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缓缓摇晃，时不时有一阵浪花拍在船舷上，像是在提醒我们——这片海虽然蓝得像一块玻璃糖，其实底下暗流密布。阳光毒辣得像不花钱的激光治疗，晒得我的眼皮直跳。
这片地中海，白天热得像蒸笼，晚上却能冷到打哆嗦。白天船上的铁皮温度能烫熟一个蛋，夜里却要靠紧挨着取暖。有时候浪大了，船底就咕哝作响，像是谁在下面煮海带汤。
晚上更冷了。船在摇晃，四周黑得像墨水瓶泼出来，浓得化不开。偶尔有浪花击打在船身，像是有什么东西悄悄地从海底探手上来，摸了一把，又悄悄退回去。我蜷在船角，用一条泛着潮气的毛巾裹住肩膀，打着哆嗦。那不是我的毛巾，是昨晚一个叫阿明的小哥塞给我的。他递给我时说了一句法语：“C'est froid.”然后比了个裹毯子的动作。
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我看懂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同病相怜的表情，像是在说——我们都在这条船上，就别冻死你了。
我点点头，道了句“谢谢”，他冲我咧嘴笑了一下，转身就去和另一个人挤被子了。
就在这时，一个稚嫩的哭声打破了黑暗。有个小男孩，可能也就十一二岁，低低地抽泣着。他说话很快，是阿拉伯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但哭声是共通的语言。
船舱另一头，一位年长者缓慢地说着话。他声音不大，却低沉有力，像是某种仪式中的祷告。他一边说，一边轻轻拍着男孩的背，最后还拿出自己包里一小块干饼，掰了一半给他。男孩接过，抹了把眼泪，点点头，没再哭。
我当然听不懂他们说了什么，但我看得懂——那孩子哭得像个孩子，但吃面饼的时候却像个男人。
有小哥用蹩脚的法语试图给我翻译。他说：“Il… veut maison pour sa mère... etécole pour sa sœur.”
他一边比划一边重复“maman…école… sœur…”
我懂了。
是的，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懂这个画面。家，母亲，妹妹，学校。他们漂在这片海上，不是为了冒险，不是为了玩命，是为了有人能活得像个人。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误上船”的荒诞命运，有些……不那么好笑了。
我们没有GPS，只有一个老旧的指南针和一个据说“走过七次这条线”的老哥。他是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脸上纹着一个淡蓝色的三角图案，像某种遗失的部落密码。他告诉我：“快到马赛时，水的颜色会变。”
我看着那片浩瀚无垠的海，诚实地说，我看不出任何区别。在我眼里，蓝就是蓝，浅一点深一点，还不是一回事。但老哥却笃定地说：“马赛的水，是海的尽头，是梦的开口。”
我当时只觉得他可能中暑了，现在回想，那可能是他这辈子最有诗意的一句话。醒来的第二天，我确定了一件事：
这不是梦。我还在船上，地中海的某个坐标上，距离法国海岸还有——没人知道多远。
太阳升起时，整个海面像罩上了一层橘红色玻璃，波光粼粼，好看得像屏保，甚至有点让人忘记：我正在一艘非法偷渡船上漂流。
船是木制的，结构简陋，甲板有霉味。每当我移动，木板就“吱嘎”作响，好像随时准备散架。船头挂着几条风干咸鱼，在海风中晃来晃去，像某种粗暴的幸运符，也像是在提醒我别指望这船能保佑谁。
我坐在船角，一边偷偷啃从裤兜里找到的一包压缩饼干，一边终于开始思考：“我该怎么办？”
我的包已经在海里飘走了，手机进水，连SIM卡都泡成了咸鸭蛋。我知道自己不是偷渡客，可眼下的我，身份比偷渡客还尴尬：无证、无钱、无通讯、无方向。
但我脑子还没坏。我要想办法先跟着他们靠岸，然后设法去找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申请协助回国。只要我能找到警察、翻译或者互联网——我就有机会“重启”这个意外剧本。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要怎么熬到那一刻。上午的阳光越来越毒，整条船像个烤箱，大家衣服都掀起来当头巾，有人用矿泉水瓶往脚上倒水降温，还有人干脆直接躺在甲板上晒太阳，说这是“提前适应法国南部的气候”。
我坐在船角，手里还攥着那包吃剩的压缩饼干，小心翼翼地藏着，生怕别人看到，以为我带了军粮。
就在这时，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是那个卷发小哥。他笑着指了指自己，说了句：“Ahmed.”
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他在自我介绍。
“哦，呃……我叫张一鸣。”我本能地报了全名，然后意识到他们可能听不懂，又补了一句，“China. Chinois. Nihao.”
他眉头皱了皱，嘴里重复了一遍，“Ni…how?”
我点头，他立刻像发现宝藏一样兴奋地朝后面喊：“Nihao! Nihao!”船尾立刻传来回应，还有人用极其不标准的发音喊：“Nee-how， frère chinois!”
然后他又指着船，说：“bateau.”
我跟着重复：“bato。”
他摇头，重新示范：“ba·teau.”
我终于明白，他在教我法语。
接着他又指着头顶的太阳：“soleil.”
再指着脚下的水：“mer.”
再指着他自己，说了一串阿拉伯语，太长了，我一个音都没记住。
我苦笑着举手：“Wait， slow down.”
他却哈哈大笑，像是觉得我太搞笑了，还比划着让我也教他几句中文。
于是，我指着自己说：“人。”
他指着自己：“Insan.”
我指着天：“天。”
他说：“Sama.”
我指着海：“海。”
他说：“Bahr.”
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坐在一艘在地中海中间漂流的偷渡船上，展开了一场中阿法多语混合的即兴“语言课”。没有课本，没有语法，甚至没有完全听懂的句子，但笑声是真实的，阳光是真实的，这个漂流着的命运也是真实的。“Pain.”（面包）
我听成“pan”，结果他说：“Non non non！”
我们两个就这样在船上你一句我一句，笑到肚子疼。
船尾的兄弟们听到了，也跟着学，“你好”“再见”“我爱你”轮番上口，发音全都一塌糊涂，但气氛出奇地好。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身份不同，但我们此刻在同一艘船上——在命运这艘船上。这个比喻虽然老套，但是真的管用。
他们不再是“那些偷渡者”，我也不再是“误上贼船”的中国游客，我们都是海上这块木板上的临时兄弟——同病相怜的、语言不通的、却笑得出声的命运合伙人。
后来我断断续续听懂了一些词，也通过比划与拼贴的方式，大致拼凑出我被“捡上来”的那一幕。一天前的下午，船正沿着海岸线斜切西北行，几个小哥正站在船沿边上小便（这是他们日常的一部分），忽然发现远处海面上有个黑点浮浮沉沉。一开始他们以为是漂浮的海草，后来发现似乎是……一个人。
他们喊了声“bani adam!”（人！），几个围了过去，找来了正在打盹的穆赫塔尔。
他从阴影下站起来，眯着眼瞟了一眼，问：“Flottant?”（漂浮着？）
“Oui.”
他又问：“Alive?”
“不知道。”
他抽了口烟，算了下方向和风速，然后点点头，像是开车碰到一袋路边的塑料瓶，决定顺路去压一下。船歪了一点头，几个小哥跳到船边，用长竹竿把我钩了过来，再一起把我拽上甲板。
没有激动的尖叫，没有英雄式的救人台词。
有的只是一个微微点头的动作，像是在说：“能捞就捞，离得不远。”
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A-t-il de l'argent?”（他身上有钱吗？）
——当然，我的钱包早就漂走了，手机也泡成了死机砖。
那一刻的我，就像是一条打捞上来的鱼，一块被海浪吐出来的漂流物。他们没把我推回去，算是我运气好。
而穆赫塔尔，就是那个在风浪中决定“顺手一捞”的人。他后来告诉我一句话，混着阿拉伯口音的法语：
“我不是圣人，只是不想有尸体拖在我船尾。”
这句话听起来冷漠，但却是我听过最现实、也最诚实的救人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