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于1940年6月出生在广东省佛冈县。我的父亲曾是县中学校长，但他体弱多病，在我4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是乡村小学教师。父亲过早离世，对她打击很大，但她很坚强，含辛茹苦抚育我和两个哥哥成长。她教导我们要发奋读书，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我的家乡佛冈县虽然离广州只一百多公里，但它属于山区，当时交通不便，经济与文化都落后。全县只有两所中学，缺乏优秀教师，教学质量不高，所以母亲鼓励我们到省会广州上学，大哥于1950年春到广州番禺省立仲元中学读高中。1951年夏我在佛冈县县立小学毕业，当时才十一岁，母亲陪我走了几十里山路再转汽车、火车，花了两天时间到达广州市，借住于叔叔家（他在广州当中学老师）。不久，我考上了广州市第一中学，寄宿在学校里。三年后，考上广东广雅中学，这是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要求很严格，教学质量也很高。记得当年的高中历史教师，讲课很生动，分析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很吸引人，使我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史产生很大兴趣。高考时，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被录取了，1957年9月入学。历史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历史文献、外语等基础课。二年级开始分专业。当时有不少同学认为考古专业老要外出，比较辛苦，所以报这个专业的不多，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还专门到历史系作动员报告，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建设项目发展得很快，随着基建的开展，发现了不少古代文化遗址，国家急需考古文物方面的专门人才，希望有更多的同学选择考古专业。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比较好动，喜欢游泳、旅行、登山等，觉得走向田野的考古学应该比纯粹在办公室做历史研究更有意思，所以我当即报了考古专业。

57级考古专业学生共24人，1958年夏，正值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准备开展对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需要一大批发掘工人，北大考古专业教旧石器考古的吕遵谔先生闻讯与他们联系，带领56级与57级考古班参与周口店发掘。发掘队长是贾兰坡先生，副队长是吕遵谔先生。白天两个班的同学在发掘工地劳动，晚上由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周明镇等著名学者授课。因结合实际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知识掌握得比较牢固。实习结束后，大多数同学喜欢考古了，但也有个别同学转了专业，甚至退学。

1959年，我们在学校学习考古学基础课。先后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李仰松、邹衡、高明、苏秉琦、宿白、阎文儒等几位先生，他们的讲课都很好。1960年我们到洛阳王湾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该遗址文化堆积较厚，指导老师是李仰松、夏超雄、严文明先生。王湾遗址，有新石器、西周、东周、汉、晋、北朝几个时代的遗存，延续时间长。1961年秋，进行整理考古资料的专题实习，我与郭大顺、高炜等十名同学分配到洛阳整理王湾的发掘资料。我负责整理东周墓葬，由时任考古所洛阳考古队队长的郑振香老师辅导。郑老师要求我先选出典型陶器标本，逐件画图，做出卡片，器物描述时要文字简洁，要抓各类器物的主要特征。我做出的卡片她逐张检查，指出需修改之处。卡片做完之后，便进行器物排队，按陶器组合进行排比、分期，然后编写报告初稿，交郑老师审查后再作修改。郑老师耐心的辅导，严格的要求，使我掌握了整理考古资料的方法，终身受益。五年级第二学期时，考古系要求我们以专题实习收集的材料写毕业论文。我撰写了《洛阳东周墓葬的分期与分区》，由苏秉琦先生辅导。苏先生给我讲解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他们如何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260座东周墓分为七期的。1962年6月，系里选出五个同学的论文公开答辩，我是其中之一，苏秉琦、安志敏、钟少林三位先生是答辩的老师。结果我的论文得了优秀。这便增加了我对商周考古的兴趣。当然，我选择商周考古的研究方向，与邹衡先生优秀的教学方法也有关系，他讲授的商周考古课条理清楚、逻辑分明，又能抓住重点。

1962年夏，我们即将毕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考古研究所到北大考古专业招三名研究生，我与刘金山同学考取了徐旭生先生的研究生。乌恩岳思图考上夏鼐先生的研究生。那时报考研究生的动机很简单，觉得还年轻，想多学一些知识，将来对工作一定会有好处的。1962年秋，我与刘金山、乌恩到考古所读研究生，当时的学制为四年。一、二年级时根据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安排，我们主要学习哲学、俄语。哲学课都要到学部大楼集中上课，每周三个半天，俄语在所内由专业老师每天上课。第一年，我们两人每月都要到徐先生办公室汇报学哲学与俄语的情况。1963年下半年，我们与徐先生见面略多一些，他安排我们读《左传》，很认真地批改我们写的读书笔记。1964年春，哲学社会科学部，根据中央的部署从各所要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由于考古所的业务人员都到外地参加田野发掘，所内的留守人员很少，因此所领导就安排我们几个研究生先到北京通县、后又到辽宁金县当“四清”工作队队员，为时一年半之久。1965年秋，本以为可以坐下来写毕业论文了，徐旭生先生建议我们不必选夏代考古方面的题目，因为夏代的文献考证他已做得差不多了，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一两年内也难有大的突破。我们可以选自己有兴趣或有一定基础的题目。于是，我在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将研究的地域扩大，选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分期与分区》的题目，得到徐先生同意。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爆发，业务工作全部中止了。1966年夏，我们三个人研究生毕业，全都留所工作。1972年夏，从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回到考古所。那时所里大多数发掘队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只有少数地区（如安阳、洛阳、西安）有发掘工作。我想自己1962年大学毕业已经10年了，还没有真正干考古发掘工作，挺可惜的，还是要抓紧时间提高业务水平，到发掘工地去锻炼。正好，1972年秋，安阳队为配合基建工作需要人，于是我主动申请到安阳工作。

1972年10月，我到安阳参加小屯西地的发掘，那个季度的发掘，有的同事的探方中发掘到几片甲骨文，当时我很羡慕他们。在我负责的探方中却意外地发掘到两个时代较殷墟文化早的灰坑，出土了13件完整的先商时期的陶器和较多的陶片。此前，安阳殷墟所出的先商或早商陶片多为小片，完整器很少，所以，这批陶器的出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1973年，我参加了小屯南地的发掘，这次发掘，共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卜骨5260片，卜甲75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现甲骨文最多的一次。也是1936年以来殷墟甲骨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我负责发掘的H24坑，是那次发掘出土有字甲骨最多的单位，一坑出了1300余片有字卜骨，而且有一批完整的内容很重要的大卜骨，这令我十分兴奋。发现甲骨文之后，我对这些距今三千多年的古朴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考古站的条件比较艰苦，我们白天在工地发掘，下班以后在院子内的菜地里劳动。到晚上九时，才能安静下来，在煤油灯下看发掘到的刻辞甲骨，并将每片甲骨文临摹下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去查书。那时候考古站的图书不太多，有《殷契粹编》《卜辞通纂》《殷虚卜辞综述》《甲骨文编》等，这几本书，我经常阅读。1973年上半年，吉林大学的姚孝遂先生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工作。他是研究甲骨文的，我经常向他请教。

1975年，考古所领导决定把小屯南地甲骨全部运回北京整理。1975年秋，甲骨组成立。我和曹定云是屯南甲骨的发掘者，自然就成为甲骨组的成员，温明荣与郭振录是第二研究室的人，对甲骨文感兴趣，也参加进来，另外还有钟少林、王兆莹，他俩负责修整甲骨、拓片等技术性工作。我任甲骨组组长，郭振录是副组长。屯南甲骨整理费时八年，到1983年春才全部完成，先后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与下册，共五分册。在整理甲骨的期间，我们是边干边学，经常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发挥集体智慧，此书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和刊布甲骨资料，受到学术界的肯定。

1983年，屯南甲骨整理完毕，甲骨组解散，我重新回到安阳队，一直在安阳殷墟从事考古工作，直到退休。我先后参加过殷墟小屯西北地、小屯村中、花园庄南地，郭家庄西南、刘家庄北地、梅园庄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发掘过建筑基址、墓葬、甲骨坑、车马坑等遗迹。其中郭家庄160号墓和花园东地H3甲骨坑被评为当年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们要对所发掘的遗迹、遗物进行整理、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对象涉及殷墟基址、墓葬、陶器、铜器、甲骨文等，尤其对甲骨文的研究花的时间、精力最多。我在研究甲骨文时注意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走一条考古人研究甲骨之路。

本书选辑本人自著及与他人合著的论文40篇，是自1986年至今陆续写成的。此前，我也曾主笔过几篇文章，因这些文章的观点是经过《屯南》甲骨整理组成员讨论过的，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已收在肖楠《甲骨学论文集》中，这次就不再选用了。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商代考古学研究，下编甲骨学研究。上编商代考古学研究，收论文14篇，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一、先商文化遗存。本部分收录文章1篇，《安阳小屯西地的先商文化遗存——兼论“梅园庄一期”文化的时代》。我对先商文化感兴趣，是由于1972年秋在小屯西地发掘到两个时代较早的灰坑，出土了一大批属于先商文化的陶器。我将其与豫北、冀南这一时期的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比较，从而加深了对安阳地区此类文化的认识。在该文中，我认为小屯西地的商文化遗存是受到辉卫类型影响的漳河型文化，其时代属先商晚期，最迟可至夏、商之交。殷墟“梅园庄一期”文化据地层关系和陶器形态可分为早、晚二段，早段时代约在先商晚期，晚段属商代早期。二、殷墟考古发掘的成果。本部分收录文章4篇，其中《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概述了自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发现了宫殿基址、族宗庙基址、墓葬、甲骨坑、车马坑等遗迹，出土了大批刻辞甲骨与青铜器、陶器等丰富的遗物。文中还提出殷墟考古工作今后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殷墟车子遗迹及甲骨金文中的车字》的写作是因为从1987年至1995年，我有幸参加了郭家庄、刘家庄北地和梅园庄十多座车马坑的发掘工作。在工作中，我注意分析甲骨、金文中“车”字的几种形态及有关记载，来思考发掘中的问题，如曲衡马车与车轼的发现、不同形式车厢的清理、车辙的研究等，都是受到甲骨、金文中“车”字资料的启发，而使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较大的收获。所以，该文是总结发掘车马坑的体会而写成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商周考古学者的关注，还得到商史学者及甲骨学者的肯定。三、甲骨文发掘的收获。本部分收录文章3篇，内容是概述数十年来殷墟及殷墟以外地区甲骨文发掘的成果及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及甲骨埋藏状况等。如《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关问题》，该文总结了殷墟多个地点所出的甲骨（有字的与无字的）在选材、攻治、钻凿灼分布及占卜后甲骨的处理方面等的相同点与差异性，并指出差异的原因是与不同遗址甲骨拥有者（占卜主体）的身份、地位的差异有关。该文的观点得到多位学者的引用和好评。四、殷墟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本部分收录文章2篇，其中《论安阳后冈殷墓》一文对历年来后冈发掘的上百座殷墓进行分组与分区（分为八组，归属三个墓区），并认为后冈三个墓区是三个族的墓地。对后冈五座中字形大墓的年代与性质作了探讨，指出这几座大墓的墓主应是地位极显赫的贵族，很可能是王室成员。还对后冈圆形祭祀坑的祭祀次数与方法、人牲身份、主祭者与祭祀对象做了研究。五、殷墟青铜器研究。本部分收录文章4篇。我对殷墟青铜器的研究是在学习了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及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两篇文章引发的。1990年，我参与了郭家庄160号墓的发掘，该墓出土了各类青铜礼器41件，青铜兵器232件，该墓的年代为殷墟文化三期偏晚阶段，此前殷墟正缺乏第三期的铜器墓葬。因而该墓对研究殷墟青铜器的组合与分期都有重要意义。在立足于新出土资料的基础上，我对殷墟墓葬的青铜礼器与兵器组合做了研究，先后写成《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两文，论述了从殷墟文化一期至四期青铜礼器与武器组合的变化，还分析了青铜器组合与墓主身份关系等问题。这两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常为研究商代青铜器的学者所引用。《殷墟青铜刀》一文，将殷墟所出的一百多件商代青铜刀进行分类、分期、论述各类铜刀的用途并探讨其渊源。过去学者对商代铜刀的研究，只从某一两方面进行论述，而此文则从多角度对铜刀进行研究，视野较开阔，文中的观点也多有新意。

下编甲骨学研究，收录论文26篇，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的整理与研究。本部分收录文章9篇，其中7篇是研究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甲骨的。如《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数则》两文，论述花东H3卜辞的特点、性质、时代及占卜主体“子”之身份与地位，还对其中一些字词，如狼、玉、璧、琅、弄、珥进行考释，受到甲骨学者的重视。二、甲骨文断代研究。本部分收录文章5篇，第一篇《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论述了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的关系，指出通过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其考古学的地层、坑位（包括与甲骨共存的器物）对于甲骨卜辞的断代应是重要的标准之一。它对时代越早的卜辞作用就越大，是主要的断代依据。而对于中、晚期的卜辞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地层、坑位只能判断卜辞的相对年代，要判断它属于那个王，还要通过对卜辞内容（世系、称谓、贞人、事类、字体等）作多方面的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本部分的《三论武乙、文丁卜辞》《四论武乙、文丁卜辞——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是对“历组卜辞”时代问题的讨论。关于“历组卜辞”时代问题，有学者主张将其时代提至武丁晚至祖庚，我们认为依据此组卜辞出土的地层关系与卜辞内容来看，它的时代不能提前，只能属武乙、文丁时代。《关于武丁以前甲骨文的探索》，是甲骨分期断代研究中较重要的问题。但过去学者只注重从武丁早期的王卜辞中去寻找，顶多只能举出4片。我在文中认为，除了注意王卜辞外，更应该注意从非王卜辞中去探求。并列举了8片可能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该文于2019年10月18日在安阳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后，由于观点有新意，论据也较充分，于2019年11月4日被《光明日报》理论版全文转载。三、甲骨学与考古学。本部分收录文章6篇，在第一篇《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中，笔者认为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考释甲骨文字时也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我在《考古学与甲骨文的释读》《略论甲骨文与殷墟文物中的龙》中曾列举了甲骨文的一些象形字与会意字，将其形体与殷商考古发现的文化遗物或遗迹现象相对照，以探求这些字造字的本义。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考释甲骨文字方法有别，可以说是开辟了甲骨文释义研究的新途径。四、甲骨学与文字学。本部分收录文章6篇，在《对中国文字起源的几点看法》中，我认为能记录语言的符号才是文字，它的产生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在《殷墟陶文研究》中，收集殷墟陶文近百例，依其内容分为数字、位置符号、族名或人名、记事、卦辞、其他等六类。这六类中，以族名或人名数量最多，对研究殷代族氏有重要意义。还从文字学的角度将陶文与商代甲骨、金文作了比较，总结出它的特点是象形性与简略性。由于殷墟陶文数量少，过去多为研究者忽略，发表的研究文章寥寥无几。我所做的较全面的整理与探索，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