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问题和方法

基于以上的梳理，本书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研究，将体现出几个特点。

首先，挖掘丰富庞杂的第一手文献，已有研究虽进行过材料的搜集整理，但普遍缺少系统性。这里的一手文献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各种记录，以及中德知识分子围绕现当代文学的交流材料。这些文献包括译著标题、德语译者和引介人士所撰序跋、作品宣传、作者简介、期刊通告、封面标语、媒体报道等被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内特（Gérard Genette）称为“副文本”（Paratext）的资料，还有汉学研究、创作评论、作家出访日记、人物访谈、文学活动记录等其他围绕文学交流和接受的文本外的材料。[50]这些资料目前都处于零散的状态，连最基本的译作目录都没有一个接近完整的版本；同时，目前的研究以量化研究和翻译分析为主，序跋和译作介绍等对文学传播和接受研究至关重要的“副文本”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针对“为什么译介特定作家特定作品”这样的问题，仅仅罗列作者被译介的作品是不够的，很多时候却能在宣传标语和译者序跋里找到答案。因此，笔者将在本书中进一步挖掘一手文献，尤其是对“副文本”的充分收集和利用。

其次，本书较为开放的历史时间框架，研究对象是至今为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交流情况。它既是一项历史研究，也注重实时探索；既需宏观的历史眼光，也依赖微观的时空聚焦。因此，笔者选择放弃按照时序性的历史时期划分章节，而是注重传播实践和实践的历史感，将这一特定文学传播放在世界文学的历史视域内作为一个实践性的整体来加以处理和讨论。

再次，将文学传播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也意味着本书在方法论上不仅要超越历史时间的分隔，还要跳出“输入—中介—输出”的传播学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大体上跟随结构功能主义的路径，重视关键的传播环节，旨在回答几个基本的问题：谁在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什么形式和内容的文学被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德语世界里有谁在接受？文学传播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现有研究对这五个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应，本书中的叙述也会对这些问题有所呈现。然而，如第一节中重点说明的，本书考察的对象不仅是自东向西的文学传播，更是一种基于共同的、事件性的、中德双方互动的文学交流。由于跨文化文学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交流双方不同人物角色、社会政治环境、文化媒体事件等影响，在整体考察时，只有把这些不同方面的相关因素整理铺陈，才可能较为全面地勾画出中德当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和现实面貌。因此，我将选择多角度叙述的方法，通过考察德语区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塑建、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和改写、德语区文学机制和中国作家在德身份接受这几个方面来展现并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区的传播情况。

通过全景式重现的研究路径，笔者将跨国文学交流视为一个整体，也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在德传播视为文学交流历史全景里的一部分，与其他历史阶段有着延续性的关联。第一节中提出20世纪以来中德文学交流史上的三个主要变因——知识界的诉求、德国汉学的发展和政治时局的变迁——位于文学传播的中心。延续这三个因素，笔者将在第一章中聚焦德语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他们同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学理想出发，探讨冷战中后期（1968年到两德统一期间）东西德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学守望，兼论汉学家在这一群体中扮演的角色。这一章延续历史叙述的方法，重点整理分析该时期在德语知识界得以引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文本、“副文本”和其他的文学交流材料。西德知识分子在1968年达到顶峰的社会使命感，渗透了他们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阶层依旧试图从政治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汲取革命材料，塑造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形象。借助文学来塑造异国形象的愿望，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内转变为对“塑造”本身的否定，以及对同样寄托于文学的、对“真实”的渴望。这种转变与民主德国沉默的同人泾渭分明，却又不无联系。

这一时期，东西德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也出现了新的创造性的形态。在本书的第二章，笔者将深入细读当代德语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与中国现代文学有互文关系的接受文本，分别来自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两位重要作家。东德剧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和西德文学家恩岑斯贝格大致在同一时期（1983年和1978年）分别完成了对鲁迅两篇作品的改写创作，可以视作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阵营的两位德语文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互文性接受与二次传播。通过把两个德语接受文本分别同作者参照的鲁迅原文并置比较，笔者试图勾画海因和恩岑斯贝格对鲁迅原作的诗学承接，考察两个文本从艺术结构、文学审美以及内容主旨等方面对原文本的改造，以分析这两位作家是如何把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与他们所处的两种社会下不同的文学诉求相融于这种跨文化互文创作之中。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在德传播受到了德语国家知识分子政治理想和文学宏愿的促动，那么这种意愿的“促动”一定也得到了行动上的、基于体制的推助。从这一点来看，东西德知识界在70、80年代迥异的中国文学传播情况就无法笼统地用“政治分野”的概念来解释了。“二战”以后，西德引入美国出版制度，东德则出现了苏联模式下的文学机构。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出版界的版权体系也更向美国市场靠拢，“文学代理”等市场化的角色屡见不鲜。本书的第三章将围绕德语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学机制，在整体文学环境和传播机制的视野下探讨中国文学的在德传播。这里的文学机制事实上就是上一节提到的汉学家雷丹所形容的“复杂的综合体”，其内部深受德国中产阶级教养公民（Bildungsbürgertum）传统的影响，在外则表现为各种人物、机构和市场设置的相互作用。

在面向市场大众的德语文学机制下，得到译介传播的中国文学同时也置身于一个具有政治参与意义和当代性社会要求的公众舆论空间。文学作品的接受很多时候也是对作者个人立场的圈定，甚至是对作家身份象征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家不仅承载着文学文本在德语社会的流传，他们个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立场也会作为与其文学生产密不可分的形象表征，进入德语公共领域的接受视域。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把视线移到文学交流中被对象化的个人，选取两位以不同身份形象在德语地区得到传播与接受的中国作家，探索德语汉学接受和公共文学讨论中对中国作家身份结构的形塑，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接受范式相应的分野。笔者将尝试回答：不同类型的中国作家是如何得到汉学家、汉学圈外的知识分子的接受的？个人的文学身份和文学交流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德国文学机制下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德语文学公共领域的接受主体是因循怎样的文化逻辑和文学标准审视中国作家和作品的？

最后，这项以全景式阐述为主要方法的研究也要求对原始材料的重视。除了数据和副文本材料，本书也加入一手访谈文件，包括来自这段文学交流历程中各角度相关人员的直接回应。在不同章节的讨论中，笔者将穿插引用本人在德国、奥地利及中国对相关人物的访谈，以及一些书面的询问记录，原始材料将作为附录放在本书最后以供参考。在见证者们的纷纭众说中，跨文化的文学环境、文学个人和文学作品休戚相关；在这幅即将展开的全景图里，我们或许也能隐约看到一个共同的、闪烁着光芒的文学交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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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s Christoph Buch，“Nachwort”，in Lu Xun，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e：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3，S.196.

[2] “具体的乌托邦”说法首先由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主要指通过工人运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1973年西德出版的一本书即以《中国：具体的乌托邦》为题，参见Peter Kunze，China.Die konkrete Utopie，München：Nymphenburger，1973；关于西德对“文革”时期中国认识的起因与变化，参见[德]屈汉斯《1968年的抗议运动、毛泽东思想和西德的汉学》，[德]马汉茂、[德]汉雅娜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23页（以下只标注《德国汉学》及其页码，不标注其他信息）。

[3] 本书所引用的德语文献的中译，除特别注明外，均为笔者所译。

[4] Hans Christoph Buch，“Nachwort”，in Lu Xun，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e：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3，S.196.

[5] Hans Christoph Buch，“Nachwort”，in Lu Xun，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e：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3，S.212.

[6] Hans Christoph Buch，“Nachwort”，in Lu Xun，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e：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3，S.213.

[7] 王维江：《20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史林》2004年第5期。

[8] Vgl.Mechthild Leutner，Klaus Mühlhahn（Hrsg.），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m 19.Jahrhundert：Mission und Wirtschaft in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Münster，Hamburg，London：Lit，2001，S.284.

[9] 参见第7203条，Wolfgang Rössig，Literaturen der Welt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Eine chronologische Bibliographie，Stuttgart，Weimar：J.B.Metzler，1997。

[10] 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曾在20世纪20年代编的《中国文学》中两处提及胡适，具体参见范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11] [德]库恩：《德文版〈子夜〉前记》，李岫编《茅盾文学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 引文参见胡天石《〈子夜〉德译本忆谈》，《世界图书》1981年第9期。在胡天石的叙述中，库恩解释他此前选择翻译《金瓶梅》等作品的“错误”时“推托”说自己从未到过中国，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13] 胡天石：《〈子夜〉德译本忆谈》，《世界图书》1981年第9期。

[14] Hatto Kuhn，Dr.Franz Kuhn（1884-1961）：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0，S.70.

[15] 有关“二战”期间德国汉学的历史，柯马丁（Martin Kern）的文章《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重提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汉学家向以美国为主的海外迁移，对德国汉学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另还有舒欣的《汉学研究机构抑或舆论宣传的工具？——谈第三帝国时期位于上海的德国文化研究院的职能》也谈及该时期德国汉学机构的分化。两篇论文均收录于《德国汉学》。

[16] Raoul D.Findeisen，“‘I am a Sinologist and Expert…’ The Translator Joseph Kalmer as a Propagator of New Literature”，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Vol.10，2011，p.410.

[17] 当年具体发行量为45436（比较：2017年发行量达到505000册），该数据来源于德国发行统计局（IVW），援引自网站：http：//meedia.de/2016/02/16/70-jahre-die-zeit-im-auflagenvergleich-durchbruch-in-den-60ern-auf-dem-gipfel-anfang-der-90er-und-jetzt/.

[18] Eva Müller，“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r DDR”，in Adrian Hsia und Sigfrid Hoefert（Hrsg.），Fernöstliche Brückenschläge：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 Jahrhundert，Bern：Lang，1991，S.199.

[19]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20] Eva Müller，“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r DDR”，in Adrian Hsia und Sigfrid Hoefert（Hrsg.），Fernöstliche Brückenschläge：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 Jahrhundert，Bern：Lang，1991，S.205.

[21] 关于德国四七社详细的历史介绍和论述，参见[德]赫尔伯特·伯蒂格《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张晏、马剑译，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

[22] Hans Christoph Buch，“Nachwort”，in Lu Xun，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e：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3，S.212.

[23] Hans Christoph Buch， Kritische Wälder：Essays，Kritiken，Glossen，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72，S.87.

[24] Wolfgang M.Schwiedrzik，“Vorwort”，in Literaturfrühling in China？Gespräche mit chinesischen Schriftstellern，Köln：Prometh，1980，S.21.

[25] Vgl.Wolfgang M.Schwiedrzik，“Vorwort”，in Literaturfrühling in China？Gespräche mit chinesischen Schriftstellern，Köln：Prometh，1980，S.22.

[26] 孙国亮、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27] 郎格以几位20世纪的德国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与他们的中国接受为例，提出现代西方世界将中国作为一个从传统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出逃地”（Fluchtort）。参见Thomas Lange，“China：Fluchtort vor dem Europäischen Individualismus，Über ein philosophischens und literarisches Motiv der zwanziger Jahre”，in Adrian Hsia u.Sigfrid Hoefert（Hrsg.），Fernöstliche Brückenschläge：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Jahrhundert，1992：49-76.

[28] 费路（Roland Felber）将民主德国的当代中国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从1972年中德外交关系确立之后到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始，民主德国在这时期也恢复了对当代中国情况的研究兴趣。参见[德]费路《民主德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德国汉学》，第286—302页。

[29] 杨四平：《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30] 夏康达、王晓平主编：《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 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32] 谢淼：《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3] 谢淼：《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参见雷丹（Christina Neder）《对异者的接受还是对自我的观照？：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翻译的历史性量化分析》，李双志译，《德国汉学》，第589页。

[34] 参见[德]屈汉斯《1968年的抗议运动、毛泽东思想和西德的汉学》，《德国汉学》，第317—342页，以及谢淼《1968年抗议运动与德国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第四章第二节。

[35] 这些相关文章分别是：《译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时代潮流与文化场域——中国当代文学在两德译介的迥异状况》，《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2期；《学院与民间：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两种译介渠道》，《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政治事件对于德国汉学发展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新时期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德国的中国形象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36] 冯小冰、王建斌：《中国当代小说在德语国家的译介回顾》，《中国翻译》2017年第5期。

[37] 即崔涛涛2015年在德国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文化间铸建文学桥梁——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德国》，见Cui Taotao，Ein literarischer Brückenbauer zwischen den Kulturen.Der chinesische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 Mo Yan in Deutschland：Werke，Übersetzungen und Kritik，Würzburg：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2015.

[38] 陈民：《苏童在德国的译介与阐释》，《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

[39] 毕晶晶：《阎连科作品在德译介与接受初探》，《安徽文学》2015年第10期。

[40] 张世胜：《贾平凹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情况》，《小说评论》2017年第 3期。

[41] 崔涛涛：《德译本〈蛙〉：莫言在德国的“正名”之作》，《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42] 赵亘：《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小说评论》2017年第5期。

[43] 熊鹰：《当莫言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对英语及德语圈里“莫言现象”的考察与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44] 可以同司马涛在第二年年会上的报告放在一起参考，详见Thomas Zimmer，“Das China-Bild der‘Insider’Kontinuität und Wandel in der Wahrnehmung des‘erlebten’China durch Auswanderer，Erlebnishungrige und Forscher im 20.Jahrhundert”，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5（2001）：S.275-288.

[45] Bernhard Führer und Hanno Lecher，“Die Entwicklung der Chinawissenschaften in Österreich”，Raoul David Findeisen，“Zwischen Goethe und den Banken-Über das Woher und Wohin schweizerischer China-Forschung”，http：//www.dvcs.eu/jahrestagungen.html.

[46] [奥]傅熊：《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7] Ulrich Kautz，“Warum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Literatur es auf dem deutschen Büchermarkt schwer hat”，5.Jahrestagung（29.10.1994）“Rezeption und Vermittlung chinesischen Gedankenguts in Deutschland”，http：//www.dvcs.eu/jahrestagungen.html.

[48] 顾彬与笔者的交谈中曾经谈及这个屡次拖延的计划。参见本书附录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与出版的困境——顾彬访谈》，以及德古伊特出版社网页上的信息https：//www.degruyter.com/view/product/28445。

[49] 金如诗整理的目录收录在顾彬1985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当中，详见Ruth Keen，“Deutsch-und englischsprachige Sekundäre Literatur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Eine Auswahl”，in Wolfgang Kubin（Hrsg.）Moderne Chinesische Literatur，Frankfurt：Suhrkamp，1985，S.487-489.

[50] 热内特将文本分为五类：intertexte，paratexte，metatexte，hypertexte，architext，其中paratexte，也就是副文本指的是“围绕文学作品的整体环境内的元素，包括标题、副标题、中间标题；前言、后序、读者提示、导言等等、旁注、脚注、备注、箴言；插画；内容简介；扉页、封面，以及其他各类附加的字体符号等等，可看作它为文本环境的布置”。参见Gérard Genette，Palimpsestes：La littérature au second degré，Paris：édition du Seuil，1983，p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