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书写与国家认同研究(1937—1945)
- 董晓霞
- 1184字
- 2025-04-28 19:48:21
第一章 走入边地——战时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赴滇缅边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出版《边政论丛》《滇边经营论》《滇边散忆》等专著的陈碧笙是这样界定云南边地的:“所谓‘滇边’,当然系指云南对外接壤的区域而言。依历史及地理的关系上看,可以分作‘滇越边区’和‘滇缅边区’。”[1]滇缅边地、滇越边地是作为抗日战争后方的云南离战火最近并陷入烽烟的地方,可谓边地之边地。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沿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迁徙与旅行,还出现了诸如“边疆实业考察团”“滇西边地考察团”“云南地理考察队”“边疆人文研究室”等考察团队。抗战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正如卞之琳所说的“沉睡的地图在动了”,“侵略者为中国人民发动了中国地图”[2]。旅行者、考察者亲自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山河,深入传闻中野蛮落后的神秘之地,亲赴以往只是在地理书上提及的并只隐藏在地图边角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探访后,把书本上的抽象知识变成了实在体验,去除了笼罩于边地的原始可怕的面纱。郑子健《滇游一月记》的“自序”就比较能说明时人深入云南边地的缘由和经旅行后所产生的新认识:
诚以云南封守险阻,幅员广阔,山有点苍,耸翠之峻,川有金沙,澜沧之限,故能缜密经画,崛起有功。方今外患交侵,山河破碎;自越沦于法,缅陷于英,门户洞开,藩篱尽撤;滇越一路,汽车二日可达昆明,腾缅一路,沿边数千里不能为守;此固云南之隐忧,亦中国之大患!是即云南之边地问题,未可忽视也。不佞酷嗜旅行,有志滇游久矣,徒以误于蛮烟瘴雨之传说,怵于深山穷谷之艰辛,畏葸不前,欲行旋止。今夏,因有事于昆明,爰绕道越南而行。虽跋涉山川,风尘仆仆,然云南山陵之雄伟,河流之奔放,平原之妩媚,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饶,民族之朴实,诚足令人流连不忍去;使能尽量开发,群起建树,虽僻处一隅,有关全国,就国防上论,云南固为恢复民族生存之壁垒也。[3]
虽意识到外患隐忧的“云南之边地问题”,但“误以”野蛮之传说,“怵于”道路之艰辛而不敢前往。当郑子健经滇越铁路对滇边有了实地体验后,从发现山川、民族、物产之丰饶,到思考其开发建设与国防意义,这是地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意识在战时的融合。这样的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并不是个案,而是因铁路与公路所带来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创作热潮中的共识,我们应该注意时人对云南边地的认识,从先前的“蛮烟瘴雨”“深山穷苦”到“恢复民族生存之壁垒”这一转变的过程与缘由。
通过滇越道、滇缅线的旅行记,我们可以思考时人在抗日战争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国家民族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本章接下来所要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