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如何认识劳动力流动

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认识，在社会各界和各个时期都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之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影响，有些人对农民进城的现象不以为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由于对在一些国家出现的“城市病”的恐惧，“离土不离乡”曾经被奉为独特的中国城市化模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涌动的民工潮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呢？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会指出，劳动力流动不仅是伴随经济发展必然发生的规律性现象，而且会由于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特殊艰巨性而长期存在。它不仅具有一般的发展效应，而且是解决多年累积的“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对劳动力流动的正确管理，以及旨在疏导的制度改革，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 劳动力流动的长期性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劳动力流动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从历史的角度透视，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时候都发生过；从国家之间的比较观察，众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因此，我们应该首先从顺应经济规律必然性的角度，去认识现时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将在中国长期存在。这首先是因为，劳动力流动及城市化本身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例如，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将其城市人口由占全部人口的1/4提高到1/2花了将近70年的时间，随后，将城市人口比重从1/2提高到3/4又花了近40年的时间。这一漫长的城市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速度虽然快得多，但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拉丁美洲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但城市化水平从41.5%到71.5%仍然花了40年时间。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被阻碍了，造成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化的非典型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经济结构迅速转变，城市化速度也大大快于其他国家。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左右，到2001年已经达到37.7%。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恢复到典型化的水平，进一步说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需要假以时日。因此，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劳动力流动将是长期的。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在中国未来存在的长期性，还与中国以前实行的经济体制有关。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这种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经济结构的畸形。其结果是，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但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居高不下。即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这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仍然严重。2001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5.2%，但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然占50%。正是由于中国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过程，不仅要走其他国家必须走过的道路，还需要为弥补以前的制度扭曲付出一定的努力。

二 劳动力流动的发展效应

流动人口是否会成为城市的负担，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何在？这始终是舆论界甚至政策决定方面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不能在城乡之间流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率。因此，一旦劳动力流动起来，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必然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根据计量经济学分析，在改革期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的转移，对GDP增长率贡献了16%—21%。^[8]廉价劳动力流入那些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与引进的外资或者迅速积累起来的民间投资相结合，不仅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增长，还帮助产业结构向劳动密集型调整，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另外，许多人认识到，由于流动人口的年龄较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是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劳动群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经济，在非国有经济或者国有经济的低级岗位就业，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劳动力市场，对传统的劳动就业制度造成冲击，对于推动城市就业体制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及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通过人力资源利用范围和深度的扩大，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会产生积极的效应。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落实企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有大量的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和失业现象，外来劳动力构成对城市下岗和失业职工再就业的竞争。此外，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呈现农民工涌入引致的超前都市化问题。至少就短期而言，无序的民工潮对城市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论证劳动力流动的发展效应，对上述争论给予回答。

第一是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从而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第二是保持比较优势的效应。按照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进行生产，将使整个经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积累更多的剩余，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收入水平。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做不到这点。如果劳动力价格能够反映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特征，企业就尽可能多地使用便宜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比较优势。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便宜的劳动成本。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抑制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保持比较优势的要求。

第三是填补岗位空白的效应。与农村劳动力相比，城市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倾向于向较高层次的职业和岗位垂直流动，他们逐渐转向从事公务员、研究人员、文教卫生人员、会计、律师、公司职员等处于职业金字塔上层的岗位，而建筑、环卫、修路、餐饮、保姆等工作则会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低，往往乐于从事处于职业金字塔底端的岗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劳动力形成了职业层次较为分明的分工。

第四是促进城市建设的效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越是接近于计划体制的城市，其发展越依赖于投资资源的再分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发展通过自我融资来实现。由于城市聚集所具有的节约功能，有较高效率的投资是城市规模扩大的源泉。当城市建设越来越转向依赖自我融资时，较多的人口和更为活跃的经济，就越来越成为城市建设的积累来源。城市的发展，大到深圳市，小到浙江省龙港镇，都离不开农村迁移劳动力的贡献。

三 解决“三农”问题

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被称为“三农”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探讨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不断变换，对于各种政策措施的呼吁也不断变化。例如，农业发展停滞时，呼吁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时，建议减轻农民负担；农业投入不足时，要求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等等。其实，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从数量上改变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关系，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为农民。而劳动力的流动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之所以说这一比例关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对于农业而言，只有农民数量绝对减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才可能有本质的提高，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才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具有相对竞争力，农业也因此可以摆脱弱势产业的地位。

其次，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更明显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劳动力流动通常是向收入更高的地区或产业部门转移，其收入效果已经得到非常明显的显现；另一方面，如上所述，由于农民数量减少所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提高，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最后，农民数量的绝对减少和农村发展也有紧密联系。劳动力的流动会增加城市的聚集效应，还有可能形成新的城市，使城市化的总体水平得以提高。同时，农民数量的减少也使得建立新型农村和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劳动力流动已经对城乡人口的比例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观察1995年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对城乡人口比例关系的影响。从农村和城市人口总量看，如果没有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维持在66%，通过农村的劳动力流出，乡村人口比例下降至61%。与前文提及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这一迁移速度是比较快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也使得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表1.4可以看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使得城市的人口结构更加年轻，16—25岁和26—35岁组的比例变化非常明显。相应地，农村人口则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目前，中国在较低的收入水平阶段上，较早地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过快的人口老龄化，可能因为降低人口的生产性、加重社会保障负担，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个趋势，为经济起飞赢得时间。

表1.4 农村劳动力迁移对城乡人口比例的影响

四 流动与稳定

相对于人们习惯了的生活而言，迅速增长的流动人口规模，似乎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一系列不便、也给有关行政部门的管理出了难题。尽管人们经常援引的现象，从统计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未必成立，但一些事情毕竟与流动人口的增加有关系。这方面的事例，包括铁路春运高潮及持续不断的客运紧张局面、城市公共交通的拥挤和流动人口犯罪率上升等。而首当其冲的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引起特定城市官方研究者的关注。^[9]此外，随着城市失业率的提高和下岗人员的增加，城市居民和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作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者。

城市管理部门尝试了各种应对措施，其中很大一部分旨在规范和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城打工，希图使流动人口的规模与城市的现有承载能力相适应。作为常规性的战略部署，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强化户籍管理、关闭或抑制劳动力市场、行业性就业歧视，以及其他增大迁移成本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从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一个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所需缴付费用的种类（包括外出打工许可证办证费、管理服务费、外来人员就业证办证费及施工管理费等），可略见一斑。这还不算劳动力流动本身要支付的迁移成本，例如路费、寻找职业过程中的生活费及培训费等。^[10]

对于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政策初衷，大多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流动人口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从整个社会范围看，社会稳定的内涵不仅包括城市的稳定发展，也应包括农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是对农村劳动力开放城市就业空间，还是继续实行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政策，这是对两种不同类型稳定的权衡。很难想象，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在长期内维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而没有农村地区的稳定发展，全国的稳定也无从谈起。下面，我们看一看如果城乡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继续运行，可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弊端。

首先，城乡分割的体制如果继续存在，将不利于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三农”问题旷日持久不能得到解决的事实已经表明，大量人口聚集在农村，会给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农户来自农业经营部分的收入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重新出现扩大的趋势。没有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实质性增长，全面的小康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社会经济震荡，在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实际的例证。因此，如果以延续传统体制的方式来换取城市地区的相对稳定局面，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更严重的不稳定作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最后，通过制度分割的方式，使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得以残存，以换取部分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不相符。城乡分割的一个内涵就是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不对等，如教育、卫生、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乡差距。这些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是社会发展或人文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不仅是由于社会平等程度的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由于只有通过地区间、城乡间要素市场的发育，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才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开通劳动力流动的城乡渠道，给城市管理带来的充其量是种“小”不稳定；而在继续维系城乡分割体制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城乡差距扩大，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是一种“大”不稳定。这两种形式的不稳定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差别。实现小稳定，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完善规制的合理性来实现；而一旦出现大的不稳定，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则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的危害。而且，这种更大的不稳定，本身是不可能通过短期的政策措施和常规的调控手段来解决的。由于这种潜在的不稳定是内生于传统城乡分割体制及其相应利益格局的，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避免并消除其出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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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74城镇迁移抽样调查（1986年）》，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北京，1988年。

[2] Justin Yifu Lin，Fang Cai and Zhou Li，“Competition，Policy Burdens，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8，No.2，1998：422-427.

[3] Xin Meng，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 Sarah Cook，“Surplus Labor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Evidene from Houshold Survey Data”，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5，No.3，1999：16-44.

[5] Ta Liu and Kam Wing Chan，“Natonal Statistics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Comparability Problem”，China Information，Vol.15，No.2，2001：75-113.

[6] 西藏自治区、云南省等地区可能是例外。这两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因为这些省区的人口较少，尽管迁入的人口不多，其迁入率也很高。

[7] 参见都阳《中国贫困地区农户劳动供给研究》，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Yaohui Zhao，“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The Case of Rural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7，No.4，1999：767-782；West，Loraine and Yaohui Zhao（eds.），“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Institur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00。

[8]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9] 参见邹兰春主编《北京的流动人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版；王午鼎主编《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