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因会设报”到“寓会于报”

一 从“中兴”到“危亡”：甲午战败前后士林共识的突变

如前所揭，士林中人在甲午之前，并未成批地投身报业，与对国事的共识密切相关。然而，甲午之役，中国不仅战败，还是在奋起“自强”30年，国内各项新兴事业颇具规模，兵力和武器装备并不弱于对方的情况下，败给了日本这个在传统观念中的“蕞尔小国”。此后，又在议和中处处为人玩弄股掌，不仅败战，亦复败和。事实的冲击力度已绝非“中兴”为中心的认知框架所能解释和融摄，这不仅改变了士林中人对环境的认知状况，更重要的是，还重构了他们认知后续事态的解读框架。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士人群体对时局的认知发生了陡然变化——原来中国并不是在复兴前夜，而是在亡国边缘。

根本预设的变化必然会引致参照系数的变化，于是，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现象在他们看来也就毫无例外地成了亡国的前兆。撇去康有为在上皇帝诸书里面可能是故作危言不谈，当时如欧阳中鹄那样认为“由今而观，盖不出二十年，天下其披发左衽矣”的人士，实在大有人在。[49]再如在光绪二十二年年初起笔的《闻尘偶记》中，文廷式便多处以谷梁书法，隐约将当下比附为先朝季年。略录一则便可知其心绪：“先数年，祈年殿灾，是日大雨而火不止。又太和门灾，救火者言，殿柱大合抱者数十枝，乃不逾时而烬。天火之可畏如此。李淳风《乙巳占》曰：淳风按，汉魏时造作宫殿过度，而频有天灾，其后寻有兵祸。隋末大业十二年，东京灾宫，西京灾显阳门。至十三年二邑并被围没，亦天告之验，灾祥之说虽近附会，然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亦无烦赵鬼颂西京也。”[50]“柏梁既灾，建章是营”“赵鬼”系用南齐东昏侯典故，“大业”所指，更无须解释。此时的文廷式以后起菁英中的领袖为此不祥之谶，虽说在后世看来有些愚昧，却颇能展现在他们眼里所见所感无非黍离前征。基本同时，通晓外务远胜同侪的严复也断言，将来数年关外必有大事，无论俄日胜负如何，“而吾之长城东北必非吾有，金瓯既缺，则陈孺子宰肉之局成，而中国之民长与身毒之民等耳”[51]。再如皮锡瑞在光绪二十三年与熊希龄、谭嗣同等人集议时，也公认“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起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于受其鱼肉”[52]。从“未必”“或可”看来，他们连能否保全湖南一省也实无把握。

其实，倘若搁置情感牵动来观照当时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到至少在庚子国变以前，所处的国际局势诚然总体不利，但中国也不是全无抵御的能力，更不缺乏在列强之间折冲周旋以求暂保的空间。例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意大利派三艘军舰驶入三门湾狮子口海面游弋，进行勘测和示威活动。意大利驻华公使马丁诺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三门湾，遭到朝野一致反对。清政府在征求英、日等国的意见后，拒绝迫租，命叶祖珪率舰南下，并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澍棠备战，倘意军强行登陆，予以合力痛击。意大利见有防备，只得罢休。[53]即使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也存在着颇多偶然因素。须知这场战争始终是以陆地为主战场。从平壤之役开始，日军没有在任何一次战役中，一开始就占据压倒优势。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也经常是来回拉锯，双方都是死伤惨重。战场的天气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例如清军在从平壤战役撤退的过程中，突遇大雨，全军的阵势被打乱，直接导致了全线溃败，进而造成此后清军一直处在防御态势。[54]但是，败战败和的事实是如此醒目，其间的经历、细节又并未公布，又怎能令诸多不甚了然的士林中人不去震惊、惶恐乃至愤懑？陈旭麓先生曾经评价道：“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55]但是无论是历史的推进，还是时人对局势的认知都是渐进的过程，初始阶段的觉醒未必就等同于理智。

国人群体心态在战前的相当自负和战后的极度自卑，的确是两个极端，而且在两个极端发生了整体而迅速的陡转。从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对相关信息的掌握并不充分所致，与现实状况的偏离程度其实也就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分别。但是其根本预设已被认可，就会内化为对事态的认知和解释框架。这种框架效应一旦产生，就会贯彻到认知—解释—行动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框架效应同时还会向认知和行动的两端延伸。从认知的层面来看，选择性解释会促使其对信源和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接触。从行动的层面来看，又会促使其去选择做那些在解释框架内算是合情合理的行动，虽然未必就与真正的现实需要相一致。换句话说，只要胸中的成见足够牢靠，所见、所闻和所为就都会带有明显且一致的倾向性。因悲观而恐慌、因恐慌而焦躁。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眼中所见自然无非疮痍，无非可笑可鄙，甚至一些本来既属正常，也是应该的事情也难以容忍。例如，文廷式就在《知过轩随笔》里对“俄国太子之来也，李瀚章为粤督，亲自登舟自呈名帖。次日，又导引而来，护送而去”极其愤慨。[56]

既然士人群体心态的基本共识，因为甲午战败发生剧烈的变化，又因此导致对国势时局整体想象全盘更张，那么也自然会促使他们对涉足其间的各种力量、各色人等印象、态度大变。在对日本转以仰视、对“泰西”愈加倾慕的同时，对本国的责任者也就从认可和推许，转为了否定和轻蔑。这就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谁该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后人常将甲午战败的责任归因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心无定数，相互推诿。但是，中枢决策始终秘而不宣，直到1925年《翁同龢日记》公布后，其间经过才被局外人了解。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极少数参与机密的人物以外，绝大多数人只能从明发上谕和懿旨中，了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做什么。从官方的信息渠道中，士林、国人只能知道皇帝宵衣旰食、殚精竭虑；早就撤帘归养的太后为了支持朝廷，不惜大量捐赠自己的私人积蓄。[57]个中责任当然就只能由直接分管的官员来承担了，在此时后辈菁英眼中，虽然还对皇室抱有相当的好感和尊敬，但除了翁同龢、张之洞等寥寥数人，内外重臣都是全无心肝之辈。[58]还在此前的光绪二十年八月，文廷式等人就已经明确宣称，“总之李鸿章一味求和，而朝廷责之以伐，实非本意，故偃蹇不应”，“（李鸿章）任兼将相筹防守备者二十余年，费帑项者百千亿万……何乃欺朝廷则智，筹攻伐则愚，抗廷议则勇，遇敌兵则怯”，对他不再信任。[59]该年11月，翰林院全体人员更是联名上折，公开指责孙毓汶“专权误国”，“天性异人，骄恣刻薄。自入军机以来视同侪皆昏庸，遂悍然以当国自据”[60]。须知孙毓汶的士林行辈、考官经历与翁同龢相比，也是在伯仲之间。翰林院的官员、庶吉士中也有不少是他门生甚至小门生，他们不顾师生名分，也参与到弹劾孙毓汶的行列中来，足可见孙毓汶等在甲午前得势的当国重臣在后辈菁英那里的恶感了。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中枢政府派系林立、政出多门也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帝党”应该为此承担最大的直接责任。文廷式身为“帝党”健将，对此中的事件经过当然了然于胸，他的公开弹劾，其实也掺杂了相当明显的党争成分，叙述和议论自然多有偏颇。但这种陈述却正好与士人群体的想象倾向相吻合。因此，这些说辞不但在当时的士林中得到了高度认同，而且还在很长的时间里，左右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并一度公认战败原因正在于此，任由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国家覆亡指日可待。顺理成章地推下来，就是朝廷必须立即黜庸进贤，新进后辈要慨然担负起拯国济民的责任。在此时的后辈菁英心中，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平章国事，至少也该如唐宋的翰林学士那样，品位虽低，权柄却堪称内相。例如，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称：“乙未之秋，余访陈次亮于西珠市口，坐未定，忽有冠服者昂然而入。主人略一欠身，客便就坐。闻其姓字，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次亮手摩其首曰：‘头痛’。康叹曰：‘时事不可为矣，先生何必自苦乃尔。’陈亦咨嗟不已，时言江帅出缺，令任何人为宜乎。因泛论当时人物，既而曰：‘刘岘庄似可，且曾督两江，当不至蹉跌。’康抚掌称善，陈言即可决计，无用游移。两人问答如此，直忘其一为员外而章京，一为新科主事。”[61]在这种情况下，构成士林绝大多数的后辈人物，既有表达的意愿，也自认为有表达的必要，战争还为他们提供了集中的关注和讨论话题。朝廷在战败之余，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底气来压制士林议论。于是，能够将士人的关注和情绪聚集在一起，建构起包容几乎整个士林的公共空间，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 “因会设报”的尝试与挫折：以京沪强学会的解体为线索

（一）士人结会的动因分析

然而，条件开始成熟并不等于变化会立即出现，须知，虽然后辈菁英对国事、国是的心态发生了突变，但地理分布与物流系统的阻隔却仍然存在。然而就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两项本身并无关联的因素同时出现，共同充当了助产士的角色。

首先，乙未年（1895）年初，朝廷按惯例举行会试，京师汇集了数千名考生。每逢会试，京师冠盖云集、交往活动异常活跃。诸多士人就是在共赴会试期间，从素不相识到发生接触，进而成为密友。但在此前，后辈菁英在此期间大体上都是以同门、同乡、朋友关系为聚会的组织单位，不但所谈论的话题各异，而且还多是风花雪月的文会雅集。当然，在雅集里一逞文采，也有希望通过京师友人，引起重臣关注的意图。但到了这一年，情况却大有不同。此时不仅战败已成定局，甚至所谓“败和”都已在指顾之间。对国事的关注、痛惜和对重臣的不满、愤懑已经成为后辈菁英的群体意识。

京师士人的群情激愤本来就已经声势浩大，再加上数千名来自各地的举子，就更是如虎添翼。相对于京师士人而言，这些举子更具有代表士林整体的资质。他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都已经获得了举人功名。不仅乙未科将录取的进士必然会从他们之中产生，未能中试的大多数人也将回到他们的家乡，继续充当本省社会的中坚骨干。他们在会试前后所接收到的信息，以及所接受的立场势将对此后各地局势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晚清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决议又都采用秘密政治形式。既然从官方渠道无法得到亟须知道的相关信息，应试举子只能借助私人交往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京师的传播场域内，要获知内幕信息大致可以通过这么几条渠道：直接参与国是制定的朝廷重臣、内务府系统官员、外国驻华使节以及已经先他们一步进入仕途的翰詹科道等言官清流。姑且不论应试举子对各条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单就接触的可能程度和难易程度而言，言官清流也是他们的首选，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这两类人物不仅同属士林中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学脉、同乡、同好的关联，而且还同属后辈菁英，观念亦复趋同。再加上在此期间同处京师，必然会使得他们对时局和趋势的认识也出现趋同。况且，应试举子需要依仗言官清流来满足信息需求，言官清流也需要应试举子来增大声势。在他们理所当然的结合之下，在在朝士人和居乡士人之间，建构了虽然未必能够长期延续，当下却是统一的交往空间。

其次，此时中日两国政府的和谈已近尾声，和约的内容已经确定。历来都认为和约内容空前丧权辱国，因此直接激发了“公车上书”。这种认识诚然不错，但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直接影响行为决策的往往并非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行动者知道或者认为发生了什么。在公车上书运动兴起的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下旬，虽然李鸿章已经以全权钦差身份草签和约，却尚未经光绪帝以明发上谕的形式最后确认。此时在枢机重臣中对是否全盘接受和约条款，尤其是割让台湾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几乎所有的外地督抚都极力主张不惜以再战为代价废除草约。[62]按照清政府的既定规则，这就意味着还在讨论阶段。但是，拥有发言权的仅限于皇帝和军机、总理衙门、各部尚书侍郎、各地督抚等高级官员。此外，也仅有军机和总署的下属官员可以合法地知道个中内情。按照惯例，如果有关人员泄露了相关情报或者不具备发言资格的人公开表达了意见，就将受到严惩。[63]

既然本属机密，那么在京的中下层官员和应试举子最开始又是怎样获知草约内容的呢？数年后，文廷式在所撰《闻尘偶记》里面披露了其间经过。“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64]从文廷式当时在朝局和士林中的实际地位看来，这段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就信息提供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文廷式才是“公车上书”真正的第一推动者。

在京士人本来就已经既愤懑难平又同仇敌忾，透过纵横交错的人际渠道传播的和约内情又为他们建构了不得不去关注的共同议题，文廷式等言官清流的率先表态又为他们提供了仿效的模本。这些因素的同时出现，立即在京师的传播场域内引发了连锁反应。于是在接下来的短短数日内，不仅应试举子各自以省籍为单位要求都察院代呈上书，而且各个衙门的下级官员也纷纷递上公折。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上书的人士涵盖了进士、举人和部分所谓杂途出身的官员；从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涵盖了全国的每个省区乃至于每个府县级单位；从上书的内容来看，不仅声势空前高涨，指向的对象也高度一致。由此可见，在光绪二十一年年初，以“公车上书”的兴起为标志，士林的信息交流明显突破了人际交往的局限。在危机事件的刺激和危机意识的整合下，覆盖全国和全社会的士林公共交往空间终于被初步地建构起来了。实际上，纵观既往的历史，士林内部也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公共交往的雏形。但是每次因为受到直接的政治打击而告夭折。但是，时至光绪二十一年，由于危机主要是来自外部而非国内，士人群体的言论公开所指也就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人物，并没有扩展到整体否定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正可以为逐渐得势的“帝党”打击政治对手所用，所以直到戊戌政变以前，这种情形一直得到最高层相当程度的容忍。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虽然按照清廷既有的规章法度，参与上书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士本来就不具备相应的言论资格，甚至根本就不应该获知机密要务，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直接的处罚。如果说文廷式未受惩处还可以解释为他的背景极其特殊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更具有普遍性。三月二十九日，翰林院编修修撰、检讨、庶吉士共83人联名上递条陈。修撰、检讨、庶吉士三类人士原不被准许直接上奏，但是从为首的李桂林及以下，却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列名其中的翰林院编修王荣商还在四月中旬晋升为翰林院侍讲。[65]至于如康有为自述，因为发动“公车上书”，招致重臣嫉恨，以至于在殿试中不能抡元，那就完全是欺人之谈了。[66]“公车上书”的另一项影响，则是形成了“在朝官员借公务之便获知内线情报——透过士林的交往网络传布——朝野士人对此发表公开议论”的操作流程。直到政变发生之前，这种流程一直发挥着现实的作用。

全国性的士林公共交往虽然借助危机事件催生，但是要加以延续却并非易事。即使暂且不考虑最高统治层的态度，也至少有一项因素难以长期延续下去，那就是举子汇集于京师。这种全国性的士林菁英在场聚集状态，在每三年中至多只能存在不到两个月，而且不能保证每次试期，都有足令天下侧目的重大事件于同期发生。如何才能让已经聚集起来的士气不再消散，如何才能让士林的公共交往经常性地保持下来，这是试图借助民心士气的有心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以今人眼光看来，最能胜任这一职责的莫过于独立传媒。只要它能够真正既独立于官方体制，又不完全受制于商业资本，还能达到相当的传播范围，就足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构起所谓的“公共领域”。如此认识诚然不错，但须知此时的士人群体不仅对“国家”“社会”“公共”等概念的理解与今日全然不同，也并无主动疏离于国家权力和实际政治的自觉的“独立知识分子”意识。虽然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公车上书”之后的确逐渐走上了以办报刊、开学会、设学堂乃至于建政团、搞革命等为手段的动员社会之路，但这并不表明这些举措就是他们开初的自愿选择。就戊戌时期的整体情况而言，先取得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再凭借中枢的权威来号令天下、更新百度反而才是这些后辈菁英的救国设计中的首选道路。他们之所以会以在野身份，继续以学脉、同乡、同好等人际脉络致力于社会事业的建设，与其说是崖岸自高或是有了独立意识，倒不如说是为势所迫来得更加确切。

当然，在官方体系内，也并非全无可以让这些后辈菁英们有所作为的空间。在传统的政治体制内，“翰詹科道”向来拥有特殊的地位。所谓“翰、詹、科、道”是供职于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这三个衙门的职官的总称。[67]他们虽然官位不高，却享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特权，从理论上来讲他们可以借此对任何人物和事件进行陈述和评议。即使所奏失实或者评议不当，通常也不会受到惩处。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也向来认为责罚言官、堵塞言路本身就是严重的过失。历代设置言官的首要目的，都是有效地拓宽天子的信息来源。然而在清代，翰詹科道受到格外的重视和优待，还有另外的原因。至迟从雍正时期开始，随着翰詹官员被赋予了和御史给事中同样的上奏权，进士出身在言官的来源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68]而且正因为品级较低，所以出任言官的多为获得进士功名进入仕途时间还不长的后起之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历的累积，在他们之中将产生为数众多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对于翰林出身的汉官而言，在翰詹科道的任职经历可以说是仕途中的必经阶段，赋予评议特权，也有让他们逐渐熟悉政情，为此后主持政务预备经验和阅历的考虑。就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枢情况来看，在任的汉大学士李鸿章、张之万、李鸿藻、孙毓汶，军机处汉大臣翁同龢、李鸿藻无一例外都是从这条路径踏上高官之路。[69]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官位逐渐晋升的同时，也在累积其在士林中的资历和行辈，因此汉族高官通常也是士林前辈。在漫长的晋升岁月中，他还很可能多次出任各级科举考试的考官乃至主考，门下弟子乃至再传弟子数量也会与日俱增。例如，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在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就轮流充任历科会试正主考、殿试读卷官和新选翰林院庶吉士的教习。[70]如果学有所长，还可能在公务之余讲学授业，还会拥有成批的入室弟子。[71]依照既有的士林规则，后辈对前辈应当推崇尊敬，前辈对后辈也应该爱护提携。这种格局既保障了士林能够薪火相传，顺畅地延续着自身的再生产，又能以长幼有序来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不仅士林中人对这一规则体系心领神会，就连皇帝和社会民众也对此颇为认同。即如雍正帝这样的英明专断之主，也会有“今日之科道，既为明日之公卿”之说。[72]

既然言官前途大好，他们的言论也就颇具分量，时常引起朝野关注，同时又因为握有特权，所以他们也敢于公开表达意见。因此在晚清的政局中，言官能够起到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同品级的官员，以张佩纶、张之洞为代表的前清流和以张謇、文廷式为代表的后清流就是其中的典型。而从考中进士到出任言官，通常也只需要不到十年的时间。即使不在言官任上，也能通过私人交往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康有为之于宋伯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对于士林后辈而言，言路是他们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中发挥功用、操作议题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在甲午之前和战争期间，文廷式、张謇等人之所以能够以后辈身份主导一时风气也就是得力于此。但是，任何规则要延续下来，都要以所依托系统的稳定为前提，群体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是。相对于自然群体，社会群体规则的稳定还受到另外一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群体成员对所处状态的总体判断。如果相当数量的群体成员对环境的认知发生了剧变，即使所处的实际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极有可能导致原有规则的削弱乃至于失效。在承平年月，论资排辈、循序渐进是协调士林的内部关系，尤其是老辈跟后辈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但在神州陆沉看似已成定局之际，其作用就只能是因循苟且、阻碍贤路。

然而后辈菁英要成为高官却谈何容易。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共有140位汉族臣工曾或任一二品文职官，或在军机、总署大臣任上行走。[73]除3名世袭高爵（曾纪泽、曾广汉、曾广銮），从入仕到被初次实授上述职、差，其余137人中的各类人士平均用的时间可见下表1-1。[74]

表1-1 19世纪90年代高官出身分布及从入仕到高官所需年资

84名无军功的进士出自道光二十七年至光绪九年的18科，62名无军功的翰林也都产生于此。这18科共录取进士4984名，其中二、三甲4925名。[75]综合毛晓阳、金甦、邹长清的研究，清代的文进士约有21.4%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加上必入翰苑的54名鼎甲，同时段的翰林当在1100名上下。[76]也就是说截至光绪二十五年，在这18科里，加上有军功的4名翰林，有1.76%的无军功进士、6%的翰林已成高官。在这36年里，投身军伍或由杂途入仕的数量都当远多于4984人。但如表1-1所示，他们在该时段高官中的绝对人数远不及无军功的进士与翰林。而且在19名“三无”人士中，至少还有翁曾桂、李经羲、岑春煊3人明显得益于家世。由此可见，在19世纪90年代，要晋升到高官，不仅通常要超过20年的任官经历，有无进士功名和其在翰林院的经历也影响甚大。如果是鼎甲中人，虽说也平均需要19.27年，但概率（20.3%）显然高出太多。以此标准衡量，在光绪二十一二年，文廷式、张謇、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修植、熊希龄、谭嗣同、李盛铎、陈三立等人，均不符合实际的选拔标准。在他们之中，翰林、进士本就不多，文、张这两名仅有的鼎甲还资历极浅。当然，在此后的“新政时期”，这一规则在很大程度被打破，但在乙未丙申之际，谁又能预料到这一点？更何况即便规则大变，也有太多资格不弱于他们的竞争者。何况，既然言路在政局中有相当分量，各位重臣也都会尽可能地通过安插自己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打击政敌。[77]同时，言官自己也在被纠察之列，在抨击别人的同时也可能被同僚还以颜色。况且，言路也无法容纳所有有表达意愿的士林中人。因为翰詹科道不仅对功名、资历都有较高的门槛限制，而且定额有限，所有言官职位加起来也只有四十上下。[78]诸如陈炽、沈曾植、张元济等人此时都身在郎署，不能专折奏事。无论从法定权限、名额限制还是人事状况而言，言路都再也不能承载后辈菁英大幅提升的自我期许。

既然言路不足持，也不能持，言路之外的政府其他系统更非后辈菁英在短期内能够主导，他们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政府体制之外，另起炉灶来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而实现赈济天下的宏愿了。要在官方体制之外进行社会动员，就必须解决四项基本问题：第一，明确动员的目的宗旨；第二，设计动员的方案路径；第三，组织动员的核心群体；第四，创建经常性的联络平台。具体该如何去做？

康有为在《京师强学会序》中的表述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正是因循守旧，所以才会“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79]。这就导致“风气未开，人才乏绝”，目前的国势“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80]。既然如此，为了弥补在“自强之学”上的共同短板，士林中人只能聚众研习，“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81]。基本与此同时的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汪康年也提出了通过“开会”来造就维新中坚的构想，并为此积极谋划。汪康年虽然向来并不张扬，却始终志存高远。他既是江南世家子弟，此前又曾饱经颠沛忧患，长期的游学和游幕经历使他既有广阔的交往范围，又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政府的积弱积弊看得很清楚。早在甲午战争期间，他就已经觉察到危机的来临，并且认识到仅凭清廷已经不可能担当起拯救危亡的重任。如果想要“保吾华之圣教，使不至日渐斯灭也。保吾华之种族，使不至日渐沦胥也”[82]，就唯有“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对蕴藏于民间和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整合。[83]既然要以“天下人”为预期的动员范围，仅凭学缘、乡谊、友情等人际关系就无法胜任，必须要有跨区域、跨界别的组织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中枢。同时，汪康年还认为学术的盛衰将直接导致国势的盛衰，中国的贫弱就是“由于政法之不明，政法之不明由于学术之不讲”。[84]所以，在他的谋划中，未来的中国公会将以对西学、实学的研究中心要务，“应专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深思熟究，裨共明晓。”[85]

“开会”这种合群研习的方式，在组织形态和讲述内容上，又和传统的聚众讲学存有明显差异。传统的聚众讲学是以老师为中心，以师生和同学关系为联系纽带。不仅授业和受教之间有固定的分野，而且老师在学生面前还拥有绝对的权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学生的学业成绩是由老师来印证评定的，老师在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给出评定时，往往并无稳定而统一的标准。很多时候，给出的评定本身反而成为让人疑惑丛生的话头。且不论禅宗，单就儒家来看，著名的“天泉证道”就是其中典型[86]。而在合群研习中，所有的成员地位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不是师生而是会友，授与受的角色随时可以，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乃至互换。知识和观念的传播不是凭借老师的权威，而是要以对方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既然组织架构如此，勾连成员的传播路径就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在聚众讲学中，口头讲述、课堂笔记、传习语录、高头讲章足以胜任从点到面的单向传播。而在合群研习中，就必须寻求其他方式来承载成员之间纵横交错的多方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会的衍生物，就必然要设立会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学会、学堂一样，会刊也是这些后辈菁英以平等姿态，展开合作的表现形式。因此，无论是在《京师强学会序》还是《中国公会章程》中，都明确提出要设立专门的会报，来作为会员的交流平台。在这里，学会的需要，实乃要开设报馆的充分理由。

既然是“因会设报”，学报与学会之间就该有明确隶属。按理说，就应该先设学会，再由学会来指定人员设立会报。然后再以会员办会报，会报的文章全部出自会员之手。这样的运作流程，既顺理成章、权界明确，又能保证会报内容始终集中于会员所关注的问题，当能实现学会、学报、学会三者的密切互动。

（二）“因会设报”的挫折

然而，如果学会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或者虽然有会，却徒具形式，全无宗旨，又怎谈得上来为学报提供支撑和管束？其实，自嘉道以降，朝廷不准士人结社集会的禁令就已松弛。个中问题，反倒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年初的悲愤之语说得很清楚：此时开会，即便不坏于小人，也要坏于君子。[87]京沪强学会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也许正可以用小人重利、君子好义这两句话来概括。

先来看京师强学会是如何因利益纠葛“坏于小人”。在康有为笔下，在京师强学会的创立和运作过程中，他的境遇相当委屈。按照他的说法，京师强学会最开始是由他和沈曾植、陈炽等人发起。张孝谦不仅是后来者，而且一直蓄意为难，在会务问题上处处针锋相对。迫不得已之下，自己只得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黯然离京。这段记述还真是《康有为自编年谱》里面难得的实话，但是，康有为怀疑这是因为幕后是被徐桐唆使，却可能是误认了对手。

如果对当时的中枢政局状况有所了解，一看京师强学会的会员名录，就不难知道学会同事间纠纷不断，以及康有为会被踢出局，几乎是必然的事情。据汤志钧先生考定，列名参加京师强学会者一共二十八人。分别是康有为、陈炽、梁启超、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沈曾植、丁立钧、沈曾桐、文廷式、张孝谦、袁世凯、张之洞、杨锐、张权、李提摩太、李佳白、毕德格、王鹏运、汪大燮、陈仰垣、褚成博、张仲炘、刘坤一、王文韶、宋庆、聂士成、徐世昌[88]。其中，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宋庆、聂士成、袁世凯或是朝廷重臣，或是高级军官，他们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一样是因捐赠而列名，并没有参与会务。其余的康有为、陈炽、梁启超、沈曾植、丁立钧、沈曾桐、文廷式、张孝谦、徐世昌、储成博、张仲忻才是实际的参与者，文廷式在该年十月以前一直在外游历。

这些人都是京师士林中的后辈菁英，而且多为重臣的门生门人，他们的加入的确使得京师强学会声势大振。但人数一多，品流即杂。与会者的为人处事原本就有贤愚不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分属于不同的派系。其中杨锐和张权属于张之洞系，张孝谦、张仲炘、褚成博属于李鸿藻系，陈炽、沈氏兄弟、丁立钧属于翁同龢系，王鹏运独立性较强，但与李鸿藻较为接近。熊亦奇背景较为复杂，但基本可以判定与孙家鼐关系非同泛泛。[89]同光之际，士林各派之间的纠缠瓜葛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在甲午到戊戌之间，更是因时因势地频繁分化、组合。在上述这四个派系中，以李系和翁系最具影响，彼此关系也最为微妙。两派的领袖李鸿藻和翁同龢都既是中枢重臣，又拥有帝师的特殊身份，在士林中都是地位崇高、门生众多。两人从同治四年开始已经共事超过三十年，其间虽有不少恩怨纠葛，但在表面上基本还算相安无事。从光绪二十年下半年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两人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还一度联手，听任甚至鼓动门生在言路上合力搏击，扳倒了各自的宿敌孙毓汶和李鸿章。[90]但孙、李既倒，势必要引起新一轮博弈。在光绪二十一年下半年，中枢政局基本上是翁李并持，翁同龢势力较大而李鸿藻资历更深，两派基本上处于均势，虽然都不足以独立成事，但是要搅乱对方的布局却也都绰绰有余。

因此在甲午战争已经尘埃落定的光绪二十一年下半年，京师的政治舞台就呈现出内紧外松的局面，除了已经貌似死虎的李鸿章人人喊打，各派人物（尤其是翁李两系之间）内忌外和，都在尽可能地延展本派的势力，但是也都克制在不至于引起别派立即反制的程度。既然从一开始，京师强学会就打算刻书售卖，也就意味着有利可图。这对翰詹科道等穷京官，也就颇具诱惑力。在这种情况下，略开门户，让各派人物利益均沾无异是明智之举。所以翁系的沈曾植，才会主动邀请李系的张孝谦加入京师强学会，而且还出任帮办要职。但是此时的京师政局也不止有翁、李两系，其他重臣如孙家鼐、张之洞虽然势力较弱，却也不是全无影响。既然京师强学会以翁系人物为班底，又主动约请了李系人物参与，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其他派系人物参与，何况各派宗主还都捐献了会费。门户略开的结果，势必是越开越大。京师强学会很快就形成了虽然兼容并包，却是山头林立的格局，宛若是京师政局的写真缩影。

在沈曾植等翁系人士的原先设想中，虽然吸纳了其他各派人物，却仍是要以翁系为主，因此才会推出陈炽为提调。但在张仲炘、褚成博加入以后，李系在京师强学会内的声势、影响已经可以和翁系分庭抗礼，自然不愿甘当配角。

偏偏此时的康有为，不仅力主学会应当聚众讲学、资助游学、设置图书、开设会报齐头并举，而且还自己出资印行《万国公报》（京师）。事后，康有为在《康南海自订年谱》里宣称，所以要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创办《万国公报》，而且要匿名创办，是因为京师官绅各界对西学一无所知，守旧派又极端仇视西学传播，自己才不得不策略性地做这件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其实，晚清虽然仍有许多忌讳话题，但当权者从来没有禁止甚至敌视过西学传播。诚然此前没有人在京师创办此类报刊，但与其说是无人敢做，还不如说是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去这么做。须知当时的京师士人并不缺乏接触到西学书籍和教会报刊、商业报刊的渠道。《万国公报》的内容取向，又决定了它如果要通过收取报费来维持自身运作，就不可能迅速打开销路，覆盖的人群规模也将因此受限。在京师创办这样的报刊，不仅对增进京师士林的西学修养来讲实在可有可无，也不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为了扩大影响，《万国公报》（京师）从开始就采取免费赠阅的发行方式。然而，既然内容原本就并不为京师士林所急需，还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遭遇“送至各家门，辄怒以目”也在所难免。[91]其实，此时的康有为，也还只是被京师士林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员被认可、接纳，地位和影响还远未达到可领袖群伦的程度。根基薄弱，却要高调行事，自然是有心者最好的挑事目标。

果然，张孝谦很快就对康有为提出的学会应该聚众讲学、资助游学、设置图书和开设会报齐头并举的主张力持异议。他认为应该主要致力于翻译、出版国外的书籍报章，甚至可以将强学会同时也命名为译书局。[92]双方意见差距甚大而又争执不下，很快就酿成了“路线斗争”。虽经沈曾植着力调和，康有为和张孝谦的矛盾仍未缓解，还从暗斗转为明争。既然已经演变成人事倾轧，各方势力大小也就成为了决定因素。

其实康有为的设想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沈曾植等人事先也有所认可。张孝谦之所以会选择康有为作为针锋相对的对手，自然也是吃柿子捡软的捏。和他这位现任大学士李鸿藻的入室弟子相比，康有为不仅官位、科名较逊，还极其匮乏师门渊源，在士林中相当孤立。须知李鸿藻为宗主的“北派”，不仅在京师树大根深，与南方籍官员之间一向有隔阂，而且向来长于倾轧争斗。在与康有为的争斗中，张孝谦等人也一秉通过言路生事、打击对手的师门嫡传家法，积极谋划让禇成博出面，利用身为御史的言论特权，就私自创办《万国公报》为由对康有为提起弹劾。在康、张不能并存的情况下，原本就势单力孤，与翁系关系也并不密切的康有为成为牺牲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至少在现实政治的逻辑中必然如此。

随着康有为的离去，译书译报、出售谋利也就成了会员共同认可的中心，甚至是唯一要务。至于聚众会讲、创立图书馆、派遣会员游学海外也就置之度外了。李系人士虽然在会务规划上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从中直接获益。翁系在接纳李系方案的同时，也在推选办事人员的过程中，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在推举出的四名总董（丁立钧、陈炽、沈曾植、张孝谦）中翁系占有三席，被推为副董的沈曾桐、文廷式也都属于翁系。此外，报章则以汪大燮和梁启超为主笔。以往论述常据此认为《中外纪闻》是由汪、梁主持笔政，诚然不错，但实际上所谓“报章主笔”的管理范围并不仅此而已，同时还负责书籍的翻译、印刷和销售。[93]这也正可用以解释，为何京师强学会的成立日期和参与人员，向来是众说纷纭。康有为在《康南海自订年谱》中认为成立于七月，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亦持此说，是指由他本人、陈炽、沈氏兄弟、杨锐、张权最开始发起建会的时间，稍后丁立钧、张孝谦、熊亦奇、张仲炘、王鹏运、褚成博等人才陆续参与。汪大燮在致汪康年书中说是成立于十月，是因为既然译书已经被确定为中心会务，以书局作为学会的代名词，将强学书局的开设认定为京师强学会建立的标志亦无不可。[94]至于张元济在回忆录中，说强学会是成立于“丙申年前后”[95]，根本就是另外一摊子事情。有他参与，又果真是由文廷式所主持的强学会却并不是和强学书局一体两名的京师强学会，而是从未公开活动的强学小会。[96]

在这样的人事布局下，张孝谦虽然在名义上主持工作，权力却很难落到实处。各派人士各怀心机，尤其是其中掺杂了不少既是为经济利益而来，又在士林内颇有地位和人脉的人物。京师强学会不仅始终意见不断，而且即便是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也因为利益纠葛始终未能正式展开。会报《中外纪闻》虽然在十一月初一（1895年12月16日）出刊，但是内容仅局限于“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形同强学书局的新书简介。正当京师强学会因为成员相互牵制、宗旨渐失之际，来自外部的严厉打击突如其来。十二月初，御史杨崇伊对京师强学会提起弹劾。原折至今未曾披露，只能根据十二月初七的明发上谕来推测他说了什么：“御史杨崇伊奏京官创设强学书院植党营私，请旨严禁一摺。据称近来台馆诸臣，于后孙公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等语。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原摺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97]此前论著多认为杨崇伊弹劾京师强学会是要为李鸿章泄愤，针对的主要是文廷式。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全面。在京师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中，曾经因为弹劾李鸿章和他结怨的还大有人在。实际上，翁李两派门人几乎全部都参与了甲午战争前后对李鸿章的言路围攻。张孝谦、褚成博、丁立钧、张仲炘、王鹏运在倒李运动中都是个中健将。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一年上半年固然威风尽丧，但到年底，却借助联俄外交，处境大有改善。他的姻亲杨崇伊恰在此时升任御史。京师强学会中人以在任官员身份，经商谋利也的确有违官箴，正好可以借此发难，对翁李各派都还以颜色。据汪大燮次年二月二十九日致汪康年函称“合肥临行有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至津又告人云，劾我诸人，皆不妥也”，在此前的正月十四，杨崇伊还“为合肥访查台馆劾东事之人，开一清单，三十多人”[98]。将打击的切入点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张孝谦、丁立钧等人确实也辩无可辩。果然在杨崇伊上奏之后，十二月七日光绪帝就下令由都察院查封京师强学会和强学书局。

杨崇伊此折的打击面很广，翁、李两系都有多人被波及。相对而言，翁门弟子又牵涉较深。事发后，向来明哲保身的翁同龢并未立即施以援手，初九强学书局即被查封。孙家鼐与此事关联并不明显，率先出面向光绪帝辩解。十二月十五日，李鸿藻从东陵赶回北京，联合孙家鼐和翁同龢再做了一番努力，才终于以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由孙家鼐分管大事化小，告一段落。随着强学书局的改制，作为民间报刊的《中外纪闻》也就无疾而终。如果说在报刊史上有什么直接作用，只能说是为此时在士林中还是后辈中的后辈的梁启超，创造了与汪大燮、沈曾植等人经常接触的机会，为此后被延聘为《时务报》总撰述营造了基础。

再来看上海强学会又是如何坏于君子，尤其是不仅自诩君子还以教主自居的康有为。在此番离京之际，他曾作《乙未出都作》，“三千劫里横金翅，二六时中看白牛。镇日散花聊汗漫。诸天闻乐少淹留。竟将璎珞亲贫子，故入泥犁救重囚。丈室亿千师子座，金身偶现不须收”[99]。该诗纯用佛典，口气极大。“散花、丈室、师子座”等语，显然可见康有为自比以凡夫之身示现于婆娑世界，因众生病而示现疾病相的维摩诘大士。佛教中亦有说法，维摩诘乃是东方无垢世界金粟如来的化身。“竟将璎珞亲贫子，故入泥犁救重囚”，则出自《法华经》，更是自比为适应世人需要，不得不降格以从的佛陀。由此可见，在京师的受挫并未改变他的自我期许，以及以“我”来领袖群伦的成见。自然，以学会为动员社会的起点，又以会报为整合学会成员手段的路径设想也一仍其旧。既然在此时的他看来，京师士林盘根错节，也就只能另寻同道了。

而从此时京外士林的构成状况来看，虽然不乏或是居乡或是宦游的功名之士，但已经取得进士功名的人数，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来看，都比京师明显偏少。而且身处京外的翰林、进士，多为士林中的后辈菁英，他们既能凭借士人身份和人脉网络调动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源，又不用像在京师的同类那样要事事听命受制于近在眼前，又共事于朝的前辈师长，即便是封疆大吏、方面大员，对他们往往也要礼敬几分。康有为在京师诚然因人微而言轻，在京外却能因为进士功名和京官身份，颇受各界人士礼遇和看重。除了京师以外，当时士人云集之地首推人文繁盛的沪、宁、杭地区，其次是居停武昌的张之洞幕府，再次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风气渐开的湘湖地区。虽然地域上有所间隔，但由于学缘、乡谊等因素，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联系，其中相当数量的人物如汪康年、叶瀚、邹代钧等，都不止属于其中一个群体。随着张之洞因为署理两江总督，于光绪二十年年底移镇江宁，这三个群体间的交往和互动也就更加密切。江南地区本来就人文荟萃，又毗邻海上而得风气之先，此时此间，士林盛况，俨然可与京师分庭抗礼。

此前康有为的活动区域基本上局限于京师和广东。他与张之洞没有发生过联系，与江浙和湘湖士人群体也没有多少交往。但是凭借士林纵横交错的交往网络，这一缺失也得到了及时而充分的弥补。大致而论，此时他与张之洞、江浙和湘湖士人之间，存在着至少四条间接渠道。其一，康有为和梁鼎芬不仅是广州同乡，而且相识多年，交谊深厚。梁鼎芬既是张之洞的首席幕僚，又是武昌经心书院和江宁钟山书院的主讲，在士林中也一向富有清誉。其二，康有为在京期间和黄绍箕关系密切。黄绍箕自己就是翰林，还与翁同龢关系非同泛泛。其父黄体芳早在光绪初年就是著名的“翰林四谏”之一。黄氏父子既是浙江的士林望族，还和张之洞是世交世戚。其三，梁启超和浙江士林的重要人物汪康年分属同门，他们共同的老师石德芬和康有为也因为学术旨趣相投而关系甚好。此时汪康年的族兄汪大燮正供职总理衙门，与康、梁师弟也颇有来往。其四，此时蛰居湖北乡间，与张之洞颇有往来的屠仁守，和康有为交往已至少十年。据黄彰建、孔祥吉两位先生考据，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秋冬间，代正在御史任上的屠仁守草拟了至少五篇奏章。[100]最后呈送于光绪十五年一月的《归政届期谨溯旧章折》，原本是要存心讨好慈禧太后，却惹来醇亲王奕譞的痛恨。为了平息他的愤懑，并且让言路在政权交接的过程中放老实点，慈禧太后在“归政”前夕下令将屠仁守罢黜，而且永不叙用。屠仁守虽然吃了大亏，与康有为的交情却保持了下来。这些既有的渠道，加上康有为自身的学识和名望，就已经足以在他和张之洞、江浙士林、湘湖士林之间促成相当深入的联系。更何况沿着这些脉络再行延伸，还可以串联起更多的各界人物。从张之洞那边来说，接纳、善待如康有为这样身兼多重人脉的名士，也能够起到示惠士林的效果。此外，从吴德潇十月致汪康年函中曾提到“顷长素来言，杏荪两千、合肥一千、南师五千，皆汇京之款”[101]看来，在南下后，康有为在与江南士绅打交道的时候，很可能用了为京师强学会筹款的名义，各路人士如此卖面子也有借此接纳京师士林的成分。

康有为抵达江宁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宁居停的二十多天里和张之洞进行了多次晤谈。[102]康有为期待张之洞能为在上海开会设报提供资助和便利，张之洞也期待此举能在江浙地区扩展自己的影响。双方需求彼此契合，居间又有穿针引线，虽然对待孔子改制说的态度存在根本分歧，但很快在回避学说之争的情况下，达成了合作的意向[103]。康有为旋即与梁鼎芬、黄绍箕等人结伴来到上海，并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在《申报》上发表了《上海强学会序》。这份文告既宣示了上海强学会的成立，而且还阐明之所以要将会址选择于此的原因是此时的上海“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104]。东汉的汝南和宋代的洛阳不仅是一方重镇，衣冠文物的繁盛还时常胜过首都，这恰与南方士林（尤其是江浙士林）的自我推许相契合。加之是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起，又有黄绍箕、梁鼎芬等人参与运作，上海强学会立即得到了南方士林的积极响应。[105]据汤志钧先生的考据整理，列名会籍、参预会务的共有康有为、黄体芳、梁鼎芬、黄绍箕、屠仁守、蒯光典、张謇、乔树柟、汪康年、邹代钧、黄遵宪、左孝同、志钧、沈瑜庆、龙泽厚、陈三立、岑春煊、黎庶昌、陈宝琛、吴德潇、吴樵、顾璜、章炳麟等二十三人，捐资赞助者有张之洞、邹凌瀚、陆春江、朱阆雅、孙玉仙、经元善等六人，另外办事人员有徐勤、何树龄、杨葵园、杨子勤、马善子等五人。[106]

与京师强学会相比，上海强学会的人员构成具有以下三项特点：第一，成员中的绝大多数籍属南方，又以江浙和广东人士为多。第二，参与会务者虽然不乏正在或者曾经担任官职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此时不在任上。第三，彼此之间多有诸如亲属、乡谊、故交之类的关系。虽然可以按照关系的类型和远近，从中进一步细分出以张之洞、梁鼎芬为中心的督府群体、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粤籍人士群体，以及以张謇、汪康年为代表的江浙士人群体。但是在各个群体之间却不乏相重合，而且还有如吴氏父子这样，与各个群体都保持良好关系的人物，可作为联系纽带。因此，在此时的上海强学会内部，既无原本就积不相能的派系分野，又不至于即刻就涉及政治、经济利益的直接分配。实际参与会务的人数虽远较京师强学会为多，在合作初期却能较好地达成协调，会务的启动工作格外顺利。

但就在会务顺利推进之际，康有为又开始借公器行己志。按照原先约定，在上海强学会成立以后，康有为应当将会务移交给汪康年，转赴广东筹建广东强学会，这就是所谓的“康主粤事、汪主沪事”[107]。但康有为还是试图用“报在会先”的手法，赶在汪康年未到，上海强学会还没有正式开展活动前，先用《强学报》为会务定调，只不过这次就连办报资金都不用他自己承担。上海强学会成立于十月中旬，康有为却直到十一月底才离开上海，并且还声称返回广东是为老母祝寿，并未就沪事向汪康年做出任何交接。延期返粤还可以解释为汪康年此时还未到上海，那在临行前特意把徐勤和何树龄从广东召来，主办《强学报》就不能不说是越权干预了。纵使一定要急于开报，为什么又非得等到徐、何来沪，须知这两人此前也并无办报的经历和经验。[108]将报馆开设在正在杭州料理家务的汪康年既无法迅速抽身，又难和江宁幕府取得联系之际，应该不完全出于巧合。

果然，在康门的主导下，《强学报》在第一期就公开使用孔子纪年、转载邸抄，还将《上海强学会章程》全文刊登。孔子纪年和转载邸抄，原本就为张之洞、梁鼎芬明确反对，刊登《章程》更是他们始料不及，何况在报上公布的章程文字，跟十月共同议定的底稿很可能颇有出入。公布的《章程》里赫然有“创讲堂以传孔教”的字样，仅就以孔学为教这一点，就绝不可能获得张之洞等人的赞成。“孔教”观念也的确如章太炎所说，是首创于康有为。[109]康有为的这些举动，显然是想便于自己在广东遥控《强学报》，乃至会务，自然引起江宁方面的不满，张之洞随即致函提出告诫，康有为却以“会事大行，不能中止”为由相抗。[110]康有为在事后曾经指责张之洞“以论学不合背盟”，但以实际情况而论，违背先前约定的人可能恰恰是他本人。这对沪会同人的关系，当然造成了直接破坏。但康有为之所以要这样做，还真是急于要用公羊学的“正统”，来为孔教正名，并非像京师强学会人物那样是为了经济收益或者派系利益。重义固然是君子行为，但是究竟什么才算是“义”，乃至“大义”？在不同的“君子”眼里，只怕未必相同。应该说，上海强学会的会员在会务上，都堪称君子，但唯其都是君子，对学术与世事的观念都又不尽相同，所以这番勾当在康有为自己看来是就大义、舍小节，在别人眼里可能就连起码的诚信都成问题。

上海原在两江管辖下，以总督权柄，要查禁《强学报》也只需一纸公文。但即使如此，《强学报》第二期仍在徐、何的主持下，于十二月三日按时出报，而且言论立场更加激进，在《变法当知本源说》中明确提出要“明定国是，开设议院”[111]。然而，张之洞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没有在不满之余立即采取行动？这就要结合当时南方的政局大势来看，张之洞是在刘坤一奉诏北上督师的情况下，才来到江宁署理江督的。刘坤一还在督师期间就已经提出辞呈，如蒙批准，接任者自非张莫属。但在十一月十八日，中枢却明发上谕“刘坤一着回两江总督本任，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112]。《强学报》毕竟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如果断然加以处分，很有可能引来江浙士林的不满，这个摊子大可以留给刘坤一去收拾。倘若刘坤一在回任后，容许上海强学会继续存在，张之洞也大可根据“汪主沪事”的约定，由汪康年来改弦更张，反而可以在两江划出一块可以遥制的势力范围。

可以想见，事态沿此方向继续推进，当汪康年接手沪会以后，《强学报》仍能存在，要让它褪去康门色彩却是既名正言顺，又并非难事。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康有为的违约，张之洞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汪康年接手之前，既保全学会和学报的生存和基本运转，又公开表明态度与康门人物进行切割，同时还在经济来源上加以限制。张之洞曾经允诺资助上海强学会3000两白银，但到会事中止也只到位了1200两。[113]张之洞素有“屠财”之名，如此拖延应付款项，在他那里极为罕有。康有为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抱怨江宁方面“一切不来”，虽然有所夸张，但单就进入十一月以后的情形而论，也差相仿佛，只不过这是他自己违反约定的直接后果。就在张、康之间的矛盾虽已明朗，却尚未决裂之际，如前所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突有明发上谕查禁强学书局。虽然与会人士有惊无险，但这也是事后方明。事态初起时，面对难测天威，连翁同龢都不敢轻易介入，又何况惯于察言观色的张之洞？[114]于是透过一封电报——“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115]——《强学报》也就无疾而终了。

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夭折，看似存在着颇多偶然因素。我们自然可以设想，如果京师强学会不是事先就确定好了要做图书生意，所以在穷京官们看来有利可图；张孝谦等李系人士不是那么刻意追逐“蝇头小利”；如果不是事先有“汪主沪事、康主粤事”的约定，康有为就不会那么急于求成。甚至还能进一步设想：如果翁、李、孙各派彼此并无心病，如果他们与李鸿章之间并无积怨……但是这一切的“如果”真的存在，也不足以改变在戊戌时期，要跨越同门、同乡、同好界限成立学会，必然会功败垂成，挂靠在学会的报刊也会连带受损这一趋势。

这种“或坏于小人，或坏于君子”的情势，何以会如此必然？以当时的文教程度而言，唯有士林中人才符合参加学会的底线；而从对公共事务的担当意识来看，也唯有士林中人才有参加学会的意愿。可以说，在当时要想开成学会，就必然会是士人之会。既然是以研习学识为目的的，门户就只能广开。然而，士林中的人脉关系既是纵横交错，又门户森严。当各路人士带着各自的背景，纷纷而至时，如果不能迅速地在观念上加以有效整合，分歧、纷争的出现就在所难免。“维新”本身又内涵极其模糊，边界极其含混，并不足以衍生出既内容丰富，又边界明确，足以将与会者的观念上融摄趋同的整套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学会规模越大，来源越广泛，就越有可能将原有的派系、地域、利益纠葛带进会务中。出现纷争，尤其是各以为是的“君子”之争，可以说是必然。

在各方的倾轧争斗下，学会只能或是分崩离析，或是在不断的无条件妥协下宗旨尽失。倘若宗旨尽失，会员之间沦为赤裸裸的利益结合体，就势必难以抑制为了利益的分配，会员之间不停地发生分化重组和争斗。而且，随着各路人士的加入，也会引来他们原先的宿敌对作为整体的学会展开攻击。

君子自以为是，小人唯利是图，加上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可能招惹来的外敌，这三种力量都是对学会生存的致命威胁。在戊戌政变发生以前，政局暗潮汹涌，各派力量既相互警视，又难操必胜。各派宗主既在表面上互敬互让，却也在尽可能地剪除打压对方的羽翼。对于京师强学会的会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的那个夜晚，相信绝对会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在这样既错综复杂、潜网密布，内部又多则必乱的情况下，学会纵然能勉强成立，也难以避免或是成为政局中的弃子，或是被内部的争斗所断送。既然情势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来建立这样既难以承载整合会众的任务，又极易招灾惹祸的组织？因此，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开始，士林中人对成立学会，尤其是成立宗旨宽泛的学会，始终是自行止步。

（三）“寓会于报”的提出和被接受

京沪两会的夭折，已足以让后辈菁英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体制中的实际地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他们震惊扼腕。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在杨崇伊的突然弹劾下，文廷式被处革职永不叙用并逐回原籍。在此前的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张謇又因丁忧返乡。就官位、功名、声望、交游综合而论，文廷式和张謇都是后辈菁英中的领袖人物，也最有可能迅速得到重用。而且据吴樵的说法，杨崇伊二月弹章里还涉及了李盛铎和陈炽，只是上边未曾追究。[116]这样一来，后辈菁英，尤其是亲帝党的后辈菁英在体制内的影响损失殆尽，短期内难以弥补。

从此时开始，直到政变以前，后辈菁英的这一劣势始终未能得到扭转，言官中最活跃的反而是甘当打手的杨崇伊。[117]这意味着，除非出现重大变数，否则他们在国家体制内（尤其是在中枢），一时间将更难有作为。开设学会又已形近时讳，如果还想在维新建设上有所作为，在言论领域内，除了自行刻书、办报，后辈菁英别无他选。单就办报而言，此时却并无制度上的障碍。即使在杨崇伊的弹章中，被点名指责的只是京师强学会的牟利行为，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明发上谕中，所严令彻查的对象也仅限于此，而非办报出书本身。或许因为会报只是全部会务的一部分，所以未能引起杨崇伊的特意关注。但也正因为没有在上谕中被明确提及，开设报馆才不至于和成立学会一道成为畏途。此后，由京师强学会改组的官书局又继续出版了《官书局汇报》。虽然它已与维新士人脱钩，在维新运动中几近无声无臭，但其存在却表明，政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容纳国人办报。

既然眼前可以有报，却不能有会，维新报馆就只能先以独立姿态出现。实际上在此时，在公开场合只要不质疑清室统治的合法性，又不捅破政局中派系互斗的内幕，就大体上已经在中枢的容许范围内。[118]相对于开办学堂而言，开设报馆不仅涉及人群更为广泛，所需人力财力也相对较少。因此，在光绪二十二年年初，开设并不公开从属于组织派系的报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维新士人最明智的选择。当然，在维新士人那里，之所以要办报，还是为将来设会，进而推进社会变革做准备。据汪诒年回忆，光绪二十一年，汪康年在武昌起草《中国公会章程》初稿后，“先在湖北与诸同人商议，又特至上海与诸名流集议”[119]，《中国公会章程》一直没有公开，所谓“湖北诸同人”和“上海诸名流”究竟都有哪些人，也就无从得知。但从《汪康年师友书札》所收录的来往信函中，可确证他至少与汪大燮、夏增佑、邹代钧、叶瀚、吴德潇就此事进行过商榷。夏增佑在告知汪康年“公会之事，闻以为可行者多，以为不可行者亦多”的同时，还认为“鄙意天下事只有可言不可言，无所谓可为不可为。其可言者，我行其迹而不必告以所以然之故。其不可言者，我不言而行之，以徐收其效，诸君之疑可释也”[120]。邹代钧则认为公会的极难之处在于“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121]。

夏增佑和邹代钧的建议，一个侧重于处事态度，一个侧重于技术探讨，但隐含着相同的话外之音，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公会理所当然都要以“我辈”为组织和运作的核心，而不是如汪康年原先设想的那样，是天下人的平等联合。同时，夏增佑还坦率地建议“约同志少则十人、多则二十人”，“则一人进，而诸人毕进，不崇朝而其势定矣”[122]。换句话说，就是在公开场合广泛联络联合各路人士的同时，还要在私下保持小范围内的秘密交往。小群体的成员既是思想观念的共同体，也是现实利益的结合体。从此后诸如主持《时务报》、东游日本、参与庚子勤王等种种事情看来，汪康年的行为的确处处都表现出既投身公共事业，又看重群体利益，既积极于公开活动，又热衷于秘密谋划的双重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始终试图在非正式的小群体内形成决策，再通过公开存在的事业组织在社会范围内加以推行。

如果公会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建成，的确既能起到以知识拯救危机的功用，也是同志友好的进身之阶。但是，要想既建成跨区域、跨界别的学会组织，又能让“同志”稳固地掌握主导权，就必须做好两项前期工作。第一，建立起能够让散布在全国的成员保持经常性联络的交往平台。第二，既然公会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会务，自然就要以学术造诣的广博程度作为会员地位的决定因素。一众“同志”，尤其要在“泰西之学”上，必须具有高于其他会员的水平，才足以保持稳固的领导地位。要达成这样的预设目的，邹代钧建议的先报后会就是最佳选择。他认为当下应当“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相互切磋。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123]。不难看出，所谓“寓会于报”，“报”只是手段，“会”才是真正的近期目标。在选择开报地域和进行人事安排时，首先要考虑的，也自然要为日后的公会提供便利。既要由“我辈”中人来出任报馆的主持者，也要将出报地点设在规划中的公会总部所在地。在此时的汪康年那里，“我辈”范围虽并不十分明确，但是可以确定至少包括汪氏兄弟、叶氏兄弟、夏增佑、邹代钧。除了邹代钧，他们都是浙江人。以上海为基地，不但在获取西学书报方面格外便利，而且还能做到人地两宜。单从路径设计上看，“寓会于报”确属可行。总览此后各地的维新建设，也的确大多在试图沿着这一路径推进。

但是，“办报”虽然较“开会”较为容易，绝对难度却也不低。其实，此时的梁启超也有类似想法。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基本上没有参与公开活动。只能从其自叙中，知道他此时境况相当不佳，以至于“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124]。在窘迫之中，他“益感激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有致力，办报之心益切”[125]。应当说，这一选择的确颇具自知之明，以梁启超此时的处境和禀赋，发表言论的确是他唯一的优势。但要致力于言论，就必须先有报刊作为平台。此时在京的汪大燮等人已如惊弓之鸟，以《中外纪闻》的原班人马来创立报刊绝不可能。梁启超功名又仅为举人，身份尚为布衣，年资更是靠后。虽然已经得到李端棻、沈曾植、汪大燮的青目，李、沈、汪在京师士林中也并非高端人物。而且康有为在前辈同侪中人缘不佳，梁启超作为康门弟子也颇受牵累。例如，张謇之子张孝若曾说“我父早年对康南海（有为）向不融洽，故与梁公启超并无深交”，直到民初才有改观。[126]单凭他的一己之力，莫说在京师，只怕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办报都有所不足。当初他之所以能够参与主编《中外纪闻》，也是京师强学会各派博弈妥协的结果，况且他还只是汪大燮的协助者。也正因为缺乏足够的地位，在强学书局改制之后，他立即被摒除在外。在这种境遇下，梁启超也就只能期待借助已经建成的报馆来一展所长。好在，他很快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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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名”在著述中也被称为“功名”。本文之所以会使用前者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它更能凸显科举考试在身份赋予中的根本性作用。第二，这里的“科”也可作“科次”讲，按照当时的士林规则，在官位、功名相仿的情况下，就要以获得功名的科次前后为排序的主要依据。所以“科名”一词对这种身份赋予机制的概括明显更加全面。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以齐如山先生《中国的科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介绍最为详细精准。所谓“三副面孔”，是借用黄宗智先生对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研究中的思路。他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英文版斯坦福大学1985年版，中文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提出华北村庄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所强调的特征，即存在租佃和雇佣关系、小农家庭为市场而生产、村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与之相符，华北小农具有三副面孔：身处社会底层的受剥削者、追求市场利益的经济人、为维持家庭生计而生产的劳动者。

[2] 秦汉以来，除了皇族以外，历代政府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不以血缘关系作为首要依据。即使是号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两晋南朝，高门子弟出仕也需要以其个人身份参加国家的统一察举，要走形式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可由高官自行择立“世子”，全盘接收父兄权位，仅见于北周。但这与其说是复古周代的世袭制，还不如说是在与关东的对峙中，最开始处在弱势地位的关陇集团为谋求整体生存而采取的临时策略。到了隋代，世子制度就已经被完全废除。

[3] 乡试的录取名额称为“解额”。清代各省解额基本上是按照康熙初期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定。历来都是顺天乡试的名额最多。因为这里是京师所在地，京官子弟参加乡试的极多，所以另立官卷。江南乡试的名额次之。

[4] 例如，科大卫先生在《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中，曾论及的佛山霍氏就是个中典型。霍氏本为寒门，他们宗族意识的兴起，乃至会在嘉靖四年兴建规模宏大的宗祠之举，完全是因为霍韬因科举而成高官。在这样的成因下，霍氏始终将“族长”和“宗子”分开，族长唯才是举，主持家族管理事务，“宗子”是每代的长房长子，仅负责礼仪事务。（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51页。

[5] 据张仲礼先生统计，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全国的生员总数分别为739199人、940597人，此外，还有人数当不少于此的未进学的童生，通常也被认为是读书人。但以1818—1850年、1851—1888年这两个时段的嘉善和苏州为例，生员能担任公职的比例分别只有2.7%、3.4%、1.3%、2.6%。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32页。

[6] 例如，四川的乡试解额初定于顺治二年，当时是84人，后来屡经增减，到同治九年（1870）确定为93人。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科举废除。但是同时期四川全省人口从顺治初年的大约50万人增长到4100万左右。乡试中举难度的提升幅度可想而知。（数据来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0、446页。）

[7] 例如，翁同龢在光绪帝亲政以后，凭借在殿试阅卷大臣中的首席地位，着力成全文廷式和张謇。让他们在殿试策论并不完美的情况下分别得中榜眼和状元。其间过程可参阅高阳、谢俊美所著两部同名《翁同龢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中华书局2000年版）。

[8] 在戊戌时期的风云人物中，至少有三位属于这种类型。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会试中试后授职工部主事，从该年八月出京后就再也没有到工部报到。熊希龄光绪二十年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就一直在湖南。叶德辉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职吏部主事以后，也一直在湖南长沙。

[9]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7页。此外，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潘光旦先生所著《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年版）也是此类研究的典范。

[10] 例如，湘乡曾氏的曾国潢，本人只有监生功名，也从来没有出任过任何官员。但是凭借其兄、弟的显赫声势，在本府可谓气焰熏天。在乡间横行霸道到了连曾国藩自己都看不下去的地步。

[11] 在国家体制中，对儒生规格最高的肯定就是特许他在身后陪祀孔庙。在清代人士中，特命配享的共有孙奇逢、黄宗羲、陆世仪、张履祥、顾炎武、王夫之、汤斌、张伯行、陆陇其等九人。其中至少有六人生前从未入仕，也并未在清代获得任何功名。（参见朱彭寿《旧典备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页。）

[12] 沈曾植就是典型的例子。清代灭亡以后，遗老云集沪上租界。以他的功名（进士）、曾任的最高官职（安徽布政使）在遗老中可谓比比皆是。却以其非凡的学术造诣得到一致推崇，在瞿鸿禨去世以后就俨然是沪上遗老的首座。可参见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叙述。

[13] 这里是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本意来使用“共同体”（vergemeinschaftung）一词。韦伯认为只有当社会行动的指向建立在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互相隶属性时，在参与者之间才谈得上是共同体关系。而当为了指向理性利益的动机，以求得利益平衡或者利益结合时，只能成为结合体（vergesellchaftung）。如就整个士人社会而言，每个成员能够从整个士林中分享的现实利益远小于对共同信念的认同。相关论述参见[德]韦伯《韦伯作品集VII，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6页。

[14]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15] 清代共开科114次，录取进士26849名，全国县级单位在1500个左右，平均每县11人。但是在江南地区累积考中进士100名以上的县份就有15个。总人数为3400人，占到全国总数的12%。数据来自沈登苗先生《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16] 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17] 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7页。

[18] 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8页。

[19]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2、58页。

[20] 黄祥辉：《〈申报〉（清代部分）邮政与集邮旧闻辑要目录》，《集邮》2009年第4期。

[21]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897年2月23日），国家邮政正式开办。据时任大清邮政总局总办葛显礼示喻，“示自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元旦起，各口一律开局征收信资。兹将岸资则例开后：信件每函重不过二钱五分，收费洋银二分，五钱收费洋银四分，七钱五分收费洋银六分，以上信件每重二钱五分收费二分，余可类推。挂号信件每件收费洋银四分，挂号回单每单收费洋银四分。明信片尚未签则每张收费洋银一分。新闻纸中国每张收费洋银半分，外国每张收费洋银一分。如数张包作一卷，每重二两收费一分。书籍货样并刷印各物价单等每件重不过二两收费洋银二分。各项小包每包重不过八斤四两，宽不过八寸五分，如在一磅以内收费洋银一角。如在一磅以外，溢出之磅每磅收费洋银五分。如在一斤以内，收费洋银一角三分，如在一斤以外，溢出斤两每斤收费洋银六分。”《申报》1897年2月23日第1版，转引自黄祥辉《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初期清政府的一些做法》，《上海集邮》2008年第4期。例如，《时务报》就当按“书籍货样并刷印各物价单”类比寄送。根据笔者实测，该刊每册重量约在70克左右，即合旧制不足一两，那么按照此资费标准，每册寄就得洋银两分，全年三十三册需要六角六分。

[22] 其时清廷电报计费的原则，大致是“路有远近、费有等差”。此种价目递加制取法于大北、大东电报公司；价目相应也极为分歧，有本土出洋之分，洋文华字之别，明码密码、寻常加急也各有不同限定。具体而言，由天津至上海，华文每字一角五分、洋文每字三角，距离稍近如苏州至无锡间，则分别为五分、一角五分。对于一般民众，其时通过民信局跨省送收信函，一件多在二十至二百文之间，若用电报，则最贵的200文尚不够支付津沪两地2个字的报资。数据来自《中国电报局光绪九年分所定津沪苏浙闽粤等处电报华洋文价目表》，见《电报局汇编》1885年；朱振纲主编《天津电信史料》（第一辑），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内部资料）1990年，第167—168页，转引自孙黎《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

[23] 《汪康年师友书札》所辑各方来函中，至少有54件既传递于甲午至戊戌之间，又有明确的寄发和收信日期。其中江宁与上海的通信周期，可参见谭嗣同第二十五函（八月初十发，八月十三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3页）杭州可参见吴德潇第二十函（做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告知在此前的十八日，已收到汪氏十四日发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04—395页）、第二十二函（做于十月二十八日，告知已得汪氏二十四日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407页）、第二十八函（做于某月十六日，告知十四日和十六日分得汪氏九日、十三日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2页）。杭州可参见吴以棨第三十三函（十一月初五发，十一月八日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页）武汉可参见朱祖荣第一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收信于六月二十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陈其标第二函（发信于五月十九日，收到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8页）。长沙可参见江标第十二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收信于八月十八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刘善涵第一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收信于十月十四，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9页）、邹代钧第六十一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收信于八月十八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3页）、第六十七函（发信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收信于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3页）、熊希龄第五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收信于八月十八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1页）。南昌可参见汪立元第八函（发信于七月二十八日，收信于八月一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9页）。天津的情况可参见王修植第五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收信于六月十八）、第七函（发信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收信于二月十六）、第八函（发信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收信于三月初五，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0、82、83页），周士杰第二函（发信于六月初四，收信于七月初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2页）。当然，这都不是在冬季北方港口封冻的情况下。重庆可参见江瀚第一函（发信于六月四日，收信于六月二十二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潘清荫第八函（发信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收信于二月十六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7页）。四川嘉定参见叶尔恺第二十一函（发信于九月十七日，收于十月十一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1页）。西安可参见刘光贲第一函（丁年即光绪二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发信，次年二月初八到上海，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1页）；甘肃则见〇诗侯第一函（六月二十四日发信，九月二十二日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8页）。

[24] 例如，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发往两湖的第6册报就曾被镇江关扣下。（事见叶瀚第十九函、第二十一函、邹代钧第三十四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1、2554、2681页）但从李维格在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来函中提到“前嘱带报两箱，到镇江时，关吏欲开看，弟设词得免，此后不宜再托人带”看来，此后时务报馆仍沿用夹带的方式规避关税。（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5页。）

[25] 《汪康年师友书札》所辑来函中，至少有39函既有明确的发信日期，又提到当地《时务报》的到达情况。除周善培第六函收于庚（庚子年）六月十六日，应系在停刊后买旧报外，其余记录应均在出报期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5—1197页）。江宁可参见李智俦第一函，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已收到二月十一日出刊的第20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武昌可见叶瀚第四十九函（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发，提及三月十一日所出第21册已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页）；长沙则可参见邹代钧第二十六函（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十发，提及七月二十二日出刊的第3册已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5页）、第三十七函（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发，提及十月十一日出刊的第11册未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6—2687页）。京津则见于汪大燮第七十三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发，提到七月一日出刊的第1册已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6页）、张元济第九函（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发，提及二月十一日出刊的第20册已到，但未见原说附送的《知新报》第1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5页）、第三十四函（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提及正月十一日出刊的第50册刚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5页）。

[26] 如据江瀚在光绪二十三年自渝中来函称，“贵馆《时务报》，敝处只接到第二十七册，两月以来竟成绝响，纷纷来索，愧无以应，宜筹速法”。（江瀚第三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出刊于该年四月二十一日，据此时已有八十日。此后，他又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左右告知“《时务报》报费已经迭催，据渝中来书云尚未收齐，且第四十九册至今未到”，（江瀚第五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该函仅系日为“十八日”，但此函中有“亚细亚协会初次章程已见，尚有续议，亦望赐观”，当作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六，也就是亚细亚协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后。《时务报》第四十九册出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已时隔五个月。兰州的〇诗侯（其姓失载）则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来函中提到“二十二、二十四号报已到，二十三未到”（〇诗侯第一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8页）。第二十四册出刊于该年三月二十一日，也相距三个月。

[27] 参见《申报》影印本，第53—59册，上海书店1987年版。

[28] 《海关十年报告之二》（1892—1901），徐雪筠、陈曾年、许维雍、蒋学祯、陆延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括（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99—100、122—133页。上文中提到的“老福兴”“申昌”“全泰盛”“全泰洽”“森昌”“胡万昌”“乾昌”“福兴润”均在其中。

[29] 清末民初全国民信局的分布与递送范围，可参见徐建国的研究。徐氏认为它们是以上海为枢纽，以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城市为次级中心，向周边地区和省市延伸的T形网络。无论从民信局分布的密度、寄递地点的广泛度还是业务量上来看，东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广大的落后西部地区，根本就不在递送范围内。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0] 如据光绪十二年正月七日，也就是该年首份印有售报处名单的《申报》所示，除陕西、广西、山西外，光绪二十二年能送到的省区俱在其列。《申报》，光绪十二年正月七日，第一版；《申报》影印本，第28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99页。

[3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2—103页。

[32] 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2、35页。

[33] 在《曾纪泽日记》中，首见“申报”之名，是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是日曾在上海，申报馆主美查登门拜望。（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2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49页）阅读该报记录，始见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时在巴黎）（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2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76页），此后到光绪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回国途中经科隆坡）（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4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18页），至少有179日日记中有“阅上海寄来函牍、申报”等字样。又至少在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二十六日两次明确提到是由“文报局”寄来。（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3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57、1461页。）“文报局”为总理衙门专设专用的情况，可参见丁进军《清末各地开设文报局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2期。

[34] 事见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条（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4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50页）、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条（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4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56页）。所读都是《时报》，是时沪上并无此报，疑为天津所出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此外，在曾氏日记中，阅读在沪出版其他报刊的记录还有2处，分别是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在武昌读《格致汇编》（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2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96页）、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在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读《万国公报》（曾纪泽：《曾纪泽日记》第2册，刘志惠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55页）。

[35]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在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以“口岸/内地”或是“沿海/内地”作为观察与探讨的视角，颇多受柯文的影响，将“口岸”视同按条件对外通商的商埠。但柯氏是为考察王韬是处在怎样的情境下，才较早完成知识世界与世界观念的更新而提炼出这一线索。（参见[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柯氏是以“新人的诞生”，即将王韬与既有的士林体系曾几近剥离作为展开的主轴。但王韬会有如此际遇，或者说遭遇，与他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表现直接相关。这在同时期的中国读书人中，恰恰是异数。是否必须如他那样，置身通商口岸，甚至托庇外人才能由旧渐新，本身就存在疑问。况且本文是以中国内部而非对外的交通物流、社会交往为侧重，对“口岸”的界定与柯文也就未尽相同，即并非全然限于条约商埠，而是依据其他城市与它们是否往来便捷有所展拓。正是因为本文所指的“口岸”，并非如条约商埠那样，是相互离散的点状分布，而是彼此贯通，且对附近区域有所蔓延的带状存在，也就称其为“口岸地带”。譬如武昌，虽说不是通商口岸，但与汉口近在咫尺，而且跨江极为便利，将它视为口岸的延伸应非勉强。相应地，京师与天津诚然距离不远，但津芦铁路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延伸至永定门外，在此前除以人力、畜力走陆路外，水路亦未如同时期的苏、沪、杭之间有小火轮可通。从整个城市而非中央官署的交往状态而言，京师仍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以口岸为节点的近代体系，仍应被视为内陆区域。因为本文所指的“口岸”，并非如条约商埠呈相互离散的点状分布，而是彼此贯通，且对附近区域有所蔓延的带状存在，故称其为“口岸地带”。

[36] 在传统史学的叙事体系中，最早被贯上“中兴”之名是夏代的少康中兴，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室失国数十年，最窘迫时仅有一成十里之地，一旅五百之师。此后比较著名的“中兴”还有商代的“武丁中兴”，西周的“宣王中兴”，汉代的“宣帝中兴”，“光武中兴”，两晋之交的“元帝中兴”，唐代的“肃宗中心”“元和中兴”，两宋之际的“建炎中兴”。应该说单从危机当下的威胁程度而言，即使是在最动荡的咸丰朝，清廷的社稷安危也不成问题。而此后在国内场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也都的确颇有建树。因此从同治四年在与太平天国的内战中大获全胜以后，就开始出现“中兴名臣”之类的说法。到了同治十一年，捻军被平定，“同治中兴”的观念已经在国人中极受认同。通常认为，直到光绪十年发生甲申易枢，“中兴”之局才告一段落。

[37] 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3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海南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该折上呈于同治十二年。

[39]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0] 甲午之前，国人对办报的态度与作为，及其成因。可参阅黄旦《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兼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之源头》，（《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5期），朱至刚《士人之报：戊戌趋新报刊再认识》（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第一章。

[41]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42]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43] 郑观应：《日报上》，《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44] 郑观应：《日报上》，《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45] 例如，郑观应在《日报》篇中就曾提到，在西方国家“（报纸）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本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王韬也认为报刊在“英、法、美各国皆继之以而兴，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亦日众”。（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46] 郑观应：《日报上》，《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至于后来常被引用的“今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郑观应：《日报下》，《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则是出自《日报下》篇，在光绪二十年初刻本中，《日报》原只一篇，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上篇。从《日报下》篇中“如中西之战，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而反污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等语可见是补写于中日战起之后。（郑观应：《日报下》，《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目前坊间各家出版社所依，多从夏东元编撰之《郑观应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上册，1988年出版下册）析出，乃是光绪二十年（1894）《盛世危言》（五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的汇编。各个版本的差异，可参见《〈盛世危言〉中的招商局》（招商局史学研究会网站，网址：http：//1872.cmhk.com/works.asp？show=1 & id=37）近人文集常依时局和自身观念的演化而多次修订，在观念史的考察中，务必对此格外留意。

[47]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在该则下，钱注引“《新民丛报》载公度论学笺云”“在美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污，每举总统，则两党相争，大几扰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且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该书第378页）钱仲联认为所论与此诗意同。但黄遵宪将美国看作文明大国，已是此后的事，具体过程可参见施吉瑞《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孙洛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48] 钟叔河主编：《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45页。而在此后光绪二十四年刻印的重订本，也就是后世的通行本中，连诗带注面目迥异，诗曰“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注曰“新闻纸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页）其间自然体现了时隔十余年的思想变化。关于《日本杂事诗》的版本修改及其成因，夏晓虹在《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学术界》2000年第1期）中剖析得相当详尽。黄遵宪在使日期间认定“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因此对于斯时日本“今东方慕西，学者乃欲舍己从之，竟或言汉学无用”的风气，很是嗤之以鼻。（钟叔河主编：《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45页。）甚至在重订本中，他仍主此说，“（日本）学校甚盛，唯专以西学教人。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尚同、兼爱、明鬼、事天之说，即耶稣十诫所谓敬事天主，爱认知己。”（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2页。）

[49] 欧阳中鹄：《复蔚庐》，政协长沙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1989年内部印行，第218页。

[50]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25页。

[51] 《与吴汝伦第一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1页。

[52] 转引自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湖南历史资料》第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页。

[53] 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7页。

[54]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是在陆地上。从平壤之役开始，日军就始终没有在任何一次战役前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也经常是来回拉锯，双方都是死伤惨重。在战争进程中，还屡次出现了不利于清军的天气状况。例如，清军在从平壤战役撤退的过程中，突遇大雨，全军的阵势被打乱，直接导致了全线溃败，进而造成此后清军一直处在防御态势。引自栾述善《楚囚逸史》，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55]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56] 祁寯藻、文廷式、吴大澂：《〈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页。

[57] 慈禧捐私蓄助军饷事，见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发上谕。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0册（光绪二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页。

[58] 后辈菁英在政变以前对慈禧太后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即使是评价人物最为苛刻的文廷式也认为她“功烈巍焕，与太任比烈矣，汉明德不足数也”。（祁寯藻、文廷式、吴大澂：《〈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页。）这并非是公开的颂扬，而是私下的评断。再如文廷式所撰《闻尘偶记》，更是把诸位重臣骂了个遍。

[59]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14页。

[60] 该折是文廷式撰写，收录于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40页。

[61] 王伯恭：《蜷庐随笔》，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6页。

[62] 具体情况可参见贾小叶《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6页。

[63] 例如，郭则沄《南屋述闻》有云：“枢直御史向不禁言事，其有禁者，惩于眭朝栋之狱也。乾隆辛巳会试期前，朝栋奏请援先朝故事，别试回避卷。上疑其子弟有应会试者，虑已入分校，故预为会奏，乃特点朝栋充同考官，而令试官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及列进呈。则朝栋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是时二公皆居枢府，朝栋以御史留直，当上南巡启跸，曾密谕刘于二公主会试，意必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结交侍例，罹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冒嫌，不敢营救，自是枢垣遂为时论指摘之薮，而留直御史，无复抗章者矣。”事见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再如乾隆四十三年秋“上东巡，有金从善者，上书，首及建储，次为立后。上因谕曰：‘那拉氏本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侧室福晋，孝贤皇后崩后，循序进皇贵妃。越三年，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优容如故。国俗忌剪发，而竟悍然不顾，朕犹包含不行废斥。后以病薨，止令减其仪文，并未削其位号。朕处此仁至义尽，况自是不复继立皇后。从善乃欲朕下诏罪己，朕有何罪当自责乎？从善又请立后，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理？’下行在王大臣议从善罪，坐斩”（《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列传一）。

[64] 《近代史资料》第4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该则史料经孔祥吉先生考证，确认较为可信。

[65] “公车上书”期间上奏人、上奏时间、内容的具体情况，茅海建先生在《“公车上书”补证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考据极详。

[66] 《康有为自编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0页。

[67] 所谓“科”是指六科给事中，“道”是指十五道监察御史。明代科与道的职司分得很清楚，六科负责对中央六部的对口监察，十五道负责对各省事务的监察，按照惯例，十五道御史中以河南道为首道。清代六科与十五道的职能界限大为弱化，在人事编制上统归都察院系统。所谓的“翰”是指在翰林院任职的正式官员，在庶常馆学习期间的庶吉士不在其列。

[68] 都察院和其他中央部门一样，也设置有满职御史的岗位。满御史多数是从各部主事调任而来，多半不由科举出身。但是他们在都察院的分量远远不能与汉御史相比。

[69] 高阳：《清朝的皇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9页。

[70] 据《清代职官年表会试考官年表》光绪十五年乙丑科，李为正主考，徐为读卷官、翁为教习；光绪十六年庚寅科，孙为正主考，徐、翁为读卷官、李为教习；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翁为正主考，李为读卷官；光绪二十年甲午科，李为正主考，翁为读卷官和教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徐为正主考，李为教习。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3—2877页。

[71] 李鸿章是个特例，他虽然是翰林出身，但是早在咸丰三年就回乡帮办军务。此后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一直没有做过京官，所以从未在任何正式的科举考试中充任过考官。没有科举门生也是后来李鸿章始终跟士林中的后起之秀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72] 《钦定台规》，《四库未刊书籍》第二辑第2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73] 数量来自据《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所载之《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部院汉侍郎年表》《内阁学士年表》《总督年表》《巡抚年表》《布政使年表》《总署大臣年表》的统计。（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1册、第2册、第3册、第4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126、154—155、313—317、713—721、1100—1109、1950—1985、1491—1496、1730—1738、3023—2025页）在上述各表中，还列有徐桐、徐承煜、杨儒、张国正等4名汉军人士，汉军在清代入仕任官更近于旗人，故不纳入考量范围。

[74] 这里的“翰林”是将因鼎甲直接授职的修撰、编修和从二、三甲进士选出的庶吉士都计算在内。李鸿章、刘秉璋、唐景崧、鹿传霖4人既是翰林，也有军功，故将他们列入有军功人士类目中。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至光绪九年癸未进士数量与名单见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5—2844页。进士出身人士的入仕年份与其中试年份基本相同，唯有许庚身在中试（1862年）前实任内阁中书（1852年起），季邦桢（1874年中试）实任兵部员外郎（1865年起），故此两人取后值。非进士出身人士的入仕年份依据《清史稿》诸列传（柯劭忞：《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5、6、7、27等册所载履历片记录的被任首个官职（含候补，不分文武）的时间而定。（秦国经主编，唐益年、叶秀云副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5] 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5—2844页。

[76] 据毛晓阳、金甦考订，清代从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共录取文进士26849人。（毛晓阳、金甦：《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另据邹长清考察，在同时段共在进士中选取庶吉士5759人（或5790人）（邹长清：《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考辨》，《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

[77] 这在文廷式那里也极其典型，文廷式光绪十六年考中榜眼后授职丛六品的翰林院编修，但是仅在四年后的光绪二十年就因为朝考一等第一名，越级擢升到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因此获得了专折奏事权。翰詹大考一等第一名可以越四级晋升原本是乾隆帝专门为提拔人才特建的快速通道，但是每三年仅能产生一个幸运者。文廷式之所以能在这次大考中脱颖而出，并非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而是光绪帝暗中示意，翁同龢一手操作的结果。

[78] 《清史稿·职官志》：京畿、江西、浙江、福建、湖广、河南、山西、陕西八道，满、汉各一人，江南道满、汉各三人，山东道满、汉各二人。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印给事中，满、汉各一人。

[79]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

[80]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81]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82] 《中国公会章程》，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

[83] 《中国公会章程》，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

[84] 《中国公会章程》，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

[85] 《中国公会章程》，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

[86] “天泉证道”在王畿著《天泉证道记》中，是这样说的：“时（嘉靖六年），夫子（王阳明）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

[87]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页。

[88]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89] 在京师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孙家鼐指派担任财务就有熊亦奇。参见吴樵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3页。

[90] 翁同龢因其兄翁同书的事情跟李鸿章结下私仇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李鸿藻跟李鸿章倒是并无私怨，但是在孙毓汶面前，他和翁同龢却是同仇敌忾。他们两人在光绪十年的甲申易枢中作为奕訢的陪斗，被双双逐出军机处，李鸿藻还被削去协办大学士的职位，直到十年后才官复原职。而甲申易枢的谋主正是孙毓汶。此后孙毓汶又刻意整治以李鸿藻为宗主的北派清流，致使张佩伦和陈宝琛终光绪朝都不能复起。李鸿章和孙毓汶虽无私交，却在诸多问题上保持一致。所以倒孙必倒李，反之亦然。因此在甲午政争中，李鸿藻和翁同龢两派才会达成空前的合作。（相关史事可参见《清史稿》中的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张佩伦等人的传记以及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1861—1884）》和《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核心的探讨（1885—1898）》两部著作，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9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92] 康有为：《康南海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2页。

[93] 汪大燮在十月初八致汪康年函中提到“先以报事为主，好在现在已有翻译之人，西报数种，东报两种，均可一律译刻，开风气，通彼此之情，固急务也……制造局尚有译而未刻之书二十二箱，现在拟择要抄刻，闻已说通”。（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8页。）

[94] “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汪大燮九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4页。

[95]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5年版，第323页。

[96] 强学会成立后，汪大燮、沈曾植、夏曾佑、吴樵等人就因为会中品流太杂，渐失本意。于是相约另开小会“京中同志十余人，卓如、伯唐、子封、穗卿、刚父诸君及钝丈、樵父子，起一小会，迟大会十日而亡”（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札师友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在强学会被查封事件缓解以后，小会也恢复活动，而且又加入了徐世昌、文廷式等人，又以文廷式为主导，张元济就是在此时参加并负责日常工作的，后来演变成通艺学堂。关于强学小会的问题，最早是由王尔敏、张玉法二先生提出，经闵杰先生进一步考据梳理后，已可成定论。（参见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9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9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1页。

[9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页。

[100] 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6页。

[10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这里的“南师”，应当就是籍贯南皮的张之洞。

[102] 康有为：《康南海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6页。

[103] 据康有为在致何树龄、徐勤书里面的说法，当初“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但以张之洞的为人和治学，做出这样承诺的可能几乎不存在。他在《学术》一诗的自注中写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张所以会恶公羊，跟潘祖荫倡导公羊不无关系，何况康有为力主的改制说比起正统的公羊学来又更加激进。从此后《上海强学会序》和《强学报》公布以后，张之洞、梁鼎芬等人颇感诧异来看，康有为应该事先并未挑明，甚至有可能干脆就做出了在会中、报上不谈改制的承诺。

[104] 自从宋代以来，随着南方，尤其是江南在全国文化版图上的崛起，南士与北士之间就在区域之间的认同亲疏，在中枢政局中的势力强弱等方面不断发生对峙和纠葛。到了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延续五百多年、相持不下的“南北之争”。南士的优势在于在高层次的科举考试，尤其是在翰詹大考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北士则主要依仗乡里毗邻帝都，与皇室、亲贵的关系较为密切。

[10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106] 名单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3页。

[107] 汪主沪事、康主粤事的说法始见于吴德潇该年十月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

[108] 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大燮在致汪康年函中提到委托康、诒兄弟代为处理在杭州的祖居。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9页。

[10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110] 康有为：《康南海自订年谱》，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7页。

[111] 《强学报》第二期，《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页。

[112] 《清实录·光绪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351页。中枢所以会让刘、张各自回任，应该是出自两点考虑：第一，自曾国藩以来，两江总督由湘军系统人士出任已成惯例，现在还没有必要打破这一惯例。第二，张之洞素有屠财之名，如果让他实授两江，造成的糜费可想而知。不仅光绪二十一年如此，即使是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刘坤一病故，张之洞再次署理江督以后，中枢仍然将此职实授给名望、资历颇不及他，却是湘系人士的魏光焘。

[113] 在《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强学会收支清单》中有“收张香帅来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九元六角四分”。以1两=1.4元折算，当为一千二百两。

[114] 也正因翁同龢在此事上缩头缩尾，弄得自己颜面大失，“进退失据，进书房则有愧于寿州，列军机则有惭于高阳，入译署复有怍于南海，而仍不能见好于同乡，此真无以自解矣”。（汪大燮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23页。）

[115] 见《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影印说明，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116] 实际上后辈菁英，尤其是亲近帝党的后辈菁英在梯队布局上遭受的打击还远不止于此。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汪鸣銮与长麟就被突然罢黜。这两人既是翁门弟子，又是帝党中坚。此时都已经位至侍郎，离重臣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和文廷式的出局意味着后辈菁英至少在准重臣和言官两个层次上影响损失殆尽。缺乏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也是后来虽然光绪帝有意于上，趋新各派热血于下，但是始终不能整合成强劲实力的重要原因。而且据吴樵的说法，杨崇伊二月弹章里还涉及了李盛铎和陈炽，只是上边未曾追究。（吴樵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这应该是对后辈菁英的整体震慑。

[117] 宋伯鲁考选御史已经是光绪二十二年年末，此时距文廷式被罢黜已经一年有余。言路已经被杨崇伊等人控制。（参见《清朝御史提名录》，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35页。）至于高燮曾，虽然也有保举康有为的奏折，但是据马忠文、茅海建等先生考证，那只是收受康有为贿赂的结果，并不表明高本人就是趋新中人。（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118] 这从甲午到戊戌期间的官员上书中可见一斑。在这几年里，官员上书的数量可谓难以计数，其内容更是林林总总，但是因为言事直接受到惩处的只有两例。第一例是光绪二十年十月的安维峻，第二例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刘光第。两人所以一流一死，都是出自共同的原因——直接告诫慈禧太后不要干涉光绪帝行使皇权。他们被扣上的罪名也都以“离间两宫”为主罪。除此以外，即便是直斥当国重臣，也不会惹来直接的麻烦，而且不会妨碍正常的升迁。如前章所引李鸿章在途经天津时说的狠话，也就只好当他自己的牢骚话而已。如果不是因为文廷式卷进了宫闱之争，杨崇伊就连他也未见得能扳倒。

[119] 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页。

[12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7页。

[12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9页。

[12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6页。

[12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9页。

[124]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25]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2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