其分支机构策划与发动攻击的自主权。相比之下，右翼极端势力缺乏“中央”权威或指挥结构，可能导致利益的分散化。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在双方极端分子如何、何时以及在何处寻求发动袭击方面形成了不确定性。[30]

1.行动呼吁的差异

在促发式框架中，“伊斯兰国”通过媒体宣传持续呼吁“圣战者”对敌人发动进攻。为了激励追随者，通过将自身定位为穆斯林的保护者，以获得更大的吸引力并扩大队伍，“伊斯兰国”呼吁支持者利用covid-19疫情来“解救”“穆斯林囚犯”，特别是目前被拘留在叙利亚的拘留所和难民营中的数千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然而，COVID-19在欧洲、南亚等重要地区的大规模爆发严重制约了该组织自身的行动，为此，它发布了警告行动人员逃避欧洲的指令，并就如何应对这一疫情提供了指导。所以，“伊斯兰国”在疫情期间的主要行动，仍然是利用伊拉克等国的安全真空，频频发动进攻以求东山再起。

对极右极端分子来说，疫情暴发初期的社会恐慌和混乱为其在网上宣传阴谋论和煽动暴力提供了机会，这也转化为通过 Telegram 等各种加密渠道发动攻击的明确呼吁，无论是通过直接武装暴力，还是将病毒用作生物武器——即鼓励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执法官员和非白人群体，从而使病毒成为武器——都表明极右团体在极端性和排他性上正在践踏文明准则。

2.组织因素的差异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组织性的因素。

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框架的核心是强有力的组织设计，具体包括：垂直领导和控制机构，行动部门及协调机制，为行动提供指导的意识形态。例如，“伊斯兰国”具有更加等级化的组织结构，它曾经建立了一个“准政府”，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进行“统治”。相比之下，极右翼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散的，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心。这种去中心化或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使独狼式袭击成为右翼极端势力主要的行动方式。此类袭击往往与网络中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导致的个人自我激进化有关。在疫情的背景下，他们试图自己解决问题，包括把自己变成“武器”，从而为生物恐怖袭击提供便利。

对于右翼极端主义运动而言，除了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少数几个获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目标外，其组织结构由于缺乏中央权威或指挥机构，使右翼支持者无法围绕上级机构制定自身目标、接受战略建议或行动指示。而且右翼极端主义在组织层面的高度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内部矛盾和利益分裂。所以说，组织、目标和利益方面的分散，实质上限制了右翼极端主义围绕新冠疫情的促发式框架建构。这种分散和无序，也导致了右翼极端主义的整体行为朝聚众型、宣泄型路径发展。

三 框架建构与行动效果分析

总体而言，对于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势力来说，新冠疫情已成为证实自身意识形态合理性、促进激进化、鼓动暴力和武装进攻的“天赐良机”。暴力极端主义对这种机会的把握，首先体现在它们的框架建构和推广过程中。所以，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疫情一直处于暴力极端主义媒体宣传和信息传播的前沿。极端主义团体把传染病的蔓延当作真主（上帝）对敌人的惩罚，他们宣扬种族仇恨、启示录式的阴谋论和末日叙事。除了利用诊断式框架明确疫情的责难者外，暴力极端势力更试图以促发式框架鼓动暴力。以“天谴论”叙事为例，恐怖分子通过把新冠病毒描述为“真主的愤怒”以实现对敌人的污名化。但是，如果他们将它扭曲为“真主的考验”，将促发更多的恐怖威胁。

一般来说，学界倾向于以共鸣度来检验框架建构在动员上的有效性。然而，除了对框架本身的效果进行评估外，我们仍需结合具体场域及行动，考察框架建构对运动总体性的影响。所以，对于新冠疫情下暴力极端主义框架建构的成效，我们可以从激进化、填补安全治理真空、争夺合法性等短期、长期不同的阶段进行评估。

（一）框架共鸣度与激进化

共鸣度是框架建构效果的集中体现，具体包括中心度、经验可信度和感受通约度等八个指标。可以说，在集体行动动员方面，暴力极端主义利用新冠疫情的框架建构较好地引发了部分受众的共鸣，这有利于推进激进化过程。

1.个体焦虑

除了严重的致命率，新冠疫情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导致的大范围失业及收入锐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个体的现实和精神生活。这可能导致低水平的潜在心理症状，从焦虑增加到轻度妄想，这些症状可能会随着破坏持续时间的增长而恶化，进而导致新的或复发的自我毁灭行为（self-destructive behaviors），例如家庭虐待或滥用药物等。[31]在危机时期，人们常常需要调节机制来应对恐惧和焦虑，例如转向宗教寻求慰藉等。但是，这些不确定性和心理挫折使人们更倾向于激进的叙事，这些叙事寻求把各种“他者”作为替罪羊，并承诺简单的解决办法。[32]有大量证据表明，实际或感知到的个人损失、挫折感和死亡恐惧促进了激进化，所有这些都可能与疫情有关。[33]

事实上，新冠疫情期间信息（准确或虚假的信息）是在一个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传播的。正如在科特迪瓦所看到的，对大流行的恐惧可能导致破坏性的行动——一个在建的卫生中心被抗议者摧毁。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这座建筑建于阿比让的尤普贡地区，被认为距离人们的住所太近。在焦虑加剧的背景下，错误信息传播或分歧性叙事可能会动员一些人采取行动。[34]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恐怖组织试图引诱弱势群体，通过利用他们的恐惧、期待和愿望，将他们中的某些个体引入极端主义的叙事中。

2.社会隔离

在大流行导致普遍性个体焦虑的同时，为遏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社会封锁措施，也会增加激进化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中花费更多的时间，以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答案，而将自己暴露在极端主义宣传之下。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中与“世界末日”、“十字军”和“马赫迪”（Mahdi）等概念相关的极端主义资料激增。例如，Telegram上与极右意识形态团体有关的加密频道用户大量增加。仅在2020 年3 月，一个白人至上主义频道的用户就增加了800%，而其他类似的右翼意识形态频道增加了 6000多个用户。[35]在美国开始实施封锁和社会隔离的措施时，极右内容和在线参与度增加了13%；在封锁措施实施10 天之后，参与度增加了21%。[36]

由于社交活动受限，焦虑的个体可能变得更容易激进化，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与朋友和家人交流，以消费社交媒体上制作的材料，这实质上有利于极端主义叙事框架的扩散。同时，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与他人的隔离及正常社会交往本身的疏远也意味着，激进化的相关行为难以被外人察觉。

3.框架共鸣度

有研究考察了“伊斯兰国”的外围支持者在新冠疫情初期的反应，通过具体的内容分析梳理其主题和叙事。研究者从在线平台 Telegram、Twitter 和 Rocket.Chat 上收集并整理了 2020年 1月 20日至 4月 11日442 条“伊斯兰国”在线支持者的数据，确定了11 个重要主题和叙事，为进一步分析“伊斯兰国”支持者对COVID-19的认知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37]外围支持者关注议题与“伊斯兰国” “官方”宣传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新冠病毒为“伊斯兰国”提供了一个团结支持者的主题，成为促进极端主义信念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巩固“伊斯兰国”的支持基础（见图1-1）。

还有研究通过对六个右翼极端主义运动[38]从 2020年 2月下旬至 4月下旬两个月在开源平台 Telegram 上发布的言论进行分析，确定了六个“危机框架”:（1）移民：COVID-19 的传播是移民穿越漏洞百出的边界引发的；（2）全球化：COVID-19 的传播是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结果；（3）治理：COVID-19 的影响是治理不善导致的；（4）自由：COVID-19 导致安全化国家的扩张；（5）适应力（Resilience）：极右团体创造了对COVID-19 的适应力；（6）阴谋论：COVID-19 源自阴谋，当然也有对阴谋理论的普遍反思。[39]该研究表明，伴随着大量传统的关于移民、民族纯洁性和仇外心理的隐喻，极右翼团体正极力散布关于病毒的阴谋论，鼓励暴力、破坏或仇恨等犯罪行为。

（二）行动：安全、治理真空与政府合法性

从暴力极端主义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无论是叛乱型、恐怖网络型，还是松散团体型暴力恐怖势力，均与国家（政府）在空间控制、意识形态及合法性等方面存在全面的竞争。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下，两者在上述领域的竞争必然发生重大转变。

一方面，随着国家军事和经济资源捉襟见肘——最初用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资金和医疗卫生供应继续被转用于应对疫情，其安全治理的资源和能力必然会受到挑战。这将产生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影响：（1）损害现有的反恐成果；（2）在弱势国家中出现安全、治理真空并被极端主义团体填补。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各国从疫情和金融衰退中恢复的周期就越长，极端—恐怖组织在萨赫勒、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区和国家增强影响力的机会就越大。

另一方面，作为反现状、反国家的行为体，与结构相对僵化的政府体系相比，暴力极端势力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不利的情况下生存和扩张。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框架叙事扩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后者将进一步加大对合法性的争夺。暴力极端主义可以针对疫情防控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不断调适、丰富自身框架，扩大自身的影响。对反叛势力而言，危机可能成为证明自身治理能力的机会。事实上，国家必须证明其绝对的治理能力，以维护信誉、民众支持和合法性，而反叛势力只需证明相对于政府的相对能力，即可获得同样的结果。

1.短缺与无力应对

面对新冠疫情，政府的防治能力及其绩效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极端主义团体的常用话语是，政府要么不能或不愿采取行动，因此不应被视为合法。面对新冠疫情，国家防疫物资和应对能力的缺失，将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扩张创造机会，这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尤为明显。

目前，COVID-19已经传播到萨赫勒地区的许多国家。由于卫生基础设施有限，资源匮乏以及卫生状况不佳，这种疾病正在进一步破坏国家的稳定。原本存在的安全、治理危机加上公共卫生危机，同时导致了人道主义危机。随着 COVID-19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动荡，萨赫勒地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ama'a Nusrat ul-Islam wa al-Muslimin,JNIM）、“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ISGS）等团体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利用当地的脆弱性，扩大支持以实现其在该地区的目标。[40]

一方面，COVID-19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不断通过利用该地区累积的问题而扩大影响：治理不善、忽视大量地区和群体的诉求、民族间的紧张关系等（通常是由于资源短缺）。另一方面，COVID-19加剧了萨赫勒地区相关政府的治理危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已经表现出能够融入当地社区的能力，提供原本无法获得的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和安全保障。在萨赫勒地区，“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等暴力极端团体正在填补当地的治理真空。

2.不满与不平等

为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和扩散，许多国家被迫采取了限制社会流动、加强社交距离、关闭学校企业和部分公共空间等措施。在许多右翼极端主义团体看来，政府对社会活动的限制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甚至包括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也被某些群体刻意与阴谋论联系起来。同样，相关社会的限制措施也成为极端势力分裂性叙事的组成部分。“博科圣地”的首领阿布·巴克·谢考（Abu Bakr Shekau）就声称，临时关闭清真寺等政策的实质在于反伊斯兰。[41]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因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企业停产、失业和收入锐减等现实经济问题，引发了相关群体的强烈不满。公共卫生危机与社会经济停滞所引发的共振，都在加剧相关群体的不满，从而引发对政策有效性的质疑。

同时，在许多国家中由于抗疫物资、公共医疗服务的短缺，加上疫情对国家经济的冲击，都可能会大大加深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分化。同样，因为病毒传播与扩散的突发性以及各地防控力度的差异，不同群体可能在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化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极端主义建构不平等话语框架的原材料，即以差异塑造不满，以不满制造分歧。

3.合法性争夺

对于新冠疫情，尽管大多数恐怖组织缺乏资源来进行全面的医疗应对，但即使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也有助于获得积极的关注，并凸显政府的不足之处。[42]例如，黎巴嫩真主党部署了1500 名医生、3000 名医护人员，20000 多名积极分子，以及 100多辆紧急车辆来应对COVID-19和消毒公共场所，[43]这实质上刻意与黎巴嫩政府的防控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许多情况下，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试图通过提供医疗卫生、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以填补国家治理的空白，并将自己融入当地社区。这在萨赫勒等地区尤其明显，当地社区对“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等组织的支持，往往与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观点脱节，而是与它们所提供经济或安全保障的能力挂钩。在那些本来治理不善的地方，这可能只会进一步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一些地区，1918—1919 年的流感大流行与 20世纪 30年代初对德国纳粹的支持率上升之间存在联系。[44]

反过来，政府在安全、稳定及发展层面的绩效认同也与公众对疫情防治措施的信心密切相关。在2020年5—7月对10000多名尼日利亚人的调查发现，暴力冲突与新冠病毒应对之间存在新的关系。数据显示，暴力受害者可能更不信任尼日利亚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45]例如，在卡杜纳州，没有不安全感的受访者中，58%—63%的人对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持积极态度，而经历过安全威胁的人这方面的数据只有 44%—55%。这表明，减少不安全感将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政府在其他领域（例如应对COVID-19）的信心。

（三）社会结构：短期制约与长期影响

为避免框架建构论通常存在的意志决定论倾向，我们仍需结合社会结构因素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框架建构及其行动的影响进行补充。整体而言，新冠疫情削弱了恐怖主义行动的“顺畅度”，其程度取决于恐怖分子活动地区的“停滞”程度和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新冠疫情又为恐怖分子提供了许多机会，甚至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很明显，受新冠疫情严重肆虐的冲击，使许多国家的国家能力或国家力量受到了直接的削弱，这将在中长期改变极端、恐怖势力与国家间的实力结构。

1.短期制约

新冠疫情引起的普遍社会停摆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除了少数完全孤立的极端分子外，大多数恐怖组织和网络的成员同样容易受到COVID-19的感染，其活动也会受到普遍的社会疏远措施、供应链和运输系统中断的影响。[46]实践表明，由于封锁措施，某些类型的犯罪大幅下降。然而，这些下降可能是短期的，一旦封锁措施放松并且开始恢复正常工作和社交活动，我们可以预期相关数据可能大幅增加。

同时，媒体对新冠疫情的高度关注也可能阻止一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动袭击。如果缺乏足够的媒体聚焦，恐怖组织制造轰动性袭击事件的动机也可能受限。即使是以COVID-19病毒发动生物恐怖袭击，这种策略也不能保证可以制造轰动性的媒体效应。现实情况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如果缺乏必要的检测，人们接触到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确定责任将是困难的，而且远非瞬间的，从而使恐怖主义的目标之一——灌输恐惧——最小化，而且目前的环境也可能增大了公众的承压能力。

如前所述，短期内最有可能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在于冲突地区。由于预算减少、军事人员的健康风险以及优先事项的转移，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缩减反恐行动。恐怖分子将设法利用安全真空及疫情导致的国际反恐合作减少的机会，在局部地区实现复苏或扩大控制范围。

2.长期影响

对新冠疫情对国际极端、恐怖主义的长期影响，目前还难以做出准确的评估。因此，我们只能从疫情是否扩大了极端、恐怖组织招募和激进化的机会结构方面进行研判。在许多方面，COVID-19的累加效应尤为明显，即加剧了许多国家中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潜在诱因。极端主义的现有和复杂驱动因素将在整个疫情中继续存在，并且某些因素可能因新冠疫情的多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而加剧。[47]

很明显，COVID-19 已经直接给许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例如，世界银行2021 年6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全球增长前景依然面临严重的下行风险，包括新冠疫情再度卷土重来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高企带来的金融压力。在低收入国家，疫情的影响导致之前取得的减贫成果出现倒退，并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态以及其他长期存在的挑战。[48]特别是对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由于疫情限制措施加剧了该地区多国政治和安全紧张局势，2020年该地区经济严重受挫，而且面临疫苗接种滞后、通货膨胀、粮食危机等诸多挑战。即使最初的危机得以消除，这种疫情的经济影响也会得到凸显，并将持续制造心理压力及社会不满。因此，在暴力极端主义的叙事框架中，激进化与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将在中长期持续下去。

那些国库耗尽、国民生产总值缩水的政府将面临困难的抉择，不得不在国家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以牺牲国防支出（包括反恐资金）为代价，养活人民并振兴经济。除此之外，卫生、安全、治理等各类危机的叠加，将全面恶化冲突国家的投资环境和借贷能力。此外，由于疫情导致的国际合作重心转移，将削弱国际安全合作。

结语

如前所述，集体行动框架具有使动性、斗争性和动态性的三个特征。在与原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主框架”或预后式框架高度协调的情况下，暴力极端主义利用新冠疫情进行的诊断式、促发式框架建构明确了施罪者的责任、强化了对“他者”目标的仇视性及对暴力的鼓动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世界疫情的发展变化，极端主义势力展现出框架转换的高度灵活性。

经过多年“反抗西方压迫”的叙事框架建构后，2014年叙利亚战争以及随后“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为极端主义受众提供了一系列更清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再加上容易获得的实际机会，促成了暴力的集体行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拿起武器应对新冠疫情的必要性明显不足。一般而言，伊斯兰极端主义叙事框架的主线是“压迫—愤怒—荣耀”。即“我们一直被西方压迫；现在我们对他们感到愤怒并要与之抗争；未来，我们将获得胜利或殉道的荣耀”。对于新冠疫情，天谴论叙事归因为来自真主的惩罚，这意味着没有西方或阿萨德政权等人格化加害者可以直接负责，尤其是随着病毒的扩散穆斯林世界也遭受病毒的肆虐。天谴论叙事的促发措施——赞同极端分子对宗教的解释并加入他们的暴力“圣战”——远非不言自明，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被接受为可信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相比之下，机会主义的鼓动填补疫情造成的安全、治理真空，进而实现“伊斯兰国”的复苏就更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

同样，右翼极端主义对新冠病毒采取了阴谋论的诊断式框架，但是组织的分散性、归因主体（敌人）的多元性，以及各类病毒阴谋论间的自相矛盾，都可能削弱其叙事的动员能力。随着疫情常态化和政府应对措施常规化，阴谋论叙事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同样，阴谋论的归因和鼓动以病毒为武器发动恐怖袭击之间，也存在诊断式框架与促发式框架之间的脱节。然而，因“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种族冲突和骚乱，为右翼极端势力利用混乱和不稳定鼓动加速主义的促发式框架提供了新的机会。虽然这与新冠疫情的暴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再次凸显了一种深刻的政治不公正感对触发大规模动员的重要性。[49]

随着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不确定性的持续，极端主义的叙事将能够与广泛的情绪和不满联系起来，推进激进化和极端暴力。随着疫情中长期影响的显现，暴力极端主义将不断对现有框架进行调适，继续以分裂性话语、两极对立的叙事进行归因和动员，特别是将敌意定位于外群体之中。内外群体之间的敌对叙事不可避免地导致极端主义的强化及循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反恐周提出了未来反恐工作的重点领域，“需要通过对新冠疫情敏感的整体方法来解决恐怖主义言论的传播。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急剧上升，绝不能允许恐怖分子利用这些裂痕和脆弱性”。[50]对于新冠疫情期间暴力极端主义的框架建构及其对激进化和暴力的鼓动，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针对当前的疏漏及可能出现的危机拟定明确的“反框架”和打击极端主义策略。首先，需要对暴力极端主义在中国活动的类型、组织、国际化水平，特别是其疫情叙事的支持程度进行评估。其次，圈定疫情期间易受极端主义叙事影响的群体，制定“反框架”措施。再次，需要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中阻隔暴力极端主义叙事框架的传播。最后，可考虑拟定后疫情时期的凝聚计划，从心理、民生等角度疏导部分民众的不满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