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已经进入了三伏，各队地里的活路都集中在天不亮较为凉爽的那阵子去干。饭后，天气太热，男人们都躺在门道的凉席上歇晌。就在这个时辰，一辆小汽车开进半阁城，跳下来几个公安模样的人，把高运喜从大队部带走了。后晌，那些消息灵通人士都传说，支书是被民政局借去整理烈士档案去了。
却说，高运喜不在村庄的几天时间里，村上却出了个新鲜事情。
为了让广大的社员群众在“第一时间”收听到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公社组织人马为各大队突击安装了一个老碗大的有线喇叭。半阁城属于偏僻山村，沿路沟壑纵横，等到栓柱组织社员没黑没明地栽完电线杆子架好电线，已经是全公社接通广播的最后一家了。
晌午饭时，新安的广播还未试播，公社突然紧急电话通知，中央有重要新闻发布，让各大队务必组织社员按时收听。
正在这个时候，几天没闪面的高运喜却坐着县委组织部长的专用小吉普赶回来了。他还顾不上迈进家门给老婆学说几天来“走麦城”的详细过程，捂着胸脯一颠一趔趄地去了大队部。说了谁也不会相信，这几天，运喜一直被关在县上看守所的大牢里！
他当天下午被省上来人参味了半天，等他恢复了知觉，牢房里已经是一片夜色。当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在一堆谷草中，他只能一点一点梳理着以前储存的那点记忆，直到糊里糊涂地回忆起了生他养他的村庄、白发鬓鬓的老娘以及自己的老婆孩子……于是，便想起来自己正和那个省上来的办案人的那场舌枪唇战。不过，当他还在据理力争时，为什么却一下子失去了知觉？这个，他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趁着窗户里投进来的一丝月光，他吃力地支撑起身子，用手摸索着剧烈疼痛的头部，这才发觉后脑勺右侧肿着一个大血包……整整一夜，他都处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之中。太阳的光柱已经投进牢房铁棍插锁的窗口，他又被剧烈的胸疼折磨醒来。
直到第三个早晨，那阵子还没开第一顿牢饭，他却被组织部派来的人从监狱提了出来，好言好语地送进县委招待所。不一会儿，县委那位常委副书记正式跟他谈了一次话。只给他口头解释说，这都是组织上一时不甚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对自己的一个忠诚的党员采取的错误行动，希望他本人一定要谅解。希望他回去后也不要背啥思想包袱，继续为党努力工作。最后，还特意安排招待所给他专门炒了两个鸡蛋，下了一瓦盆豌豆面条。
从生死线上又走过一遭的他，吃过那一顿饱饭后，才隐约觉察出国家好像出了啥大事。路过公社时，他顺便见了一下张书记。两个人也顾不上多寒暄，张书记只是十分惭愧地说：“老伙计，我知道得迟了喀。唉，就是早知道了，我这个毛猴子公社书记又能咋着嘛！你小子命大呀，这件事回头咱们再细说。你赶紧回去组织社员听好广播，这次中央肯定有重大的决策要出台呐！”
这种时候，高运喜也顾不上给谁去倾诉自己蒙受的冤屈，赶紧坐上汽车往回赶路。
话说，半阁城此前还没有一个人见过会说话的广播匣子。尽管城里那些中学生已经组装成了不带电线的“来复再生”收音机，据说那玩意儿只需在树梢上绑上一个铁笊篱做天线，装上两节干电池就能从空中接收到人眼看不见的“无线电波”。而这些事情让孤陋寡闻的山民们听来，那几乎就是瞎子谢贵同在《封神榜》里编排的鬼话。
眼见到了收听时间，大队党支部活动室门外已经挤了不少听广播的人。高运喜一看来的人太多，只好安排人把那小广播移到主席台上，让大伙都见识一下这新鲜玩意儿。
秋天的活路还不到忙的时候，各队的社员一听让参加新鲜的“广播会议”，一个不落地来到大队部争相看热闹，祠堂立时就被挤得密不透风。大队会计谢安民组织几个小伙儿卸喇叭的卸喇叭、扯线的扯线，不一会儿，主席台上那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碗”，就吱吱地开始说话了。
运喜捂着胸部挪到桌子旁边，用商量的口气对安民说：“你把上面绑的红布去掉好不好？那样，声音肯定就大一点。”
安民马上制止地说：“坚决不行。公社广播员说了，广播匣子娇贵得很，只要不响了就喊他们来修理，这布谁也不能解，闹坏了村上要给人家赔钱的！”
运喜只好挪到旁边嘟囔了一句：“啥仙物嘛，恁娇气……”他这头话音未落，广播匣子里边却隐约传出喊人的声音：“半阁城，半阁城，听到没有？听到请回答！”他离得近，先听到了那急切的呼叫。不过，他依然还愣在那儿好奇地想，喇叭匣子里咋还知道个半阁城？
这个时候，安民急忙跑过来招呼说：“高支书，公社广播员叫你回话哩！”运喜却难为地说：“他再嚎，总不能叫我一头钻进这个破喇叭里去！”
已经初通此道的谢安民也不解释，赶忙对着那个“碗”替支书答应道：“喂，公社，我是半阁城。对，能听见。我是半阁城，高支书在我跟前候着哩……”
运喜在朝鲜使用过缴获的美式军用步话机。要使用那个玩意儿，中间地带还得有一台大瓦数车载电台“接力”，指挥部和阵地才能相互通上话。这个带线的破喇叭居然像电话一样也能对讲，他一时还真是有些不明就里。
只听那喇叭里边“咯咯吱吱”响了一阵，一下子又没有了声音。几个人耐心地等了一小会儿，里边还是不说话。
运喜着急地问：“咋办哩？”安民比他还着急，眼见得鼻尖上已经冒出了点点汗珠却依然束手无策，更不敢把那仙物拍打一下。
站在台口的民兵连长谢有福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在下边大声提醒谢安民说：“瓜怂货，没接地线么，怪道吱吱乱叫哩！”说着，立即自作主张地大声招呼离祠堂近的人赶快回去端一点水来。自己忙找钳子铰来一截电线，几个人又手忙脚乱地把那截电线的一头接在喇叭外边露着的那个铜线头上，另一头则埋在地下……
安民给那截埋好了的“地线”像浇花一样浇了水，做完这一切繁缛的操作，但那广播匣子还是不响。他这时候还真是着急起来，一个个地检查着电线接头，满脸是汗地绕着桌子手忙脚乱地转圈儿。谁知道，不小心却绊着了广播线，放在桌子上的广播匣子一下子被他抻到了地上，骨碌碌在台上翻了几个滚儿！
运喜一看，这货毛手毛脚地闹下这个冷杵，心想这下子肯定把聋子治成了哑巴，立即狠骂了他一句：“你急的是给你先人烧纸去嘁！”
谁也没想到，那东西被摔打在地上，却断断续续地又说开话了。
这阵子，谁也不敢再动地上那仙物儿。但见运喜用手给台下打了个手势，像观看蚂蚁打架一般半跪在喇叭匣子跟前，接着，扭过头吃力地给台下说：“广播开始了，你们都不要吵，在下边能听多少是多少，我先听着，一会给大家传达……”
台下立时鸦雀无声了。这时，只听见广播里一个女人用姣好的普通话时断时续地说：“……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二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三十三位同志列席了会议。这次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的改进决定……”
接着，广播里又念了一长串人名。主席台下边的社员都伸着脖子，像等着挨宰的鹅一般呆头呆脑地想听个明白，可是这一切都是白搭。
台上几个干部，只有屏息静气才勉强可以听见那喇叭匣子里的声音。未几，里边又换了一个男播音员，依然像刚才那样吱吱呜呜地广播着——“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
运喜离得很近，照样没听下几句囫囵话。但他毕竟对于政策术语比大家精通，联想着还能明白个大概。为了能听得更加清楚一点，他不得不支楞起耳朵几乎是贴着广播匣子在那儿聆听。整整半个多小时，他动也没动一下，还不时用铅笔在自己随身带的破本子上勾画着。终于，喇叭里边突然响起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那一阵掌声活像震好了广播里的什么东西，女播音员说话的声音立即变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也愈来愈大，只听她庄严地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的，中华民族一定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接着，广播里响起了《国际歌》……
社员们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从北京传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原始声音。在此之前，除过老詹和沟沿豁那帮人给他们带来过一丝儿让人南北不辨的耳音，他们一直不知道全国正在推广的“普通话”到底是一种啥腔调。亲自聆听一回，他们才知道同样是人在说话哩，人家“中央”的声音，确实好听！
高运喜终于慢慢地挪到椅子上，他一边揉着他那圪蹴麻了的残腿，一边龇牙咧嘴地忍着来自胸部的疼痛，然后吃力地从耳朵上取下一根揉得皱皱巴巴的香烟镇定地点着后猛吸了几口。
只见他皱着眉头倒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舒了一口长气。这才用疲惫的神情看了台下的社员一眼，又怔怔地待了一小会儿，最终吃力地开口说道：“社员同志们，刚才是中共中央开十次全会哩，大家不要着急，中央的精神明天的报纸一定会登出来，咱们有救了哇……”
突然，他用力提高嗓门告诉大家说：“看来这食堂是不吃了哇！”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台下的社员心里骤然空荡荡地像没了底儿。然而，当他们终于明白以后的日子再也不用去食堂打菜汤喝的消息后，台下几百号人立即就站起来，一齐发了疯似的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万万岁！
台下，许多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个都流出了滚滚热泪。他们中间有人经历过一个个年馑，也只有眼前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年馑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这场巨大的灾难，终于就这么熬过去了……
运喜看见人群有些骚动，他挥了挥手后，突然向台下大声喝问道：“谢信仁来了没有？”
蜷缩在山墙脚的谢信仁站了起来，小声回答：“来……了。”
运喜歇斯底里地又喝了一声：“去，上去几个民兵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老鳖怂押上来！”
民兵连长谢有福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快步朝墙角走了过去。那几个平时经常跟着他狐假虎威的民兵也站了起来，上去后三槌两梆子就把老汉像老鹰叼山猪一般架了过来。
谢信仁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脸上的表情也还未回复到往常挨斗的可怜状态，谢有福狠狠地按了一下他的头警告地说：“站好！老老实实待着，脖子捩得咋？是不是想领现成了？”
高运喜声音稍微平缓地、却依然有点咬牙切齿地问道：“谢信仁，你知道你叫谢信仁么？！”
谢信仁知道高运喜不是一般人，这些年来，至少在多人之地还从来没用这种口气对他这么说过话。于是，他心里不禁一激灵，莫不是……这只是一闪的念头，他真的不敢往下想了。高运喜这一喝问，他赶紧结结巴巴地回答道：“知，知……道。”
高运喜又厉声问他：“我问你，你是不是半阁城的人？”
谢信仁听到他这句话后却反应挺快，立即就痛快地答道：“我……不是人！”
高运喜更加气急败坏地说：“我看你自己也把你没当个人！我问你，是谁到处反映半阁城村鼓励群众开荒‘复辟资本主义’的？”
谢信仁一听高运喜已经把话说破了，立即就急了：“我，我……哪会说这号骂人的话嘛，绝对没有！”
高运喜却声色俱厉地反问他：“难道张义伦书记的耳朵叫驴毛塞了？他那眼睛也叫鸡屎糊了，嗯？认不下你这个杀人犯，记不清你说过的这些递刀杀人的话？”
“……”谢信仁再也没有开口。
运喜紧紧地盯着台前这个村庄上的老狐狸，十分愤怒地继续说道：“旧社会，你身为保甲横行不法；土改后卖地、放债、收租子坏事干尽；公社化你蛊惑人心，到处煽风点火！半阁城这么大的地方耍不下你了，跑到公社不行还跑到县上去告状！你说，为什么攻击植树造林活动？你说，你到底安的啥心肠？”
谢信仁这时候业已知道自己告黑状的事彻底烂包了，头低着恨不能钻到自己裤裆里去，嘴里依然小声为自己辩解：“我……反动，我该死！我是猪狗，我不是人生下的！”说完，自己先主动在那儿狠命地扇开了耳光。
台下的社员这时才反应过来。前几天村上到处风传公社要来铲青苗的话确实是有些来由的，原来都是这个老坏怂在阴沟里煽风点火哩。几个老汉立即站了起来，这个说：“狗湿的走路头低着哩，肚子里给人揣着刀子哩，给狗湿的一点颜色看看！”那个说：“旧社会，你腰里挎个匣子炮，张狂得好像老蒋是你亲外爷，你比土匪少个啥？”“给老驴湿的专一下政！”“懒槌子货不开荒，给他铲一点屎叫吃一口！”“对，叫人铲来，让老驴湿的吃一截干猪屎！”
谢有福看见大家已经怒不可遏，只怕下边有人自主冲上来动手，他走到信仁面前恶狠狠地踢了这老小子一脚，指着一直放在台下的那张桌子咬牙切齿地说：“把凳子摞上，自己站上去！”
谢信仁走下台去，十分熟练地在台下那张从来都不会被人们移动的大桌子上摞好凳子，晃晃悠悠地站了上去。趁着老东西立足未稳，几个民兵把桌腿使劲一摇，老汉一时站立不住，便倒栽葱般一头栽了下来，立即被跌得鼻青脸肿……
谢有福也不管老东西栽坏没有，指着趴在地上的谢信仁就大骂起来：“好不容易下了一场天雨，大家只想捞个活命，你却去喊人来铲青苗，这跟杀人犯有啥两样？你还想卸帽子？告诉你老坏怂，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倒不了，这顶铁帽子你老小子就是戴到阴司也卸不了！你信不信？你看看你做下这号狗都不闻的臭事情全村人答应不？”
台下群众异口同声高喊：“坚决不答应！”“打倒谢信仁！”
运喜这阵子气也消了，鄙夷地对有福说：“给找个锣，一会儿让他自己敲上去转巷谢罪。让他下去，咱们继续开会。”
信仁在全村庄老少爷们的怒目注视下，一瘸一拐地走出了祠堂耳门。运喜这才高喉咙大嗓子地说：“乡亲们，党的十中全会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救命会！我刚才见过张书记，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明年开始，各个生产队可能要成为核算单位，社员出工要实行评工记分。谁工分多，分粮就多；谁偷奸耍滑，年底就得饿肚子；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叫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具体咋办？公社肯定要提前召开三干会，一些政策我现在也不清楚。关于大家开的地，各队将来组织买花椒树苗；自己栽种自己管理，谁种谁受益，多种多挣钱！自留地也可以种点瓜果山药，县上肯定又要重开农贸市场。总之，今后的日子就是大家自己的日子了。今秋风调雨顺，依我看大田小田大丰产没啥麻达。今年过大年，我们半阁城肯定能让大伙吃上黄米捞饭了！今天这个收听广播会就先开到这里，各小队队长留一下，其他人就可以散了。”
会场霎时像油锅里撒了一把盐。许多群众一时还不想往外走，出了大门的一边走又一边激动地议论，人堆里不时冒出“工分”和那些刚刚听来的新鲜词儿。只有高运喜心里明白，生产队核算这着棋不啻是一枚巨型炸弹。摊子小了，社员的自主权相应地扩大了，庄稼肯定就做得比现在细致了。
各小队队长都提着家里的小马扎上了台自找地方坐了。这时候，运喜却发现信仁又返回来在祠堂耳门口候着，便没好气地大声喝问：“咋还不回去？候在唔达等着挨砖哩！”
信仁嚅嚅地回话说：“祠堂那锣鼓家伙都上锁了，没有敲的锣锣……么。”运喜依然十分生气地说：“你不会拿个破盆儿？去，我看见你这号一把年纪了还整天装得像个孙子样的货色就胀气！中央不开这会，你把我高运喜日弄到没风的地方不要紧，铲了青苗我看你咋在村里活人哩？你，你这老东西也真下得了手啊！”说完，半天再不说话。
信仁看支书没有话了，才灰溜溜地反身走了。
这阵子，几个小队队长挤在台子上互相捏着烟叶尝味儿，运喜却转过身从裤口袋里取出一包从县委招待所茶几上顺便摸回来的那种没包装皮儿的“经济”烟给大家一一分发，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叨：“省‘中华’、县‘前门’，公社干部抽‘红金’；‘经济’烟下农村，支书买的零根根……”大家都笑支书在县上领会了几天精神，人也学大方了，嘴也学油滑了。
谢舍娃却着急地想在支书口中打听点最新消息，搭讪地问：“哎，伙计，你个怂货这几天在民政局肯定咥美了。你看你平日那刀背子脸，几天时间吃得都快肿成骒马的尻蛋子了！”
运喜还顾不上骂他几句，站在那儿喉结不住地上下蠕动着。谁也不知道，捂在这个男人肚子里的那些天大的委屈，此刻却怎么也不好向这些乡邻诉说，一时没忍住，一串热泪就顺着运喜的脸颊落了下来……
这时，只听见从巷中间传来谢信仁敲着破盆儿的声音远远传到了祠堂大殿——
“我叫谢信仁！”
“铛！”
“我不是人！”
“铛，铛！”
可能是有一拨儿跟着看热闹的学生娃娃给老家伙示范了一阵子敲法，那破盆声不一会儿工夫就敲得有点韵味儿了。远远地听着，信仁已经转到后巷，依然还在认真地吆喝着——
“我叫谢信仁，铛铛铛！”
“我就不是人，铛铛铛！”
几个队长都笑得前仰后合。谁都没注意，更不明白发生了啥事情，只见运喜捂着自己的胸脯，当着几个队长的面突然号啕大哭起来……