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谈起

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戊戌时期，已为学界共识。据方汉奇先生等学者统计，从1895—1898年，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一百一二十种，其中80%左右为国人自办。[1]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万国公报》（京师）《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湘报》等维新报刊创立、存续的经历，也大多得到充分描述。正是基于前人的成果，笔者才能再继续探讨以下问题：为何如许高潮会出现在戊戌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国人，在怎样的社会情境下，出于怎样的目的，才会成批地投身报业，而且能把维新报刊成批地创办起来？须知如汪康年、梁启超、严复、王修植、熊希龄、谭嗣同等维新报人，此时都没“沦落”到必须要靠这一所谓“文人末途”来维持生计。

在以往研究中，给出的解释通常是他们是为传播先进思想、宣扬维新变法而办报。[2]但“想做什么”跟“能做什么”却不尽相同。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光绪帝明发上谕，定维新为国是之前，秉持和宣扬维新始终存在风险。此前中枢政府也从未明确许可本国人士开设民间报馆。那么，维新报人又是依托于怎样的机制，才能获取诸如启动资金、发行网络、言论空间等必需资源？而且在政变发生以前，做到既能使官绅中人纷纷予以援助，又不至于因为公开品评国是或国事而遭遇不测？此前，也颇有论著从某个报人的观念、意愿、行为、机遇等角度出发，以他与社会各界的互动过程为角度，来探索其报刊活动何以会呈现如此面目。其中不乏考据精当、叙事完备之作。对象人物在其间的举步维艰、苦苦支撑更是得到了充分刻画。[3]但如果仅以单个报人为书写对象，不免会因为缺乏对比，难以找到从表象描叙深入理路探究的稳健路径。如果视线仅局限于个体，对具体的细节越是爬梳细密，就越有可能将事件想象成由诸多的偶然串联而成。仅以上面曾提到的这些维新报人为例，从他们的生平经历来看，都早就既思想维新，又行为坚韧，却为何在他们各自的主持下，不同报刊的存在状态和运作绩效，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

笔者认为，要在传播史的意义上回答这些问题。对个案细节的仔细爬梳当然必要，同时亦需将事件放置在社会情境中，研判究竟是哪些内在的结构性因素，既促成了他们在同样时段投身报业，又造成了他们的际遇并不全然相同？事件的发生与呈现，诚然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可能范围却由其所在的社会情境与交往规则所大致划定。姜鸣先生曾借用陈宝琛《感春》一诗中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概括晚清政局与人物的演化因缘。[4]沿着这个隐喻讲下来，在政局、世态的演化往复中，天公诚然不语，落子的具体方位也难以预料，但哪一子又不是既被摆放在棋盘上，又在博弈规则的约束之下？单颗棋子的生死存亡，要看周围还有几口活气；当棋子联络成片，又要看其内部是否有足够的活眼；无论棋子是单枚还是成片，在自身求活之外，还能对全局的胜负产生什么影响，又要看它在弈局中所处的位置。棋理如此，个体、群体在社会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何尝不是如此？

正如棋子在局中的作用，是由它在盘中的位置而定。在社会变局中，某个特定的个体或者群体能够做什么、会因此为自己带来什么结果、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也跟他们在社会的规则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身份存在着密切而重要的关联。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在大陆学术界，试图从报人的社会身份为中心来展开相关考察，始见于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该书以《时务报》为主要的考察对象，较为详尽地剖析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国家危亡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精英挺身而出，扮演着舆论的制造者，借大众传播媒介向民众发表有关时局见解”的过程。[5]如将视线放宽到整个汉语学术界，则可看到早在1993年，张灏先生就已在《思想的转变与改革运动》一文中指出，维新报刊是与“早期港市报业”截然不同的精英报业，“它们之所以能够具有巨大的发行量除了部分得益于来自官方的赞助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维新派报人本身就大多属于士绅知识阶级，由于本身具有精英分子的背景，这些新起的报刊不仅在一般教育阶层拥有较高威望，并且在士绅知识阶级间尤其拥有较重的分量”[6]。张灏先生的论述，点出了以往常被忽略，却是影响戊戌政治报刊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主持者在既有的社会格局中，已经具有的精英身份，是维新报刊能够迅速打开局面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研究范式，这一角度还有待完备。什么样的人能够通过怎样的方式被认可为精英？被认定为精英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中具有怎样的优势？同时，还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维新报人的精英身份，对他们投身报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和助力？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具体落实。本书正是准备以对“精英分子”的具体落实为研究的起点，通过再现他们凭借在既有社会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按照既有的社会规则调动社会资源创建政治报刊的发行网络，从而搭建起遍布全国和全社会的公共空间的过程，探讨维新报人及其报刊在戊戌时期得以出现的内在机理。

对历史问题的剖析，当然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而要落实“精英分子”，自然也要基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整体认知。戊戌时期的中国社会，主导秩序仍然是士农工商的差序格局，士人阶层作为四民之首，是最具影响的精英群体。具有士人身份的社会成员，既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相应地又对公共事务担负着首要责任。然而，“士”的认定标准却又并非简单划一。在每个具体的人物那里，究竟能否被认可为“士”，在士林中又能够得到多高的实际地位，是基于功名、科名的“国士”序列，基于地缘、亲族关系的“乡士”序列，以及基于自身文名的“文士”序列这三个彼此相对独立的差序格局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士”的认可与推崇，既是单个人物被认定为社会精英，从而享有特权的基础，同时也是将作为个体的士人集聚到“士林”的公共交往网络中，促成他们以群体姿态参与或干预公共事务的联系纽带。[7]由于士林的构成状况和士林的交往规则在整个戊戌时期始终相对稳定。以它们作为展开考察的参照系数，既能较为完备地呈现戊戌维新报刊的群像，又能较为清晰地凸显它们各自的殊像。这就有可能从对比分析中，较为真切地看到在戊戌时期，要创办和维系进行维新宣传的报刊，对办报人的社会身份以及行为规则究竟有着怎样的具体要求，以及究竟要怎样运作，维新报刊才能做到既在与主流社会的关联互动中获取必要的维系资源，又能保持自身独立，还能推进社会积极而稳健的发展。

然而，要进入历史情境，也许并非易事。“事后洞见”原是在历史研究中要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不将观察的立足点稍微置后，又站在稍微的高处，又怎可能谈得上观照与研究？然而完全投之以今日眼光，不仅对事件过程“倒放电影”在所难免，更大的危险却是可能导致对各方人物往来互动以及动因，看似阐明，实则遮蔽。无论何时何地，行动者总会在当下情境中，按照公认的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又会体现在按照既定的解读体系，对所见、所闻、所据闻的林林总总赋予各自的意义。进而深究，解读者的观念构成又是对他所在的历史世界的投影与聚合。从戊戌到今日，时隔百余年，国人的观念体系已经在多番的激烈震荡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倘若不对个中性格外注意，颇多在时人看来颇具指标意味，乃至于透过与事各方共享的意义规则，对彼此的交往起到关键作用的事实与情节，不免会被在这方面业已“祛魅”的今人看作大可忽略的细枝末节。就以戊戌史事为例，在以往的描叙中，政变后的“训政”体制常被说成是慈禧太后的第三次“垂帘听政”。其实两者在名分和时效上差别甚大，所谓“垂帘”，皇帝一旦成年（清代通常是以“大婚”为前导，“亲政”为标志），就必须终止。而“训政”则是沿用乾隆帝“内禅”后的成例，只要太上皇帝抑或皇太后还在人世，就可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相反，倘若出于某种后起的“迷思”（myth），在时人那里根本就无关紧要或是不足为奇，但恰与预设基调颇为吻合的现象，又会被赋予极其宏大的“历史意义”。

当我们在对此等“迷思”的警觉下，考察戊戌时期的维新报业，也许能将“第一次办报高潮”这一确凿的共识，透视出一些未必是望空穿凿的新意。其实，所谓“第一次”，本身就具备多重意蕴。作为“高潮”，它前无古人，却并非后无来者。以此为基点，往前可以引申出为何在同样的社会情境下，在甲午战败之前，士林中人并未群起办报。往后，则可在对报人社会身份、获取创办和维系报馆所需资源的过程、机理等方面，考察它与此后各次办报高潮的异同，从而把握中国报刊史，尤其是政论报刊史的演化脉络。

因此，本书将在第一章“士人办报的缘起”中，梳理和探究为何甲午战败之前，士林中人对办报的姿态会发生急促的变化。本章第一节“甲午之前的士林交往”将以清代社会的基本状况和交往格局为背景，剖析为何在甲午之前，士人的优势地位早已有之，在他们中有维新观念的也不在少数，却为何直到此时，仍未成批地出现由士人创办的维新报刊？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士林中人在空间上呈现分散的状态。而且就整体而言，在甲午战败以前，他们也并没有对政府维持国家安全的态度和能力产生质疑。所以，在甲午战败以前，士林中人的公共交往大体上局限于本地，仅以本地的日常事务为言说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报馆这种需要投入可观资源的社会化交往媒介来进行维新宣传，对于士林中人而言，既无主观动机，也无现实需要。

沿着这一思路，本章的第二节“从‘因会设报’到‘寓会于报’”将考察士林中人为何会在甲午战败后开始办报，为什么又只能办报，以及为何会谋划在各地分散办报。基于对史实的梳理，笔者认为甲午战败的事实对士林中人，尤其是后辈菁英的心态造成了结构性的冲击，他们对当下局势的共识框架从“中兴”急剧转为“图存”。同时，战争与和谈的惨败又使得他们对当国君相维系国家安全的意愿和能力产生了质疑。身为士人的担当意识促使这些后辈菁英开始成批地投身到以救亡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并且试图加以主导。但限于资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舞台上，却仅能聊参末议。就其整体而言，根本不可能大规模地直接运用官方掌控的资源与权威，只能退而动员和组织民间力量。后辈菁英的这种处境，体现在言论领域，就是基本上不能使用官方的言路，只能选择通过民间报馆来表达对国事与国是的看法。在初始设计中，维新建设原本是以综合性的学会为中心，但在京沪强学会因为外部压力和内部纷争相继被叫停以后，维新建设的模式只能从“因会设报”转为“寓会于报”。这使得维新报刊既成为独立机构，又被承载了多重任务。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文廷式突遭罢黜后，后辈菁英不仅在官方体制内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且还群龙无首，维新各派的报刊活动只能遥相呼应、分头推进。

第二章“因士人而报人：维新报刊的资源获取机制”将以究竟要怎样的士人、通过怎样的路径才能获得启动资金和建构发行网点作为中心线索，对比分析《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湘报》和中途夭折的《民听报》这五件个案，探讨在这种只能由各派人士纷起且凭自力创办报馆、推进维新的局势下，主持人既有的身份、地位、交往状况，对报馆是否能在创设阶段，获取这两种必需资源的影响。光绪二十年代的中国，交通物流体系极不完备。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前，中枢政府对于民间维新建设的态度又始终相当模糊。要在民间创办维新报刊，不仅要自办发行网络，还得面对难以测度的政治风险。只有主持人在士林中颇具身份和人脉，才能获得士林同道的广泛支持，既迅速调集到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又为报馆抵御政治冲击构建屏障。

本章的第一节“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的合作看《时务报》的顺利建成”将展示既在体制内具有相当地位，又分属“清流士人”和“浊流职官”的汪康年和黄遵宪，是如何合作互补，尽展各自在调动资源上的所长，使得《时务报》馆不仅顺利而迅速地建成，而且从一开始就握有其他报馆难以企及的平台优势。第二节“《国闻报》何以‘历五月方成’——以报馆成员的‘北洋属员’身份为线索”将以光绪二十三年的北洋政局，尤其是时任总督的王文韶的对外政策倾向为参照，爬梳何以在天津这个京畿重镇，王修植、严复等在职的北洋属员，竟然能将《国闻报》创办起来，从而管窥维新报人是如何在政治力量的间隙中，寻求表达的机会与空间。第三节“《知新报》与《广仁报》：两广地域心态的产物”和第四节“《渝报》与《蜀学报》的生成：以尊经一脉为主线”将以两广和四川的社会生态为背景，剖析在省级单位内，维新报馆的运作受到地域观念和地方认同的影响，这也是“士人办报”这种运作模式的在地化体现。而在第五节“《民听报》的夭折：以谭嗣同、吴樵等发起人的社会身份为中心”中，我们将看到当发起人在当地的身份、影响力颇为不足的情况下，筹集办报资源是何等艰难，乃至于设想根本就无从实现。第六节“何以报人皆新人——以光绪二十三年的湖南士林格局为例”，是在前面五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和解释为何在戊戌时期，纷起办报的士人中，极少看到前辈耆宿直接参与。基于对光绪二十三年的湖南士林格局的考察，笔者认为，参与维新建设既是对士人职责的担当，又是获取利益的途径。参与者的地位高低，直接决定了他进行选择的次序先后。主持报馆给主持人带来的主要是名望的提升，而非经济收益，而且这种提升对于如王先谦这样早就是所在区域内士林领袖的人物来说，其实可有可无。因此，这些前辈自然宁取实业。也正是因为在此时的湖南，报馆原本并不被重视，所以才轮到如熊希龄这样的后辈菁英来主持掌控。

第三章“举国入场：‘士大夫之报’的社会运动效应”旨在探究地理空间和表达环境对办报造成的困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凭借主持人在士林中的身份与人脉获得资源的创办模式，将对报馆的实际运作产生怎样的内在影响。具体而言，将会如何影响报馆同人内部的职位分工、权力分配，各家报馆之间的关系，以及报人与士林同道的关系。本章第一节“‘士大夫之报’共识的形成”将对比和结合梁启超等报人的自许，以及读者的期许，梳理“士大夫之报”作为维新报刊的运作准则被提出和被认可的过程，并阐释“士大夫之报”的具体内涵，简言之，这种报业理念建立的前提是报人即士人，而且应为士林乃至国人的表率。因此，维新报人、报馆应当既理所当然地充当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又必须在报刊活动中全然符合士林中人的角色期待。第二节“举国入场：维新运动的空间动力——以《时务报》的地理覆盖为深描个案”。则是以对《时务报》第三十九册和第五十九册所刊财务报表为立足点，以同一时期各方人士致汪康年信函为参照，透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当报人以“士道”为与士林同道的交往准则时，既可以借此得到广泛的援助，又必须随时接受同道提出的，诸如暂挪报款、转为他用等有损报馆自身经济利益的诸多请求。而且，由于时务报馆与代办发行的士人之间，是基于“士道”达成的合作，也就无法形成硬性的合同约束。但既然报馆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种遵循“士道”而非“市道”的运营方式，势必会对实际的经营绩效带来负面影响，却在客观上促使了资源向更亟须的维新建设流动。从此个案，亦可管窥戊戌维新为何能跨出口岸地带，成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

基于时间和逻辑顺序，在以上三章具体阐述士林中的人脉关系、人际交往对维新报馆创设、维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后，在第四章“旧格局与新趋势：维新报刊对士林关系的重塑”中，笔者将试图探讨当维新报刊的读者逐渐遍布全国，尤其是覆盖举国士人之后，这种新的、社会化的交往方式，又会对士林的既有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新的演变趋势，是如何既根植于旧的格局，又对它的交往状态、权势结构产生冲击和重构。

本章的第一节“同人之间的格局演变：以《时务报》馆为例”以从光绪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时务报》正式出刊、广受欢迎后，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三者关系的演变为案例，探讨当报馆从纯粹的资源投入单位，转为社会化的交往媒介以后，管理者、出资者、写作者这三类报馆中人社会知名度、影响力高低，以及在同事中分量轻重的变化趋势。大体而言，在发行还没有打开局面以前，报馆同人的地位和影响力的高下，自然照搬士林中既有的差序标准。但随着报刊业务的展开，当报馆真正成为士林中人的社会交往平台后，绝大多数的读者与主办人此前并无个人关系，他们对报刊是否接受完全取决于报刊的内容是否能够符合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生产报刊内容的编辑部门，尤其是报馆的主笔必然会成为公众最为瞩目的人物。这就意味着他的士林地位会上升，进而促进他在同事中实际分量的增加，势必也会对同人之间既有的权力分布产生现实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随着梁启超因撰文声名大起、汪康年因办报更受认同，主要成员的分量从“黄、汪、梁”转为“汪、梁、黄”，时务报馆同人的纷争就难以避免，且势必愈演愈烈。第二节“报馆与政客：《国闻报》馆与中外势力的关联缘由”描述的是如国闻报馆这样紧邻权力中枢，又不断披露、评议政情内幕的传播机构，何以能够始终有惊无险。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洋公署和总理衙门诸大臣出于自身利益，有限度地给予默许和庇护。第三节“新人不仅是报人：戊戌湖南新‘旧’之争的传播史分析”，与第二章第五节互为呼应。试图论述《湘报》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创刊以后，在湖南“新”“旧”两派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下，是如何既成为争斗激化的导火索，又以其在传播方式上的优势，在“新派”的掌控下，成为在舆论战中压倒“旧派”，挑战其既有权威的利器。

第五章“‘士人’与‘报人’的内在矛盾”侧重于探讨随着报刊活动的延续和拓展，在“士人”和“报人”这两种社会角色之间，不断显现的差异与纠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体现了在权势格局、行为准则、交往秩序等方面，前现代的“士农工商”垂直层级与现代的职业、职位水平分工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以及在演化中的嬗替。本章第一节“何为‘报人’：《时务报》馆同人内讧平议”就是从此角度切入，观察何以在光绪二十四年，时务报馆同人的纷争会演变成内讧，进而不断升级，最终蜕变成彻底的人事倾轧。正是因为在“士人”与“报人”的身份认定相互纠缠的情况下，参与争议的各方在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来处理分歧上，根本无从达成共识。同时，又因为被认为是士林中人的公共事务，各路士人纷纷理所当然地加以干预，以至于越扯越大、难以收场。第二节“‘报人’与‘仕人’：试论《国闻报》人在变法和政变中的立场与行为”以《国闻报》对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的报道与评议为依据，揭示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如王修植、严复、夏曾佑等由士而仕的国闻报人，是如何以有底线地牺牲报人的应有立场为代价，换取报馆的继续生存。

结语试图对“士人办报”这种以主持者的人脉关系、人际交往为主干，创设和维系作为社会化交往媒介的维新报刊的办报模式做出整体评估。笔者认为，在戊戌时期的现实情境下，这是维新报刊乃至政治报刊在国内能够存在的唯一形式。它的出现，促使士人这一精英阶层的主要交往方式，开始从以人脉关系为脉络、在地的人际往来转型为跨越地域与阶层内的社会交往。同时，还在社会秩序的层面，为国人自办政论报刊奠定了被社会认同的基础。士林的交往秩序跟报馆的专业运作之间存在必然的张力，即便不发生戊戌政变，士人报刊也不能长期按照原先的设计延续下去，“士大夫之报”势必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被“国人之报”代替，成为政论报刊的运作机制。

基于上述研究内容和思路，本书将采用以下四组研究方法。其一，文献学方法。搜寻、整理相关文献，以及运用考据校勘等方式，校正其中的错误和疏漏。其二，文本细读和知识考古方法。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对史料的梳理与考辨，解读作为文本的文献，自身所依托的语境和历史情境。对于存在不同陈述的事件，更是要格外谨慎地对勘、参照，厘清其原本面目。其三，“厚重叙事”与“历史现场”。它们既是整合材料的路径，也是展开叙述的形式，以期呈现既展现整体结构，又具象细密，既鲜活灵动，又植根材料的关联图像。通过“厚重叙事”，将重要的人物、事件，置放在关联场景下深度解读。“历史现场”则侧重于从史实和逻辑上，梳理和搭建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脉络和关联。其四，“小世界”（Smallworld，Duncan Watts、Steven Strogatz，1988）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将这两种方法列在最后，是因为它们在本书拟使用的方法中最具科学性，笔者将根据研究问题的类型，格外注意“适度”地使用。截至目前，在社会交往研究中，这两种方法最具解释与描述力度，已被普遍和有效地运用。但历史研究往往只能依托于史料，复原已经消散的情境。研究者既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场域直接进入和深访，也难以准确地鉴别对于当时的情境，现存史料是否具有作为样本所应有的代表性。基于以上考虑，在本书中，会将这两种方法作为参照，而非直接用于分析和陈述。

本书中所提及的年、月、日，如非特别注明，均为夏历。除了引文中的原话，所涉及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本书书稿于2016年提交结项，因此学界同人在此后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暂未列入。笔者将尽快撰写增补版。

---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9页。

[2] 持这种观点的论著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仅阅读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或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相关章节就可有所领略。

[3] 此类论述多见于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或研究著作。代表作有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喜所《谭嗣同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书店2002年版）、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在各自传主的生平经历中，戊戌时期的报业经历都相当重要，所以它们通常会对个中情形不惜笔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该书不仅基本梳理清楚了《时务报》的捐款来源、发行网点，还对汪康年在这一时期，与梁启超、夏曾佑、严复、黄遵宪、汪大燮等诸多人物的关系、往来，做了较为详尽的描绘，在现象描叙的层面上，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但是，这些论著毕竟是以书写人物而非总述时代为目的。

[4] 参见姜鸣《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5]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6] 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7] 按照阎步克先生的看法，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以外，还有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他提出观察帝国政治可以从“官场”“乡里”“士林”三个角度来着眼。这与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小农的三副面孔同为本文对“士人”这一此前内涵较为模糊的概念加以把握时所借鉴的主要思路。当然阎先生是在中古史领域内归纳出这一见解的。他没有把文名作为专门的项目提出，正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因为直到宋代以前，如非士族中人，根本无从进入士林内的诗文往来网络。纵使文采斐然，如果连有人阅读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以文名世？可以说直到唐代，仍然是因士而文。随着学术与文学的生产向平民阶层延伸，才可能出现因文而士的情况。所以本文才能将“文名”列为一个独立的考察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