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招商局商办时期制度设计缺陷带来的弊端

商办相对于国营，更多表明的是资本的不同组织形式，显示的差异主要是资本来源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在商办这种资本组织形式下，具体的经营和管理可以出现多种不同的形式。也因此，商办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经营一定成功。认识和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和制约，招商局的商办并非真正的按照股份制企业的规则办事，时人指责它是“中国旧式衙门与买办制度之混合组织”并非毫无道理。下文就针对招商局制度的缺陷和经营管理中的弊端，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招商局制定的制度中最为人所诟病之处，首先是董事兼科长制。这种制度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裁判员又兼运动员”，没有监督，此为招商局各种弊病的出现打开了制度之门，也为主政者周旋其间谋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如《报告书》中所指出：“普通商业机关，董事仅主持大政方针，公司实际业务另聘经理。招商局则三科长与秘书长均为办事董事兼任。董事会会长、副会长亦按月支取巨额之薪金夫马费。公司之性命实操于此六人之手。”^[28]就连长期把持招商局董事长职位的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在遭到国民政府训令后提出的《整理招商局业务意见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招商局业务不振之原因，首在组织不良”，而此组织不良，主要就表现在董事兼科长的制度上：“以组织言之，本局办事向分三科，曰会计曰营业曰主船，全局事务，尽由三科统领，巨细靡遗，已属尾大不掉。而最足贻人口实者，厥在董事而兼科长。盖事权易混，不能无专擅之嫌；取求自私，难保无把持之弊。况事多属于专门，尤非泛常可以应付。即信其为人无他，而苦于知识技能有所不逮，弊即乘之而生。且科长名虽隶于董事会，而实具有一部分平等之权，人情所在，有不能不委屈其间者，此办事所以多扞格也。”^[29]

李国杰进一步透露“讵知科长由董事兼充，地位更进一步，尔时曾有科长不服从对调之事，是董事会之不能行使职权，由来久矣”。加上三科长不能“急公忘私和衷共济”，“遇有困难则诿诸董事会，以求卸责。凡有可以操纵之处，则擅自主张，且复各不相谋，声气隔阂，于是一切事务，悉成散漫”^[30]。

这样的制度设定，就为有职权者谋取私利留下了空间，也因此，招商局的管理者首先成了营私舞弊者。据《报告书》所记载，“该局最近五年来之损失，合计281697两之巨。且无年不损，而每年结账分红仍占245994两之多”。而查第三表总沪局员司酬劳数目，“会计科长邵子愉兼代营业科长五年，补酬25500两”。“邵会计科长兼任办事董事，薪水每月500两，公费每月150两，津贴交际费2000两，酬劳500两，夫马费平均400两，此外家内各种用度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尚支若干，合计每年所得至10700两之多。”清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感叹：“公司年年损失，而报酬反如此之巨。该科长既支薪水，复支公费、酬劳、津贴等费，亦非局外人所能了解。”^[31]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董事兼会计科长的人，却是“每届股东年会则必托病辞职，公司必照例慰留，而邵义蓥（即邵子愉）则殆常年请假，支取薪金挂名办事如故也。此为尸位素餐之尤者”。该报告书评论说：“该局名为商办，实则不啻官府，欲营业之有进步，何可得哉？”^[32]

其次是招商局的“包办回佣制”。这种制度的主要经办特点及产生的弊端上面已有部分介绍。这里再介绍一下在这种制度下，招商局的各条船、各个仓栈和各个部分同样因实行承包制，上行下效所产生的弊端。

轮船被座舱承包后的弊端。1926年初，招商局董事兼办事科长付筱庵搭乘新江天轮船返回宁波扫墓，发现轮船上的乘客数量很多，询问该船搭客数量，“该座舱禀称共有二千三百八十一人，及督同大副复点，竟有四千人之多。及由甬回沪，亦据称仅二千人，复点亦近四千人”。付筱庵向董事会提出：“该座舱任意匿报实属荒谬……所定比较本不甚大，该座舱现既属包缴性质，客人多少原无出入，唯该座舱不应谎报如此之多，可知该座舱平时侵渔正复不少。”而董事会对此事的处理，却是“公议胡座舱办理新江天座舱有年，乃诸事竟不能核实，殊属非是。姑念现已定有比较，无关局款，从宽免议”^[33]。

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仓栈部门。据1925年招商局董事会特别会议记载：“前据稽核处盛处长调查北栈存货数目，总结与管栈人月结不符，因非寻常疏忽，姑念初次，从宽记过。乃昨调查南栈情形，又有此等情事，实属骇人听闻。但北栈既已从宽，南栈亦姑从宽，将栈长副栈长各记大过一次。倘再发生帐货不符情事，定予撤究。至栈务关系航业命脉，乃积弊如此之甚，实深愤慨。”^[34]

在水脚方面同样存在欺瞒偷漏。据1925年12月30日董事会常会会议报告：“稽核处报告稽核各船水脚偷漏数目，已饬沪局长分向补缴，更加彻底调查，为根本之改革。”查核出来的偷漏情况是：“公议查阅所核水脚，已有五千两之多。据沪局长报告，自经稽核以后，各报关行已不敢公然偷漏，无形收回之利益殆不下数万两。”^[35]

而这种欺瞒偷漏的情况已渗透到招商局的各个方面。例如该年三月十三日董事会特别会议上提议的整顿招商局办法六条中，就透露出各船船员夹带私货私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乃近年船员捎包愈带愈多，约扯每船水尺五寸占去，正项报关货位暗亏水脚甚巨。”同时还有“各埠出口货，花色斤两常有以细货捏报粗货，以重斤报少斤，吃亏水脚甚巨”^[36]的事情发生。其实这种夹带私货之事，在招商局早已不是个例。例如1918年交通部就有训令，“严饬各轮船员役毋得夹带私盐事”，而招商局董事会也表示“夹带货物本犯局规，私盐尤干例禁”。可是同样在该年六月二十日的董事会议事录中，就有“昨据江孚座舱与大副互相声诉，已饬沪局查办”，“今新铭又被长芦分所查出，殊堪痛恨”^[37]之事发生。

在这种体制和管理下，招商局不断出现各种丑闻和怪事。除上述这些已经举出的事例外，1924年3月25日董事会特别会议就记录了招商局宁波分局局长邵月如与潘福礎签订“谋办长江轮船座舱合同，骗去金钱巨万”，现潘福礎“将付款收条影出附送询问董会是否知情”，被董事会斥为“邵月如身为局长，荒唐至于如此，殊堪诧恨”。^[38]仅过一月，四月四日的特别会议上，又发生“遇顺座舱陈泳韶短少客脚，久不缴纳，屡催不应”的事情，而“据沪局长声称，该座舱因债被押捕房，无以追究。似此情形，公议只能撤差示惩”。^[39]1926年，甚至出现最占优胜的招商局长沙码头“乃竟行弃置，任令租人辟作鸡场，殊属可惜”的怪事。^[40]

也因此，招商局在以商办形式经办了30多年后，种种弊端累积及逐渐扩大，使得其经营管理越来越弊病丛生，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权力把持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下，谋取私利和损公肥私的现象必然增多，结果徒有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就如一只四处漏水的船舶，不仅难以堵漏，无法经历风浪，而且随时有可能解体倾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去接办招商局的赵铁桥在接待国闻通讯社访问时认为：“招商局之丛垢积弊，由于少数人盘踞把持。而组织之不良，尤便于盘踞把持者之利用。董事兼科长制，尤为人所诟病。局中人亦自言之，欲加整理，必从改组入手。”又指出招商局的弊端，主要由于董事“多由勋旧及世袭而来，虽有选举形式，悉为少数人把持，并无股东真意表现。此辈徒挂虚名，从不按时到局办事，宴居私室，不负责任。又以董事兼科长，其上更无督责之人，他人又不能代复统率办事之责，以致局事败坏至此”^[41]。赵铁桥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招商局弊端的根源所在，是有一定道理的。

招商局商办后出现的诸种弊端，直接证明了一个事实：企业的任何经办体制，如无严格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监督，都不能保证不出现腐败和经办一定成功。有商办外貌却无商办实质的招商局，逃脱不了经营腐败、弊端百出的局面，未能及时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极好发展时机，在军阀混战时终于难以维持而落得被接管的结局。招商局商办期间的经办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一个企业如果不能真正在制度和管理上进行创新，是无法获得持久和真正的发展的。

朱荫贵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社会科学家证书，并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为中日现代化比较，中国近代证券市场，近代中国金融史、企业史、轮船航运史等。发表论文100多篇，著有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研究成果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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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学禹：《国营招商局之成长与发展》，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1947，第6页。

[2] 陈玉庆整理《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9页。

[3] “民国三年甲寅（西历一九一四年）招商局第四十三年”，《报告书》，第490～491页。

[4] 《招商局第48年帐略》，《报告书》，第508页。

[5] 《招商局第55年帐略》，《报告书》，第535页。

[6] 《赵总办报告局况通电》，《招商局文电摘要》，上海市图书馆藏，第91页。

[7] 上引均见《招商局文电摘要》，第3～5页。

[8]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现代书局，1933，第52～53页。

[9]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136页。

[10] 《报告书》，第638～639页。

[11]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序言”第1～2页。

[12] 《报告书》，第111页。

[13]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序言”，第2页。

[14] “招商局三大案”系指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清查整顿时发现的招商局汉口分局、天津分局和积余产业公司的贪污舞弊案。

[15] 据《招商局三大案》“序言”中所说，李孤帆是1927年成立“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时的常务委员和秘书主任，参与清查招商局一切账目，作成《国民政府清查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上下二册。1927年11月，交通部在上海成立招商局监督处，由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监督，赵铁桥任总办，李孤帆受命为监督处秘书兼设计科科长。1928年2月招商局改组，赵铁桥兼任总管理处总办，李孤帆为总管理处赴外稽核。1928年4月，李孤帆先后赴汉口、天津等地查账，发现重大弊案，而作成《招商局三大案》一书。

[16]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7页。

[17] 上引均见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7～8页。

[18]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10～11页。

[19]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12页。

[20]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17页。

[21]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18页。

[22]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20页。

[23] 上引内容均见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20页。

[24]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22～23页。

[25]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23页。

[26]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30页。

[27] 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30～31页。

[28] 《报告书》，第82页。

[29] 《整理招商局业务意见书》，见李国杰《商办轮船招商局董事会重要文件录》，上海市图书馆藏，第86页。

[30] 《整理招商局业务意见书》，见李国杰《商办轮船招商局董事会重要文件录》，第89页。

[31] 《报告书》，第100～101页。

[32] 《报告书》，第82页。

[33] 《董事会议事录·1926年4月12日第十四次常会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7。

[34] 《董事会议事录·1925年十二月九日特别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7。

[35] 《董事会议事录·1925年十二月三十日常会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7。

[36] 《董事会议事录·1925年三月十三日特别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7。

[37] 《董事会议事录·1918年六月二十日第一百二十二次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3。

[38] 《董事会议事录·1924年三月五日特别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6。

[39] 《董事会议事录·1924年四月四日特别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6。

[40] 《董事会议事录·1926年五月十二日第十六次常会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307。

[41] 《赵铁桥之招商局改组谈》，《申报》1928年2月12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