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海权的历史并非全然而主要是一部这样的历史——讲述各个国家之间竞争、较量，并最终通常发展为暴力战争的过程。对于海上贸易，人们在发现指导其发展和繁荣的正确原则之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它对国家财富和实力的重要影响。为了实现本国人民海上贸易利益的更大化，各个国家都会实行一些排他性的措施：如果在和平年代，可能会通过实施专卖法或贸易禁令来排除其他国家的贸易侵占；如果这些法令达不到效果，就会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来尽可能地遏制其他国家的贸易侵占。各个国家都怀有吞掉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贸易利益的野心，还试图将那些归属模糊的边远贸易地区据为己有，这种野心必定会带来强烈的利益冲突，各国的愤怒情绪不断积累，并且被激发，往往就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另外，制海权还会影响到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战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其他战争的实施方式和最终结果。因此，广义的海权历史，其内容会涉及一个民族凭借海洋发展起来的全部事物。不过，其主要部分还是军事史。因而，以下内容，会主要围绕军事论述，同时也会少量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

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军事统帅曾说过，研究军事史对人们树立正确观念、提高作战技巧和指挥技巧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认为，志向远大的军人应当对一些战役展开研究，比如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将军和恺撒大帝分别指挥或经历过的战役，即使那个时代的人还不知道火药。由此，专业作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战争要素会因为武器的改进而变化，但过去的一些正确的理论仍旧不变，仍被人们普遍应用，并且被提升为基本原则。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在过去整整五十年里，科学的进步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海军武器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研究海战史，用过去的战争事例来解释海战的基本原则，依然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对帆船时代的海战史和战争经验做批判性研究，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通过研究可以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应用和评析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其二，到目前为止，海军运用蒸汽动力的历史不长，暂时不能形成研究学说。我们在帆船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实战经验，但对蒸汽战船知之甚少。由此看来，我们了解的关于未来海战的理论分析差不多全是通过假设得来的。虽然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对蒸汽舰队与划桨的桨帆战船舰队进行详细研究，找出新兴的蒸汽舰队与历史悠久的桨帆舰队的一些相似处，从而使了解这些理论的基础更加牢固。但是，未来海战在没有积累充分的实战经验之前，它的理论依据绝不能只来自蒸汽战船和单层甲板的桨帆战船二者之间的类比，虽然它们不仅仅是表面相似。这两种不同动力的战船具有一个共同点：可以在不依靠风力的情况下向任何方向航行。因此，这两种船舶与帆船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处——动力，后者只能依靠风力沿着有限的方向航行，若无风则无法行驶。不过，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认识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因为，人们在将注意力集中在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会处于一种充满愉悦感的精神状态中，但是，如果发现这些相似事物之间有差异，就容易心烦意乱，从而对这些差异选择忽视或不予承认。因此，即便构造不同的桨帆战船与蒸汽战船存在共同点，同时还具备前面所说的重要性能，我们也要认识到它们之间也还是存在两点区别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桨帆战船为蒸汽战舰的应用积累经验时，务必要把它们的相似和差异之处都牢牢记住，不然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桨帆战船作战的第一个条件是，在使用桨帆战船的过程中，动力必然会衰减得很快，毕竟人力是经不起长时间消耗的。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桨帆战船可以展开战术机动，但受时间因素的制约[1]。第二个条件是，桨帆战船的攻击型武器射程不足，它的战斗方式也常常以近身攻击为主。上述两个条件决定了对战双方的战斗必须是近距离的剧烈冲撞，不过在发生不可避免的近战之前，双方也可能会对敌方舰队展开灵活机动的迂回包抄。桨帆战船战斗时表现出的急速冲突与混战的特点，使得人们对当代海军形成了一种人尽皆知并且普遍认同的看法：现代海军武器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海战演变为大混战。历史也已经有所反映，敌我双方在这样的混战中将很难区分。不管采用什么办法试图说明这种看法的价值，都不能将这种事实——两种船的船艏都装配撞角，可以随时直接冲入敌阵——作为上述看法的历史根据，而对桨帆战船与蒸汽战船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就当今而言，这种意见还只是推断，需要通过实战检验，确定这种战斗方法是否适用于战场之后，再做评判。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方法肯定混战，之后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即如果混战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海军的作战技术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如此，那些精巧且极具威力的现代舰载武器在混战中就会成为摆设。假如有一支出色的舰队，它的舰队司令有着强烈的自信，舰队的战术往往能得到较好的施展，舰队中的各位舰长也是称职的人才，可想而知这支舰队是不会乐于与兵力对等的敌军进行混战的。因为如果混战，自信、战术、称职等都无法充分发挥优势，而起重要作用的往往是运气，并且这支舰队会被视作由一群从未在一起训练和行动过的舰艇胡乱拼凑而成的队伍[2]。对于开启和回避混战的时机，历史已经给了很多警示。

过去的桨帆战船与现代蒸汽战船相比，它们的相似点只有一个，而在其他重要方面有很多区别，不过这些区并不明显，因此往往不被重视。帆船正好相反，它本身的特点恰恰是与现代蒸汽战船的不同之处，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因为不明显，并没有被注意到。人们在对比帆船与蒸汽战船时，注意力基本集中在帆船的根本性弱点上——离不开风力，因此对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印象就较为深刻。除此之外，人们从帆船对战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战术应用方面的教训。在当下，人们更喜欢桨帆战船而不是帆船，因为前者即便没有风也不会失去战斗力。但实际上，帆船一直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直到蒸汽动力被应用之前都一直是最好的战船。帆船可以远距离打击敌人，并且有不受时间制约的机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使用者的体力，这样便可以让大部分船员不再束缚于划桨，转而去操作攻击性武器，这也恰好是帆船与蒸汽战船都具备的特点。从战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能力起码与桨帆战船处于无风或逆风状态下拥有的机动能力同样重要。

人们在抱着寻找相同点的目的看待事物时，不但喜欢对不同点视而不见，还会通过想象夸大相同点。可以这样考虑，帆船装载的两类武器——射程较远且具有强穿透力的远距离舰炮和射程较短但摧毁力更强的大口径短炮——与现代蒸汽战船装备的远程炮塔式舰炮和鱼雷相似。鱼雷攻击的距离有限，必须通过强大的爆破力摧毁敌舰，而舰炮的目的还是在于破坏敌舰的甲板。尽管这些分析都只着眼于战术，但是它们肯定会对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制定作战计划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相似性是一直存在的，而并不是什么荒诞离奇的想象。在实战中，帆船和蒸汽战船都能与敌舰直接对战，帆船的作战方式是强行登上敌舰俘获对手，蒸汽战船的作战方式是用撞角击沉敌舰。不过，对帆船和蒸汽战船来说，这种任务难度很大，舰船务必行驶到战场的某个特定位置才能有效保证攻击的效果。但发射型武器无须如此，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上从不同的点进行攻击。

由风向决定的两艘帆船（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战术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是当时的海军将士关注的焦点。从表面上来看，这一点似乎与蒸汽战船没有联系，因为在当前的条件下也没有相似的事物比较参考，所以，在此类实战中获得的历史经验也就失去了参考价值。不过，假如更仔细地思考上、下（背）风和气候状况中的“相对性”[3]等明显特点，撇开那些不太重要的细节，着重分析它们的本质特征，就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如果舰艇占据上风位，便具备了一个明显的优势——可以自主决定是发动攻击还是撤退，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进攻方式以保持进攻的优势。不过这种作战方式也有一些弊端，比如，战斗队形通常会被打乱，很容易遭到敌舰炮火的纵向扫射，同时进攻方将失去一些或全部侧舷辅炮的炮火攻击机会。在接近敌舰的过程中，类似情况会经常出现。处于下风位的舰艇（舰队）无法有效展开进攻，在不想不战而退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防御措施，并且只能根据敌人的计划应战。不过，假如舰队在战斗中保持有序的战斗队形，并且可以趁敌舰无法攻击之时进行连续炮击，那么是可以弥补以上那些不利条件的。在历史上，这些优势与劣势是有对应的实战事例和对比事件佐证的，这在每个时代的进攻和防御中都有体现。进攻方在接近并摧毁敌人时，必然会有一些风险和损失；而防御方通常会避免冒进的风险，谨慎地保持有秩序的战斗队形，同时敏锐又快速地利用进攻方暴露出的弱点展开战斗。上风和下（背）风本质的不同，会通过一些细节展现出来。英国人喜欢利用上风位来实现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方针；而法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更倾向用下（背）风位在敌人逼近时削弱其战斗力，同时避免一决生死的遭遇战来保存舰队的实力。一直以来，法国人一般认为海军的行动都得服从其他军事目的，喜欢对海军精打细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维持守势只击退敌人进攻的方式来节省海军军费。本着这样的作战方针，法国人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传统的下风位作战法，除非敌人不只为炫耀武力而是尝试真正的战斗。比如，作风谨慎的法国舰队司令戴吉尚就曾改变过战术。当时他的对手是英国的罗德尼将军，二人一共有三次交手。在第一次交战中，法军占据下风位，罗德尼率领英军展开攻击，还试图利用上风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对方防线。戴吉尚很快察觉对方意图，于是命令舰队放弃还击，顺风撤退寻找有利战机。此时不管进攻方还是撤退方，风的作用已经不大，而是主要取决于舰队自身速度是否够快。而对一支舰队来说，这种速度不能只依靠单舰获取，还需要整个舰队具有统一的战术行动。从那以后的海战，速度最快的舰队便占有优势位置。

总之，正如研究桨帆战船的历史一样，我们从帆船时代的历史中也获得了有用的经验，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所获。帆船、桨帆战船和现代舰艇之间具有共同点，也有一些巨大的差异。这些不同点决定了它们有独特的经验或作战方式，我们不能直接照搬这些战术先例。先例不同于原则，后者的作用远大于前者。先例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正确，或随着时过境迁不再有普适性，而原则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即使条件发生变化，应用方法不同，它仍是采取行动、取得胜利必须遵循的标准。一些原则建立在对多次战争的成败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恒久不变。环境条件和武器会变，所以为了稳妥地应对各种条件的变化，正确地使用新式武器，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教训，并遵循历史规律，在战场上运用正确的战术，在更广泛的战争行动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

对诸如涵盖整个战场的大规模作战、涉及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海上竞争来说，许多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那么，历史经验就有明显和长久的指导作用。战场或大或小，敌我或强或弱，困难或显或隐，调动或难或易，这些问题只存在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异，本质却是相同的。由于蛮荒地带被开发、通信技术日新月异、道路和桥梁大量修建，以及食物来源的持续增加，战争行动也随之变得越来越迅捷和宽泛，但是作战时那些必须遵守的原则是不变的。当士兵的行军方式从徒步变为马车，再到火车，他们的作战距离增加了，作战时间也相应缩短了，但如部队集结地点、行军方向、敌军阵地的进攻点以及交通线的保护等一切基本的原则没有改变。如上所说，海上战争从使用最初的只能在港口与港口之间缓慢而小心地航行桨帆战船，到后来不受航行范围限制的帆船，直到当代的蒸汽战船，航速提升，行动范围扩大，指导海战的原则依然没变。因此，前文提到的赫莫克拉蒂斯讲话中包含的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虽然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年，但其中的一些原则至今依然适用。交战双方（陆军或舰队）在进入战场开始“接触”（“接触”这个词，也许可以更好地区别战术与战略）之前，需要就包括整个战场的作战计划在内的许多问题做出决定。就海军而言，这些计划必须明确他们在战争中的职能，针对的目标，集结的地点，燃料和补给仓库的建设，以及它们与本国基地之间的运输路线，对贸易破袭战军事价值的评估和分析，达到贸易破袭战最佳效果的方式与方法，需要分散巡航或重兵把守的商船必经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有过大量记载的战略问题。最近，英国海军界就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两位名将展开了一场有意义的讨论，主要比较两位将军在英法战争期间为英国海军部署方针的功与过。这是个具有战略价值的讨论，不能只着眼于它的历史性，显然它的战略价值在当前是极为重要的。当时海军的部署原则与现在的没有区别，圣文森特的出发点是保护英国不被外敌入侵，而纳尔逊和同僚的方针则是让英国直接参与到特拉法加海战中。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就海军战略来讲，以前那些有价值的学说现在依然很重要。这些学说不但可以阐释原则，而且如果条件基本不变，还能直接当作先例使用。至于舰队在某地投入战斗的时机问题，从战略角度考虑可能是对的，但从战术角度来看可能不正确。各种武器会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变化，从而使部队、舰队的战斗方式，或者说在战场上的部署和调度不断发生改变。这样一来，不少涉及海洋的部门认为研究过去的战斗经验就是白白浪费时间，没有用处。这种想法看起来很合理，其实是因为这些人只看到其中的战略因素，而且对战术也抱有孤立和片面的观点。事实上，那些战略因素十分广泛，驱使着各国在海上部署舰队，划定舰队的行动范围，改变且持续改变着世界的历史。在过去，参战人员在战斗之中能不能正确地遵守战争原则，直接决定了一些战役的成败。因此，如果海军能对这些战役认真研究，汲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发现并掌握这些原则，那么就可以将其灵活贯彻到所处时代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运用之中。海军还会发现，因为武器的改变，战术的变化不但会发生而且必将发生，并且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间隔很长。究竟有多长无法确定，原因大概在于改进武器只需一两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而战术原则的改变则必须战胜保守势力非常顽固的惯性思维。要纠正这种惯性思维，一定要坦率地承认每一种变化，对新的舰艇或武器的威力和存在的局限都进行细致的研究，继而针对它们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战术。历史已经给出证据，不可能指望军人们普遍都想到这一点，然而即便只有一个人能承认这种变化，也会为作战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哪怕得到的只有教训，也是有价值的。

因此，法国战术家莫罗盖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提出的观点，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认同了。他曾写道：“海军战术的构建和实施需要以各种条件为基础。首要条件当然是武器，而武器是不断变化的。武器的变化肯定会引发一系列的改变：舰艇的构造、舰艇的操纵方法，最后是舰队的部署和指挥。”他还进一步说明：“作为一门科学，海军战术并非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原则之上。”这一说法更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要根据武器的变化来灵活运用这些战术原则。很显然，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会经常改变，但改变会很小。因此承认这些原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以上的阐述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事件中找寻一些事例来证明这个课题。

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英国舰队不但彻底击败了法国舰队，而且决定性地摧毁了连接法国本土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陆军之间的交通线。在这次战役中，纳尔逊担任英国舰队司令，运用大战术创造了最经典的战争范例，被人们称为“将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两个阶段完美结合的艺术”。此役采取的特定战术配合需要一种先决条件，那就是上风的舰船在被歼灭之前，处于舰队下风的锚泊舰船无法前去支援，当然现在已不存在这种情况了。但是，那些在战术配合中起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即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军队形中最难得到援救的部分发动进攻。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以15艘战舰对战27艘敌舰取得胜利，虽然这次的敌舰没有锚泊，而是一直在航行，但他依然采取了上述作战原则。然而，人们往往具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即对遇到的各种稍纵即逝的状况的印象似乎比对那些恒久不变的处置原则更加深刻。与这种情况不同的是，纳尔逊的胜利对整个战争进程具有战略作用，其中的一些原则不但很容易被认识，并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些原则适用于我们现代的战争。法军在埃及的冒险活动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海外军队与本土之间的交通是否畅通。尼罗河战役的胜利摧毁了法国舰队，法国因此失掉唯一的交通安全保障，导致了最终的失败。由此看来，此次战役适合使用打击敌方交通线的战术原则，而且这种原则不仅适用于现在，还同样适用于各个时代，包括桨帆战船时代、帆船时代和蒸汽战船时代。

不少战略经验蕴藏在海军史之中，对战争长期发挥作用。然而，现在的人们还存有一种错误的态度，认为过去的东西都已经陈旧，加上与生俱来的惰性，以致对那些宝贵的经验视而不见。例如，虽然特拉法加海战的宏大规模、纳尔逊的卓越天赋和应得的荣誉众所公认，但有多少人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事件的呢？对于那些相关的战略问题，即舰队是如何抓住战机及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有多少人研究了呢？拿破仑和纳尔逊，这两位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军事领袖相互较量，上演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辉煌战略戏剧，又有多少人了解特拉法加海战只是这场戏剧的大结局呢？特拉法加海战并不仅仅是维尔纳夫的失败和纳尔逊的胜利，而直接是法国拿破仑的败北和英国的获救。在拿破仑的联合行动失败后，纳尔逊凭借敏锐的直觉主动出击，指挥英国舰队持续追踪，并在最关键的时刻赶到战场。[4]尽管特拉法加海战的战术细节尚需进一步评价，但这场战争的主要特征符合战争原则，并且，当时的紧急战况和战争的胜负证明了英国人的大胆行动是正确的。此役宝贵的战略经验，比如英国人高效的备战行动、较强的战斗执行力和昂扬的斗志，以及在战争之前的几个月里，英国指挥官表现出来的思维和观察方式等，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述两场战役的结果都得到了符合规则且有决定性的结局。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战例相对于前两者来说并没有获得那么明确的结果，所以对应该做什么的讨论更开放。1779年，法国和西班牙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结成反英同盟。法西联合舰队曾反复三次在英吉利海峡列阵，有一次集结了66艘风帆战舰，英国的舰船明显太少，只能躲在港内。当时，西班牙为了收复直布罗陀和牙买加，法西联军先后四次投入庞大的海军和陆军，直接进攻几乎坚不可摧的直布罗陀的要塞，然而这些攻势都毫无效果。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的角度提出问题：作为英国的前哨基地，直布罗陀距离英国遥远而且十分坚固，难以攻克，法国和西班牙是否可以尝试采取其他手段，比如攻占英吉利海峡、对港口里的英国舰队进行有效打击、发动贸易破袭战或者攻击本土等对英国造成直接威胁从而达到取胜的目的呢？英国人长时间没有遭到过外敌入侵，必定会非常惊恐，如果他们因此动摇了对本国舰队的信心，肯定会无比沮丧。无论决定采用哪种手段，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战略要点来考虑都是合理的；它比当时的那位法国军官提出的方式——拿下西印度群岛的某个岛屿以交换直布罗陀——要靠谱得多，因为直布罗陀控制着地中海的要塞。在英国人眼里，没有其他任何海外领地比它更重要，除非家园和首都遭到入侵才会想到将它放弃。拿破仑曾经宣称，他的军队要在西欧的维斯瓦河畔将南亚的本地治里[5]重新夺回来。如果他像联合舰队在1779年曾经控制英吉利海峡那样做，那么毋庸置疑，他绝对会凭借对英国本土海岸的威胁，拿下直布罗陀。

历史为战略研究提供材料，为战争原则的阐述提供实例，我们不妨再举两个比本书提及的时期更久远的例子。东西方两大强国在地中海曾进行过两次大对决，那个闻名世界的帝国因为其中一次而陷入危机。亚克兴和勒班陀距离非常近，这两次大对决中，双方舰队为何偏偏在这两个地方相遇呢？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吗？还是曾经重复出现过的情况容易再次发生呢？[6]如果是后者，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研究就很有必要，因为如果再有一个像安东尼或土耳其的东方强国出现，就会面临同一类的战略问题。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海权的中心问题集中于英、法两国，并在西方海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俄国只控制了黑海低地，但假如形势发生改变，它抓住机会占领地中海的入口，就将彻底改变影响海权的战略因素。现在，假如西方联合起来与东方对抗，结果就是：要么英、法两国立刻化解干戈，像1854年那样共同奔赴黎凡特地区；要么像1878年那样，英国将单独前往。如果前面提到的那种变化成真，东方和西方，就像之前发生的那两次一样，在半道上就会接触。

世界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虽然它非常引人瞩目，但是人们对海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然还没有应有的认识。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详细研究第二次布匿战争与海权的关系，但就目前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海权是布匿战争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此，如果只依据手头掌握的一些特定史实，我们还无法得出正确判断。毫无例外，这个阶段的海军活动情况都被一笔带过。为了从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和对著名历史时期的间接了解中得出正确的推断，我们必须详细掌握海军的全部历史。不管将海洋控制得多么严密，都不能完全避免敌方的一些军事行动——单舰或小型分舰队悄悄出港，经常性地在大海上航行，在漫长的海岸线上骚扰和袭击某些不设防的据点，甚至直接入侵已封锁的港口。相反，事实已经证明，即便双方海军实力差距明显，弱小方也总是会寻找机会突破封锁和控制。正因为如此，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四年，罗马军在坎尼惨败，导致迦太基海军的将领伯米尔卡在意大利南部成功登陆，其中包括4000名士兵和一群战象。战争进行到第七年，罗马舰队驻扎在叙拉古外海，而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远在意大利半岛南部，伯米尔卡居然成功地避开罗马舰队再次来到塔兰托。汉尼拔和迦太基船只也曾多次用船只传递过公文，并且最后汉尼拔还带着残部安全地撤回到遥远的非洲。这类事件，与此阶段中罗马舰队依然全面地控制海洋，或者控制了地中海的关键海域并没有冲突。虽然出现了成功突破对方控制的这些行动，但并不能说迦太基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断支援汉尼拔。表面看起来，迦太基政府可以并且已经支援了汉尼拔，但事实上汉尼拔根本没得到其支援。所以，为了更好地支撑罗马的海上优势决定了战争进程这一论点，还需要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评估海权对战争产生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

蒙森曾这样写道，战争一开始，罗马人便掌控了海洋。不管是出于单一的原因还是几种因素综合，罗马本身不是海洋国家，罗马的海军实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就已经超越了迦太基，并由此建立且一直保持着海上优势，而迦太基人以航海为业。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并未出现重要的海战，正是这一情况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事实表明，罗马并没有失去以往的海上优势。

对于那一场经由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艰险得近乎灾难的远征，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因此其中缘由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驻扎在西班牙海岸的汉尼拔舰队与罗马舰队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如果这支舰队有足够的实力，汉尼拔极有可能结合多种因素沿着实际应该采用的行军路线展开军事行动，而假设他采取海上行军的方法，也就不会出现6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直接损失3.3万的情况了。

在汉尼拔进行着充满危险的远征时，老西庇阿两兄弟率领一部分罗马舰队运送一支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前往西班牙。舰队在航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严重损失，罗马陆军成功进入埃布罗河以北的区域，该区域在汉尼拔的交通线上。与此同时，另一支罗马舰队与另一名执政官率领的陆军前往西西里。两支舰队共计220艘舰船，在各自的战场上分别与迦太基的舰队发生接触，轻松取得了胜利。上述史实散见于数量不多的战斗记载中，足以说明罗马舰队战斗力强悍。

战斗进行到第二年，汉尼拔带领军队从北部侵入意大利，在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后，又成功绕过罗马城进入意大利南部。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大部队的给养。就地征收难免与当地人民产生隔阂，而当他试图依靠罗马帝国在此建立的强大政治和军事控制系统解决问题时，矛盾更为突出。因此，汉尼拔急需一个可靠的基地，能够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和增援，也就是建立类似于现代战争的“交通线”。当时的迦太基、马其顿和西班牙，其中的一个或者全部都可以作为这种基地。他与迦太基、马其顿的联系只能依靠海路交通，而如果没有敌军的封锁，来自西班牙的最有力的支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抵达，其中海路更加便捷。

第勒尼安海和撒丁海处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西西里之间，在战争开始的几年里，罗马依仗强大的海上力量完全控制了这一海域，将埃布罗河到台伯河之间沿海地区的居住人群纳入友好交流范畴。但就在坎尼战役后的第四年，叙拉古首先撕毁了与罗马的同盟协议，整个西西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马其顿与汉尼拔结成了攻守同盟。为此，罗马舰队频频进行军事行动，负担不断加重。之后，罗马的军事部署会发生哪些改变？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战争进程的呢？

通过罗马的各支舰队可以顺利地从意大利抵达西班牙，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从未放松。而直到大西庇阿意识到应当暂停使用舰队之前，罗马人一直牢牢掌握着西班牙沿海水域的支配权。在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罗马为了控制马其顿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并且部署了一支舰队。舰队成员尽职尽责，以至于马其顿无一兵一卒进入意大利。“由于缺少一支作战舰队”，蒙森说，“腓力的所有行动都无法实施。”在这里，海权的作用已经显而易见，而不再是一种推测。

迦太基与罗马的战事以西西里的叙拉古为中心展开。罗马舰队在双方接触之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迦太基人也有过几次向叙拉古城内运送补给的成功行动，但他们一直试图避免直接与罗马舰队开战。因为罗马舰队凭借利利巴厄姆、巴勒莫和墨西拿几个据点，是可以在西西里北岸建立基地的。迦太基人只有利用西西里南部的开放环境，才能实现对叙拉古人暴动的支持。

综上所述，结合全部主要史实，可以做出一种合理的推断：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到利利巴厄姆一线以北的区域，沿着西西里西端的利利巴厄姆北上经过墨西拿海峡，再南下叙拉古，直至亚得里亚海岸边的布林迪西的海域，在整个战争期间皆被罗马人控制。前面也讲过，即使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罗马人也无法完全制止迦太基人规模大小不一的海上突击，但的确起到了截断汉尼拔迫切需要的海上交通线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进行长期的军事活动，对限定界线以南的区域更是无能为力。汉尼拔一行刚开拔，就派舰船对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实施保护，而在当时罗马人也没有制订骚扰这些交通线的计划。

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组织了多次骚扰活动，有效地牵制了罗马舰队，以致罗马海军彻底退出在马其顿的战争。但是，罗马舰队对交通线的阻碍并未消除，以致孤军深入意大利的伟大将军汉尼拔得不到最急需的援军。那么，西班牙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汉尼拔父子的确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不管是父亲哈米尔卡，还是汉尼拔本人，都将西班牙地区当作预谋入侵意大利的战略基地。早在发动战争的十八年前，他们便占领了这个地区，并且扩大和巩固了政治和军事实力，颇有远见卓识。通过在当地的多次实战，父子二人组建并锻炼出一支规模庞大、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汉尼拔带兵前往意大利，让亲弟弟哈斯德鲁巴掌管当地政权。弟弟一直对汉尼拔忠心耿耿，而处在非洲被当地可恶的宗派斗争缠身的迦太基，是无法为汉尼拔贡献这种忠诚的。

汉尼拔出发的时候，西班牙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一带的广袤地区都在迦太基人的控制之下。后来，汉尼拔还拿下了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区域。这里的部落虽然与罗马人交好，但罗马人不在时无法单独抵抗汉尼拔的强力镇压。之后，汉尼拔还留下1.1万名士兵，让汉诺驻扎此地防备罗马人，以确保汉尼拔与基地之间交通线的安全。

然而，格涅乌斯·西庇阿也紧随其后，同一年沿海路到达这里，并指挥他的2万名罗马士兵击败汉诺，控制了埃布罗河以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地区。这样罗马人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完全截断了汉尼拔和后援哈斯德鲁巴之间的道路，可以打击西班牙地区的迦太基势力，同时罗马人自己与意大利的水上交通线能够得到本国舰队的有效保护。为了对抗哈斯德鲁巴在卡塔赫纳建立的海军基地，罗马人将海军基地建立于塔拉戈纳，随后便大举入侵迦太基的领地。双方在西班牙的战争由老西庇阿兄弟带领进行，表面看起来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七年间各有成败。战争结束时，罗马军队遭到哈斯德鲁巴毁灭性的打击，老西庇阿兄弟战败而亡，迦太基人却在几乎成功通过比利牛斯山增援汉尼拔时受挫。在准备再次发起进攻之前，罗马人拿下了卡普阿，担任围城任务的1.2万名罗马老兵在克劳狄乌斯·尼禄的领导下奉命前来西班牙增援。克劳狄乌斯·尼禄能力出众，后来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做出了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调动，罗马将军中无出其右。罗马人及时获得了来自海上的增援，彻底控制了哈斯德鲁巴的行军路线，而迦太基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这条快速便捷的通道被罗马海军截断。

两年之后，罗马军队在西班牙的指挥权转交给了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也就是大西庇阿，此人后来被人们称为“阿非利加的西庇阿”。他发起陆海联合攻势，一举攻占卡塔赫纳。但随后他的举动令人不可思议——他将舰队解散，并让海军上岸成为陆军。他本来应该扼守比利牛斯山脉隘口，与哈斯德鲁巴形成对峙，事实上，他已经不满足于担任“牵制”部队[7]的角色，便一路长驱直入，直达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河上，他发动了一次激烈的战争，但对局势没有起到决定性意义。战后哈斯德鲁巴悄悄向北逃走，取道比利牛斯山西段进入意大利。

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双方都元气大伤。哈斯德鲁巴以很小的代价进入意大利北部，而汉尼拔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部队减员严重。此时，如果哈斯德鲁巴能率部前来顺利会师，由汉尼拔统一指挥战斗，可能会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机。因为此时的罗马也已经不堪重负，殖民地和盟邦有不少已经分崩离析，其他的也岌岌可危。但是汉尼拔兄弟无疑也处于危险境地，弟弟在梅陶鲁斯河畔，哥哥在阿普利亚，两者相距200英里[8]，被两支处于优势的罗马敌军分割开来。哈斯德鲁巴之所以迟迟未能前来会合，并且造成现在的危局，正是因为罗马人一直将海洋控制在手里，汉尼拔兄弟俩不得不绕开高卢通过陆路取得联系。正当哈斯德鲁巴在路途遥远的陆地上冒险行军之时，一支1.1万名士兵的罗马增援部队已经航行在海上，他们由大西庇阿从西班牙派出。哈斯德鲁巴派遣的通信兵在经过敌占区时被抓，南方罗马军的指挥官克劳狄乌斯·尼禄获取了他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并对当前形势做出正确预判，成功避开汉尼拔的耳目，挑选8000名最精锐将士急速行军与北方军会师。两位执政官有效的军事调度让罗马军队拥有了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全歼哈斯德鲁巴的部队。汉尼拔还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看见弟弟的首级，才终于得知自己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失败。据说，他大声惊呼，罗马即将变成世界的霸主。因此，人们通常将梅陶鲁斯河战役看作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罗马和迦太基两国从此胜败分明。

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以梅陶鲁斯河战役中罗马的胜利告终。这种军事形势可以做如下概括：迦太基要想推翻罗马的统治，必须攻占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并将以罗马为首的联盟瓦解。而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迦太基人需要两个基本保障：其一是稳固的战争基地，其二是稳定的交通线。巴卡家族在西班牙建立了后方基地，但交通线始终没有建起来。在当时，迦太基人存在两条事实上的交通线：第一条是海路，被罗马人的海上力量封锁；另一条是绕过高卢的陆路，路途遥远且充满危险，最终因为罗马军队占领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而罗马陆军对西班牙北部的攻占，得益于对海洋的完全控制，迦太基人却从来没有威慑到罗马人的制海权。比较汉尼拔和他的后方基地，罗马人以罗马本土和西班牙北部为中心互相支援，这两个中心依靠海洋建立起便捷的内部交通线。

将地中海设想为一片平坦的荒漠，罗马人在其中占尽了地利。首先，稳固而强大的科西嘉和撒丁在他们手中，除开山脉的屏障，他们还在塔拉戈纳建立基地，凭借对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的控制建立了坚固的据点，控制了热那亚附近的海岸，同时将马赛和其他据点联结为一个整体。罗马舰队正如一支武装部队，可以在荒漠里随意穿行，而迦太基则不得不行走在漫长而危险的道路上。双方军事形势的优劣已经十分明显，没必要特别强调这支罗马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当然，迦太基人也有武装部队，虽然处于弱势，但也会对罗马的占领区实施突袭，比如可能会对某个村庄、几英里的边境造成破坏，或者不时地将护航运输船队截断，但站在军事角度来看，这种骚扰对交通构不成任何威胁。自古以来，海上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采用过这种狩猎式的军事行动，但绝不能因为这个就罔顾事实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根据“罗马舰队和迦太基舰队偶尔分别到对方的非洲沿海和意大利外海巡视”，就推断出“罗马或者迦太基对海洋没有不可置疑的控制力”。基于这种情况，可以将海军比喻成特殊部队，在这片假定的荒漠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写作者都认为他们的行动无法把握，因为组成这支特殊部队的将士们自古以来就与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拥护者，他们或他们的使命也没有人了解。而实际上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一切都被忽视了。如果上述论点成立，那么将海权这一影响历史结果的主要因素从对历史的分析研究中剔除，毫无疑问是有缺陷的。同时，把海权作为影响历史事实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也是非常不合情理的。

前文中的一些例子，有些超过了本书记述的时间范畴，总之时间跨度很大，但也说明课题本身的重要性和一些历史经验十分重要。前面已经提到，这些战例大多属于战略范畴，关涉到指导战役的实施，很少涉及指导战斗的战术范畴，因而具有恒久的价值。关于这一点，一位权威人士若米尼曾经这样说：“1851年年底，在巴黎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很荣幸地接受了一位知名人士的咨询——近来火器的改进是否会影响作战方式的变化。我的回答是，火器的改进可能会影响一些战术的细节，但对于大规模的战略性行动和多个部队的联合行动，现在依然和过去一样，获胜原则已经由古往今来的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以及拿破仑等伟大的将军们反复实践过了。”对海军而言，此类研究具有空前的重要意义，因为现代蒸汽战船的航行能力已经十分强大和可靠了。在桨帆战船和帆船时代，即使指挥官做出最佳作战方案，有时也可能会因为糟糕的天气而失败，但现在几乎不会出现这种困境了。那些原则从历史中推导出来，用以指导从古到今的大规模海军联合行动。但是，天气因素对作战原则影响微弱是最近才出现的。

在通常意义下考察“战略”一词，总会局限于这样的联合军事行动：战场可以是一个或几个，完全独立或者相互依赖，总体上着眼于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几场战斗。就范围来讲，这极可能是在谈论陆地战略，因为海军的战略范围明显更广。后一句出自最近一位法国作者之口，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他还说：“海军战略与一般军事战略的区别点在于，前者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需要制定。事实上，那些最好的据点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境内，而且单纯通过战争的手段难以得到，但可以在平时以收买或签订条约的方式获得，从而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我们将利用一切机会进驻海岸上选定的一些地点，即使最开始是临时驻扎，接下来就必须长期占领。”对作者的这一观点，有一批人会非常赞同。他们已经看到在十年之内，英国只是凭借一些似乎是临时性的条款和条件相继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虽然那些条款不足以支撑他们长期驻扎，但是直到今天他们仍未放弃对这些地方的占领。而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当下所有海上强国都在世界上的各个海域坚持不懈地寻找一个又一个战略要地，并把他们的人民和舰艇送过去，尽管这些地方的知名度和价值都无法与塞浦路斯和埃及相提并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一个国家的海权都要建立、维护和发展，这是海军自身的战略需要。”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无论是对全体公民还是对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官员来说，海军战略的研究都是具有非凡意义和价值的。

本书将仔细研究那些凭借海洋变得强大的国家必备的条件，以及对其有较大影响的条件。并对17世纪中叶这一历史阶段里几个欧洲海洋国家进行更多的分析，这会对阐述总课题并得出正确结论有很大的帮助。

【评论】纳尔逊将军声名赫赫，以至于让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色彩都暗淡了许多。英国人毫无疑问地佩服他，并且认为只有他才能把英国从拿破仑极其强势的入侵之中拯救出来，不过即使是他也只能掌握某一部分战场，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特拉法加的那场对战中，拿破仑的目的是整编布雷斯特、土伦和罗什福尔三支本国舰队，再联合西班牙舰队，在西印度群岛组成一支符合他所需要的有绝对优势的强大舰队，以便返回英吉利海峡掩护法国陆军渡海。拿破仑的期望是利用英国不清楚法国各分舰队的真正目的，使它为保全遍布世界各地的利益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分散精力，这样就能让英国海军远离法国军队的真正目标。整个战争之中，纳尔逊的战场是整个地中海，他负责监视在土伦的法国军港，关注法国的通向东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交通干线。这些任务本来就很重，再加上纳尔逊还坚信法国人会再次入侵埃及，因此觉得肩上的担子更艰巨了。他坚持这种判断，在第一步就出现了错误。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土伦舰队躲过了他的追踪，获得了顺风的优势，而英国舰队却只能逆风航行。即便上述情况都是真实的，拿破仑的联合入侵计划最终失败，还是与英国对布雷斯特外海实施的严密封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严密的封锁也是海战所必需的，它的重要性与纳尔逊积极追击逃往西印度群岛又匆忙返回欧洲的法国土伦舰队是一样的。这一点得到历史的赞赏，本文也深为认可。纳尔逊确实没能察觉拿破仑的真正目的。原因可能如某些人所说，纳尔逊的洞察能力弱，但是也可能是更简单的原因，即在敌军进攻之前，处于守势的一方往往不知道何处会遭到攻击。具有远见卓识者能够在决定形势的主要因素上集中精力，纳尔逊正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法国舰队是决定形势的关键，而不是军港。他在接下来的作战行动中一直坚持着同一个目的，并在行动过程中不懈努力，最终弥补了最开始的失误，挫败了准备暗度陈仓的敌军，给后世提供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战例。

地中海辖区的任务纷繁复杂，战况千变万化，这都分散着指挥官的精力。然而，拿破仑的海上联合作战部队之一的土伦舰队是关键所在，控制这一舰队应该是一切任务的重中之重，纳尔逊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纳尔逊坚持不懈地将注意力放在土伦舰队上，以至于给这个舰队取了一个使敏感的法国评论家很生气的名字——“他的舰队”。为了盯紧“他的舰队”，纳尔逊做出大胆的决定，甘愿承担放弃军港外海阵位的重大责任，这些判断都来自他本人强大的行动力。最开始，由于情报不准确且无法准确判断敌人行动的目标，以致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但纳尔逊从未放弃追踪，最终在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前一个星期就到达加的斯。这次坚决的追击毫无疑问是极其明智的，这应归功于纳尔逊的伟大意志力。这种坚定不移的追踪确保他能抢先将舰队从加的斯派至布雷斯特，尽管维尔纳夫按计划抵达附近港口，但此时英国舰队已经占据优势。在舰船数量上，英国舰队比联合舰队少，但及时赶来的这8艘战舰战斗经验丰富，因此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在以后讲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之中，也有类似情况。此时，比斯开湾的形势是，英国海军已经组建起一支强劲的舰队，正好将布雷斯特和费罗尔两支法国分舰队分开，不但在数量上比任何一个法国分舰队都占优势，而且在另一支分舰队赶来支援之前也有足够把握同其中一支分舰队作战。当然，这种局面依靠的是英国当局多方的共同努力，而最重要的还是纳尔逊对“他的舰队”坚定不移的追踪。

8月14日当天，在这些有趣的战略调动完成后，维尔纳夫才满怀绝望地抵达布雷斯特，接着南下，于8月20日泊岸加的斯。得到这个消息，拿破仑火冒三丈，不得不撤销对英国的进攻，马上将屯集在海峡沿岸的大军调离。这支陆军原本计划入侵英国，最后却参加了在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的战斗。虽然特拉法加海战直到两个月后的10月21日才发生，但其根源还应归结于那场持续的追踪。姑且不论耗费的时间，纳尔逊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自己的天才，在特拉法加留下光辉的战绩。尽管当时拿破仑已经放弃了对英国的入侵计划，但特拉法加海战从根本上拯救了英国。这场海战取得的战略性胜利就是在无声无息之中让拿破仑彻底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