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工作

古地图，文明的守望

——百年国图的地图故事

翁莹芳 白鸿叶 孟化 任昳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代典籍浩瀚，它们承载了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在我国典籍的传承中，国家藏书机构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古有兰台，今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国图的前身京师图书馆，诞生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际，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保固有之国粹”、“为国家庋藏重籍”。经过百余年的积淀，国图在珍贵典籍领域形成了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民族语文文献和地图等门类。

地图作为我国浩繁典籍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自20世纪初京师图书馆成立之日起，就是国图收藏的重要一项。历经百余年的积淀，国图的地图收藏规模在国内的公藏机构中无出其右。20世纪的百余年是国家民族兴衰转折的百余年，一次次历史的波动，都让国图站在了历史舞台的前面，国图地图的故事也在这个舞台上一幕接着一幕地上演。

一 藏图起源：清宫内阁大库地图

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请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传承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清宣统元年（1909），内阁大库房屋损坏待修，分管清学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借机上奏请求筹建图书馆。是年9月9日，宣统皇帝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决定在什刹海的广化寺建立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以清宫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书的典藏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馆藏，并征得各省官府藏书及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姚觐元咫进斋、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等私家藏书。清宫内阁大库是收藏明清两代档案的重要机构，内阁大库档案由3部分组成，分为明档、盛京旧档、清档三部，地图是其中的重要门类。京师图书馆所藏的第一批地图就来源于清宫内阁大库中的地图文献。

京师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地图藏品有“绢绫纱本图65帧又48册，纸本97帧55册，又155页”，旧图居多，新图极少，大部分是从清宫内阁大库中捡出，是我国传统地图中的精品。载体种类多样，有绢、绫、纱布和纸张；版本可分为绘本、刻本、拓本、铜版等；装帧又有单幅、卷轴、册页与经折之分；从内容上，这些地图可分为政区图、城市图、山川图、海防图、边防关隘图、道路交通图以及宫殿名胜图。清宫内阁大库中的这批地图是我国古代地图中的集大成者，堪称国之宝藏，是研究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交通与城市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重要依据。

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京师图书馆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的呈缴本，这标志着它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在建馆初期的十几年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京师图书馆的维持举步维艰，主动购书规模较小，尤其在地图的采访方面几乎为零。

二 袁同礼和舆图部的成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自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后，袁同礼由北平北海图书馆副馆长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从此致力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任副馆长、馆长，主持馆务长达20年之久。

袁同礼（1895—1965）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在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袁同礼建立了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将图书馆工作分为采访、编目、流通、参考等部门。广泛罗致人才，派员出国学习进修，创办馆刊，进行学术研究，编辑多种卡片目录、联合目录和书目索引等，树立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楷模，获得图书界和学术界的好评。

袁同礼一直重视地图这类文献的学术价值。早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改组合并伊始，以袁同礼为核心的馆领导厘定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1929年11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共设立8部16组，其中特别设置了舆图部，专门整理馆藏地图，这是国图舆图组建置的开端。

当时的地图部负责地图采购、整理编目、阅览及保管、地图修补等工作，这些工作开国内图书馆的先河。舆图部的设立不仅有利于地图的资料征集，还有益于馆员的专业化，促进研究创新，给读者提供更加便利细致的服务。

三 王庸和馆藏地图的编目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舍（今国图文津街分馆）落成，图书馆的事业开始了崭新的一页，舆图部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年，经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介绍，正值而立之年的王庸前来国立北平图书馆担任舆图部主任。王庸因此迎来了一生中的重要转机，成为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和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从1931年7月到1936年8月，在王庸主持下，舆图部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基础工作方面，舆图部集中整理了清宫内阁大库明清绘本地图和其他旧存地图。在整理馆藏地图的过程中，王庸带领舆图部工作人员将所藏地图全部编目。

王庸和同事茅乃文合作，先后编制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王庸另著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等，而茅乃文独著有《中国河渠水利工程书目》《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等。这些基础工作，为后人了解国图的地图收藏情况奠定了基础。

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不仅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王庸也得以从中形成重要的学术成果。王庸后来所著的《中国地理学史》是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他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一书，也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全书分甲、乙二编，共著录边防图籍388种，为我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地图史纲》则是王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一部开拓之作。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几乎无不得益于早年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辛劳工作。王庸先生的手稿目前就珍藏在古籍馆善本组。

除了馆藏地图的编目工作，王庸还积极推动向各方征购新旧地图以补充馆藏。在征购过程中，清东三省总督锡良旧存的明清时期边界及河流图、陆军测量局测绘的各省详图、各地出版的水陆道里区域图，样式雷图档及烫样，法国人普意雅（George Bouillard,1862—1930年）遗图等陆续入藏。截至1933年底，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地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收藏珍贵绘本、孤本地图的特色。1934年春，历时两年的地图整理装裱工作完成，一时琳琅满目、蔚为大观。许多地图还特制专柜、专架，以利久藏。

四 普意雅遗图的入藏

法国人普意雅是一位铁路工程师，1898年来到中国，任平汉铁路北段总工程师，1906年升任全路段总工程师，曾受当时中国政府的委托，测绘了平汉铁路沿线的详细地图。普意雅对中国的地形、地质、矿产及古迹等颇有研究，在中国期间，还绘制了多幅北京及四郊地图。普意雅在本职工作以外，拍摄和收藏了大量同时期以北京为主、以平汉铁路沿线周边地区为辅的反映当时风土人情的照片。

1930年9月，普意雅病逝于北京。1932年，其夫人朱德蓉女士担心其遗书散失，经法国公使同意，她将普意雅生平购藏和自著的各种书籍2000余册、地图6000余张、稿本、照片等共10余箱资料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其中的测绘资料和地图等悉数归入舆图部。国立北平图书馆曾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接受赠书仪式，时任馆长袁同礼代表图书馆接受赠书。国立北平图书馆还辟专室收藏了这批赠书，并于1933年3月1日举办了普意雅赠书展示会。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在展示会上，讲演了关于普意雅在地图方面的贡献内容。

五 样式雷图档的入藏

除了接受社会的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斥巨资购置了一些珍贵的地图，这包括著名的“样式雷图档”。“样式雷”是对雷姓建筑世家的誉称。自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0余年间，雷氏家族共计8代人供职于清廷的内务府营造司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及家具器物的设计，在建筑技术和工艺美术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雷氏家族绘制的建筑图样、设计的建筑模型与《工程做法》等被统称为“样式雷图档”。现存于世的样式雷图档逾2万件，国图的藏量占了3/4。由于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一直以“传帮带”的方式传承，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理念、方法和传承的文献记载寥若晨星。样式雷图档的存在打破了这一局面，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提供了宝贵和丰富的资料。

1930年5月，家住北京西直门东观音寺胡同的雷氏嫡支雷献春，因穷困潦倒，四处求售其先辈收藏的大量图档。该年6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给国立北平图书馆，让其购回这批图档。这里面包括圆明园、三海和普陀峪陵工烫样和模型，另有工料、账簿等资料。同年末，居于西城水车胡同的雷氏别支雷献祥之子雷文元也开始出售其先辈所藏烫样，计有南海勤政殿、颐和园戏台和地安门三部分。经中国营造学社斡旋，该批烫样仍由国立北平图书馆购存。在此后的几年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又先后从雷氏其他后裔以及十余家古旧书社购得不少图样。

1932年6月，新入职的舆图部馆员金勋开始编辑样式雷图档中圆明园部分的详目。1933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特设“圆明园专号”，收录了金勋的《北平图书馆藏样式雷制圆明园及其他各处烫样目录》和《北平图书馆藏样式雷藏圆明园及内廷陵寝府第图籍总目》两篇文章。这是首次公开发表的国图所藏样式雷图档的目录。

至1937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共购藏样式雷图样12180幅、烫样76具。其中，圆明园图样2720幅，颐和园、香山、静明园等园林图样840幅，其他园林、寺庙、王府公第及内外檐装修图3450幅，陵寝图样4820幅。

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举办的“双十节图书展览会”，以及1936年4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建筑展览会”上，均有样式雷模型与图样展示给公众，引起极大的反响。

六 地图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意识到华北大局难保，开始着手准备北平的国宝南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们也为馆内珍籍的安危担忧，为了保护书籍精华、维护文明命脉，开始挑选馆藏珍籍装箱封存，寄存到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总计封装珍本古籍233箱，其中包括善本甲库132箱、善本乙库38箱、地图13箱、唐人写经47箱和金石拓片3箱，分4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北京德华银行及北京华语学校3处寄存。13箱地图精品在第二批运出，于当年寄存于天津大陆银行的货栈。

1935年，故宫文物开始南迁。随同故宫文物南迁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的珍贵图书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共装586箱珍贵图书资料，其中包括精品地图15箱。南迁地图主要包括清宫内阁大库地图和新购珍本地图两部分，分存于上海和南京两地。其中清宫内阁大库地图精品百余种寄存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其他清宫内阁大库地图及各省地图七八千幅送存于南京地质调查所内的工程参考图书馆，另有部分普通地图存于上海法租界内。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将清宫内阁大库地图连同留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一并劫持，后移交“汪伪国民政府”，地图被置于“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图书馆的地图库。

1940年6月，法国在“二战”中节节失利，其在远东的权利大半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法租界允许日本宪兵随时搜查，寄存于法租界的中国政府的东西许多已被日本攫取，寄存在这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和部分地图已岌岌可危。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馆长袁同礼和胡适开始张罗将其中的善本古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此事引起了日伪的重视，日伪任命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周作人遂遣秘书王锺麟赶赴上海，于1942年底分两批将其中的128箱善本书运回北平。这当中包括地图，共计308幅，主要是清晚期刻印本地图。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接收和封存了被日伪接收的存于南京的文物。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派钱存训和顾斗南等人去往南京清点本馆藏品。1947年5月，留存南京的地图清点工作完毕，除《黄河图》、清康熙年间的《福建地图》一直存于北平外，《陕西兴安州道里图》《姑苏名胜图》《平定伊犁回部全图》等图缺失，其他地图均已收回。清点完毕后，这部分地图被移运至金陵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进行目录整理，为运返北平做准备。

然而，留存于南京的这批地图再遭波折。1948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准备退守台湾，开始将大量文物运往台湾。同年12月，留存于南京的计277种、共18箱清宫内阁大库地图与故宫文物一并运往台湾，现大部分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七 动荡中的清康熙《福建舆图》

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地图南迁的过程中，有一幅地图始终留在北平，没有随文物南迁，即清康熙《福建舆图》，其中缘由至今不明。

《福建舆图》又称《福建全省道里总图》，清朝康熙年间绘制，绢底彩绘，全图呈正方形，幅面达56.25平方米，整幅图尺寸纵横均为7.5米，地图四周各有宽0.55米的黄锻镶边，其上以金丝银线绣出腾跃于云端的九条黄金巨龙，全图宏伟壮观，堪称地图中的精品。

该图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画法绘制，展示的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整个福建省的山川地势和行政建置，着重绘出了福建省的九府一州和60个县的行政建置、沿海口岸、山川道路、关隘重寨等内容。该图上，府界、县界和道路分别用红线、绿线和双黄线表示，城镇、堡垒等地物用形象画法绘制。从该图上可以清晰看见城墙外部的砌砖和内部的垒石，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在台湾岛设府置县，并将台湾府划归福建省管辖。福建官员为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于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组织人力绘制了这幅地图，进呈给康熙帝。清康熙《福建舆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尺寸最大的绢底彩绘地图，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珍品，具有极大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它在历史的动荡中，得以安然保存。

八 谭其骧与舆图部

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早年间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过。1932年，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谭其骧，经其伯父谭新嘉的介绍，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一员。谭其骧主要负责汇编馆藏方志目录，其办公室就设在舆图部。在馆三年，谭其骧得以阅览海量的文献资料，完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的编撰。

《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录了1933年前入藏的3800余种地方志，不仅有省、府、厅、州、县志，还有边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场志、盐井志等，并将清末各地所修乡土志、乡镇志作为附录列于书目之后。该目录对著录项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以后地方志目录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在编订地方志目录的同时，谭其骧还和馆内的其他先生交流学习。时逢20世纪30年代图书馆事业的大繁荣，国立北平图书馆涌现出向达、王庸、赵万里和王重民等一批著名学者。谭其骧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受益匪浅。王庸和谭其骧在共同研究中国地图学史与中国地理学史的同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6年，王庸去世，谭其骧参与整理其遗著并撰写纪念文章，足见王庸对谭其骧的影响。

谭其骧回忆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生活时说到，“这三年图书馆生活，确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离开国立北平图书馆后，谭其骧将自己私藏的《徐霞客游记》钞本赠送给图书馆，可见他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真挚感情。

九 舆图组的变迁

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地图的收藏，但馆内设置舆图部负责地图业务还要追溯到1929年。

舆图部设立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其机构也随之几经变迁。1939年，因缺乏地图购置费，国立北平图书馆取消舆图部，使其附属于大书库，改名舆图书库，采编工作停顿，仅负责提供地图阅览。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重设舆图部，下分中文舆图和西文舆图二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舆图部改为舆图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内的9个业务组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1年北京图书馆进行组织机构改革，改革后设采访部、编目部、阅览部、参考辅导部、善本部、特藏部、保管部等，其中特藏部下设金石股、舆图股、兄弟民族语文股、日本语文股。1952年，北京图书馆再次进行机构调整，善本部与特藏部合并为善本特藏部，舆图组为其下设业务组之一。此后，舆图组基本隶属于善本特藏部。2007年底，善本特藏部和古籍馆合组成古籍馆，舆图组成为古籍馆的一个下设科组。

十 馆藏地图的国家社会服务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国图处于储备馆藏和蓄势待发的阶段，更多的是内部整理和为学术界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图广纳藏品、锐意进取，不仅收入许多珍贵馆藏，还积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国家的外交工作、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用图。

1959至1963年间，舆图组根据外交部、总参、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为解决我国与邻国边界问题的要求，提供了480余幅地图，其中有清《新疆划界图》、清《中俄交界图》、清光绪九年（1883）《中俄划界草图》、清《广西中越全界之图》等。这些地图为解决我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为配合国家的外交工作，舆图组还编制了《越南北部湾海图专题目录》 《馆藏边疆地图目录》和《馆藏内外蒙古地图详细目录》等。1964年，舆图组受文化部等国家部门的委托编制了《中国边疆图书目录》。

国图所藏地图不仅为我国的领土边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还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参考。1962年，北京市为了开展地铁建设，原铁道部地下勘测设计处为研究北京市东郊的地下水文状况，在国图复制了有关北京的地形、河流和沟渠等地图，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文革”期间，虽然舆图组的业务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馆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国图馆藏不仅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还得到了部分补充。“文革”结束后，舆图组一方面大力采购外文地图，另一方面积极征集国内出版的新图，国图的地图业务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史念海、启功、曾世英、高振西、李孝芳等专家学者曾向国家科委同文化部提案，“建议北京图书馆在现有舆图收藏组的基础上改为舆图收藏部，并大力充实设备和适当配备人力案”。舆图在专家学者心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遗憾的是，该提案并未得到落实。

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图采访

地图采访是国图舆图组的日常工作之一，并形成了一整套的采访工作机制。截至2014年底，国图的中文地图入藏量近7万件，其中1949年以前编制的中文地图达8000余种；外文地图入藏量约为3万件。当前的地图采访主要有接收缴送、征集购买、接受捐赠、通过图书公司购买、竞拍和购买复制件等途径。

早在1916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就通令“凡国内出版书籍，均应依据出版法，报部立案。而立案之图书，均应以一部送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以重典册，而光文治”。从1916年至今，国图一直是我国正式出版物缴送本的接受单位之一，我国正式出版的各种地图也在缴送之列。目前，国图每年约有2000种正式出版的地图入藏。

征集购买的对象是非正式出版的地图，如内部用图、秘密地图、测绘手稿与草稿等。非正式出版的地图不在主动缴送之列，但此类地图往往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在获取线索后，国图会以征集购买的方式获得这些地图。

在国图的百年历史中，各界捐赠是获取文献资料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珍贵地图入藏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有爱国华侨陈灿培先生3次向国图捐赠文献，其中有较多的地图。这些地图或涉及“二战”，或为19世纪末的古地图，较为珍贵。

通过图书公司购买的对象主要是最新出版的外文地图，年代稍早的珍贵外文地图也是购买对象之一。如2014年底购买了1989年德英文对照版的《地图上的亚洲》一书。

在新形势和新技术的背景下，参加竞拍和高仿复制成为近年国图获取地图的两个重要的新途径。古旧地图的文献特殊性决定了其采访的特殊性，古旧地图“稀”与“贵”的特点增加了采访难度，但拍卖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采访平台。在拍卖会上竞买已经成为国图目前采访古旧地图的主要形式。2005年，国图参加了12次拍卖会，购买入70余种国图缺藏的地图。2006年国图虽然只参加了3次拍卖会，但购进了90种馆藏所缺的地图。不过，这几年随着拍卖市场的饱和与古旧地图存量的下降，出现在拍卖市场的珍贵中文古旧地图也日渐稀少，倒是外文地图屡有珍品出现，近年通过拍卖会购入了一定数量的与我国相关的外文地图。

《国家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规定，“对于通过其他采选方式不能获得的本馆缺藏的各类文献，可以采用复制的方法代替文献原件入藏”。20世纪70年代末，国图就通过复制的手段入藏了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以及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的木质地图等。近年国图还入藏了《古今形胜之图》《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等国内早已失传的明代孤本地图的复制件。

通过以上6种途径，丰富了国图古旧地图收藏的系统性，也为读者的阅览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

十二 地图展览

国图历来重视展览的教育宣传作用。早在民国年间，袁同礼就十分支持舆图部开展展览业务。1933年10月，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舆图、版画展览会”，将旧藏新购的历代地图以及馆藏版画一并展览，反响颇盛。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恢复，国图的展览工作也逐渐增多。1985年，国图与地图出版社（今中国地图出版集团）、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一起参加了由中国测绘学会主办的辽、吉、黑、鲁、川、云、贵、鄂八省地图巡展。国图有不少精品地图参与此次巡展。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国图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市政局、香港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河岳藏珍——中国古地图展”。该展览在香港博物馆开幕，分为世界与中国全图、省府州县、历史文化名城、山水园林名胜、经济发展、军事防卫和粤港澳等7个部分，共展出珍贵古旧地图近80件。其中，国图提供了33件藏品，这包括了刻绘于齐阜昌七年（1136）的《禹跡图》拓印本、清乾隆年间彩绘的《避暑山庄全图》以及清同治六年（1867）绘制的《长江名胜图》。

1999年末，国图先后在美国纽约皇后图书馆和洛杉矶市公共图书馆轮流举办“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精品展”，历时半年。为此，国图共选送了69种81件展品，分别从善本图书、金石拓片、古代地图和少数民族文献四个方面展示了国图的善本特藏。

2006年，国图举办了“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古籍界第一次举办大规模展览，旨在为筹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打响前战。展览展出了国图众多古籍精品，其中舆图藏品共展出十余件，包括《福建舆图》《河防一览图》《南岳全图》等。其中馆藏珍品《福建舆图》是首次公开展出，极有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真品展出，意义重大，反响热烈。

2007年11月，由国图、意大利卫匡国研究中心、意大利热那亚加拉塔海洋博物馆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天子国度印象：纪念中意建交37周年特展”在国图馆藏精品展示室举办。该展览以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对中国的认识为线索，展现出了东西方早期的文化交流。此次展览的展品由中意双方共同提供，意方提供了14至19世纪西方人绘制的最具代表性的41幅地图，国图也提供了多件相关善本珍品。

2014年9月，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同时举办了九大展览，“咫尺天下——地图展”是其中的展览之一。这是国图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一次地图展览，共展出地图62种，其中包括《福建舆图》的高仿精品。

国图的地图展览，为公众了解国图丰富的地图收藏提供了窗口，也是传播地图文化的重要途径，实现了国家公有文化机构的文化传播职能。作为国家的总书库，国图用百余年的时间，积累了数量宏富和特色鲜明的地图，形成了一整套的地图收藏与公众传播机制，同时积极参与制定地图的收藏规范。《古地图定级标准》是一项正在修订中的国家标准，国图参与起草，修订后的标准将于年内公布实施。这是一项针对我国的古地图收藏和定级而制定的国标，为研究古地图的特征与确定其价值提供标准和依据。《古地图定级标准》将为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古地图保护、整理和使用提供标准与依据，也供教学、科研和出版单位参考使用。

走过百年历史的国图，在地图的收藏、保护、研究和地图文化的传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累了珍贵的地图遗产。国图百余年地图收藏的每一步，都是文化的积淀，也是一个个不朽的传说。

（载于《地图》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