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集共50篇，选编笔者主要有关明代“四大奇书”和所谓清代“乾隆三大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以及《聊斋志异》研究的部分论文，故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八大名著”的论集。
“八大名著”中有七种为世所公认，唯李绿园《歧路灯》成书于《儒林外史》稍后，约与《红楼梦》同时，却长期流传未广，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广为人知，或疑其不配。其实近百年来，凡读过《歧路灯》的重要学者多以为此书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在伯仲之间，为“鼎足而三”，故可并称“乾隆三大小说”[1]。而中华书局资深编审、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答记者问说：“在我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除了‘六大名著’外，我最希望推荐给青年人能够多读的，就是李绿园的《歧路灯》。”[2]他是就古代通俗小说而言的，笔者深服其论，而有“七大名著”之说[3]。今因本集又有一二篇涉及《聊斋志异》之故，故曰“八大名著”云。
如上有关名著集合称名诸说，以及当今更为流行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说，虽主要是为了指称的方便，但名号的差异与诸书“排座次”中的取舍，当然包含多方面考量下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兹不具论。这里提及的原因，除了又很欣赏“八大名著”这一说法之外，还因为“八大名著”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拥有最广大的读者和研究者，笔者能以本集更进一步参与其阅读和研究，深感荣幸！
这些论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就一书全面或某一方面的讨论，二是就几部书异同的比较并进一步引申的讨论。又因各篇内容上的区别与联系可厘为八组。各组内容与特点虽从目录大概可知，但还是稍做梳理如下。
第一组“叙事与数理”8篇，分别是从“天人合一”到叙事模式的形成、从“三而一成”到各种以“数”为控驭的叙事模式特征的探讨。这是笔者提出而为山东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所赏重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的所谓“数理批评”[4]的基础和应用。“数理批评”提出20年来，在古今中外文学研究中都有应用，并有学者谬奖称“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其方法与术语的独到性与便利性却是不容置疑的，文学数理批评之路才刚刚开始，其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任重道远”[5]，等等。这个理论笔者另有讨论[6]，但这里所涉及的“三复情节”“三极建构”“二八定律”“‘六一’模式”“‘中点’模式”“五世叙事”等，均属“文学数理批评”的“新名词”。固然“杜撰”，但皆缘事生法、斟酌再三而为之，乃有原有本，非故弄玄虚。
第二组“原型与模仿”8篇，主要探讨“四大奇书”与《红楼梦》诸作间在总体构思、人物原型、情节设计、物象运用等诸方面的后先承衍与模仿，从中总结提炼出“石头记”“女仙指路”“方位学”“反模仿”等说，皆借以探讨相关名著间的后先模仿和推陈出新之特点，与第一组相配合，共同揭示诸书所谓“奇书体”的传统，从而也带有一定理论思考的意义。
第三组“质证与新读”7篇，分别从一书或一个具体问题等个案研究引申，尝试提出古典小说研究中资料鉴定、应用和解读的一些原则、思路或方法，具体涉及对若干名著书名与作者的考证，对“通俗”小说的“治经”态度的解读，阅读中主观“偏见”或“偏好”的影响，等等。
第四组“‘罗学’与《三国演义》”4篇，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罗（贯中）学”的概念，当然是基于罗贯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伟大贡献和进一步突出与深化罗贯中研究的需要，但也不无借鉴“莎（士比亚）学”“曹（雪芹）学”等以文学家个人姓氏命名一种研究之意；二是在“罗学”的框架下，本组有关《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泰定三年（1326）”、“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及《三国演义》“原本”面貌诸说，都是或曾经是《三国演义》研究的“热点”，至今未有共识。
第五组“泰山与《水浒传》考辨”和第六组“《西游记》与泰山考述”各6篇，分别主要就泰山与《水浒传》或《西游记》的关系进行考证，前者考证《宣和遗事》中所谓“太行山梁山泊”（这是《水浒传》等小说研究中的“钉子户”）所称“太行山”实即泰山之别称，破解了若干古典小说戏曲中类似说法的悬疑；后者揭蔽《西游记》大量采用了明嘉靖即今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以前泰山上即有的40余处景观之名，显示泰山是《西游记》写“花果山”和“三界”的地理背景，而孙悟空亦“泰山猴”的文学因缘。另外各就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水浒传》对女性与婚姻的真实态度”，《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和唐僧的“紫金钵盂”的新解，等等。有关发现和认识当时或偶然得之，但至今重理，犹以为灵感之助也。
以下第七组4篇、第八组7篇，两组分别就《儒林外史》或《红楼梦》等“家庭小说”的某些问题做具体探讨，如《儒林外史》是不是应该被认为是“儒林小说”和某些人物原型的考证及其“结构主线”，《红楼梦》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神话”，等等，多与前人论断有较大差异，甚至对立。
综上八组之文，虽各组拟题不尽吻合，或说个别篇目的归属未尽确当，但已可见大略之别，即前三组偏于合说，是就诸书的某些共性做联系的考察；后五组偏于分说，诸文各是就八大名著之一部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问题的探讨，均为笔者的古典小说研究在不同时段所曾关注的重点。
如果本论文集能体现出笔者的古典小说研究总体还有些特点的话，那么第一是面向最广大读者的最大需求，与所谓“冷门”的学术取向有异；第二是由一部一部书的学问发展为诸名著后先承衍和横向比较研究，而不主一家；第三是努力从全部文化和文学看小说，从全部小说看“八大名著”，有不少从外国理论、诗文研究得益的发现，如对“二八定律”的移植，从明代人张宪诗窥测《三国演义》成书，参照欧美小说传统论罗贯中《三国演义》为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等等；第四是既就事论事以求其实，又注重理论上的概括或研究方法的总结，乃至实际涉及中国人处事“原理上是一分为二，操作上是一分为三”的哲学思考，等等。
虽然如此，但面对“八大名著”以至更广阔的文学海洋，本论集所得，至多不过如一勺之饮或偶尔拾贝，而且有所自得的感觉也并不见得准确，尤其本论集中颇不缺乏的理论与方法上的“新名词”之类。但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发现与创新，并且准备着和不怕失败。因为在笔者看来，当今我国的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固然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是更需要与时俱进、“采铜于山”的“中国制造”，犹如高科技领域里不单纯因能买到现成的“芯片”之类而放弃“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笔者这一潜滋暗长的追求，早在20年前（2001年），就被当时我刚识荆不久的著名学者章培恒教授发觉，他在慨然为本人的《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
而在杜贵晨先生这部论文集中，我就看到了这样的追求。他似乎总在希望有所发现，而不满足于别人嚼过的馍；但又绝不以新的学说与中国古代文学任意捏合。因此，其所贡献给读者的发现虽然似乎并不广大、辉煌，但却实在而有用。[7]
今章先生早归道山，重温并再一次感谢先生的鼓励，希望本论文集在先生指引的方向上又有进步，更多一些“实在而有用”的价值。
诸文为笔者所作古代小说研究论文的约三分之一，写作的时间自1982年至2020年跨近40年之久，大都曾先后发表或又经转载、摘介。值此结集出版之际，谨向有关期刊、报纸编辑师友们致以衷心感谢！尤其感谢王小溪博士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智慧与辛劳！她对《〈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等文的质疑促使我做了重要修订和补充。还要感谢内子侯玉芳女士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使我能专心于此，以及儿子杜斌在刚刚出版了他译注的《茶经·续茶经》的间歇帮助核查和统一了注文体例等。
选编中对原文有个别观点、词句或注释的修订或补充，不妥与谬误仍恐未免，则请读者、专家不吝赐正。
杜贵晨序于泉城历下
二○二一年二月十七日
[1] 参见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7页。
[2] 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82—83页。
[3] 参见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33—536页。
[4] 参见袁世硕《序》，载杜贵晨《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齐鲁书社2006年版。
[5] 参见苏文清、熊英《〈哈利·波特〉的第三空间及其意义——兼论文学数理批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苏文清、熊英《“三生万物”与〈哈利·波特·三兄弟的传说〉——兼论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6] 杜贵晨：《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杜贵晨：《“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等。
[7] 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