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起大国视角中的大企业与工业创新：中日比较的一点认识

日本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历史显示，这里的工业创新有着不同于其他领域创新的鲜明特点，且这种特点与产业本身、与大企业的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由于后起大国在走向经济强国过程中所处的严峻内外部环境，大企业在工业创新中所处位置显得越发重要。

1.对工业创新的特点及其历史演进的认识

日本工业化的历史轨迹使我们看到，与其他类创新活动相比，作为直接撬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工业创新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需要以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作为重要的产业依托。因为工业是其创新发生的重要场所和发挥作用的主要舞台，这无关乎社会形态的变迁。^[48]其次，工业创新本身就包含着技术和知识积累的内容。因为工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凭空想象和灵光乍现并不适合工业创新的活动。最后，工业创新是产业链条上的各部分、各环节共同参与的联动性活动。因为工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是由内部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加以运作的。单打独斗和单枪匹马式的创新不是工业创新。今日的工业创新所体现的这种现代大工业精神，对于后起大国发展的作用是不应当被低估的，而且它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将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从日本、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来看，的确，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和社会的进步，工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相应地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在逐步地减少。同时，工业创造价值增值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工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与此相联系的工业创新也就可有可无了呢？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重返制造业的事实推翻了这种猜想。当然，支撑美国等国渡过难关、使经济走势发生逆转的，已经不再是以往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工业形态，而是由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发展形成的新型产业——先进制造业。^[49]发达工业国家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以下的事实。首先，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在发生变化，可能从作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扩展成为重要的创新平台。^[50]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后者的角色将可能凸显。其次，工业在全价值链上的位置也在发生变化，即从生产环节向上下游的其他环节渗透，由以单一的生产为中心环节到跨界融合，以此构成实体经济运行的新基础。伴随作为创新载体的工业本身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工业创新本身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以至完成必要的转型。例如，创新所涉及的内容从生产扩展至服务，从单纯地以增加物质财富为目的向开辟价值增值的源流转型。^[51]

由于工业创新是个世界性的课题，从目前世界各国已有的产业实践来看，它的未来方向有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新活动的包容性，即创新在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间的交互与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因为未来的工业创新将可能通过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来弱化和抹平产业间的发展差距。日本的传统纺织业向新材料产业的跨界发展，是得出如此判断的重要依据。其次，创新增值价值的扩展性，即创新将把产业链上的主要环节均变成价值增值的原点。因为，智能制造的发展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微笑曲线形状，在赋予制造环节更多高科技含量的同时，使其成为与设计和服务同等重要的价值增值原点。再次，创新功能的生态自组织性，即创新可能不仅止步于一件新产品、一项新技术或一种新组织的创造，而是在过程中借助于网络形成一种有助于产业发展的自我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能包括对技术的、组织的创新选择方式的协调，对创新的分散与集成过程的协调，也可能是对产业链条上功能性分工的协调。因为，“创新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系统中多部门、多样化行动协调的结果”^[52]。最后，与可能将要到来的新的工业革命相联系，工业创新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将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由于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工业不再单纯是一个生产行业，而会逐渐演变成一块创新的高地，因此围绕创新的服务平台建设可能是其重要的任务，对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导向也可能会通过创新的带动及其传导的方式体现出来。总之，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和国际产业实践来看，工业创新并非工业经济时代的历史遗产，而是内在于工业化及其相关工业发展进程中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变革性因素。

2.日本大企业在工业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为分析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发达工业国家，它的崛起和走向工业强国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工业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靠不断的工业创新来完成的。因为没有工业创新就没有后起者的转型与变革，同样，没有工业创新也就没有后起者赶超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实际的日本工业创新过程的微观观察显示，正是它的大企业作为工业创新的中坚力量支撑了或者说主导了这个过程。^[53]因为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不仅拥有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而且在工业创新中占据重要位置，具有创新的有效途径，即作为工业创新网络中各重要产业的发展支点，大企业通过高科技产业的创建与传统产业的改造这两个基本途径，带动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动。这里既包括大企业自身的创新，也包括创新在产业链上向中小企业的传递。在战时形成、战后得以充分发展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系列化，可以说是后者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大企业在工业创新中发挥了某种程度的组织作用。

这种创新中的组织作用，对后起大国来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它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在半导体工业领域的竞争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由于集成电路是对一国总体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略产品，因此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实施的成功，可以作为日本这一时期发展高技术战略产业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为了打破美国对集成电路技术的控制和垄断，1976年该项目由日本通产省的国家研究和发展项目建立和资助。目的是奠定开发制造高性能芯片的一般技术原理的基础，并且开发所需的生产技术。项目由政府出资，由具有发展集成电路强烈愿望且积累了相当基础的企业攻关。^[54]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以及东芝、通产省和电报电话公司的研究者组成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加强了新技术的联合开发能力。^[55]4年时间里参与研发的企业有近1000项创新取得了专利，从而使日本公司在世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市场中抢占了先机。^[56]于是，到了80年代末期，在半导体、视听设备、通信技术、工业机器人和汽车工业等领域，日本攻城略地，^[57]在使其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掀起了全面超越美国的热潮。以这些战略新兴产业为竞争利器，日本改变了受制于人的后起者“软肋”，攀上了制造强国的峰巅。可见，这种创新改变的是大国的战略地位，乃至与此相连的国际战略格局。

图2 1974～1990年部分年份世界集成电路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集成电路工程协会编《1991现状》第1章，第10页；转引自康拉特·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第15页。

3.大企业是后起大国推进工业创新、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制造大国和经济强国，因此，后起大国视角上的创新分析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而对经济转型中自身发展状况尤其是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本国今后经济发展目标达成的坚定意志，对后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其经济强国的奋斗目标，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后起者既无先发的产业发展独占优势，又无现实中市场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在全球化经济格局的发展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限制。^[58]只有根据自身的国情，通过推进工业创新来增强实力、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握自己的命运，进而彻底摆脱外部依赖和打破外部限制，把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对发达国家日本的先期工业化是如此，^[59]对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完成目前的工业化更是如此。

中国推进创新与发展的首要前提，是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60]那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怎样的呢？尽管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与工业创新问题相关联，目前至少有两个事实是明了的。首先，就产业整体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努力，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规模，奠定了中国深入改革与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应基础。^[61]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无论是在发展质量上还是在结构的合理性上，都还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存在距离。^[62]这种情况必须通过改革与创新加以扭转。其次，就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布局来看，虽然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仍占据了大企业的相当数量；并且许多企业都在当前的制造业行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3]在大力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充分发挥这些企业在工业创新中的基础和组织作用，亦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重视发挥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大企业在工业创新中的作用，应是目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创新中打牢制造业强国基础的现实选择。首先，我们需要依靠这些企业的引领，义无反顾地抢占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因为这些企业对产业前沿技术的认知与接近程度，以及它们在创新中的抗风险能力，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其次，需要依靠这些企业的示范作用，切实完成工业创新中的传承与改造重任。鉴于这些企业以往具有的技术改造能力与技术革新传统，其足以担当起传统产业改造的历史性任务。再次，需要充分发挥这些企业对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证作用。也就是利用现有条件，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其中的龙头企业为核心建设工业创新的行业平台。最后，需要切实发挥这些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的能动作用。依据大企业本身与工业创新网络间的紧密联系，凭借大企业在创新网络节点的有利位置，发挥其在工业创新中的协调与融合功能，在与中小工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协作创新中，实现新旧功能的对接。可见，作为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国企改革的任务不应仅局限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变更。与后起大国的复兴与强国目标相联系，如何在改革中推进企业在工业创新中真正承担起它应负的历史重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2］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马春文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中冈哲郎『日本近代技术の形成-“伝統”と“近代”のダイナミクス』朝日新聞社、2006。

［4］幕末佐賀藩の科学技術編集委員会編『幕末佐賀藩の科学技術』岩田书院、2016。

［5］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集『日本経済史3 開港と維新』岩波書店、1989。

［6］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华宏勋、华宏慈等译，2004。

［7］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人民出版社，1980。

［8］Ryoshin Minami，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A Quantitative Study（Palgrave Macmillan，1986）.

［9］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1997。

［10］岡崎哲二編集『生産組織の経済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11］李毅：《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内閣府経済企画庁編『昭和59年度（1984）年次経済報告』（経済白書）、1984。

［13］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1945-1987年）》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14］科学技術庁『わが国技術輸入年次報告』、1970。

［15］康拉特·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张履棠译，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

［16］纳谢德·福布斯、戴维·韦尔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沈瑶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7］李毅主编《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8］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臧馨、臧新远译，中信出版社，2006。

［19］《丰田在发动机及驱动系统的软管上采用生物合成橡胶》，《日经技术在线》2016年4月27日，http：//china.nikkeibp.com.cn/news/auto/77783-20160426181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20日。

［20］《丰田2015财报，让庞大企业持续成长的“信念”》，《日经技术在线》2016年5月17日，http：//china.nikkeibp.com.cn/news/auto/77931-20160516125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20日。

［21］林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研究：措施、难点、成效及影响》，《西部论坛》（双月刊）2014年第1期。

［22］瓦科拉夫·斯米尔：《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机械工业出版社，李凤海、刘寅龙译，2014。

［23］总务省统计局：《2015年科学技术调查》，2016年12月16日。http：//www.stat.go.jp/data/kagaku/kekka/kekkagai/pdf/28ke_ga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20日。

［24］李毅：《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中日比较：后起国家和大国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

［25］孙佳：《中国制造业：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升级的紧迫性》，《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http：//www.rmlt.com.cn/2014/0311/24221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20日。

李毅 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史、以日本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问题比较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合著），《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主编）等；论文有《高速增长结束后的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中日比较：后起国家和大国视角》《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成长路径选择：索尼案例的思考》《中华民族复兴中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国际比较视角上的一种经济史认识》『工業化過程での伝統と現代の要素：製造強国への歴史的思考』《日本的工业化模式及其经济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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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存在问题，这是事实，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就其走向工业强国过程中的工业创新轨迹进行比较研究，以探寻规律性的认识。

[2]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3] 这里所说的创新，包括人们经常提到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多个侧面。

[4] 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日本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

[5] 近年来，美国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创新过程。

[6] 这对于十九大后的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

[7] 这是一种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

[8] 包括那些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企业。

[9] 当然，笔者并不赞成把国企改革单纯地归结为国企与民企的数量对比变化，止步于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

[10] 就工业化的现代发展进程而言，中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变。

[11] 或许它可以成为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检验标准之一。

[12] 这种办法就是签订不平等条约。先是给予美国，随后是给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在某些指定口岸进行贸易的权利。日本最初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还只是有田、函馆等边远城镇，随后迅速扩大到长崎、横滨、新潟和神户这样的大城市，以致19世纪60年代进入大阪和江户中心地带。明治初期，日本的外国贸易公司就已超过了250家。参见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集『日本経済史3 開港と維新』岩波書店、1989、184頁。

[13] 这场以工业创新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带给日本社会的是农耕社会未曾有过的工业新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新工艺，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工业生产组织，并最终导致了日本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因此可称之为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参见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基于重要性的创新分类［G.Dosi et al.，eds.，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London：Pinter Books，1988）］。

[14] 比如，作为日本近代机械大工业起点的在长崎、兵库建立的造船厂，以及于1872年在缫丝业集中的群马县建立的福冈制丝所等。

[15]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人民出版社，1980，第237页。

[16] 例如从1888年的不足13%上升到1910年的近20%。参见Ryoshin Minami，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A Quantitative Study（Palgrave Macmillan，1986），p.117。

[17] 麦迪逊：《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第14页表2-1。

[18] 例如像纺织会馆、开发生产协会、产业指导中心等建于日本各地传播新技术的组织，产生于民营企业与个人的适用于日本情况的农机、纺织机技术发明等，构成了这种工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中山（Nakayama.S）《日本科学发展的特性》，科学技术与发展研究中心，1977，第213～226页；转引自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马春文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第108～113页。

[19] 明治时代（20世纪初），日本成功地完成了棉纺织品的进口替代即是证明。

[20] 例如明治时代的棉纺工业普遍使用的环圈纺纱技术，由于能够使用当地的粗纱且能充分利用丰富廉价的女工资源，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工业不仅是建立在铁路和电报这些西方先进的技术上，而且也是建立在丝农、陶工以及酒酿造者的技术之上的。

[21] 转引自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116页。

[22] 代表性的机构是由农商务省在1900年建立的东京工业研究实验所。把现有的手工业技术改造成现代技术的形式是它的主要工作。

[23] 丰田汽车的前身丰田织机的诞生过程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24] 参见加賀見一彰『「部品供給—調達システム」の発生と淘汰—戦前·戦後期日本の機械工業—』岡崎哲二編集『生産組織の経済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291～348頁；李毅《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30～132页。

[25] 用经济白皮书的表述方式，就是将“省资源、省能源的技术革命及继之而起的以微电子为中心的尖端技术革新”作为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参见内閣府経済企画庁『昭和59年度（1984）年次経済報告』（経済白書）、1984。

[26] 1974～1983年，在制造业的设备投资中，研发投资所占的比例上升到了65%。参见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1945-1987年）》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137页。

[27] 这一时期，日本自主技术开发的比例，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59%上升到了70%。参见科学技術庁『わが国技術輸入年次報告』、第Ⅱ章、1970。

[28] 在这个过程中，能源结构变革产生的发展能力是巨大的和不容低估的。

[29] 其后，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在国际市场中占据的优势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30] 例如当时索尼的音响影像设备和任天堂的游戏机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据的位置。

[31] 参见D.阿尔瓦雷斯、B.库珀《美国等12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劳工评论》1984年1月号，转引自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1945-1987年）》下册，第132页。

[32] 1982年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比较反映了这一事实，参见李毅《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第75页。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半导体厂家雄踞世界前位更是很好的例证，参见康拉特·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张履棠译，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第17页。

[33] 比如说作为新兴经济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砖国家。

[34] 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历史教训亦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35] 参见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4章。

[36] 欧美接连不断开拓新工业领域的事实教育使日本知晓，要想学习和掌握世界新的技术成果，只有建立起自己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

[37] 并没有证据证明，如今的产业演进和社会变迁会使它所含有的变革与创造精神丧失。至少对于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后起国家是如此。

[38] 我们认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战略的视域和组织的有序。显然，不论社会如何演进，只要工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工业精神就不会被取缔，反而应当被发扬和光大。

[39] 日本的质量管理，也曾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企业重要的引进内容和学习对象。

[40] 参见李毅主编《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第五章“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历史契合”第三节“日本的成熟产业：纤维纺织业的改造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1] 如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在论述明治时期工业化特点时，就指出两者之间是平行发展的。参见大野健一《从江湖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中信出版社，2006，第46页。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笔者2014年在日本进行企业调研时访问的家族企业即是如此。

[42] 例如丰田等大企业的世界先进技术和国际市场开拓，中小企业则按其专项技能被分为研究开发型企业、最终产品生产型企业、零部件专业生产企业、拥有特殊加工技术企业等。

[43] 其中小企业占比在20世纪末的中小企业基本法调整之后高达99.7%。

[44] 这里的科研实力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这些显然都集中于日本的大企业。

[45] 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262～263页。

[46] 参见康拉特·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

[47] 例如2010财年到2014财年，高性能产品营业利润占整个产品营业利润的比例从43%增至80%。

[48] 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因为信息社会的到来而改变。

[49] 美国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就是指通过政府的帮助，推进传统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新兴工业的发展与壮大的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及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朝着具有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方式。

[50] 美国学者将其称为创新高地。参见瓦科拉夫·斯米尔《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李凤海、刘寅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51] 工业创新本身也是一个演进和变革的过程，这符合复杂事物的演化规律。

[52] 李毅：《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第176页。

[53] 得出这样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否定作为基层创新的中小企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大企业所发挥的作用恰恰是以中小企业的广泛创新努力为基础的。

[54] 政府允许民营企业在开发自有品牌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免费使用上述技术成果。

[55] 按照参与研发公司事先达成的协议，专利收入首先用于偿还政府的资助，专利权则归属于研发的企业。

[56]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占领了动态随机存储器的世界市场后，便开始占领其余的集成电路市场。1986年，整个集成电路市场份额超越了美国；1988年，日本的集成电路生产份额占到世界市场的50%，美国降到了38%（见图2）。

[57] 这被视为日本向美国的核心产业汽车工业和高端产业信息技术工业发起的总攻。

[58] 这种限制从历史上的“巴统协定”到今天的“301条款”，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

[59] 尽管日本属于西方阵营，但在其20世纪初的工业化发展关键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仍然希望掌握技术上的控制权。

[60] 了解这一点，比那些围绕西方传统理论的争论对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更有意义。

[61] 参见李毅《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中日比较：后起国家和大国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中对中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一点理性认识。

[62] 例如，在国内市场上，虽然中国企业众多，但许多重要的生产领域，还多为外国公司所把持。再如，虽然中国的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在高端制造业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中国产业总体上，由于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业务，尚未完全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中低端位置。使用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及其占出口的比重（VS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绝大部分行业的这一指标都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说明中国对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

[63] 例如，仅就航空、航天、造船、轨道交通、兵器装备等央企而言，不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都位列中国制造业前茅，可见它们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