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卢旺达社会与殖民统治的影响：文化神话的形成（1894—1959年）

地理环境

道德是抽象的，但道德悲剧却不是凭空出现的。以此论之，卢旺达不是一个“普通”的非洲国家。卢旺达是小国，国土面积仅26338平方公里，没有大片丛林，也没有干燥低矮的灌木丛，气温适中，空气湿润。除了阿卡盖拉国家公园（Akagera National Park）外，卢旺达境内也没有狮子、长颈鹿、大象。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历来较大，“非洲野生动物”没有立足之地。卢旺达多山，国土平均海拔为1000多米，其中一半以上国土的海拔为1500—2000米。卢旺达西北部同乌干达接壤。维龙加火山群（Virunga olcanoes）的卡里斯米比山（Kalisimibi）的最高海拔达4507米。总的来说，除了维龙加火山群之外，卢旺达并不是一个高山国家。自西向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非大裂谷纵深处把卢旺达和扎伊尔分开的两个大湖[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和基伍湖（Lake Kivu）]；接下来是扎伊尔河[1]—尼罗河的分水岭，悬崖峭壁纵横3000英里；再接下来就是卢旺达人的土地，所谓“千丘之国”；再向东，是地势低缓的大片湿地，[2]一直延伸至坦桑尼亚边境。绝大多数卢旺达人生活在中纬度地区。那里有数不清的山丘，景色壮丽，令人惊叹。中纬度地区的平均气温为18℃，年降雨量为900—1600毫米，气候特别适合人居。卢旺达一年也分四季，但季节划分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卢旺达的四季不是根据气温（甚至气温在一整年里大体上没有太大变化），而是根据降雨量大小来划分的。卢旺达（及其孪生国布隆迪）可谓一个“气候与生态岛”。[3]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卢旺达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卢旺达的农业一直比较繁荣。其实，卢旺达农民几乎就是园丁。除了北部的吉希瓦蒂（Gishwati）、纽恩威（Nyungwe）等森林地区之外，卢旺达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园。非洲很多国家的农业是粗放型的，而卢旺达农民却精耕细作，几乎把田地修整为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那样的水稻田。

卢旺达的田地，土壤肥沃，保护得当。高地犹如天然要塞，不但能够阻挡舌蝇、传播疟疾的蚊子，还能够阻挡敌对部落的进入，甚至在19世纪还阻挡了东非沿海地区斯瓦希里奴隶掠夺者的入侵。在白人到来前，卢旺达总能免于外来进犯。由于农业繁荣、没有疾病之苦、环境安全，卢旺达人口密度一直非常大。在越过疟疾肆虐、战火纷飞的坦噶尼喀灌木地区后，第一批探险者终于到达卢旺达高原地区。这些探险者觉得这是一片人口密集的繁荣之地。

绝大多数卢旺达人住在山上（musozi）。[4]卢旺达的地形决定了其特有的，却也有些拘谨的人居方式。卢旺达农民指的是鲁戈（rugo）里的男人。“rugo”有好几个意思。就日常用法而言，“rugo”仅指整个住家院落，包括所有家人、院落里的动植物。在一夫多妻的家庭里，每个妻子都有自己的“rugo”。“rugo”也是卢旺达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层次上要比家族（inzu）低一些，“rugo”也就是家庭。每座山上都住有几十户人家（ingo）。卢旺达社会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敌对族群，即图西人和胡图人，比邻而居，关系时好时坏，互有通婚，互有杀戮。人口密度大，再加上具有生产充足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卢旺达想必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形成集权政治，政府也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

其实，卢旺达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几乎达到令人恐惧的程度。早期外国探险者对卢旺达的第一印象是：政府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土地富饶。时至今天，情况依然如此。[5]一位现代作家说，“当权者一旦放松对农村人口的管控，卢旺达人就感到恐慌。”[6]这也是造成1994年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卢旺达人并非天生迷恋权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土地少，人口密度历来较大，社会交往稳定、频繁、有价值倾向。下表也能清晰地揭示这一点：

表1-1 1934—1989年卢旺达人口密度

卢旺达特定地方的人口密度，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例如，1989年，希扬达区（Shyanda commune）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68人。根据2000年卢旺达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卢旺达总人口为1000万，[7]以人口每十年增长50%计，卢旺达总人口到2040年将超过5000万，也就是说，除非卢旺达的人口增长率会降下来，否则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届时将是法国的20倍。[8]1994年春的种族大屠杀，使得卢旺达的人口密度降低了。这样说，实在太残酷了，因为实施种族大屠杀是卢旺达政客出于政治原因而做出的决定。但是，卢旺达普通农民如此广泛地卷入种族大屠杀，至少与卢旺达人口密度过高也有关系。卢旺达普通农民以为，卢旺达地太少，人太多，人口减少会给幸存者留下更多土地。当然，究竟谁是受害者，谁是幸存者，并不是随意而定的，主要取决于文化、历史、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